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性自然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

孙 倩 程红利 刘永芳**

（1.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62；2.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009）

1 引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面对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困境（Van Dijk &De Dreu，2021），如员工休养生息与组织发展间的冲突。此种情况下，个体愿意付出一定代价而惠及他人的行为，被称为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中的合作行为（Rand，2016）。

借助不同的博弈范式，已有研究对影响合作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系统探讨，近期开始关注接触自然（exposure to nature）的作用（Goldy&Piff，2020）。接触自然是指人们通过感官感受自然元素（如观赏风景照片等），从而建立起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Weinstein，Przybylski，&Ryan，2009）。研究发现，相比于非自然环境（如建筑、几何图形等），自然环境使个体具有更少的攻击性（Poon，Teng，Wong，&Chen，2016），对他人更慷慨（Weinstein et al.，2009），更关注长远利益（Van der Wal，Schade，Krabbendam，&Van Vugt，2013），做出更多的环保（Alcock，White，Pahl，Duarte-Davidson，&Fleming，2020；Matin et al.，2020）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Zelenski，Dopko，&Capaldi，2015）。这些发现均表明自然环境增强了亲社会性，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Goldy&Piff，2020；Zelenski et al.，2015）。

然而，自然环境的效价有正负之分。除了含有绿色元素（如树、花园）、安全宜人的正性自然环境（Ulrich，1983；Joye &Van den Berg，2011）外，也存在视觉印象不佳（如贫瘠的土地）、具有威胁性的负性自然环境（Franzen&Mader，2020）。先前研究主要探讨了正性自然环境对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的影响，较少关注负性自然环境的作用。本研究引入负性自然环境，以系统揭示不同效价的自然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根据亲生命假设（Biophilia Hypothesis，陈晓，王博，张豹，2016；Wilson，1984），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偏好：适宜栖身的环境引起积极心理反应，而具有威胁性的环境则引起消极心理反应。与该假设相一致，尹璐（2017）发现，相较于蓝天和阴天图片，空气污染图片使个体产生更多的人际冲突行为。类似地，Griskevicius，Cantú 和Van Vugt（2012）发现，无威胁性的环境（环境稳定、资源丰富）使被试更注重未来利益，而具有威胁性的环境（威胁生命、资源匮乏）使被试更关注当前利益。这意味着，正负性自然环境可能使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做出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基于上述发现，提出假设1：正性自然环境促进合作行为，负性自然环境则阻碍合作行为。

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本质在于其不确定性，即人们难以知晓他人会做出何种选择（Messick，Allison，&Samuelson，1988）。此种困境下，是否选择合作取决于对他人合作性的预期（Engel，Kube，&Kuschilgen，2021）。根据目标期望理论（Goal/Expectation Theory，Pletzer et al.，2018；Pruitt &Kimmel，1977），当个体预期他人合作时，亦会选择合作，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而当个体预期他人不合作时，则会选择不合作，以避免遭受背叛致使自我利益最小化。该观点得到了诸多实验证据的支持（Guilfoos&Kurtz，2017；Ng&Au，2016），表明预期在合作决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根据社会投射假设（Social Projection Hypothesis，Kelley&Stahelski，1970），个体倾向于将自身的态度、想法、行为等推己及人。合作预期恰恰是对他人行为的判断，是“及人”的结果，与“推己”即个体自身的态度、想法及行为紧密相连。如果个体的态度、想法及行为受自然环境效价的影响而变化的话，这种变化会作为一种内在线索，投射到对他人的推断上，从而影响对合作困境中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影响个体的合作决策。由此，提出假设2：自然环境效价通过影响合作预期来影响合作行为。

为检验上述两个假设，本研究首先让被试观看不同自然环境效价图片，然后测量其在随后的公共物品博弈中的代币投入数及对互动对象的合作预期，以系统考察正负性自然环境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合作预期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2 方 法

2.1 被试与设计

根据G-power 3.1 的计算，对于本研究采用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在显著性水平α=0.05 且中等效应（f=0.25）时，要达到80%的统计检验力总样本量至少为159。最终，招募186 名在校本科生（99 名女生；M年龄=19.97，SD=1.78），身心均健康，右利手，无心理学或经济学背景，母语为汉语，此前未参加过此类实验。电脑程序随机分配被试到三种条件（自然环境效价：正性自然/非自然/ 负性自然）之一，每组各62名。本研究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HR443-2020）。

