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事的探旧与研新

文｜王建辉

龚明德 著文汇出版社出版：2022年9月定价：49.00元

龚明德兄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事的探索方面不断取得新成绩，总会有一些原因。正好他寄来由文汇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文事探旧》，这本书既是他这方面又一个成果的新结集，也是“聚学文丛”中的一种。细读此书，我觉得可以从中去探明前文提到的那些原因。

我要说首先在于他的心力、定力与自信。年届七十的龚明德，积数十年精力在现代文学的园地耕耘，专攻掌故与史事，他的这些成果总会有这么几个字眼：文、事、旧，这是他治学的范围和关注点，几十年蜜蜂之功不出成果才怪。关于他的定力，从他早年曾给自己的书舍取名“六场绝缘斋”就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后记则称自己为“‘资深’考据做工者”，他的这种自况就很能说明了。难得他既有心力又有定力，也明白自己的长处所在，故而几十年下来，硕果累累，其成绩不在那些作高头讲章的学者之下。这其实不容易，不能不佩服。更难得的是他的自信，这是学术的自信，他相信自己的这一番耕耘全在学术的田地里，只是做工与众不同，他坚信自己的这一番耕耘，是一般读者饶有兴味的需要，也是学术的专业奉献。

其次在于他后记所说的，他有一个好的平台，有一个好的编辑，十多年里在这个平台持续地发表这方面的成果。龚明德自己做过25 年编辑，这种职业训练对他的旧事钩沉是有帮助的，因为编辑有挑毛病的职业习惯。书中谈胡适“破碎”日记一篇，便是编辑的职业眼光所致。现在他自己遇到了一个好编辑，该是一种因果吧。由于有这样一层因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能让我源源不断推出如此规模性质的专业奉献”。这实在不容易。实际上这是一种动力与压力。持续地写，持续地发表，既是成果的积累、学术的检验，也是影响的扩大。这是一个治学者难得的生存环境。这让我想起孙伏园约鲁迅作小说（也就是《阿Q 正传》）的故事，其起笔也孙伏熙，其搁笔也孙伏园，因为孙伏园离开了，鲁迅翁的小说也就作结了。虽然这两件事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在中国当今的“公天下”的报刊园地里，有这么一个长期专属于自己的小平台，其实可以称为当代中国的一个小奇迹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样的第二例。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于北京北海公园举办婚礼

最后在于龚明德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是龚明德很有本事的地方。从他的这本书看，这种本事与能力，我比较欣赏的在于如下几条——

第一条表现为善于发现并进行历史细节的发掘。善于发现就是要从无疑处生疑，发掘就是要使有疑处无疑。明德从细节入手，数十年乐此不疲，而这些细节，用龚明德的话说，是些具体的史实细节。这是多数人不太重视也更不太明白的，或者说是被历史遮蔽了的。或许作者会谦虚地说不贤识于小，但如老子语：大，必作于细。虽然是细节，却是必要的。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它不仅仅是骨肉，有时也是经络。龚明德这些小的细节的发掘大致有两类：有一类是龚明德的独家发现，如《线装本《〈志摩的诗〉的印行》，是他翻旧报刊时有所发现后对其书出版时间的订正。再如有关丰子恺的译本《自杀俱乐部》，学者可能都见不到原本，故而相关的年谱著作都没有记述，龚明德把它找了出来。还有一类是依据现有的出版物所做的对比，在他人不小心或忽略的地方发现事实、理清史实，如《胡适未出席徐陆婚礼》。这些发掘是要用功夫的，如作者在《删去“发行人 吴文林”》一文中所说“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问题，如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就得不断地花上时间甚至精力、经费”，找齐资料逐一“验视后方可有一个结论”。中国学术史上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龚明德的功夫就是这种功夫。

第二条，娴熟的考据功夫使他能够根据手中掌握的部分资料，推论出一些事实的真相。《知白〈回忆闻一多〉考读》一文是书中最长的一篇文章，此文谈“知白”是朱自清不太引人注意的笔名，尤其是根据此文与朱自清思想的内在理路的对比分析，判明这篇署名“知白”的文章系朱自清作品，很见作者的功力。由于个人研究的兴趣，我还注意到他写的《茅盾辞编〈小说月报〉》这一篇。在这一篇里龚明德说，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有关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的原因，是被创造社成仿吾抓了一个翻译上的小辫子，谢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龚明德依据他所了解的材料指出：“茅盾一九二二年底辞去《小说月报》编辑移交给郑振铎担任，是正常的工作交接，与成仿吾对茅盾‘雅典主义’误译的‘讥讽’无关。”龚明德的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我想补充的是，大凡对这一段商务印书馆史比较熟知的学者都知道，这是商务印书馆上层对沈雁冰（茅盾）有所不满的一次调整，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的几年间注重了文学的本体，但对市场注意不够，商务印书馆高层需要市场遂做出相应的调整，郑接编后很注意克服这样一个“短板”，刊物的印数有所上升。

第三条是对于旧事生发出新的议论提升文章内涵。纯粹的旧事钩沉有时不免枯燥，加上适当的议论可以调剂口味提振精神，并且可以开发出旧事的现代意义。如谈胡适日记的整理，他说：“道理和工作原则，强调起来是容易的，但弄好一部要供后世读者尤其是供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反复查阅引述的篇幅巨大的胡适日记，真还马虎不得。”《赵家璧致黎烈文一信》的一段议论更是率真：“其实这类密集地现场书写文化史实的当年文献，比他‘文革’后写的那些真假难辨的所谓‘回忆录’之类的长短文章要有价值得多。”注意《含有舒批的徐志摩书信》一篇，有两段言论：“整理重印先贤的书信著作，有幸见到具备文献价值的完整手迹，再不虔诚地做苦工逐句签批标点符号细心辨认，还不如就清晰影印先贤的书信手迹来得恭敬些。”“舒新城精明、干练的内行风度，让如今的出版从业者们几乎望尘莫及。”诚哉斯言。但这些议论要恰到好处并不容易，是阅历的积累和识见的绽放。

第四条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批判精神，以及对真相和事实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这既是一个基点，也是一个高点。在学术上能够坚定地抱持这种实事求是，其实很难。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给他带来过声誉，也必定会带来麻烦，对这种麻烦他不会去计较，一如故我。回到书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篇文章写流沙河先生事，主要内容是流沙河先生自述他本人一首歌词的产生，龚明德说流沙河先生的述说有部分事实不够准确，然后娓娓而谈他的依据。龚与流沙河先生是很熟稔的师友。由他来订正流沙河先生述说中的部分事实有误或者不完整，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还原了事实的全部真相。

从以上所写，大概能明白龚明德为何能以探旧变研新，不断取得新成果吧。

我和龚明德一样也是做编辑出身，故而对这本书也有点挑剔的眼光。一点是这本书如有图可能更好读。如谈何满子七绝诗那篇，若能将何先生七绝诗的手迹图片附在书内一并刊出，两相对照，就很能说明问题，公有理还是婆有理，更有益读者的判断。他的另外一些著作如《旧时文事》就有这样的图片。再一点是书中有些表述还不是很准确，如说王世襄“应该是冰心在燕京大学的同学”之类，王（1914—2009）与谢（1900—1999）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是同学，用校友一词就完美了。

应该感谢龚明德为学界提供了这么多史实细节、这么多旧时文事。学者谢泳在本书的序文中说，龚明德的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经得起时间考验，我很赞成。我想龚明德的写作并非率尔操觚，都是干货，他笔下精心打捞出的这些旧文事，可以汇集成有意义的现代文学的新图像，希望学界重视并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这些学术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