影响焦虑、学科地位与空间竞争
——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持久敌视

李钧鹏 许松影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导言：“只有不怀好意……”

每隔一段时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思想上的关系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布尔迪厄究竟是阿尔都塞主义者，还是反阿尔都塞主义者？这一问题近乎粗暴，其意义却颇不平凡。“阿尔都塞主义”(l’althussérisme)(1)虽然阿尔都塞的部分追随者反对“阿尔都塞主义”这种说法(参见James H. Kavanagh, Thomas E. Lewis, Etienne Balibar and Pierre Macherey, “Interview: Etienne Balibar and Pierre Macherey，” Diacritics, vol.12, no. 1, 1982, pp.46-51.)，但这种表述在布尔迪厄的著述中屡有出现，主要是指阿尔都塞及其合作者所持有的理论主张和政治立场。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层含义，在当前的社会理论体系中基本等同于完全忽视行动者的极端结构主义。因此，布尔迪厄社会学与阿尔都塞主义的关系，可以说就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与决定论和结构主义的关系。布尔迪厄本人曾明言：“只有不怀好意或不知情者才会把我置于‘结构主义者’的行列中。”(2)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不仅如此，为了将自身立场与阿尔都塞主义区分开来，布尔迪厄多次从理论着手，指控作为极端结构主义的阿尔都塞主义把行动者还原为结构的附带现象或者承载物(3)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3页；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会学文集》，陈逸淳译，台北：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36、54页；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1, p.252; 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79; 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Cambridge: Polity, 2014, p.6,p.96,p.114;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6, pp.168-169,p.234,p.445,p.500; Pierre Bourdieu, Manet: A Symbolic Revolu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98—2000, Cambridge: Polity, 2017, p.178; Pierre Bourdieu, 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92—1993,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17, p.21，p.140; Pierre Bourdieu, Habitus and Field: General Sociology, Volume 2,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82-1983, Cambridge: Polity, 2020, p.79.。然而，数十年来，对布尔迪厄的自我声明有意无意视而不见的研究层出不穷，或新或旧的观点一再浮现，而这些观点所引发的纷争也从未停歇。布尔迪厄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持久地敌视阿尔都塞主义，但学术界却不断发现他的社会学思想与阿尔都塞主义的相似之处。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解释以下问题：其一，如果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主义在理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布尔迪厄为什么对阿尔都塞主义抱有强烈批判态度？其二，除了思想和理论层面的区分，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还提出了哪些指责？各种指责又出自何种原因？

在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既有研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内部主义视角，只关注理论层面的相似和差异。然而，这种内部主义视角不仅忽视了社会背景和学术潮流，更彻底无视行动者的现实特征(4)参见Charles Camic and Neil Gross, “The New Sociology of Ideas,” in Judith R. Blau,ed.,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Malden: Blackwell, 2001, pp.236-249.，特别是布尔迪厄的个人情感和习性——不应忘记，与学术思想一样，学术批评同样有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特色(5)参见Anne Warfield Rawls, “The Wartime Narrative in US Sociology, 1940—1947,”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21, no. 4, 2018, pp.526-546.。本文从关注社会背景且行动逻辑多元化的多维理论视角出发，论证布尔迪厄并非没有意识到他与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相似性；而布尔迪厄之所以持久敌视阿尔都塞主义，除理论上的分歧外，更重要的是影响焦虑、学科地位抗争和学术空间竞争等情感性和功利性原因。

本文主体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梳理讨论布尔迪厄社会学与阿尔都塞主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的既有文献，从问题和方法两个角度说明现有研究的进展，并在既有理论基础上提出一种解释学术评价的行动理论框架，明确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目标；第二，利用一手和二手材料，呈现阿尔都塞学派成员(主要是阿尔都塞本人)与布尔迪厄的生平与交往等内容；第三，概述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相似之处，并说明评论界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等同于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指出布尔迪厄在呈现阿尔都塞思想时表现出“影响焦虑”的诸多特征；第四，说明20世纪法国的哲学和社会学的代际演变与相互关系，指出布尔迪厄不仅对哲学或纯理论研究的支配地位极为敏感，而且在积极对抗哲学对社会学的支配姿态的意图下，指认阿尔都塞思想为“认识论贵族主义”，将阿尔都塞视为哲人王，从而提出一种道德和政治指控；第五，概括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学术场域中布尔迪厄社会学和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的竞争关系，阐述阿尔都塞学派重要成员对社会学和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批评，辨认出布尔迪厄的四种回应。最后，总结全文主要内容，说明摆脱纯粹内部主义、构建多维理论视角对学术评价研究的必要性。

有必要说明，本文完全无意于否认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原创性，更无意从道德角度贬低和指责布尔迪厄。换言之，目前这项研究并非意在反驳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的诸多定位和批判，而是希望以更加完整的方式理解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持久敌视。

一、理解学术评价：从内部主义到多维视角

考察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主义关系的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尽管文献层出不穷，核心思路却都是关注理论分歧的内部主义，因而基本观点也只有两种。然而，从学术评价研究的角度看，要理解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持久敌视，应当采取更多关注社会化的行动者和历史背景的外部主义视角。

(一)既有研究的内部主义视角及其问题

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布尔迪厄刚刚成名的时候，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便注意到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两人思想的相似性，认为他们都持有专家掌握特殊真理并有权指导大众的知识和政治观点(6)参见Jacques Rancière,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80年代，吕克·费里(Luc Ferry)和阿伦·雷诺(Alain Renaut)舍弃阿尔都塞，直接将布尔迪厄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并且声称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的差别只是表达的公开与否而已(7)参见Luc Ferry and Alain Renaut, 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 An Essay on Antihuman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0, p.162.。90年代，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更加明确地指出布尔迪厄思想发展中的“阿尔都塞主义阶段”(8)杰夫瑞·亚历山大：《世纪末社会理论》，张旅平、霍桂恒、渠敬东、应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304页。。世纪之交，珍妮·维迪-勒鲁(Jeannine Verdés-Leroux)公开斥责布尔迪厄像包括阿尔都塞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扮演了模糊和蒙蔽他人头脑的角色”(9)Jeannine Verdés-Leroux, Deconstructing Pierre Bourdieu: Against Sociological Terrorism from the Left, New York: Algora, 2001, p.264.。同期，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承认布尔迪厄在提供答案上的原创性，却坚称他共享了阿尔都塞等结构主义者的主题，即“人类注定会成为支配结构的囚徒”(10)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社会理论思想史导论》，简守邦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404页。。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尽管理解布尔迪厄对“机器”(apparatuses)概念所内含的功能主义观的不满，但依旧认为他有关教育制度等分类“机器”(machine)的研究，与阿尔都塞的观点不存在本质差异(11)参见Jacques Bidet, “Bourdieu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Jacques Bidet and Stathis Kouvelakis, eds., 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 Leiden: Brill, 2008, pp.587-603.。在第二个十年，研究者的观点更加慎重。例如，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认为，布尔迪厄有关宗教的看法同时有赖于韦伯和阿尔都塞的主张，也就是后者有关意识形态的看法。然而，他同时又认为，这并不表示布尔迪厄继承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只是说明布尔迪厄的宗教解读(以及更为重要的习性概念)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分析上的相似性”(analytical similarity)(12)Bryan S.Turner,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Simon Susen and Bryan S. Turner, eds.,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London: Anthem, 2011, p.228, pp.231-232.。近来，迪迪埃·埃里蓬(Didder Eribon)也在其畅销著作《回归故里》中指出：“布尔迪厄批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不能否认，阿尔都塞的理论将我们带至一出老旧的马克思主义戏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出老旧的论战)台上，各种社会实体就像演出戏剧(纯粹是学术性的)一般互相对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布尔迪厄的一些表达方式惊人地与他自己极力避免使用的概念非常接近”(13)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王献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84页。。此外，在阶级、国家、再生产等问题上，认为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观点一致的看法仍旧不断出现(14)参见Julien Pallotta, “Bourdieu’s Engagement with Althusserian Marxism: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Actuel Marx, vol. 58, no. 2, 2015, pp.130-143; Julien Pallotta, “Le moment 1970 sur la reproduction: Althusser et Bourdieu,” Actuel Marx, vol. 70, no. 2, 2021, pp.96-110; Dylan Riley, “Bourdieu’s Class Theory: The Academic as Revolutionary,” Catalyst, vol. 1, no. 2, 2017, pp.107-136; Michael Burawoy,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arx Meets Bourdieu,” in Thomas Medvetz and Jeffrey J. Sallaz,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ierre Bourdie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66; Robert Dingwall,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in Jean Peneff and Howard S. Becker, eds., Sociology and Music in the Chicago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2018, p.xx.。

作为布尔迪厄的学生，让-路易·法比亚尼(Jean-Louis Fabiani)做出如下断言：“与一般保守派批评相左的是，布尔迪厄不曾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本人也从不隐瞒这一点。”(23)让-路易·法比亚尼：《布尔迪厄传》，陈秀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59页。就资本概念而言，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扩展”；就教育论题而言，阿尔都塞主义者实际上批评《再生产》一书对阶级强调不够；在文化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学派学者很早就发展出一套文化理论，其基础，早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得清清楚楚。他们并不需要吸收布尔迪厄。他们的装备已经相当充实，甚至，用以解析这繁复的人间社会也已绰绰有余”。因此，“布尔迪厄的研究计划并非为了改革马克思主义，亦非为了将之延伸到社会整体，而是以另一套整体理论来代替马克思学说”(24)让-路易·法比亚尼：《布尔迪厄传》，第61-68、70-71、76页。。