2.2 实验材料

自然环境效价的启动材料。共三组启动材料，每组各15 张图片（示例见附录F1）。非自然环境的启动材料为几何图形（Ng，Hong，Chow，&Leung，2019），正性和负性自然环境的启动材料来自预先筛选的图片（筛选过程见附录F1）。具体而言，正性自然环境为含植物的山水风景图片，负性自然环境为遭到人为污染、破坏后的土地干裂、气候变暖后的冰川融化、过度砍伐森林等自然场景。为排除图片属性的影响，所有图片的像素、大小等属性均借助Adobe Illustrator CS6 进行了统一处理。

自然环境效价启动的操作检验。包含2 个题目，分别需要被试对图片体现自然的程度、传递内容的积极性进行5 级评分，数字越大表示越体现自然、越积极。

合作行为的测量。基于公共物品博弈范式（Van Dijk &De Dreu，2021）研究合作行为。具体而言，每轮游戏将为被试匹配三名玩家，每人各有10 个代币，可选择向公共账户捐赠任意金额。玩家均做出决定后，公共账户的总金额会翻1 倍后均分给每位玩家。游戏共10 轮，结束后，电脑随机选取两轮结果计算被试费。同时，为避免与同一批玩家重复博弈产生“尾轮效应①尾轮效应（end-of-game effect），指玩家与同一互动对象重复博弈，若得知游戏轮次数，在最后一轮其合作性明显降低。有关游戏轮次的分析，见附录F3。”，被试被告知每轮游戏匹配的三位玩家均为不同玩家。被试的合作行为以平均投入的代币数衡量，例如，前3 轮每轮投5 枚代币，后7轮每轮投4 枚代币，则其合作行为记为（3×5＋7×4）/10=4.3。

合作预期的测量。被试需要评估对方玩家平均每轮投入代币的数量。合作预期以估计的代币数衡量。

2.3 实验流程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了解到实验室内的电脑会发放实验指令并记录行为反应。随后，被试随机观看三组图片中的一组，15张图片以伪随机的顺序呈现，每张图片呈现两次，每次呈现8 秒。接着，被试根据指导语（详见附录F2）匿名完成10 轮公共物品博弈。然后，被试对对方玩家的合作预期进行评估。最后，被试填写个人信息（性别、年龄等），并根据公共物品博弈结果获得一定的被试费（约15 元）。整个实验持续约10 分钟。

3 结果

3.1 操纵检验

对自然元素评分的贝叶斯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自然环境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2，183）=324.34，p＜0.001，η2=0.78，BF10①BF10 为贝叶斯因子，表示出现备择假设（差异显著）与出现虚无假设（无差异）的可能性比值，相比于传统的零假设检验能进一步说明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就支持备择假设的力度而言，BF10＞10 力度较强，介于3 到10 之间力度中等，介于1 到3 之间力度较弱，介于1/3 到1 力度微弱。例如，BF10=3.74e+57，表明数据强有力支持“自然元素评分存在自然环境效价上的差异”。=3.74e+57，正、负性自然组的评分（正性：M=4.52，SD=0.62；负性：M=4.26，SD=0.70）均显著高于非自然环境组（M=1.77，SD=0.66），正、负性自然组的评级不存在显著差异。对积极性评分的贝叶斯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自然环境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2，183）=416.52，p＜0.001，η2=0.82，BF10=3.07e+65，正性自然组的评分（M=4.29，SD=0.80）显著高于负性自然组（M=3.00，SD=0.31）和非自然环境组（M=1.35，SD=0.48），非自然组的评级显著高于负性自然组被试。这表明，自然环境效价的操纵是有效的。

3.2 自然环境效价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贝叶斯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自然环境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2，183）=19.10，p＜0.001，η2=0.17，BF10=166142.86，正性自然组的合作行为（M=4.81，SD=2.25）显著高于非自然组（M=3.74，SD=1.25）和负性自然组（M=3.01，SD=1.16），非自然组的合作行为显著高于负性自然组。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

3.3 自然环境效价对合作预期的影响

贝叶斯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自然环境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2，183）=4.94，p=0.008，η2=0.05，BF10=0.64，正性自然组对互动对象的合作预期（M=4.50，SD=2.13）显著高于非自然组（M=3.47，SD=1.74）和负性自然组（M=3.53，SD=2.24），非自然组与负性自然组的合作预期不存在显著差异。

