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看瞿秋白的“推求”（下）

赵一心

三、瞿秋白“推求”的特点和意义

由于《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没有直接提供瞿秋白较为全面的“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过程，更由于一个人对一种理论的接受受制于众多因素，尤其对他这样富于理性的探索者来说需要在思想上廓清许多问题和疑虑，因此本文只能更多通过实践轨迹展示瞿秋白“推求”的客观性，而难以详细呈现他拉直每一个问号的思辨过程。但仅从这两部作品，仅从那些不够系统的材料中，已经可以看出那一代先进分子在推究、探索科学社会主义上所投入的真切情感和艰辛努力，看到了那段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初心确立息息相关的不凡历程，并相信它能够为人们探索和坚持真理，乃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

1921年瞿秋白摄于莫斯科

一是走进人间寻答案。虽然瞿秋白将《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一起定位为“幼稚的文学试作品”，但他同时申明：它们“决不是枯燥的游记，决不是旅行指南”。它的意义就是作者自许的：“欲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况且文学的作品至少也要略见作者的个性。”“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毫无疑问是瞿秋白在俄考察的一个重要标的。“心灵”对人类来说，主要表现为情感，而情感背后是社会的环境和实践。因此，关注社会主义的实践，首先便是关心社会主义中的人。这也是他在《饿乡纪程》中把“正式调查”的起点确定在见《真理报》主笔美史赤略夸夫开始。《赤都心史》为收录的文章编了号：一至四九，共49篇。粗略统计，其中21篇记录了与当地的中俄人士的访谈，10篇是诗，还有18篇是随感类的文章。从内容上看，除了10首诗，其余文章虽然也有少量文学笔法的描述，但总体上看，都涉及到了当时苏俄的现状和许多实际问题，其中涉及政治、文化、分配、家庭、资本、工业化、民生和农民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发现和心得，可以说都是走进人间，特别是走进普通群众中获得的。《二八 清田村游记》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这篇“游记”共有7篇短文组成，记录了1921年10月13日至18日瞿秋白一行在托尔斯泰的宅邸清田村游览的过程。从第一篇开始，他便关心十月革命后俄国的人心。在第一篇《游侣》中，他记录了与一个老者的谈天，从他那里获知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面包与和平”的口号大得全国农村的同情。是因为“农民要土地，不是要社会革命党纲的宣言书——是要实实在在的土地，没有什么神妙科学”。第二篇，记录了托尔斯泰女儿口中的托氏形象；第三篇，记录了安德莱女士谈及的当地人对革命政府的态度——成天地骂革命政府；第四篇，记录了托氏派公社这样一个得到苏维埃政权允许的经济组织的尝试，及其它带来的好处；第五篇，记录了几个中青年女性的谈话内容折射出来的革命后社会风气的变化；第六篇，记录了一位别墅女主人革命后的感叹“穷人还是穷，富人还是富……”；第七篇，则是记录了作者在这次游览结束后的心情和对一些问题的结论：“俄罗斯农家的生活，浑朴的风俗气息，而经济上还深陷于小资产阶级。平民农夫与智识阶级之间的情感深种社会问题的根蒂，依然显露。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经怒潮汹涌的十月革命，冲动了根底，正在自然倾向于解决。”虽然从时间上看，此时的瞿秋白，已经认同十月革命，但对于尚未归国的他来说，对苏俄的考察还在进行之中。读过《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一文，便可知瞿秋白的这次“清田村之游”是在为“农业及农村制度，要用婉转曲折的过渡办法去改造”“现有的经济组织，一半要加控制，一半要暂时保存。食粮的分配，需要品的供给，一面允工农自相交换，自由小贸易，一面仍保持中央集权”等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工程”所涉及的实际问题，继续寻找心中的答案。这种走进人间、面向实际的调查，不仅让瞿秋白当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推究和探索充满烟火之气和实证性，更为深刻的是促使他从社会问题和人民呼声反观苏维埃政权解决问题的努力和可能，进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建立在这一制度所显示出来的改造世界、造福人民的可能性上。而这些正是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要义“为人类求解放”所规定和要求的。

二是客观冷静获真知。虽然在赴俄采访的过程中，瞿秋白越来越把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道路选项，并给予当时尚未十分了解的苏俄以“光明”的情感预期。但作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理性思维素养的探索者，在俄罗斯的考察中，他表现出了理性和务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使他的考察鲜见先入为主的肯定或者否定，也没对研究对象有选择性取舍，而显示出客观冷静的态度，并更多呈现出问题意识。这不仅没有妨碍对事物的正确认知，而且让他对社会主义多了一层处理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关系的思考。