整体来看，尽管维迪-勒鲁和法比亚尼的某些论述超出了理论范围(25)参见让-路易·法比亚尼：《布尔迪厄传》，第3-4页；Jeannine Verdés-Leroux, Deconstructing Pierre Bourdieu: Against Sociological Terrorism from the Left, p.264.，但既有研究无不遵循学术评价的内部主义视角。这种视角认为，一位思想家对另一位思想家的评价只能出自理论内部，也就是说，学术评价只是遵循一套既有的或清晰或模糊的理论衡量标准。因此，只要思想家严格界定概念内涵并且遵守逻辑规则，这些二元范畴总能有效地衡量待评价思想，区分开不同的思想，其结果并不因使用者的不同而不同。而后续的研究者通过同一套衡量标准，也就能够重现思想家自身的评判结果。

(二)基于DBO理论的修正模型：一种解释学术评价的多维视角

诚然，学术评价，亦即学术从业者用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他思想并做出定性和定位等判断，作为社会学自然包含的一种现象，其背后必然存在一套潜在的话语仓库，或说“话语剧目”和“概念工具箱”，它是行动者做出判断的理论参考。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这些话语集中体现在教科书、研究指南、读本、书评等地方(26)参见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5-227页。。尽管研究者可以根据上述范畴理解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的理论批判，然而，学术评价却不单纯取决于这一套客观存在的理论范畴：学术评价的话语剧目固然限定了可选择的表达，但做出学术评价的原因以及究竟选择何种表达形式，都不是话语剧目本身所能决定的。

内部主义视角的另一个问题是将行动者假设为逻辑理性的个体。也就是说，针对“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主义基本立场相似”这一论断，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假定布尔迪厄是一位纯粹理性的个体，只会根据他所受到的学术训练来思考问题，也只会按照基本的逻辑原则选择立场。依据这一假设，布尔迪厄的性格及其作品中所有带有个人情感的讨论，从一开始就要排除在外。然而，一旦这样做，研究者便依据一套既有的规范裁剪了布尔迪厄本人和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采纳了偏颇的理论视角。因此，这一假设不仅现实性和普遍性程度较低，而且实际上暗中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从布尔迪厄的生活和文本上转移开了。

当前的社会学研究中，若要充分解释学术评价，研究者的最佳选择，仍是将学术评价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从而沿着行动理论的脉络(27)参见Hans Joas and Jens Beckert, “Action Theory,” in Jonathan H. Turn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2001, pp.269-285.，选择既有理论框架或稍加调整以使其符合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再进行针对性的考察。而从研究对象的契合性与理论工具的可操作性两方面看，彼得·赫斯特罗姆(Peter Hedström)以期望(Desires)、信念(Beliefs)和机会(Opportunities)为核心的行动理论(简称DBO理论)是一个相对恰当的起点。DBO理论的核心在于：“一个行动者的期望、信念和机会是行动者付诸行动的最直接的原因。……行动的原因，就是一系列的使行动显得有理由的期望、信念和机会的组合。”(28)彼得·赫斯特罗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陈云松、范晓光、朱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41-42页。该理论的基本解释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DBO理论的核心(29)参见彼得·赫斯特罗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第41页。

DBO理论在简洁性和解释力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但并非完美无缺，其至少存在以下四点问题：第一，关键概念的定义存在混乱，特别是期望和机会，期望实际上也被定义为机会，而机会根本没有定义；第二，分类标准不清晰，机会究竟是主观感知还是客观结构未予清楚说明(30)参见彼得·赫斯特罗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第41-42页。；第三，行动者假设存在问题，尽管承认行动者的“不透明性”(31)彼得·赫斯特罗姆：《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第43页。，却依然坚持期望、信念和机会能够充分解释行动，而忽视了行动者的创造性、身体和情感等特性；第四，错误的行动者存在状态假设，DBO理论中的行动者是独白式的，缺少对话和交流的视野，集中关注行动的微观基础而忽视了行动的中层影响因素(32)参见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18-30页。。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结合其他行动理论修正DBO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必须找回DBO理论轻视的个体和行动之外的存在，亦即通常以“社会”笼统称之的物质和观念部分，由此在理论上区分社会、行动者和行动；其次，进一步精细化社会概念，区分规范(文化或共享价值)、结构(独立于个体的模式与格局)和网络(动态的人际互动及其结果)，并且采取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吉登斯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观点，将每一种社会存在都视为二重化的，即既是资源又是约束(33)参见安·斯威德勒：《行动中的文化》，王化险译，见周怡主编：《文化社会学：经典与前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31页；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6页；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7-31页。；再次，尽管行动者存在于规范、结构和网络之中，并且这三者都不是完全消极的约束性因素，但行动者仍然是高度“不透明的”，其习性、创造性、身体和情感等特性无法全部还原为社会存在，因此，行动者是否付诸行动所具有的偶然性远超DBO理论的假设；最后，经由互动和反馈，行动显然对行动者和社会有反作用(34)参见诺贝特·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刘佳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9-130页。，限于研究内容，这一点不再过多展开。基于DBO理论的修正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DBO理论的修正模型

基于DBO理论的修正模型虽然提供了一个考察社会行动的一般性框架，但在应用于学术评价时，应注意到学术评价的若干特殊性。例如，直接影响学术评价的社会存在中，规范、结构和网络都带有独特的学术色彩。广义上，学术规范不仅包括写作和研究准则(例如禁止抄袭和被研究者的知情权)，也包括主导性的理论、方法、评价标准、教学内容和方式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某个学术领域中研究人员的共识价值。学术结构同样含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涉及全部学科或单独学科内从业人员的地域、性别、代际、权力、资金等的分布模式，二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等/低等、交流/隔绝等模式。学术网络则是指研究者彼此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格局，其中既有联系相对松散的学术群体，也有联系紧密的学术派别。

综合以上讨论，图3展示了一个针对学术评价行动的、基于DBO理论但又更加具体的修正模型。

图3 修正模型视角下的学术评价

而上述模型不仅构成了本文解释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批评的基本框架，也令本文的两个主要研究目标更加清晰可见：(1)清楚且全面地总结布尔迪厄针对阿尔都塞主义的学术评价，阐明其中除理论性的反思和指责外，还包含哪些内容；(2)打开从社会到行动者再到行动的“黑箱式”过程，说明这一过程究竟展现了怎样的因果机制。

二、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的人生轨迹和私人关系

作为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思想家，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的生平已经众所周知，无须我们做过多说明(35)参见路易·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81-420页；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2017年；迈克尔·格伦菲尔编：《布迪厄：关键概念》，林云柯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30页；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Inventaire des Archives de Louis Althusser Deposees a l'IMEC, 1997。。从两人的生平与声誉来看，总体而言，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在20世纪下半叶的经历，大致形成四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即：(1)1951—1964年，无名教师与青年学生；(2)1965—1980年，阿尔都塞时刻与布尔迪厄的攀升；(3)1980—1990年，杀妻犯人与法国社会学家王；(4)1990年之后，学术声誉平缓恢复和誉满天下。与两人的人生轨迹相比，阿尔都塞与布尔迪厄的私人关系则相对明确地切分为相交与失和两个阶段。

布尔迪厄的学生时代与阿尔都塞交集不多。从阿尔及利亚返回巴黎后，应阿尔都塞之邀，布尔迪厄于1963年12月到次年4月，与帕瑟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当代科学社会学”，同时向听众讲解他们当时已经完成和正在做的社会学研究。阿尔都塞本人于1963年12月6日晚，在这场题为“人文科学中的理论与方法”的研讨班上致辞，向听众引介了布尔迪厄和帕瑟隆两人(36)参见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troducing Bourdieu and Passero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6, no. 7-8, 2019, pp.5-21.。

尽管这场研讨班中间出现争论(37)参见Gisèle Sapiro, François Denord, Julien Duval, Mathieu Hauchecorne, Johan Heilbron, and Franck Poupeau, eds.,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p.20; Jacques Rancière and Peter Hallward, “Only in the Form of Rupture: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Rancière,” in Peter Hallward and Knox Peden, eds., Concept and Form, Volume 2: Interviews and Essays on the Cahiers pour l’Analyse, London: Verso, 2012, p.260; Jacques Rancière, Althusser’s Lesson, p.40,p.171.，但阿尔都塞与布尔迪厄的关系并未因此受到破坏。1965年，《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出版后，阿尔都塞向布尔迪厄寄赠新书，而布尔迪厄则回信答谢(38)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也向阿尔都塞赠书表示感谢，见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Inventaire des Archives de Louis Althusser Deposees a l'IMEC, p.16; François Dosse, “Deleuze and Structuralism,” in Daniel W. Smith and Henry Somers-Hall,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eleuz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31.。1966年，布尔迪厄在《现代》(LesTempsModernes)杂志发表《知识场域和创作计划》一文，文中正面引用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两次(39)参见麦克·F. D. 扬编：《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谢维和、朱旭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6-207、223页。。

