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共属的事件:对后期海德格尔论“语言本质”的一个诠释

2023-02-28 14:33
许昌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滕 磊

(武汉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引言

20世纪50年代,“语言问题”成为海德格尔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根据学界的普遍观点,《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后,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一次“转折”(Kehre),由此进入“后期”的思考之中。后期海德格尔不再围绕时间性的此在来追思存在意义问题,而是力图直探存在历史之堂奥。表面看,后期海德格尔的思考路径似乎是对前期的某种颠倒,即不再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揭示存在的意义,而是撇开作为存在者的此在直接思想存在,并于思之中重新定位人的此在。这种变化给很多研究者造成一种误解,比如布鲁恩(John van Buren)认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个人没有自身的独特性,没有其自身的发展与自由。[1]376此类误解的产生实际上是带着“断裂”视角看待海德格尔前后期的思想,并将重点聚焦于“此在”的在世结构上面,没有看到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种始终在寻求的思想,始终在路上”[2]372。如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说:“《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基本宗旨是‘不断向前’,即走上现在仅仅是其开端的思想旅程。”[3]174而这个旅程在其思想的后期通向了“事件”(Ereignis;event)。“语言的本质”(Sprachwesen)作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致思的内容蕴涵着“事件”的维度。鉴于此,本文试图阐释海氏对“语言本质”的思考,一方面重构海氏后期对语言现象的思考层次,另一方面借此来证明海氏后期思想的深度已经触及事件现象学。

一、契入经验中的“语言”

现象学的主旨是“回到事情本身”。然而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胡塞尔在思想的呈现上,由于受笛卡尔和康德著作之影响,其现象学方法的运用侧重认识论,特别是后期著作带有强烈的先验哲学色彩。而海德格尔的思想表达,则深深关涉着传统神学与早年乡间的生活,其整个的学术旨趣始终注重“存在的实感”(1)借用牟宗三先生语。,因而其现象学方法的运用侧重于“存在/生存”上。因为这个分殊,所以在现象学的还原上,胡塞尔强调“明见性(Evidenz)”,而海德格尔则更加强调“切身性(Korperlichkeit)”。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更为源初的“明见”不是静态地“直观到”,而是涌动之中动态地“经历到”。这种对现象学方法运用的切身性取向,使得海德格尔在处理语言问题时,十分强调切身地“经验”到语言。因此对“语言的本质”的探寻,就要求作为探问者的当事人要真正地有所体验:契入经验中的语言。这一旨趣贯穿在海氏对于语言问题探问之始终,推动着其探问由浅明走向深晦。接下来具体地分析这一原则上的要求,相较现象学的一般原则而言所特有的内涵及其意义。

概言之,所谓“契入经验中的语言”,指的就是:当我们在探问语言的本质问题时,作为探问者的我们——要真正地(被)参与到语言得以显现的实事;而不是以一种中立的、外在的方式,形式化地看待语言,泛泛地谈论语言。也就是说,不是以一种对待现成物的方式,从语言的形式上掠过,而是契入语言律动的实底,感受实事的律动,同时也于感受之中使得感受者自身的感受被触及。在“被触及”的感动(affection)之中,进入内在的关系范畴。内在的关系不同于外在的关系,因为在这里的实情是:说语言者自身已然参与其间,而不是处于“可怕的中立状态”[4]71。

这种内在的关系结构,实质上乃是一种双向互属的发生事件(Ereignis, event)。在互属的发生事件中,语言借着说语言的人而呈现自身,同时人作为说语言的人,在成为语言的持有者之际通达自身。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对于语言问题的思考绝非仅仅关涉于“语言”;而是试图透过语言向我们敞开一种经验:这经验关涉语言,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也关乎说语言者自身的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指出,在某个东西上面“得到”一种经验,这指的是:“这个东西与我们遭遇、与我们照面、造访我们、震动我们、改变我们”[5]149。通过“得到”(machen),从而使得我们在与向我们呈现的东西照面的时候,被转移至被动之中。因为唯有在本我(ego)不做主宰的被动之中,方能就着“我”而预备出一个如如呈现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既朗现物各付物而物物各得其所,也唤出与物的现象化相应的主体。所以,被动者不应妄作,而是虚己听任经验对于我们自身的到来,在作为被动者的经受之中任其向我们呈现。