比如《赤都心史·三兵燹与弦歌》记载的，俄国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在与瞿秋白交谈时说道：“战事革命，工业毁坏太甚，内战继起，令政府不得不注全力于战事，一切原料及工业生产品都用在军事上。机器不够用，技师非常少，技术成（程）度又太低——战争时俄国技师死者甚多。所以非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来发展工业不可。”这是革命后出现的困境；《二四民族性》记载的那位匈牙利籍的老妇口中的劳农政府和农民：“弄了个劳农政府，教人表也随便带不得，真正有趣……唉！不必说起。你瞧，这沿街的小孩，卖纸烟，不受教育，哼，农村里去看看，农民蠢得像猪一样，个性不发达，有事一哄一大群，谁亦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居然哄起来了；再则他们一面要地，怕地主，地到了手，政府问他要食粮，又舍不得了！真奇怪的民族……”这是落后民族的国民性问题。这些信息是负面的，但它们都是瞿秋白认为的“将所能贡献于中国文化”的材料，足见他考察和“推求”的严肃和严谨。因为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更是实行社会主义难以回避的。又比如《一六贵族之巢》记录了他对一个市场的观察：“十字街间，旷场两面，一排一排小摊子。……这里一批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糖果点心，那里一批小褂，绒裤，……多的（得）很！再想不着，严冬积雪深厚，——我们初来时，劳动券制之下，——这些丰富杂乱的货物，都埋在雪坑里冬池底么？经济市场的疏通原来是这样。”《一八列宁杜洛次基》所记载的对列宁的印象：“（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第一天……列宁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与自然之中。”《三七离别》记载的瞿秋白在1922年元旦那一天，在高山疗养院庆祝新年时看到的“女役——在中国不过‘老妈子’罢了！——和医学博士携手同歌呢”。这些现象无疑是表面的、个别的，但对善于思考的瞿秋白来说，可能已经察觉到它背后的逻辑，与前面几个例子相对应，那就是社会主义能够带来经济繁荣，就是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具有别样的风采，就是十月革命后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发生趋向平等的转变等等，虽然这只是文字层面的分析，虽然这样的认识仅仅是极少材料的抽象和提升，但是可以看出瞿秋白在这里运用了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方法，这对于判断眼前的苏俄和社会主义是合适的，也是有意义的。虽然后来瞿秋白所赞许、期待的社会主义在它的第一个成功实践地遭受了挫折，但不能掩盖当年它所呈现的优越样貌和美好前景，更不能否认瞿秋白那一代急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貌的先进分子对它的认可与拥抱。正是这些基于活生生的实践的考察和推究，瞿秋白看到了社会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三十二家书》堪称《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带有总结性的心得。这篇文章说道：“中国曾有所谓‘士’的阶级，和欧洲的智识阶级相仿佛而意义大不相同。在过去时代，中国的‘士’在社会上享有特权，……现在呢，因为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加以外国资本的剥削，士的阶级受此影响，……迫而走入雇佣劳动队里；那以前一些社会特权（尊荣）的副产物——经济地位，就此消失。……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这就是一个充满理性而具有逻辑的“推求”——他将“士”的阶级的没落归咎于资本主义，进而寻找推翻资本主义压迫的良方——实现“士”的无产阶级化。这一认识，看似简单实则深刻，当时它帮助瞿秋白拨开了关于社会主义“总解决与零解决”“改良与革命”“独裁主义与自由主义”“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有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集权主义与分权主义”“群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彻底与妥协”等“无穷无尽，两相对待”的迷雾，而得出了“现实是活的，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来的，不是先立一个理想的‘主义’”。这无疑为他在最终选择社会主义，扫清了思想上的一个障碍。《三十二家书》之后，《赤都心史》的文章，除5首诗以外，其余13篇绝大多数便是类似这样的思考，正是这些思考，让瞿秋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显得更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为了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纵然社会主义尚存在诸多待解的矛盾和问题，在瞿秋白心中它已经成为不二选项。

三是理想至上深思虑。当年，瞿秋白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多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而不仅仅是或者说不主要是“治国平天下”，关于这一点瞿秋白本人有明确的表示。换句话说，他更多地关注和认可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而不是当时采取的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手段和举措。虽然马克思主义主张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虽然历史和实践已经昭示，理想的实现需要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关注终极理想，可能会带来理想主义的问题，甚至产生理想与实际矛盾面前的纠结，这一点瞿秋白本人也没能完全避免。但不能忽视当年瞿秋白对终极理想关注所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因为他所关注的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最为本质、最具共性、最富生命力的内涵；更要看到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选择，对于保持共产党人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要而积极的意义。瞿秋白在生死关头展露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正是站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上观察和思考问题，使得一百年前的那次考察和“推求”，更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和历久弥新的价值。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以不是很多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了瞿秋白对“终极理想”的关注，窥见了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忠诚热爱和对它业已存在和可能遇到问题的警觉，从两部作品看，至少涉及到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其一，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破坏旧世界更要建设新世界。《三兵燹与弦歌》，瞿秋白记下了苏俄文化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话：“我们在文化上能尽力的地方都已尽到了，然而不敢自满，——实在战争与革命的破坏力非常大，创造新文化也不是轻易的事，还得努力做去。”在这篇文章中，还记载了俄国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谈工业化的一段话：“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盛行的民粹派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派和民粹派的争执焦点就在于此。你们想必很明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在《一〇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瞿秋白记录了德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兼外交代表史德勒来俄的感想：“资本家是可以推翻的，资本却不可以毁的，……无产阶级胜利后，那资本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库藏，俄国革命中或者有这一类的误点。”这些话语虽出于外国人之口，但蕴含社会主义的建设性，特别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瞿秋白当年是否有这样的认识，尚不能肯定，但他把这些谈话内容记录在容量不大的《赤都心史》中，至少可以说明对他来说这些话语是他印象深刻的，甚至是重要的、认同的，他在作品的议论中就表达了这样一个认识：资本的发展——按经济学上的原则——真是“速于置邮之传命”。他至少依稀看到了经济规律，并对社会主义运用经济规律给予了预期。历史显示，瞿秋白认可苏维埃政权、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涉及社会主义本质和前途的问题进行思辨的。虽然他那时的“推求”还是初步的，但从他留下的许多文章中能够感觉到，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存在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努力和未来可能。后来，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经验，更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所证明。