1968年4月15日，阿尔都塞在给意大利共产党员玛丽亚·安东涅塔·马西奥奇(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的信中说道：“正是这一系统延缓了半无产阶级的彻底社会瓦解。布尔迪厄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半无产阶级中。”(40)Louis Althusser and 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 Letters from the Insid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o Louis Althuss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p.56.同年，布尔迪厄与帕瑟隆等人合编的《社会学的技艺》(LeMétierdesociologue)初版，“从阿尔都塞在1965年出版的合著《阅读〈资本论〉》的前言中节选了一部分”(41)Gisèle Sapiro, François Denord, Julien Duval, Mathieu Hauchecorne, Johan Heilbron, and Franck Poupeau, eds.,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p.21.。因此，该书出版后也寄给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为该书写作了一篇6页的短评(42)参见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Inventaire des Archives de Louis Althusser Deposees a l’IMEC, p.21.。

然而，从1968年开始，双方的关系便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布尔迪厄并不喜欢阿尔都塞1968年出版的《列宁和哲学》；另一方面，1968年的“五月事件”之后，阿尔都塞本人一段时间内仍旧沉浸在事件余波中，在1969年完成的《论再生产》手稿中，阿尔都塞再次正面提及布尔迪厄：“……教育系统，它通过我们将要研究的那些机制，根据个人的出身，对他们进行或多或少的‘教育’，并强化着实践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禁令(‘文化’：这些都由布尔迪厄和帕瑟隆研究过了)……”(43)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6页。

1970年6月，阿尔都塞从《论再生产》手稿中抽出一部分，发表在法共的机关刊物《思想》(LaPensée)杂志，是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这篇文本引发巨大反响，也启发了诸多后续研究：“阿尔都塞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下的定义，催生了许多特定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可以更为广泛地阐明社会现实。”(44)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第227页。但是，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布尔迪厄本人对它却颇为反感：“这个文本反响很大，但布尔迪厄一直都不赞同。在《论国家》和《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布尔迪厄认为‘机器’这个词是功能主义的，甚至是有着‘阴谋论的臆想，好像有一股邪恶的力量为世间的万事万物负责’。”(45)Gisèle Sapiro, François Denord, Julien Duval, Mathieu Hauchecorne, Johan Heilbron, and Franck Poupeau, eds.,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p.21.

1972年，《社会学的技艺》再版，布尔迪厄删掉了阿尔都塞的选段。1973年，阿尔都塞的学生、也是《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合作者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在《思想》发表《论历史辩证法：关于〈阅读资本论〉的若干批判性评论》，次年，巴利巴尔将这篇文章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五讲》(CinqÉtudesdematérialismehistorique)一书第四章重新出版。布尔迪厄于1975年在其创办的刊物上回应巴利巴尔，发表《有关马克思的讲座：关于“关于〈阅读资本论〉的若干批判性评论”的若干批判性评论》，标题显然是对巴利巴尔文章的戏仿，其内容则是批判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作为哲学家的认识论贵族主义，以及作为共产党哲学家只会援引大师文本的教条主义(46)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1-187页。。2001年，此文又被布尔迪厄收入《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ageetpouvoirsymbolique)一书，标题改为《宏大话语：关于“关于〈阅读资本论〉的若干批判性评论”的若干批判性评论》。这篇文章使得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如法比亚尼所说：“布尔迪厄……教训竞争对手时毫不留情，于是彼此很快就变成仇敌。”(47)让-路易·法比亚尼：《布尔迪厄传》，第76页。

阿尔都塞显然知道布尔迪厄这篇嘲讽性文章，在1976年撰写的手稿中，阿尔都塞简短而高度政治性地考察了马克思与社会学的关系，将社会学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并对布尔迪厄做出含蓄的回应：“某些法国社会学学派，把习性概念看作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还要给尽力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上修辞课。”(48)Louis Althusser, Les vaches noires: Interview imaginaire (le malaise du XXIIe Congrès) Ce qui ne va pas, camarad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6, p.59.在阿尔都塞看来，布尔迪厄仅从写作风格上入手揶揄他人，相对于巴利巴尔学校内外的政治行动，布尔迪厄的讽刺性态度表明他在政治问题上并不严肃。

概言之，布尔迪厄比阿尔都塞众所周知的几位学生(如巴利巴尔和朗西埃)年纪大，但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仍然分属两代人：接近20年的年龄差距分开了老师和学生，但10年却是一个更加敏感的距离，无法感受同样的思想与社会氛围，也无法为教导关系奠定基础。这些独特的外部条件和相似又相异的人物性格结合在一起，促使布尔迪厄反对所谓的“阿尔都塞主义”。当然，他们在理论上的确也存在不少分歧。

三、影响焦虑：强者、双重影响和消解焦虑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指出，诗歌的历史无非是诗人中的强者“为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历史：“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方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天赋较逊者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较丰富想象力者则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然而……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会引起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的负债之焦虑。试想，哪一位强者诗人希望意识到，他并没有能够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49)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4页。易言之，每一位哀叹自己来得太晚的强者诗人，越是想象丰富和意志坚强，越是希望构造出原创的思想成果，也就越会直面和利用前人的创造，面对由此而来的“影响焦虑”，强者诗人往往有意无意地采取各种写作方式修正前人，以此削弱前人而壮大自己(50)参见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2019年。。

布鲁姆的理论显然不止适用于诗人。柯林尼可斯在为布尔迪厄所写的悼词中曾说道：“很难不把他(指布尔迪厄)在自己的著作中针对马克思(事实上还有其他人物，如涂尔干、韦伯)的原创性声明看作哈罗德·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的一个实例。”(51)Alex Callinicos, “Pierre Bourdieu and the Revival of Social Critique，” Radical Philosophy, 2002, pp.5-7.尽管柯林尼可斯的讨论过于简略，然而，他敏锐地注意到布尔迪厄的性格对其创作和评论(针对自身和针对他人)的意义。布尔迪厄在政治上的独立立场和学术上的原创性宣告均证明其社会学中的“强者”习性；而他与阿尔都塞主义在理论上的相似之处(无论主观上借用还是客观上相似)，以及阿尔都塞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巨大影响力所导致的“布尔迪厄只是阿尔都塞主义翻版”的外界评论意见，又一再引起他的焦虑感。因此，正如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说，修正阿尔都塞主义就成为布尔迪厄消解焦虑的一种方式(52)参见Michael Burawoy, “Making Sense of Bourdieu,” Catalyst, vol. 2, 2018, pp.51-87.。就此而言，布尔迪厄与强者诗人的区别只在于他采用了不同的修正技巧。

(一)社会学中的“强者”

如果说诗人中的强者“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方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是想象力丰富、思想独立和意志坚韧的人物，社会学中的“强者”与此并无二致，而且不单单表现在作品创作上，也不只表现为正面的举动。布尔迪厄自学生时代起便从不随波逐流，“他出生于‘外省和民间’，置身于学院的高墙里令他感到不自在。尽管也有其他的学生与他情况相同，他还是感到自己能侥幸通过严格的入学筛选是一个奇迹。他并没有沾沾自喜，却总感到一种隐隐的怒气……他被一种不寻常的报复欲所激动”(53)弗朗索瓦·杜费、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巴黎高师史》，程小牧、孙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政治上，在共产主义席卷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乃至整个巴黎思想界的时候，布尔迪厄与德里达等人一起，拒不追随流行趋势。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法比亚尼、维迪-勒鲁与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等人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布尔迪厄坚持己见和抗拒批判的顽强性格(54)参见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35页；让-路易·法比尼亚：《布尔迪厄传》，第5页；Jeannine Verdés-Leroux, Deconstructing Pierre Bourdieu: Against Sociological Terrorism from the Left, pp.30-31; Michèle Lamont, “Looking back at Bourdieu,” in Elizabeth Silva and Alan Warde, eds., Cultural Analysis and Bourdieu's Legacy: Settling Accounts and Developing Alterna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133.。

在最近的一场辩论中，布洛维尽管侧重于现象描述，却无意中延续了此种观点，且更为清楚地指出：“布尔迪厄发展出了一套引用和不引用的策略，以此作为他承认或不承认竞争对手的一个标志，由此，对抗成为他学术习性的一部分。塔尔科特·帕森斯或于尔根·哈贝马斯更乐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他们相比，布尔迪厄倾向于掩盖他所站立的肩膀，从而使他自己看起来就是自身天才的源泉。布尔迪厄是借用竞争对手观点却不公开承认的知名人士。如果原作者很有名，他就把他们树立为敌人，扭曲他们的观点，使其站不住脚，由此，他本人则作为一名优胜的思想家形象出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布尔迪厄尤其如此。所以，他尽力隐藏自己对阿尔都塞式结构主义的利用……而这种隐藏的方式则是，要么拒不指出来源，要么粗暴地攻击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55)Michael Burawoy, “Making Sense of Bourdieu,” Catalyst, vol. 2, 2018, pp.86-87.

