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的“举重若重”

文_杨 吉

【美】芭比·泽利泽：《严肃对待新闻：新闻研究的新学术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第1版。

“严肃对待新闻”或“认真讨论新闻”，无论采用哪一版对“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的译法，都能准确地传达海内外诸多新闻同行对时下及未来新闻业走势的担忧与关切。作者芭比·泽利泽认为，进入互联网时代，现今新闻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未到达其本该有的地位。她的这个判断多少会遭到业内同行的反对，且不论理论和实务界的工作者们曾经、现在为这一学科作出大量的努力，并产出了浩如烟海的作品成果，但就“新闻”二字就存在着不同指代——它是新闻业的，还是新闻学的。然而，泽利泽借用其前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过去曾经表达过的一句短语“严肃对待新闻”，来命名她其中一部著作。在书中泽利泽写道：“本书的出发点基于这个假设：如果新闻业意义重大，那么新闻学就意义重大。”

没有迹象表明新闻前辈说那句话时，是在暗讽当时的新闻学研究有不务正业或自我放逐，相反，他重在肯定部分同行，后者提交的论文有现实联结、有问题导向、有涵养深度、有建构意识，巧合的是，泽利泽也位列被表扬的名单中。可到了泽利泽这边，事情却被赋予了新的意味。据她观察，新闻的学术界和实务界存在着各说各话、鲜有往来的现象，而深入到象牙塔内同样如此，不同学派、团体各占山头、彼此割裂，各自操持着自有门派的话语、概念、学说和叙事体系，他们中甚至还会甘愿隔绝与其他人文社科的联动。

作者所察觉到的关于新闻业做与研的局面欠佳，构成了她写作《严肃对待新闻》的基本初心与价值。在创作的路径与风格上，泽利泽可谓独树一帜。她运用了文献综述的方法，借鉴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对新闻学一些具有标志性的研究视角或方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用《什么在决定新闻》《民主与新闻》《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的作者赫伯特·甘斯的话来说，“泽利泽对新闻学术研究是大百科全书式的回顾”。当然，如果仅限于分类整理、归类评述，那么泽利泽不会得到业界更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事实上，她试图在确立一种研究范式、学理脉络。根据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报道总统之躯：肯尼迪刺杀案、媒体与集体记忆的塑造》以及次年发表的《作为阐释共同体的新闻工作者》，从中就较早地体现出泽利泽与别的学者不一样的特质。她有意识地使用话语、叙事、仪式、文化权威这样的概念，而且系统性地提出从文化学维度来解析新闻业。

正如在《严肃对待新闻》中，作者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全景式地介绍文化分析与新闻的缘起与发展。不难看出，该理论阵营同样人数众多、由来已久，但泽利泽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根据她的描述，新闻文化探索是跨学科、自我反思的，它利用多样的研究视角和学术工具，习惯于将新闻普遍地视为一种文化。由此很显而易见，“作为文化的新闻”与“文化学阐释新闻”必然是理解此流派最主要的两条线索。就像回顾和评介其他四个新闻学视角——社会的、历史的、语言的、政治的，泽利泽在介绍自己一派的时候，循例罗列了大量前辈、同行的名单及其代表作品、主要观点。她的学术涵养、她的文字功底，让人们阅读起来并不觉得是冗长乏味的资料堆砌，相反，她很好地扮演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向导，带领着读者畅游观光新闻学的“知识展馆”。不仅如此，她还能把相关的学坛掌故、理论渊源、思想迭代等言简意赅地交代清楚。

在阅读本书时如果有障碍或误会，那么，它也可能来自泽利泽对包括其文化学在内的五个视角的划分。对于这个问题，泽利泽有预判且解释道：“它们绝非全部，诸如经济学、人类学、法律和哲学这些重要的领域在本书中没有得到相应的章节。同样重要的相关领域——传播学和媒介研究——在本书中也没有相关篇章，因为它们显而易见的跨学科特点对于本书探索式的尝试而言有些超前了。”站在泽利泽的立场，有以下三点是需要知道的：

第一，如同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合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泽利泽的这部作品具有学说检阅与知识增量层面的价值，同时，为了便于呈现必须主题先行、人为地按照一定标准喜好来筛选。第二，不管是哪个维度，或者是有些学者如著有《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新闻社会学》的著名传播学者迈克尔·舒德森，他就横跨了社会学、历史学等若干方向，在泽利泽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令新闻学科更有层次感、颗粒度、多样性的“阐释共同体”。尽管这些人彼此存在意见的分歧甚至观点对立，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与贡献，让新闻业的图景愈加辽阔和前程更值期待。第三，泽利泽从业界切换跑道至学界，不同阶段、每个身份都成果斐然的亲身经历，让她更在意和重视不同角度带给探寻新闻学本体论的裨益。所以，整本《严肃对待新闻》从书名到正文都一再强调要打破不同学科背景对新闻研究的分割，建立起各个局部研究之间的关联，并形成新闻从业者、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共识机制。

很多时候，泽利泽对新闻学的未来表现得忧心忡忡，不时流露出其行将衰落式微的顾虑。就在全书的末尾，她接连用了几个关乎“存活”的设问。“新闻能存活吗？新闻学术探索能存活吗？如果可以，那么它们应该而且能够共同存活还是单独的领域中存活？”概而论之，当前新闻业各种所展示的生命力与想象力仍为人期许，并持续吸引着大量专业人士的涌入和以此为志业。在此意义上，泽利泽发出的警告略显多余，但值得肯定的是借由她通过本书的撰写，为何以举重若重地审视新闻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