进而言之,在语言上“得到一种经验”意味着“接受和顺从语言的要求,从而适当地被语言的要求所关涉”[5]149。这种经验的关涉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呢?或者说这种经验的发生——在我们的经历来说,将经历什么呢?海德格尔说:“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说在语言中真的有人的此在(Dasein)的本真居所,那么,我们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就将使我们接触到我们的此在的最内在构造。这种经验就会在一夜之间或者渐渐地改变——说着语言的我们。”[5]149“我们”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者,是在自身的劳作之中显现出来的有定格的存在。“我们的此在”,关涉着这种存在的定格。换句话说,我们在特定的经验、视域与理解之中规定着“我们”之为“我们”,而这样的“我们”又倒过来——将自身表象为特定的主体,他拥有着特定的经验、视域与理解。借由限定,得以成其一格,出场于这特定的格调里而“在”。因此,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暗含着我们的此在所源出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启发我们“经验到”此在的限定性,从而在一种作为对既定经验解开的通达之中,重新经验到“具体经验”所从出的氤氲(孕育)之境,也重新理解Dasein的“限定”——即“这”(Da)——的真实内涵。这种经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知经验,而是一种涉及到“我们”自身存在状况的经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我们”是在这种经验的给予之中同步发生的。

概而言之,海德格尔后期对语言的思想关切的是原初的语言经验,追问的是可能性层面,不同于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从属于存在者层面,它的目的是形成有效的工具[5]150。实际上,这种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亦是源出于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主客分立的自然主义模式(2)可参看海德格尔的“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与“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两篇文章。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edi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New York : Harper Clollins Publishers, 1993.。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的追问,突破了主客分立这一框架,回溯到更加本源的境地——使得主客分立本身得以呈现的那个源出的层面,在这个源出的层面上思考语言现象。正是因为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谈论,关涉到个人存在的最内在构造,所以,要真正地取得这样一种经验,需要个人在语言上有一种亲身地分析。于是,虽然海德格尔说,“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语言的本质即道说”。实际上这些论断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追问的道路,这条追问的道路所要指向的是“把我们带到那让我们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的可能性面前”[5]151。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本身便是一个形式指引,它旨在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敞开的可能性,“语言本身把自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5]151。这个理路延续了海德格尔弗莱堡时期的思想主旨,亦即对“实际生活经验”的通达,只是在这里是就着“语言”来发问。海氏要求“在语言上取得一种经验”[5]149,正是为了通达源出发生的“经验”。

二、由“语词”逆觉词与物的关系

对语言现象所做的回溯(Rückfrage)首先触及的是语词层面。在《语言的本质》中,海德格尔对于“语词”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探讨。第一个方面是对自然主义语言学的路径进行拆解,第二个方面是描述语言现象学里面的“语词”与“物”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是关联在一起的:前者的拆解有助于进入后者的阐释,而后者的阐释则有助于更加明晰地理解前者。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一般来说,自然主义对于语言的考察,其基础是将语言理解为属人的声音与文字,这种对语言的表象,其存在论的承诺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实体”概念。这种表象方式再往前一步,就是把语言“经验”为物理—生理性的现象,进而从物理学和生理学方面对语言做自然主义的研究。各种语言科学,例如语义学、语音学、语用学,以及“元语言学”(Metasprache)(3)海德格尔将元语言学看作是把充满差异的语言转变为单一地运转的全球性信息工具这样一种技术话过程的形而上学。它与人造卫星、导弹技术一样,是技术化的体现。等等,所关涉的即是这种客体化的现成性的理解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语言科学在形成关于语言的数据知识方面富有成效,但是它却忽略了语言自身的发生问题,也与人活生生的生命体验无关。

正是在发生问题上,语言现象学显著地区别于自然主义的进路。海德格尔在追问语言时,其特别关切的是发生着的语言经验。这种语言经验不同于一般的浮在表面的记忆经验,它关联着语言使用者之所是,关联着其自身性(ipseity)的呈现。而外在的、中立的语言经验,则以现成性的视角将语言的使用者与存在或非存在的可能性隔离开来,使其被固定为一种既成的实在。海德格尔提醒到:“如果我们能够戒除掉始终只倾听我们已经理解了的东西的习惯,也许是大有好处的。”[5]150对于语言现象学来说,关于语言的知识性了解是一回事,而经验到语言自身则是另一回事。在原初的经验中,既不见主体,也不见客体,主客共属于发生的事件,还未形成相对待之分立。

第二个方面讨论“语词”与“物”的关系。海德格尔以格奥尔格的《语词》一诗为切入点,展开讨论“语词”与“物”的关系。在讨论中他特别地聚焦于《语词》的最后一句,因为“这句诗专门把语言的语词和语言本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了,并且关于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有所道说。”[5]153这句诗是:

语词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这句诗指出在事物得以显现的原初层面,事物与语词的关系不是“事物”先于“语词”,而是“语词”先于“事物”。这种颠倒揭示了一种与寻常看法不同的情况,即“只有在合适的语词命名某物为存在着的某物,并且因而把当下存在者确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地方,某物才存在(ist)”[5]155。《语词》一诗中所表达的词与物之关系的翻转经验例证了这一实事。

透过这首诗的叙述,读者得知诗人曾经对于作诗总是得心应手,因为那些“诗意的东西”已经真实可靠地处于存在(ist)之中,他所需要做的只是运用艺术的手法,给它们配上一个个合适的“语词”即可。诗人一度幸运——“一边是奇迹和梦想,另一边是有所掌握的名称,两者融合在一起——于是产生了诗作”[5]156。但是有一天他没能为得到的“宝石”配上相应的语词,于是那宝石滑离他的双手——没有进入物的存在之中,也就没能成为诗人疆域里的一份宝藏。诗人感到失败,但在失败中,“词与物的关系把自身说与诗人了”[5]162,亦即诗人被给予了一种语言上的新经验。诗人在语言上的这个新经验,就发生在“一度幸运”与“宝石滑离双手”的转折里。经验本身意味着“在行进中、在途中通达某个东西,通过一条道路上的行进去获得某个东西。”[5]159诗人在其语言的经验之中,得以进入到词与物的关系里——在语词之中,物被扣留在关系里,从而物得以存在,得以是这个物。

海德格尔由此指出,语词本身作为关系,它起着将事物作为它自身显示出来并保存在自身之中的作用。 “存在者的存在——居住在语言之中”[5]156。也就是说,“语词”对于“事物”的存在具有组建作用。“语词”即是事物得以显示的“先验条件”,“事物”是因着“语词”的“点名”(naming)而存在的。至此,海德格尔总结道:“只有语词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显现(erscheinen)出来,并因此让它在场(anwesen)。语词把自身应允(zusagen;avow)给诗人,作为这样一个语词,它持有并且保持一物在其存在中。”[5]158

三、语言的“本质化”

词与物的关系经过现象学还原,发生了倒转——不是物先于语词,而是语词本身对于物具有显现的作用。于是,语言自身便成为被追问的焦点问题。那么,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说道:“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Das Wesen der Sprache:Die Sprache des Wesen)[5]170。这句话并没有对语言的本质作出规定,它只是作为进一步思考语言本质问题的引导词(Leitwort)[5]189。即于引导词而来追问,使思想得以展开,并在思想的展开与周转中领会(erfassen)语言的本质。这个引导词先行指示(vorläufige Anzeige)出作者接下来所要谈论的东西。

具体来看,“本质”一词是关键,它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这句话中出现了两次 。(4)对应现象学的架构,如果说第一个“本质”相应于显现的层面,那么第二个“本质”就相应于显现者的层面。海德格尔指出,“语言的本质”中“本质”(Wesen ;being、nature)一词沿用的是传统的用法,表示的是“某物之所是”[5]189。因此,可以确定“语言的本质”指的是语言之为语言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使得语言作为语言而“是”,语言因此而存在。结合后面的冒号,海德格尔总结到,第一个短语的意思就是:“一旦我们进入由冒号开启出来的东西之中,我们便把握了语言是什么”[5]190。于是,来到第二个短语上。

第二个短语“本质的语言”中的“本质”一词不同于第一个短语,它不是名词性运用,而是动词性的运用。动词性的“本质”就是“本质化”(wesen)的作为,即本质现身,它给予“规定性”。“它本质现身”(es west),乃是意味着:“它在场,在持续之际它关涉(be-langt)到我们,并且给我们开辟道路(be-wёgt ;move)”[5]190。于是,本质化(wesen)具有“持续”(währen)和“存留”(weilen ; persist)的含义。根据这个分析,海德格尔概说:“本质所命名的就是持续者,就是在一切事物中关涉我们的东西,因为它为一切开辟道路。”[5]190作为引导词的“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这句话就可以被表述为语言规定自身的那个所“是”,乃是属于这样一个本质现身(Wesen ;persisting being)——这个本质现身的最本真的特性是为一切开辟道路[5]190。而这个为一切开辟道路者(All-Bewёgende)——语言——正是透过“说话”(sprechen)来开辟道路。因此,“语言的本质”即在于它透过说话而为其他事物的呈现开辟道路。也就是说,语言在说话中将事物的所是(本质)带给事物,从而使得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并来到说语言者的近前(Da),与说语言者相照面。