(二)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影响

在布尔迪厄主观方面，尽管批判结构主义传统的次数更多，但他绝非全不认可结构主义的理论主张，更没有彻底切断他与结构主义的理论关联，如他本人所说：“我和‘结构主义’世代(包括阿尔都塞，还有尤其是福柯)有许多知识上的共通之处——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其中。首先是因为我和他们在学校中相差了一个世代(我听过他们的课)。在这也因为我排斥那些让我觉得是时尚的事物，可以这么解释，我和他们的共通之处，是都企图反抗存在主义为这个世代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当时正流行着萎靡不振的‘人道主义’，并鼓吹‘真实体验’；而这种政治道德主义，至今仍在期刊《精神》中残存着。”(56)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会学文集》，第28页。

此外，布尔迪厄也绝不排斥学习，包括向自己的同辈人学习。1974年，德里达那排版极其怪异出格的《丧钟》(Glas)出版后，布尔迪厄反响十分热烈，在给德里达的回信中他说道：“我想十分真诚地感谢你的《丧钟》，我很快乐地读了它。除了别的东西意外，你的构图追求让我很感兴趣。我也在以另外的逻辑打破传统的修辞法，而你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让我深受鼓舞。”(57)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魏柯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3-234页。在很多文本中，布尔迪厄有意用夹在文中的小字号文字书写个人看法和做推论，这种情况在他1975年评论巴利巴尔的那篇文章中十分明显，文章的排版从一开始就是整篇文章的有机构成部分(58)参见Pierre Bourdieu, “La lecture de Marx.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o. 5-6, 1975, pp.65-79.。

考虑到这些内容，布尔迪厄思想中存在与阿尔都塞主义类似的观点，甚至主动学习和接受阿尔都塞主义的某些成分，并非完全不可想象之事(如前文所说，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敌视是持久的，却并非始终如一的)。这些理论上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除前述已经被辨认出的有关教育、符号暴力与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哲学、知识、宗教、客观关系优先性等议题上的讨论，至少还包含结构因果性(59)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利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19页；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9-218页；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第178页。、认识论断裂(60)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370页。、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61)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利巴尔：《读〈资本论〉》，第59页；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6-157页；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等理论要点。其中，尤为显著的是“过度决定”(surdétermination/overdetermination)这一概念。过度决定，即所谓多元决定(另有超越决定和超定等译法)，源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阿尔都塞将其定义为：作为复杂的结构化整体，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不同结构之间的不平衡，经济结构既限定了社会形态的不平衡发展，其最终决定作用也取决于这种结构的不平衡(62)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80-185页。。概言之，过度决定包含了垂直的最终决定和水平的相互决定两方面含义。布尔迪厄也在其个人研究中使用了阿尔都塞所定义的这一概念：“在哲学场域中进行的争斗，尽管包含在权力场域中，但这些争斗始终是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并且倾向于以双重逻辑来运作。”(63)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

然而，与阿尔都塞主义有关的“影响”还不只限于著作和理论，更来源于不断出现的外部评论，后者带给布尔迪厄的焦虑和反感更甚于前者。最晚到1980年，评论家们便已经得出了今天仍广为流行的判断：“如果在法国思想中定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最初处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尝试对几种思想做原创性的综合：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支配的批判和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以及1955—1965这一代(法国)哲学家所理解的巴什拉认识论。”然而，布尔迪厄对此嗤之以鼻，在他看来，诸多“布尔迪厄=马克思+(阿尔都塞等人理解的)巴什拉”的看法，实际上是把未知还原为已知，把原创还原为既有，这些公式化做法还会补充一些在学术评价上被污名化的人物或理论(比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进一步污蔑自己，是“理解原创性的典型教授视角”(64)Pierre Bourdieu, Interventions, 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Paris: Agone, 2002, p.112.。此外，费里和雷诺的《68思想：论反人道主义》一书于1985年出版并迅速引发热议(65)参见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第327-328页。，卢迪内斯库和德里达在谈话中提到了(66)参见雅克·德里达、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第3页。，布尔迪厄在和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交流中也提到了(67)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2页。。《68思想：论反人道主义》从内容上看不乏问题，然而它的流行再度放大了人们认为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思想上十分接近的看法。也就是说，布尔迪厄社会理论与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某些或重要或不重要的一致，还在于评论家和社会公众对这两种理论体系的看法，后者往往出于简化的目的或至少是遵从简化的逻辑，将两者直接等同。

如果说布尔迪厄的确有意无意地接受和内化了若干阿尔都塞主义的立场，由此产生出布鲁姆所说的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而产生的“焦虑”，而且布尔迪厄的性格越是强势，越是追求原创性，这种焦虑感就越强，那么，外部评论把他和阿尔都塞主义等同的做法，就更进一步地激化了他的感觉和反应，促使他以自己的方式消解焦虑。

(三)消解焦虑的三种修正技巧

斯沃茨在其经典研究一个很不起眼的注释中写道：“虽然不是高师的阿尔都塞圈子中的成员，布尔迪厄却从来不公开地评判阿尔都塞。”(68)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23页。尽管他立即提出了布尔迪厄在访谈中对阿尔都塞的正面评价，但斯沃茨的这一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事实远非如此。布尔迪厄不仅多次抨击阿尔都塞，其对阿尔都塞主义的修正也不一而足，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技巧：

1.自说自话：批判时只点名和贴标签而不分析文本

1970年起，阿尔都塞主义在布尔迪厄的著述中有两种形象：研究对象和对话对象。作为研究对象，布尔迪厄多次提及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在知识场域和大学场域中不平衡的位置：“我们越接近研究端，就越看到象征性资本和大学身份地位之间的间距可能性增加，某些最有威望的知识分子能占据完全是次要的大学位置，例如在调查进行当时的路易·阿图塞、罗兰·巴特、米歇尔·傅柯。”(69)皮耶·布赫迪厄：《学术人》，李沅洳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84页。类似的看法在《学术人》一书英译本前言中更加清楚：“福柯是这个位置的最好代表，因为直到成为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他都没有掌握特别的学术或科学权力，也没有那些学术权威所能提供的庇护，尽管他的名气使他对出版界，乃至于整个文化生产场域有着可观的影响力。这种位置的边缘属性，在阿尔都塞和德里达那里更是令人惊讶：他们的职位很低(高师的辅导老师)……”(70)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xix.也只有在将阿尔都塞主义视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1970年之后的布尔迪厄才唯一一次大量引用对方的词句，也就是1975年戏仿巴利巴尔的文章。然而，这篇一再被布尔迪厄提及的论文(71)参见Pierre Bourdieu,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22.，实际上只是从修辞角度出发的外部主义或说社会学分析，而不是理论对话和批评(72)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第171-187页。。

一旦将阿尔都塞主义确定为受批判的对话对象，布尔迪厄除单个字词或概念外便不再引用对方原文，更不做任何深入分析。因此，尽管阿尔都塞主义是布尔迪厄批评最尖锐的对象之一，布尔迪厄的作品中却找不到对后者理论的深入解读，也极少引用阿尔都塞主义者的原话，并不清晰地呈现自己的文本证据何在，而只是通过点名和贴标签的形式不断地重复以下三种批评：(1)阿尔都塞主义是学究理性主义，不重视经验和实践，只会耍理论的把戏(73)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9-10页；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77; Pierre Bourdieu, Interventions, 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p.45.；(2)阿尔都塞主义否定人的能动性，将行动者还原为结构的“承载物”，是极端的结构主义；(3)阿尔都塞主义是悲观功能主义，将国家视为一套“邪恶机器”，有阴谋论倾向(74)参见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77;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445.。在提出上述三种批评时，布尔迪厄没有一次在引用阿尔都塞主义者原文的基础上展开深入解读，更没有深入对话的意图。

布尔迪厄曾在对话中声称：“我也是速读的受害者。在看到我的书被引用时，简直不能相信，我看不出他们从我这里得到了什么，好像所有的话都是我说的……这种速读文化是一场灾难，因为它扼杀了缓慢的思考。就我自己而言，我花了很多很多个月的时间逐行阅读韦伯，更不用说胡塞尔了。这是一个孕育的过程。我永远也写不出‘Weber (1913)’这种糟糕透顶的引文方式。”(75)Pierre Bourdieu and Michael Grenfell, Encounter I: Pierre Bourdieu in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Grenfell, ACT: Recent Work Press, 2019, p.17.然而，他的文字和言语远不是一回事，在《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这篇长文涉及阿尔都塞的地方(76)参见皮埃尔·布迪厄：《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见《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97-498页。，布尔迪厄把自己严厉批评并且声明不会采用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布尔迪厄实际上没有引用阿尔都塞的任何作品，只是提到“机器”(Apparatuses)这个典型的阿尔都塞主义词汇，更没有展开任何精细的分析；其次，指控阿尔都塞把法律还原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然而，布尔迪厄不仅读过《保卫马克思》和《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也引用过，甚至将“过度决定”作为反还原论的概念正面使用(77)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但他依然把根本不属于阿尔都塞的观点强加给阿尔都塞，完全没有讨论阿尔都塞究竟说了什么。

又如1986年5月15日的法兰西公学院讲座，布尔迪厄在其中指责阿尔都塞主义在国家理论上是极端结构主义且带有阴谋论色彩，尽管声称自己能举出诸多例证，然而最终一个引文都没有出现：“因此，大声斥责权力……实则令他们陷入了支配—操纵和自愿奴役的话语传统中(可见阿尔都塞、工具逻辑、被操纵的、邪恶国家等等)。(我几乎没有夸大，如果我愿意，我能引用一大堆文献……)”(78)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445.