刊载于《晨报》的瞿秋白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开篇

其二，社会主义要让广大人民得到好处。这个问题，同样涉及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有许多关涉基层百姓特别是关于俄罗斯农民的采访、见闻、感受的记载，或许便是基于这个原因。作为一场革命、作为一次科学社会主义的尝试，瞿秋白始终高度关注最底层的人民是怎么看的，他们的态度是什么。这既是认识和评价当年苏俄的重要依据，更是瞿秋白他们寻找道路、选择理论的初衷使然。《赤都心史·六革命之反动》瞿秋白在分析喀琅施塔得要塞事件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概不得志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一九二一年以来，都不满意于劳农政府，社会革命党所谓“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到处宣传鼓动。实际上“粮食均配法，收取农民出产物之全量，为近时西伯利亚以及其余各处农民反抗的真因……”。《赤都心史·一一宗教的俄罗斯》记录了郭质生关于农民对新政权的态度的变化：“十一月革命初期，各地乡村中农奋起，高呼分权万岁，各村通行须有当地地方政府的执照，如此者三月。后来国内战争剧烈，农民少壮都受征调，政府派遣收集食粮，农民渐渐忘掉苏维埃政府分给土地驱逐地主的政策而起怨忿之心。”《赤都心史·二二饥》记载：“革命战祸连年以来饥寒交迫，今年又是如此，真可见俄国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莫斯科城市新资产阶级开着辉煌的咖啡馆，饭馆；哼，募捐队去时，大大的商铺，只出得几万。……资本家说，‘不信’布尔什维克办赈灾，于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一无党的赈灾会，……葛里基（高尔基）还预备到伦敦巴黎去募捐。”《赤都心史·四五新村》有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时农民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土地国有’之社会革命党党纲实行，俄布尔什维克已经经过革命的第一期，可以转向第二期——无产的工人与小资产的农民间之协进，新经济政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瞿秋白还在《赤都心史》的不少地方涉及到，他的基本认知是，当一项政策对多数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当进行及时地调整。社会主义政权有这样的需要和能力。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从经济动因来看待问题，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这一思想特征，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有了基本的内涵和实质的内容，保证了党领导的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成为“唤起工农千百万”，依靠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大道至简，利益决定人心，人心决定成败，这是“人民至上”的悠远回响。

其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长期课题。虽然瞿秋白这次赴俄采访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条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领导十月革命的俄共自身建设上。《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都比较少。但这两部作品也还是在有限的文字中，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关于党的先进性，当时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和策略及其执行层面上出现的偏差，其中大多表现为简单化。虽然没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样的定性分析，但已经看出了简单化带来的种种危害。对这个问题，瞿秋白当年更多的是从干部素质上去认识，虽然不够全面，但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关键性的原因。关于纯洁性的问题，直接提及的是《赤都心史·二〇官僚问题》记录了郭质生讲给他听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一营官兼营中政治文化委员会会员，不知怎么样作弊得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及委员长最初假装着不知道。”依今天的认知，这是一个腐败问题，当年瞿秋白将它视为官僚问题。他在记载这个故事的前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十九世纪以来，除九十年代勃然兴起的劳工问题外，向来在社会思想中占极重要而不得解决的还有三个问题：智识阶级问题，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葛葛里（果戈里）的《巡按》，俄国官僚社会的肖像，几十年，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巨潮如此汹（凶）猛尚且只扫刷得一些，无产阶级新文学中已有‘新葛葛里’出现，共产党报纸上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呢。”这些现象之所以被瞿秋白敏锐地捕捉到，一定与他关注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有关，因为一切腐败行为，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以至于他对建政才几年的苏维埃政权的干部队伍具有这样的“挑剔”，这也可以说是他理想至上的另一种表达。而这种来自一百年前的表达，不仅没有因时间的久远而削弱它的意义，相反，更能让我们看到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那样的神圣，那样的艰巨，又是那样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