但是,语言作为“本质现身者”(Wesende),它如何说话呢?海德格尔提出:语言以“道说”(Sagen;Saying)说话;而且“诗与思都是道说的方式,而且是道说的突出方式”[5]190。诗与思作为道说的方式,彼此处于近邻关系中。在近邻关系中,诗与思才能够规定它们自身,即在彼此照面的事件(Ereignis)中将自身差异化出来,作为诗与思来存在。“切近与道说乃是同一者。”[5]190有思的地方,便有某种近邻关系内在于其中,因为它为思开辟着展开的道路。由此可见,“近邻关系”对于理解道说至为重要。接下来展开对于“近邻关系”,以及与“紧邻关系”相关的“地域”和“面对面”的论述。

(1)近邻关系(Nachbarschaft)

“近邻关系”使得语言能够为其他事物的呈现开辟道路。所谓“开辟道路”,就是在同一之中“差异化”;事物在“道说”的“差异化”作用之中得以呈现。而“差异化”是照面的结果,所以它是因着“近邻关系”才得以可能的。以做诗(dichten)与思想(denken)为例,它们正是在近邻关系中才规定出自身。一方面,做诗作为语言上的那种本真的经验,它只能是运思的经验;另外一方面,思想又是在与做诗的对面活动中运行它的道路。思的呈现离不开诗,同样地,要真正经验到诗也离不开思。诗与思,以自己的方式处于近邻关系之中。在近邻关系中,诗与思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道说(Sagen),即作为它们自身而得以显现、得以保持的方式进行着道说。道说就运行于它们得以作为自身的发生事件上。海德格尔说道:“近邻,即在切近(Nähe)中居住,它从切近处获得其规定性。”[5]190

“近邻关系”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它从属于地域(Gegend)。虽然诗与思各所规定的领地(Bereich)不同,但是“它们仍然同属一个地域。”[5]163诗与思在同一个地域相互照面,正是共属的同一个地域中的照面显示出诗与思的差别,使得它们各自是其所是。但是,照面以及由此而来的近邻关系都发生于“地域”。

(2)地域(Gegend)(5)Peter Hertz的英文翻译,有时作region,有时作country。

“地域” 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主题化以先的层面,它指示出在思想里面既没有现成的方法也没有现成的论题。所以,“地域”与主题化世界的清晰确定不同,它是氤氲未分的意义领域;但是这种氤氲未分的意义领域却是主题化世界赖以开展的源泉。地域作为地域,它的作用便是把“领域”(Gebiet)提供出来——即为那种为了思想的缘故而有待于思的东西提供领域。“思想逗留于这地域(Gegend)之中,行进在这地域的道路(Wege)之上。这道路归属于这地域。”[5]168在“地域”这里:

地域作为地域化的东西(Gegnende;counter),是有所开放的澄明(Lichtung), 在其中被被澄明者和自我遮蔽者(Sichverbergenden)同时进入敞开的自由之中。地域的敞开与遮蔽(Freigebend-Bergende)就是那开辟道路(Be-wёgung),这开辟道路给予出属于地域本身的道路。[5]185

“道路”一词所指的是让我们有所通达的东西。它“把我们通达到那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lässt)我们的东西”[5]188。这起着“传唤”与“通达”作用的道路,就是由地域所开辟出来。开辟的方式即是“道说”,并且诗与思是道说(Sagen)的最本真的道说(sagen)方式。只要是在思,“我们已经逗留于这个与我们相关的东西的范围中了”。[5]188

(3)面对面(das Gegen-einander-über)

更进一步,近邻关系已经暗含了一种“面对面”的结构。因为,近邻关系的“近”并不是空间上的近,而是在根本上与他者的照面。海德格尔说:

在起支配作用的“面对面”之中,一切东西都是彼此敞开的,都在其自行遮蔽中敞开;于是一方向另外一方展开自身,一方把自身托与另一方,从而一切都保持其自身;一方胜过另一方而为后者的照管者、守护者,作为掩蔽者守护另一方。[5]189

每一个存在者作为其自身,都随身携带着一个“他者”,这个“他者”使它得以将自身差异化。它作为“它”,始终携带着一个他者;它与它的他者,处于近邻之中。近邻结构是在存在者与它的他者的“面对面”之中被给予出来。而“面对面”的结构自身有着“深远的渊源”——亦即“起源于那种辽远之境,在那里,天、地、神、人得以彼此通达”[5]190。