2. 正面使用对方的观点时不点名

正如布洛维所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布尔迪厄尤其如此。所以，他尽力隐藏自己对阿尔都塞式结构主义的利用……而这种隐藏的方式则是，要么拒不指出来源，要么粗暴地攻击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79)Michael Burawoy, “Making Sense of Bourdieu,” Catalyst, vol. 2, 2018,pp.86-87.。如果说只点名不分析是为了批判，那么只使用而不点名就无疑是宣扬自身的原创性了。

例如“多元决定”(即“过度决定”)概念，在1991年2月21日的法兰西公学院讲座中，布尔迪厄也指出这一概念与阿尔都塞主义的关联：“对涂尔干来说，原始社会的所有东西混杂在一起：宗教、科学、经济、仪式、政治等等；人的所有行动都是‘多功能的’，或用阿尔都塞的术语说‘多元决定的’(多功能这个表达更好)。”(80)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201.然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布尔迪厄虽然正面使用了这一概念(81)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并且多次提及阿尔都塞主义(82)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7、18、196、201、294、370页。，但没有一个地方给出阿尔都塞的原话，甚至参考文献中连一个特定的参考文本都没有。这种情况在布尔迪厄及其追随者的写作中并非个案。

在1985年3月1日的法兰西公学院讲座中，布尔迪厄声明要继续发展他所提出的理论，也就是一整套内部融贯且对于建构社会事实和科学对象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体系。在他看来，“这些概念尚未通过理论工作(travailthéorique)制造出来”(83)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19.。同年5月30日的讲座中，布尔迪厄又提出：“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做理论工作，如果我最后说出的是其他人一开始就想说的东西，那这也正是因为理论话语是经由斗争而来的……如果这种理论话语并不是‘理论工作’(正如某人在某时曾说过的那样)……”(84)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378.撇开“理论和概念体系构造社会事实和科学对象”这一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中清楚表达的观点(阿尔都塞的相关文本被收录在《社会学的技艺》的初版中)不谈，在以上没有提及任何姓名的两处引文中，阿尔都塞主义的色彩无处不在，以至于布尔迪厄讲座的编者在这两处都加上注释，说明阿尔都塞主义和“理论工作”的关联，特别是阿尔都塞本人在1967年发表的文章《论理论工作》(Surletravailthéorique)，并且指明布尔迪厄所说“正如某人在某时曾说过的那样”是指向阿尔都塞主义者的(85)参见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36, p.394.。而布尔迪厄在这两处明显的自相矛盾，也就是既声明要继续“理论工作”，又声称自己做的不是“理论工作”，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既接受部分阿尔都塞主义观点但又拒绝承认受惠于对方的心理。

3. 脱离语境，刻意误读

作为理论评论家的布尔迪厄，在讨论到阿尔都塞主义时，并不是从文本和作者意图出发提出批评，而是从自己希望强调的方面出发，无视文本或概念的原本意涵，为其附加上完全不相干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大肆批判。上述第一种修正技巧便包含多种这类情况，除此之外，布尔迪厄的刻意误读还表现在下述两点上。

第一，针对阿尔都塞所谓“保卫马克思”的说法，布尔迪厄在1983年接受访谈时曾说道：“要不是像阿尔都塞所说的保卫马克思，就是反对马克思。但我认为，我们可以用马克思来进行思考并与马克思对抗，或者是用涂尔干来进行思考并与涂尔干对抗……这就是科学运作的方式。”(86)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会学文集》，第103页。这种说法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丝毫不变，又一次出现在1999年的访谈中，甚至词句都几乎完全一样：“是像阿尔都塞那样‘保卫马克思’，还是‘反对马克思’。我相信，在思想上有可能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或者用涂尔干反对涂尔干，当然，也能用马克思和涂尔干反对韦伯，但反过来也可以。”(87)Simon Susen and Bryan S. Turner, eds.,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London: Anthem, 2011, p.114.然而，布尔迪厄的这一说法完全脱离了阿尔都塞著述的语境。一方面，阿尔都塞1965年之所以选用“保卫马克思”(PourMarx)作为书名，主要是出于理论和政治对话，有着具体的社会背景(法国的理论贫困等)与对话对象(“青年马克思”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绝不是毫无批评，用布尔迪厄的话说，“认识论断裂”本身就是“用(成熟)马克思反对(青年)马克思”(88)James H. Kavanagh, Thomas E. Lewis, Etienne Balibar and Pierre Macherey, “Interview: Etienne Balibar and Pierre Macherey,” Diacritics, vol.12, no.1, 1982, pp.46-51.。

第二，针对“认识论断裂”这一概念，布尔迪厄完全无视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解，认为：“正是从第一次修改中我们可以吸取下面的教训，这种教训对那些津津乐道‘断裂’的人来说尤其重要：科学断裂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像在创始哲学(initiatory philosophy)(和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的一种原创性行为。它有可能要花费30年的功夫。因此，我们有时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回到同一个对象上，即使批评家有可能抱怨我们是在一再重复同一件事情。”(89)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01页。也就是说，阿尔都塞主义者将“认识论断裂”视为一次性、没有周折和往复的思想创造(90)参见Pierre Bourdieu,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p.127.。在这一问题上，布尔迪厄的追随者对布尔迪厄的看法亦步亦趋(91)参见Niilo Kauppi, French Intellectual Nobility: Institutional and Symbolic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ost-Sartrian Er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43.。然而，由于没有引用任何文本做分析，布尔迪厄及其追随者的理解同样是自我想象的。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概念的确区分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但阿尔都塞并没有声称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实际过程是一劳永逸的。相反，阿尔都塞不仅认为摆脱意识形态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92)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3-64页。，而且科学在诞生后依然会不断受到意识形态的侵扰，时刻有遗忘和退化的危险(93)参见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1990, pp.29-30.，正因如此才必须进行艰苦的理论工作。

四、学科地位：哲学家及其贵族主义

布尔迪厄学生时代接受的是哲学教育，不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早期的阿尔及利亚社会调研经历促使他转向民族学和社会学(94)参见Loïc Wacquant, “Pierre Bourdieu,” pp.215-216；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第79页。。此后，尽管布尔迪厄仍然重视社会学研究的认识论条件，但他并不认为哲学享有任何高等地位——无论是学科上的高等，还是认识上的高等。然而，如果说布尔迪厄的确将阿尔都塞主义视为宣扬哲学高等地位代表的话，他的看法却并不是纯粹的个人情感或个人臆测，相反，这一观点不仅有现实的和历史的社会背景，而且作为批判，更采取了颇为不同的表达方式。

(一)被哲学支配的社会学

20世纪法国社会学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展：(1)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主要见证了涂尔干学派的崛起与衰落，一战对该学派造成重大打击，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等新一代成员在战争中牺牲。(2)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社会学的危机阶段。勒内·沃尔姆斯(Renè Worms)后继无人，勒普雷学派(l'école de Le Play)声名更高，但因与纳粹合作而声誉受损(95)参见夏尔·亨利·屈安、弗朗索瓦·格雷勒、洛南·埃尔武埃：《社会学史》，唐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15-126页。。尽管涂尔干学派的建制化并未完成，但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乔治·达维(Georges Davy)、塞勒斯坦·布格勒(Célestin Bouglé)等涂尔干学派的成员仍是法国社会学的有生力量。此外，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等人在30年代创建“社会学学院”，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3)二战后到60年代末，法国社会学的重建时期。其中，阿隆、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让·斯托策(Jean Stoetzel)等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大量的组织和刊物相继创办起来，这一时期也是法国社会学第二个建制化高峰的开端(96)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第30-37页；Johan Heilbron, French Soci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0.。(4)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法国社会学快速且多元发展时期。布尔迪厄、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是这一时期最知名的人物，他们代表了相当不同的研究路径(97)参见朋尼维兹：《布赫迪厄社会学的第一课》，孙智绮译，台北：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0-23页。。(5)90年代起，法国社会学的发展彻底多元乃至碎片化，各种主题和取向均有涉及，“往昔围绕几位巨匠构建起来的社会学，裂变成多种学派”，并且“受到外国同行的影响，这些学派大都带有建构主义和互动主义观念的特征”(98)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吴绍宜、夏其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代表人物有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弗朗索瓦·迪贝(François Dubet)。

法国哲学在20世纪主要体现为意识哲学和概念哲学两种形式，但与社会学状况不无类似，它也同样经历了大致五个发展阶段。30年代之前，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思想与新康德主义统率着法国。30年代之后，黑格尔哲学、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哲学相继进入法国；同期，以让·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科学认识论哲学也不断发展。50到60年代早期，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人带来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鼎盛时代；然而，从60年代中期开始，列维-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巴特等人所代表的结构主义思想占据思想舞台，德里达基本同时期的解构主义既攻击又推动了结构主义的发展。80年代后，除结构主义明显衰落外，法国哲学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德国古典哲学、笛卡尔哲学、现象学、尼采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和分析哲学均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20世纪法国哲学与社会学的发展，可以概括性地总结如表1：

表1 20世纪法国哲学与社会学代际表

然而，与两门学科内部思想动向在20世纪都不断发展变化不同的是，两门学科的地位相差甚远。

首先，从建制上看，不同于哲学的源远流长，法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直到50年代末才确立起来。在1910年，法国只有两个社会学教席，总共也只有四所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一战到二战之间，法国社会学遭受重创，在战后的重建中，一开始只有古尔维奇和达维两人拥有通过社会学博士的教授资格，阿隆和斯托策直到1955年才获得这一资格。50年代早期，社会学在法国仍然只是哲学教育的一部分，法国社会学家的数量不超过100人，正式的大学教职工更是只有25人，直到1958年，第一批本科学位点才在巴黎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创立。由于60年代社会学才迎来快速发展，因而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往往都是哲学教育出身，从涂尔干到布尔迪厄再到拉图尔，这反而是一般情况(99)参见Robert Dingwall,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pp.ix-xvi.。在大学场域中，“除政治科学和经济学外，其他的社会科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心理学)的建制化都在文学系之内，这就导致它们长久地依赖着人文科学与哲学——后者如法比亚尼所说，是‘学科之王’。”(100)Johan Heilbron, French Sociology, p.8.