3.4 合作预期在自然环境效价与合作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借助SPSS 26.0 的PROCESS（v 3.5）插件，参照Hayes（2013）的有中介效应检验（模型4）采用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验，样本量设定为5000，在95%置信区间下，以自然环境效价为自变量（非自然组为参照组），合作行为为因变量，合作预期为中介变量。

结果发现（见表1），自然环境效价（D1及D2）和合作预期解释了合作行为75%的方差，F（3，182）=78.19，p＜0.001。负性自然（vs.非自然）对合作行为的相对直接效应显著，β=-0.77，95% CI［-1.19，-0.35］，相对间接效应不显著，a1×b=0.04，95% CI［-0.35，0.42］；正性自然（vs.非自然）对合作行为的相对直接效应显著，β=0.50，95% CI［0.07，0.93］，相对间接效应显著，a2×b=0.56，95%CI［0.19，0.97］。这一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2，表明：与非自然环境相比，正性自然环境使被试更合作，且该影响是通过增加对互动对象的合作预期而产生的；而负性自然环境直接使得被试更不合作，不经过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

表1 自然环境效价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模型检验

4 讨论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接触，在许多学科和现实生活中，都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讨论，但关于自然环境如何影响合作行为的研究，还是近期的事情（如，Alcock et al.，2020；Zelenski et al.，2015）。本研究引入负性自然环境，拓展了已有研究的范围，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首先，自然环境对合作行为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正性自然环境促进合作行为，而负性自然环境反而阻碍合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前述的基于进化论的亲生命假设（陈晓等，2016；Wilson，1984），也佐证了尹璐（2017）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人们不仅应该关注如何改善环境，而且应该注意保护环境免受破坏。这不仅对于愉悦身心、营造幸福感是重要的，而且对于社会和谐和团结也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尹璐（2017）主要关注暴露于空气污染环境后的合作行为，本研究则更多地关注暴露于受到人为破坏、污染的陆地环境（如草地、水源）后的合作行为。两项研究类似的结果模式说明，接触负性空气或陆地环境都会阻碍合作行为。此外，新近的研究（Goldy &Piff，2020；Ng et al.，2019）指出，绿色（植被）与蓝色（水）空间的比例，可能会触发不同的认知和行为模式（如合作动机）。这表明，除自然环境的正负效价外，自然环境的微观变化也会影响合作行为。无论在学术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关于环境这种自然因素如何影响合作这种社会行为，尚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其次，正负性自然环境影响合作行为的路径具有特异性：正性自然环境通过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而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而负性自然环境无须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直接降低合作行为。究其原因，可能与正负性刺激产生的心理作用的强度的不对称性有关。负性刺激对心理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性刺激的正面作用（段婧，刘永芳，何琪，2012；Baumeister，Bratslavsky，Finkenauer，&Vohs，2001）。这种不对称性不仅导致负性刺激注意偏向（Baumeister et al.，2001；Smith et al.，2006），还导致人们对它们的加工方式不同。正性刺激常作为一种背景信息，诱发较为平和的缓慢加工，而负性刺激则常作为一种含义明确的直接信息，引起较为情绪化的快速加工。因此，接触正性自然驱使个体以更加平和、积极乐观分析他人的行为模式（Goldy &Piff，2020；Poon et al.，2016；Zelenski et al.，2015），而接触负性自然后，个体被其带来的消极感受所裹挟或支配，致使前者经由预期而选择合作，而后者不经由预期而直接选择不合作。

尽管得到了以上一些有价值的发现，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从研究内容上来看，虽然本研究探讨了合作预期在自然环境和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却未进一步探讨它是基于何种心理变化而产生的。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由自然环境到合作行为间的其他中介因素（如情绪、态度等），以形成更完整的因果链。从方法学上说，本研究对合作预期的测量在合作行为之后，尽管已有的元分析指出二者的相对测量顺序不影响实验结果（Balliet &Van Lange，2013），但要从因果意义上证明“自然环境效价-合作预期-合作行为”路径的合理性需要对合作预期加以操纵。未来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探讨。此外，要想更精准地了解接触自然与合作行为的关系，最好设置“未接触自然”作为空白对照，以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5 结论

主要结论如下：（1）正性自然环境增加合作行为，负性自然环境减少合作行为；（2）正性自然环境通过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促进合作行为，负性自然环境直接影响合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