天、地、人、神得以彼此通达的境地被称作“世界四合整体”。世界四合整体这个概念表达了事件“发生”的和合互缘的整体结构,这个结构使得“发生”本身得以可能。存在者在其中显现自身的近邻关系不是空间距离,而是“世界四合整体诸地域的‘面对面’的开辟道路。”[5]200正是在这世界四合整体中的“面对面”之开辟道路的过程本身中,“居有着切近”[5]202。一方面,“面对面”开辟道路的过程本身居有着切近;同时另一个方面,正是切近本身让四个世界地域保持在辽远之境的切近中,让它们得以是自身,并且彼此之间相互通达[5]203。

四、“道说”——遮显无声

“面对面”与“切近”之间呈现出相互含摄的关系。在相互含摄的回环中,前面所展开的那种言说的指向前的线性关系,便被收拢叠合于显现的当下。切近成了自身的切近,自身成了切近之中的自身。于是,事物的显现,从外部看来,便成了事物自身的显现;自身显现自身,无待于外,自然而然。它展开于平常,经过周转,又复归于平常。平常无“事”,没有起伏波澜,所以难觅行迹、难闻动静。所以,海德格尔把这种无声无臭、无形无相的“开辟道路”(Be-wёgung)称作“寂静的事件”(das Ereignis der Stille;the occurence of stillness)。所谓“寂静”,正是因为事物的显现之路不在别处,它在这无声无相自身之处显现出来。这种无声地显现,即是海氏语言之思的第三个层面,即“道说”(Sagen;Saying)的层面。

“道说”指示了语言在“寂静的事件”中所归属于其中的东西。海德格尔说,“语言的本质属于使那四个世界地域‘面对面’的开辟道路的运动的最本己的东西。从这个层面上来看,语言就是为世界开辟道路的道说,是一切关系的关系”[5]203。一切存在作为关系,都借着语言而存在。语言作为敞开的澄明之境,它将事物带出来,显现于存在中。只有道说才赋予我们能够使用“存在”(ist)这一个语词,用它来描述所命名的东西以及如此这般跟随道说而说的东西。正是“道说”本身把“存在”发放到“被澄明的自由之境以及它的可思性的庇护之中”[5]203。在这样的“自由之境”、“庇护之所”,事物才存在(sein)。作为世界四合整体的开辟道路者,道说就以无声无臭的方式,把一切都聚集入相互面对面的切近中。道说作为这种无声地召唤着的聚集,为世界关系开辟道路。这种无声地召唤着的聚集,亦即“寂静之音”(das Geläut der Stille),“它就是:本质的语言”[5]204。寂静之音,是无言之言。

无言之言,于无言之中聚集着所言之物,也相应地安置着言说者,这里的言说者与语言的关系出现了颠倒,不再是由我们来安排“语言”,而是我们自身作为“说语言者”在语言之中才得以被安置(austellen)。海德格尔说道:“我们作为终有一死者,就是这个四合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能够说话,正是因为我们回应了语言”[5]203。

“语言是存在的家”,伴随着语言的那个思想是对这可居之家的通达,通达于家,居于家中才得以存在。语言聚集着是之所是,思想解开语言,便是通达于“是之所是”。通达本身无形无相,但是在通达之中必定有着澄明。微妙的是,通达的过程就显明于语言,构筑在这个作为痕迹的具体的语言之中。具体的语言进行着说(sprechen),它在说之中给出了自身,同时被言说的“物”也聚集于这说之中。语言道说,它说明、指明,并且在说明、指明之中将“物”呈现出来。同时,语言也在说明、指明之中隐退了自身,将自身隐退于它自己的道说里面。于是,作为道说的语言遁迹销声,留下的乃是具体形态的语言,即作为“物”的语言。如此,我们可以说,在道说的语言里,“物”的显现乃是自身的显现。

自身显现自身,自然而然,无所依待。也正因为自身显现自身,是自然而然、无所依待,整个显现浑沦一体,不待觉察,所以如要进入到语言源初的境界之中,并且经历到语言自身的实况,那么就不可能通过外在的中立的方式得以实现。因为这样的进路,是顺着对象化往下走的。而语言现象学的进路,则是回溯(Zurückfrage),于具体的对象化之中逆觉回返——去照见、去经历语言建构与发生的事情本身。

五、结语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透过对“语言本质”的追问,展现了“语词”、“本质化”以及“道说”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在“道说”层面,海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事件现象学。语言在根本上归属于事件的运作。在事件自身的运作中,说语言者的居住空间被集置起来,成为存在的“守护者”。因而,从根本上来说,语言的本质并不是某种“本质”,而是使得所有的本质得以显现为本质的运作。海氏这种对语言现象的运思,有助于克服形而上学的单义性(eindeutigkeit)呈现方式,恢复事件自身的多义性(vieldeutigkeit)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