其次，从思想上看，哲学家作为有勇气思考世界的人，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的思考不仅是日常生活的指导，更是其他学科的认识论基础，其他学科只有遵从这些基本的认识原则，方能取得进步。由于哲学所具有的这些思想优越性，通常说来，哲学家总是以傲慢姿态对待社会学家，一边教导社会学家应该如何做，一边抗拒后者对哲学的“外部主义”研究(101)参见Gisèle Sapiro, François Denord, Julien Duval, Mathieu Hauchecorne, Johan Heilbron, and Franck Poupeau, eds.,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Bourdieu, p.673.。总而言之，“哲学是享有威望的学科”(102)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第69页。。对此，阿隆和列维-斯特劳斯也做出了个人化但又完全一致的判断(103)参见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第440、598页；雷蒙·艾宏：《雷蒙·艾宏：入戏的观众》，赖建诚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6年，第19页；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迪迪埃·埃里蓬：《亦近，亦远——列维-斯特劳斯谈话录》，汪沉沉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第191页。。

正是观察到这种学科地位不平等，布尔迪厄不仅看重列维-斯特劳斯(104)参见帕特里克·威肯：《列维-斯特劳斯：实验室里的诗人》，梁永安译，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第296-297页。，更是直接写道：“我们必须将社会科学重新置入它们多少都会参与的两个空间中，亦即文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社会科学位居双重被支配位置，一是在自然科学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分级里，二是在旧有的分级中……这解释了为何这些学科仍旧是成绩不佳或者成绩中等之布尔乔亚阶级孩童的避难所。”(105)皮耶·布赫迪厄：《学术人》，第215-216页。

(二)阿尔都塞主义的认识论贵族主义

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哲学理性或说认识论贵族主义批判，首先集中在后者的“认识论断裂”这一概念上。阿尔都塞将这一概念应用于马克思思想研究，认为1845年之前的马克思处在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而此后马克思则逐渐进入一套科学的社会理论中。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认识论断裂”的意思是科学思想从意识形态中挣扎而出的过程，因而仅仅涉及认识在客观上的对错(106)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61-63页；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28-138页；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林泣明、许俊达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113-116页。。然而，布尔迪厄扩展了这个词的意涵，将之转移到道德领域中，认为这一概念有意炫耀一种精英立场，甚至暗示“断裂”类似于宗教“悔过”(107)参见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229.。在布尔迪厄的作品和谈话中，这一话题出现得非常频繁。

在1985年3月28日的法兰西公学院讲座中，布尔迪厄最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很明显，认识论断裂的主题确立了普通人和学者之间的断裂，因此，阿尔都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贵族主义(épistémocratisme)。尽管哲学传统经常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不喜欢)，但阿尔都塞主义格外热衷于这种掌握另一重本质或本性的感觉：群氓身处幻觉和错误之中，无力看清真相，而另一些人能够悔过，能够与虚假断裂，因此看清楚世界的本来面目，同时，也看清其他人不过是假象的傀儡。”(108)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252.

同年，在接受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人的访谈时，布尔迪厄再次指责阿尔都塞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总是带有哲学家的傲慢，认为自己掌握了不受历史影响的永恒真理，并且能够以此来指导其他学科和其他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使人接纳的，那就是对于概念的历史(或概念的历史性)的关注，这正是我们用来思考历史的东西。然而，哲学的优越感使我们忘了去服膺于概念的历史批判，而这些概念乃是由其生产及使用的历史背景所清楚标示出来的(阿尔都塞学派在这方面是出类拔萃的)。”(109)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会学文集》，第50页。在布尔迪厄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也有阿尔都塞主义的这种问题：“我许多的研究策略都受到以下关怀的启发：拒斥哲学中常见的整体性企图。同样的，我也一直与法兰克福学派维持着一种相当矛盾的关系，我们的共通点很明确，然而，该学派的整体性批判却保留了所有大理论的特征，亦即他们不想在实证研究的厨房里头把手弄脏。而这种优越感让我感到某种程度的恼火。阿尔都塞学派也是一样；正是因为哲学所具有的高度，才使得那种过于简单却又专断的介入有了其借口。”(110)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会学文集》，第53页。

1988年，《社会学的技艺》首次翻译为英文，在为该书专门准备的访谈中，布尔迪厄以高度讥讽性的语言再次指责阿尔都塞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有远离现实和人类的理论家，阿尔都塞主义者就是典型。这些高师生，往往来自于资产阶级，从没见过一个工人，一个农民，或者其他人，制造出一套没有能动者的宏大理论。《社会学的技艺》出版后，这些理论家蜂拥而至……我的很多作品，例如说《实践感》，都在激烈反对这种科学家的优越感，他们宣称自己知道有关(普通)民众的真理，比民众知道得更好。”(111)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p.252.

1991年5月15日，布尔迪厄在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对话中说道：“理论家(仿佛)有资格说‘你就是个意识形态分子’。举个例子，阿尔都塞就轻蔑地提到‘所谓社会科学’……我认为，这种做法贵族气实在太重，说实话，我不喜欢‘意识形态’这个词的一个原因，正是阿尔都塞的贵族气思维。”(112)Pierre Bourdieu and Terry Eagleton, “Doxa and Common Life,” New Left Review, vol. 191, 1992, p.113.

1993年，在一篇有关萨特的文章中，布尔迪厄回溯了自己60年代早期的社会调研，并且再度宣称：“去近距离考察阿尔及利亚的工人，以及非工人、失业的人、半无产阶级、失地农民等等，也就是与大写的话语决裂——这些话语后来又在阿尔都塞和高师学生身上复活了。”(113)Pierre Bourdieu, Interventions, 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p.45.

1996年10月27日，布尔迪厄在与好友雅克·布弗雷斯(Jacques Bouveresse)的交谈中再度以讥讽的语调说道：“虽然阅读马克思的哲学家宣称自己比工人自己更好地理解他们，但是一旦把统计学用到哲学家身上，他们就觉得这是犯罪了。所以，你是反动派，我是庸俗分子。”(114)Jacques Bouveresse, Bourdieu, Savant & Politique, Paris: Agone, 2004, p.55.

在生前最后一次法兰西公学院讲座《科学之科学与反思性》中，布尔迪厄依旧念念不忘阿尔都塞主义的哲学家傲慢：“可是我也坚决反对哲学，亦即反对旨在捍卫小团体及其陈旧的程序的体制型的哲学，尤其是坚决反对倾向于提倡具有优越本质的特权阶级的哲学中的贵族哲学，反对所有这类哲学家，不论他们的反体制的品格如何；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人打着与‘主体性的一类哲学’决裂的旗号，他们还是继续主张对社会科学采取特权阶级所惯于采取的藐视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是传统哲学信条的基石。……他们都把社会科学的地位排列于‘学识’之下，即不如诸多的‘学识’。”(115)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法兰西学院专题讲座(2000—2001学年)》，陈圣生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如果说作为中间一代的阿隆还能平心静气地接受哲学和哲学家的傲慢姿态，已经完成转向并且要更彻底地推进社会学独立的布尔迪厄，就完全无法忍受哲学的优越地位了，特别是阿尔都塞主义所代表的、在他看来更加极端的哲学学究理性(或说认识论贵族主义)了。更为糟糕的是，布尔迪厄认为这种哲学家的傲慢还染上了不良政治意图，也就是自柏拉图以来就从未停歇的“哲人王”理想。

(三)阿尔都塞主义与哲人王的古老梦想

按照布尔迪厄的定义，认识论贵族主义往往特指哲学家自认为掌握他人所不具有的真理，因而表示对普通人和社会科学家的傲慢。在某些场合，布尔迪厄进一步推演其内涵，指出哲学家这一傲慢态度与政治目的结合，便会成为“哲人王”的古老梦想。针对阿尔都塞主义，尽管这一主题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布尔迪厄至少从两个方面提出批判，分别涉及：(1)阿尔都塞主义的政治意图；(2)阿尔都塞主义为实现该意图而采取的政治策略。

首先，针对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116)参见阿图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53-64页。，布尔迪厄在1986年5月29日的法兰西公学院讲座中说道：“科学家真正理解世界，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统治世界。这就是在哲学家不断出现的哲人王神话，从柏拉图到列宁再到阿尔都塞：哲学家能够看清楚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与观看世界的普通人视角一刀两断，科学区分开了专家和普通人，在某种程度上，普通人被剥夺了有关世界的真理。”(117)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485.类似的指责也出现在1988年布尔迪厄与比特·克拉斯(Beate Krais)就《社会学的技艺》英译本出版而作的访谈中：“我的很多作品，例如说《实践感》，都在激烈反对这种科学家的优越感，他们宣称自己知道有关(普通)民众的真理，比民众知道得更好，能让民众幸福，这种优越感与哲人王这一古老的柏拉图神话完全一致(其现代形式就是列宁崇拜)。”(118)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p.252.

其次，布尔迪厄认为阿尔都塞不仅仅在观念上怀有“哲人王”的梦想，他更是将这种梦想具体实现在日常生活中，特别体现在阿尔都塞的某些政治举措上。在1977年完成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中，布尔迪厄说道：“我的一部分研究就是为了推翻在对社会世界的分析中通用的许多思想模式(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残余开始，这种经典除了导致政治联合之外，还模糊和蒙蔽了不止一代人的头脑……)。”(119)皮埃尔·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第9-10页。而在最后出版的《自我分析纲要》中，布尔迪厄则直接点名，攻击阿尔都塞的政治行为或其表现：“集中在《新批评》周围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如何在他们表面上对整个世界广泛开放的讨论中，再生产文科预备班和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封闭小世界的对立和等级，路易·阿尔都塞无疑是这个小世界的典型形象。”(120)Pierre Bourdieu, Sketch for a Self-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35.此外还有更加尖锐的措辞：“这些学生是共产党支部骨干，阿尔都塞喜欢在这个支部中发挥他的政治战略家才能，尤其是打击非共产党学生的积极性……”(121)Pierre Bourdieu, Sketch for a Self-Analysis, p.87. 类似批评见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20-221页。

由此可见，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批判，远不是单纯的理论分歧，而是身份、道德和政治的全方位对抗。

五、空间竞争：社会学家与马克思主义者

德里克·罗宾斯(Derek Robbins)在提及布尔迪厄社会学与阿尔都塞主义相似之处时，曾不无深意地写道：“布尔迪厄清楚地澄清了他所谓实践的理论不是什么，但是鉴于他拒绝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任何干系，他没有承认他的观点与阿尔都塞在1960年代所表达的那些观点之间的相似性。”(122)迈克尔·格伦菲尔：《布迪厄：关键概念》，第48页。与此类似，法比亚尼在专研布尔迪厄的作品中写道：“布尔迪厄身为‘马克思拜读巴利巴尔’的始作俑者，教训竞争对手毫不留情，于是彼此很快就变成仇敌。”(123)让-路易·法比亚尼：《布尔迪厄传》，第76页。然而，为什么“他拒绝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任何干系”？又为什么是“竞争对手”？要理解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持久敌视，必须把后者深具党派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身份考虑在内。因为自视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主义，一边带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对社会学的贬低，另一边又不断开展性质类似的研究与社会学竞争，这种双重的“霸凌”最终导致和激化了布尔迪厄的对抗姿态。

(一)贬低和竞争：阿尔都塞主义与社会学

尽管布尔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把社会学视为反学院体制的武器(124)参见弗朗索瓦·杜费、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巴黎高师史》，第114页。，但在30年代之后，社会学在法国已经被定性为保守的学问，是既存体制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左右，尽管涂尔干学派遭受严重打击，但该学派仍在推进这门学科在研究上的深化和体制化。较为严重的分裂出现在学科内部，特别是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之间：“大学教授将‘新精神主义’和共和国的建立联系在一起；而研究人员则秉承理性经验主义，强调对‘社会形态’的研究。”(125)夏尔·亨利·屈安、弗朗索瓦·格雷勒、洛南·埃尔武埃：《社会学史》，第117页。由于前者地位更高，产出成果也更多，导致社会学与官方立场越来越接近。因此，新一代思想家强烈抨击占据大学高位的社会学大师，典型如保罗·尼赞(Paul Nizan)。在1932年出版的颇受好评的小说《看门狗》(LesChiensdegarde)中，尼赞以涂尔干为对象，实则将整个社会学都视为官方的“看门狗”：“涂尔干穷其一生都以捍卫资产阶级为使命。他的文本都是宣传品。涂尔干的成功正是来自道德宣传，也因为他是第一个正面捍卫社会的学者。”(126)夏尔·亨利·屈安、弗朗索瓦·格雷勒、洛南·埃尔武埃：《社会学史》，第122页。

其次，二战期间及之后，共产党在法国政治和思想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倾向于敌视社会学，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是维护旧体制并且和马克思主义对抗的思想武器。法国共产党的怀疑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紧随二战而来的冷战促使美国的各种基金会和组织主动与法国社会学进行联络，法国社会学不仅接受研究资助，向自由主义靠拢，而且与美国东部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起密切的学术网络。在此状况下，“法国共产党排斥社会学研究，认为在代表工人阶级发声这方面，社会学是自己潜在的敌手”(127)Robert Dingwall,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p.xii.。结合以上两方面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开展自己与社会学实际上不乏相似之处的研究，同时也不断攻击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社会学，几乎享有必然的正当性。

60到70年代，在诸多马克思主义群体中，阿尔都塞及其弟子的研究尤为众人所知，阿尔都塞的影响不仅仅针对广义上的学术界(或说巴黎的学者群体)，而是深入到社会学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法国思想生活中有着比英国和北美高得多的支配地位。战后阶段，社会学的争论也受到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形塑，这两人都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主张，要求取代‘资产阶级社会学’。”(128)Simon Susen and Bryan S. Turner,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p.xvi.与此类似，法比亚尼也在《社会学：历史、观念和潮流》中说道：“路易·阿尔都塞……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所保留，但他的作品的确影响了若干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职业，包括克里斯蒂安·博德洛(Christian Baudelot)、罗杰·埃斯塔布莱(Roger Establet)和伊曼努尔·特雷埃(Emmanuel Terray)。”(129)Jean-Louis Fabiani, La sociologie: Histoire, idées et courants, Paris: Sciences Humaines, 2021, p.15.事实上，阿尔都塞的思想在60到70年代，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研究中有影响，而且渗透到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和经济学之中(130)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第222-239页；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修订版)，季广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第385-391页。。

然而在思想上，阿尔都塞尽管偶尔高度评价孔德和涂尔干(131)参见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111页；路易·阿尔都塞：《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博德洛对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很感兴趣，但依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诸多批评，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第226-227页；Ana Maria F. Almeida, “Entrevista com Christian Baudelot e Roger Establet,” Tempo Social, vol. 20, no. 1, 2008, p.183.，但他及其弟子从未真正接近社会学，反而多次严厉批评社会学(132)参见阿图塞：《列宁和哲学》，第23、25、212-213、219、235页。，而且试图更新乃至替代社会学。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早期，阿尔都塞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科学”的本质，也就是一种思想具有何种性质才能说是“科学的”，这个概念是之后确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必需步骤(133)参见路易·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1-342页；路易·阿尔都塞：《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霍炬、陈越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25、60页。。阿尔都塞1963年对布尔迪厄和帕瑟隆的引介，同样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思索，以至于尽管他在理解60年代法国社会学的形态方面不乏洞见，但整篇引介却没有集中在社会学和布尔迪厄等人身上，而是不断探究社会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的和不科学的(134)参见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troducing Bourdieu and Passeron, pp.5-21.。多斯非常恰当地总结了这一时期阿尔都塞为自己设定的主要理论任务之一：“在‘概念哲学’的基础上，检验不同社会科学的有效性。”(135)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第355页。简而言之，60年代早期的阿尔都塞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也享有评价其他学科和学问的优越性。

巴利巴尔批评布尔迪厄原创性不足，认为后者的很多概念与想法马克思主义也有(136)参见Étienne Balibar and Charles Barthold, “Etienne Balibar in Conversation: Revisiting European Marx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6, no. 7-8, 2019, p.239.。此外，尼科斯·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同样深受阿尔都塞影响，且与阿尔都塞关系密切，他明确表示不赞同布尔迪厄的诸多观点。例如，波朗查斯以典型的阿尔都塞主义观点，集中攻击布尔迪厄“阶级”概念的“多元论”定义：

在确定阶级定义时使用多种标准的问题值得注意。……然而这并不包含任何一类多元标准(六种，八种或十四种)，而完全只有一种确定的标准，它是一个与结构各个方面的复杂关系，这些方面本身的定义也完全是确定了的。例如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出任何一种“多元论”都是错误的，好比教育方面、阶级意识方面、对待劳动的“合理化”或“非合理化”方面等等——我主要想的是布尔迪厄那些人所共知的著作。它之所以错误，是在这样的意义上……(137)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王宏周、马清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8-99页。

可以设想的是，阿尔都塞主义者针对社会学、针对布尔迪厄本人的批评态度(138)参见Johan Heilbron, French Sociology, p.156.，混合波朗查斯等人的社会学家身份，再加上他们60到70年代的声誉(139)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第234页。，显然有可能激怒布尔迪厄。在1988年的访谈中，布尔迪厄极其少见地将这种复杂的竞争关系和盘托出：“《社会学的技艺》出版后，这些理论家蜂拥而至。在不同时期，《技艺》写出来也会不同。认识论前提由科学实践的反思推动，这种反思在那个时候最为急迫。因为危险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话语所强调的内容也必须改变。在写作《技艺》的那个时候，侧重于理论一极以反对实证主义是必要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阿尔都塞主义的浪潮横扫法国时，我就更想强调经验一极以对抗这种理论主义，这种理论主义把能动者还原为结构的‘承载物’。”(140)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p.252.

(二)无知和虚伪：布尔迪厄的回应

如上所说，布尔迪厄事实上非常清楚阿尔都塞主义的影响力，以至于认为要站在这种影响的对立面以平衡知识界的取向。针对阿尔都塞主义在社会学的影响力，借助《再生产》英译本的出版，布尔迪厄也直接挑明，要求英语世界的读者把自己的研究与阿尔都塞主义区分开：“由于当时的哲学氛围，这种‘政治’解读也经常混合着‘理论’解读，或更准确说是理论主义的解读：《再生产》的英译本首次出版时(差不多是法语首版的10年后了)，英国知识界正处在阿尔都塞主义哲学家的宏大理论的扫荡下，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套习语之下，他们更加‘一般性’地简化了在《继承人》和《再生产》中读到的‘命题’。”(141)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viii.除开这种直接的区分，对于阿尔都塞主义既从政治上贬低社会学，又在理论上轻视社会学的做法，布尔迪厄至少采取了四种不尽相同的回应方式。

第一，在政治立场上保持距离，认为阿尔都塞主义是伪激进主义，也就是并不真的反对体制。布尔迪厄从未加入共产党，甚至不情愿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过多关联，如法比亚尼所说：“在他那篇非常著名的关于社会空间与阶级来源的文章里，布尔迪厄毫不迟疑地声明：‘一种社会空间理论的建构，便假定着与马克思学说的一连串决裂。’他甚至断言，在使社会空间理论能更适切的努力中，马克思学说是妨碍进步的最大阻力。”(142)让-路易·法比亚尼：《布尔迪厄传》，第69页。

但布尔迪厄的反对还不只停留在理论上。1996年，布弗雷斯在和布尔迪厄的谈话中说道：“先说清楚，我对既存秩序的同情，并不比(校园激进主义)更多。而且对哲学体制和传统大学体系的反叛，肯定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多。我当时很快就产生怀疑，特别是针对阿尔都塞：他融入既存秩序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很难相信他是要真的改变它。很多‘颠覆型’哲学家都给我这种印象……”布尔迪厄对这一说法表示赞同，并且讥讽地说道：“哲学家的特性之一就是他认为再没有别人比自己更有反思精神了。”(143)Jacques Bouveresse, Bourdieu, Savant & Politique, Paris: Agone, 2004, pp.53-55. 对阿尔都塞的类似批评，见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拉康传》，王晨阳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379-380页；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第187页。

第二，严厉批评阿尔都塞主义者的社会学素养。一方面，布尔迪厄认为阿尔都塞主义者实际上并不懂社会学，甚至没有读过多少社会学著作。1999年，布尔迪厄在访谈中说道：

在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当时很多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中间，读韦伯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经常说如果不了解韦伯，几乎就没办法做社会学。……阿尔都塞也同意，他不仅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认真对待韦伯，也承认他自己并没有读过韦伯的作品。韦伯被看成是“右派分子”……(144)Simon Susen and Bryan S. Turner, The Legacy of Pierre Bourdieu: Critical Essays, pp.113-114.

另一方面，布尔迪厄也不断指责阿尔都塞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态度也算不上“科学”，因为他们不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有正确也有错误的待检验思想，而是当作不变的真理来供奉，以至于采取一种二元对立的宗教式态度(145)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第104-105页。。在他看来，阿尔都塞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先知一派”，要垄断对马克思的解读(146)参见Pierre Bourdieu,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p.127; 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229.。在这种心理作用下，阿尔都塞主义者对马克思关键概念的理解也不可能正确，也就是说，他们甚至可能根本不懂马克思，如布尔迪厄所说：“的确，我不断返回到一些被认为已有定论的基础事物上。比如资本，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你只要读一读《资本论》，或者更好是读一读《阅读〈资本论〉》(等等)。如果资本是他们说的那样，那很好，但在我看来并不是。”(147)Pierre Bourdieu,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1993, p.32.这一批评有时候更加激烈，以至于布尔迪厄指控阿尔都塞主义者(也包括福柯和德勒兹)存在学风问题，都是偏好夸夸其谈的人(148)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法兰西学院专题讲座(2000—2001学年)》，第183-184页。。

第三，指控阿尔都塞主义者轻视社会学但又抄袭社会学思想的双面行径。这种指控最早出现在1984年出版的《学术人》中，之后被一再重复(149)参见Pierre Bourdieu,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p.104.。例如，布尔迪厄在《反思社会学导引》中论述道：

60年代以来……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场域第一次被人文科学方面的专家(由列维-斯特劳斯、杜梅泽尔和布罗代尔等人领军)所支配。一时间，所有讨论的核心焦点都转向了语言学，语言学被建构成为所有人文科学的范例，甚至像福柯这样从事哲学工作的学者也把语言学作为自己的范例。这正是我以前称之为‘某某学效应’(-logy effect)的缘起，我用这个词来指许多哲学家竭力从各门社会科学中搬用方法，并模仿这些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特征，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不肯放弃‘自由思想家’的特权地位，比如：巴特的符号学，福柯的考古学，德里达的书写学，或阿尔都塞式的企图——他想把对马克思进行的所谓‘科学’阅读假冒为一种独立自足的科学，并且充当所有科学的标尺。(150)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第191页。

同样的批判也出现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尽管置放在哲学与社会学竞争的背景中(151)参见Pierre Bourdieu, Sketch for a Self-Analysis, pp.13-14.。

第四，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阿尔都塞主义的替代物，特别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 P.汤普森。汤普森对阿尔都塞在英国的流行尤其不满，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汤普森说道：“对于阿尔都塞的著作，我从形式上完全拒绝，从内容上绝大部分拒绝。”最晚从1974年开始，汤普森就酝酿写一篇反对阿尔都塞的文章(152)参见斯科特·汉密尔顿：《理论的危机：E. P.汤普森、新左派和战后英国政治》，第93页；E. 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London: Merlin, 1996, p.xi.。文章写作期间，汤普森于1975年造访巴黎，在法国科学院组织的欧洲社会史讨论会上遇到布尔迪厄(153)参见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72页。，随即被后者及其团队的研究打动。1978年，汤普森原本意在反驳阿尔都塞的文章最终以著作的形式出版，即著名的《理论的贫困》。在这部激烈抨击阿尔都塞主义的著作中，汤普森除了向英国的读者告诫阿尔都塞主义的危害，还推荐了用以替代的人物：“他们(指阿尔都塞主义者)可以仔细阅读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作品，以完成自己的再教育。”(154)E. 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p.235.

另一方面，尽管布尔迪厄在某些地方也对汤普森提出批评(155)参见皮埃尔·布迪厄：《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第498页。，但绝大多数时候，布尔迪厄对汤普森均持赞扬和肯定的态度。除了于1976年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汤普森的文章，布尔迪厄不仅多次高度评价汤普森的历史研究，也非常正面地看待汤普森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批判，更是多次援引汤普森对阿尔都塞主义流行的贬称“法国热”(French flu)(156)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第107页；皮耶·布赫迪厄：《所述之言：布赫迪厄反思社会学文集》，第105页；Pierre Bourdieu, On the State: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89—1992, p.64,p.141,pp.143-144,p.148,p.310;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e Générale: Vol. 2.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3—1986, p.256.。不可否认，布尔迪厄推崇汤普森的主要理由显然在于理论和学术上，特别是后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理解、历史主义取向(与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主义取向截然对立)以及对极端结构主义立场的反感(157)参见Richard Harker, Cheleen Mahar and Chris Wilkes, e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p.21.。然而客观上，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占有一个立场就是提出一种观点，而提出一种观点也是占有一个立场(158)参见Jacques Bouveresse, Bourdieu, Savant & Politique,p.53.。因此，布尔迪厄对汤普森的支持，实际上区分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因而成为针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替代性批判，不仅在马克思学说的解读和使用上再度与阿尔都塞主义构成竞争关系，而且这种批判在形式上无须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

结 语

为什么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与阿尔都塞主义存在理论上的相似性，甚至的确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却激烈否认，在从1970年到2002年长达30年的时间中，持久地敌视阿尔都塞主义？既有研究一致采取了内部主义视角，其潜台词是“布尔迪厄本不应当如此”或“布尔迪厄大可不必如此”，这种视角从未真正揭示出复杂的实际过程如何以及为何。与此不同，我们认为尽管布尔迪厄与阿尔都塞的确存在重要的理论分歧，但完全从理论层面来理解这一理论分歧却是片面的，也不足以解释布尔迪厄的持久敌视态度。

要充分理解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批判，必须回返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由此不难看到，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理论批评，只是他对阿尔都塞主义整体性指控的一个部分。这一整体性指控除理论性质外，还有以下三个理论分歧之外的原因：(1)消解影响焦虑：作为布鲁姆意义上看重自身思想原创性的学者，布尔迪厄对源于阿尔都塞和其他评论者的影响产生焦虑感，而为了消解焦虑，布尔迪厄选择以自说自话、省略出处和刻意误读的方式对待阿尔都塞主义，由此表现为强烈的批判态度；(2)学科地位抗拒：由于法国的哲学长期凌驾在社会学之上，且布尔迪厄认为阿尔都塞主义对普通人、社会学乃至他本人也存在由此而来的优越感，因此，布尔迪厄将阿尔都塞主义辨认为“认识论贵族主义”，从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提出批判；(3)学术空间竞争：由于阿尔都塞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既从阶级属性上贬低社会学，又在同一个学术空间中展开相似研究，还不断对布尔迪厄提出批评，因此，布尔迪厄从阿尔都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身份认同入手，批评阿尔都塞主义是伪激进主义、缺乏社会学素养、有着贬低社会学又利用社会学的双面行径以及无法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图4所示：

图4 修正模型视角下布尔迪厄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批判

考虑到研究目标，我们尽可能准确和充分地还原与布尔迪厄和阿尔都塞相互评价有关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学术和学科背景)，也尽可能以原文引文的形式让布尔迪厄本人说话，以客观呈现他的个人态度。尽管依旧受限于材料，但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与阿尔都塞主义的关系上，我们已迈出了或许仍不乏问题的一小步。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在更加深入、更加一般性地理解社会学的学术评价上迈出尝试性的一小步：学术评价研究除了采取侧重于理论评价标准的内部主义路线，也有必要考虑更多关注社会化的行动者和历史背景，从而在学术评价研究中采取多维视角，而基于DBO理论的修正模型仅仅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