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路径研究

○路可如

学术期刊作为科研成果和文化思想的重要传播和交流平台，在加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学术出版“走出去”，进而全面提升我国学术研究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9 年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指出，我国科技期刊的建设目标是“到2035 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有效引领新兴交叉领域科技发展，科技评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成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1]由此可见，在建设我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学术期刊肩负传播最新学术成果、加快学术交流，并最终推进学术科研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职责。

一、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重要意义

2011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首次提出了“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指出要在“十二五”期间着重“建立学术期刊科学遴选和培育机制，重点支持代表我国学术水平、具备国际办刊能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学术期刊发展。”“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还将“国际影响力”“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等作为我国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与沿线国家形成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运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既是经济带，也是文化带，在提升经济互通交流的同时也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产业带来了发展和机遇。[3]《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提出，“要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和对外传播提供了平台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应该借此“东风”，不断向国际市场展示我国璀璨的历史文明、传统文化思想、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等，从而全面推进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进程，加快“走出去”步伐。

二、当前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一）办刊理念和期刊结构不够合理

学术期刊的创建和经营需要从顶层设计角度长远考虑其办刊宗旨、理念以及其未来发展。当前，我国学术期刊从整体规划和布局来看，综合性期刊居多。尤其是我国高校，为了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综合影响力，创办的综合性期刊较多。学术科研需要在既“专”又“精”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之一，作者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十分注重旗下出版物的内容水平和学术影响力，而且其期刊、数字出版等都有明确的出版战略，从顶层设计到办刊理念既有定位又有高度，符合学术“走出去”的实际要求。而纵观我国学术期刊，大部分综合类期刊的栏目分类通常会包括思政、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教学、课程改革等，栏目较多，但内容却不“专”也不“精”，这就陷入了“千刊一面”的尴尬境地。[4]导致以上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少数高校期刊作为高校教师为评职称而发表论文的“平台”，其论文内容质量可想而知，更别提被国外期刊数据库收录了。原因之二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论文刊发和传播的过程中，大部分期刊并没有考虑和关注目标读者需求，为读者提供精确、权威的阅读内容和价值引领,[5]仅局限于期刊落后的办刊理念，论文形式和内容创新性较差，这就导致不被大部分国外读者所接受。长此以往，这种办刊理念和传播模式很难满足国际学术期刊平台的需求，导致学术期刊“走出去”困难重重。

（二）英语翻译精准度较低

学术论文的语言风格和翻译水平直接影响期刊的整体质量。在英语语言结构和整体翻译上，科技类学术期刊和社科类学术期刊相比，占据明显优势。由于科技领域的语言结构、表达形式、固定搭配等已经有较为完善的翻译标准、统一规范以及话语体系，这就使得其所搭建的英语语言平台几乎可以无国界地表达和阐述各种科学问题，致使我国科技学术期刊的国际传播路径和平台相对通畅。而我国大多数社科类学术期刊以中文作为语言载体，涵盖范围和内容较为广泛，一般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作为研究方向，而这些研究成果中的许多学术观点和专业术语在翻译时具有一定的困难，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同时在语言表达、概念诠释等方面的不同，这就致使英语中意思相近或相同的词汇在传达意识形态层面或是表述某些感情色彩时会出现歧义，使得一些优秀的社科类学术成果无法在国际期刊发表。2015 年，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曾计划将年内的高质量外语教学类论文译成英文发表，但最终未能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翻译难度大、成本高等因素的影响。[6]我国外语类期刊尚且面对如此尴尬境地，其他学科在英文翻译方面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尽管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社的英文编辑英语功底相对扎实，具有一定的翻译水平，[7]但对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专业术语等方面的翻译和把控仍有差距。以上多种因素使得我国学术期刊很难实现英语语言精准翻译，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接纳和理解，导致“走出去”举步维艰。

（三）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的期刊管理模式不够灵活多样，期刊审核和录用等流程较为繁琐，而对于电子期刊的审稿、录用、发行等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我国学术期刊社整体分布较为分散，一般设在企事业单位内部，缺乏合理的奖励机制，编辑的薪酬与其编校质量几乎没有关联，这就致使编辑部内部缺乏竞争意识，工作状态低迷。一些学术期刊选择直接与国际出版商合作来建立新的出版模式和渠道，尽管此种模式能快速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但却限制了我国学术期刊的拓展模式，而且我国学术成果的版权和发行渠道由国际出版商控制，会对我国信息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从长远角度看不利于我国期刊的发展。近年来，国外出版业加快兼并和重组的节奏，形成集团化和规模化的运行和经营模式，实行编校、出版、发行分离的管理形式，部门间分工明确，大大提高了出版质量和工作效率。如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Nature），该刊虽然有严格的审核制度和修改编校流程，仍能做到在收稿1 个月后见刊，2 周即可上线出版，极大地保证了论文的时效性。[8]而反观我国学术期刊的发表周期平均为9 个月，有些知名期刊的发表周期甚至更长，直接导致时效性较强的学术成果发表时内容已经不是“新鲜出炉”的了，这种出版速度明显落后于国际期刊，严重影响了我国学者在学术上“抢占先机”，致使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难上加难。

（四）数字化传播平台拓展不足

当前，国际学术出版集团都拥有比较成熟的数字化传播平台，具有图像识别、语义标记、搜索引擎等国际前沿技术，这些技术通常被运用到数字出版和传播过程中，如网上投稿、编辑出版、信息搜索、交流传播等。除了在出版环节上实现数字化，国际出版集团还积极整合世界各大科研机构、高校图书馆等学术资源，在资源共享的同时为其带来丰厚的数字出版收益。而纵观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平台，布局较为分散，很多期刊的在线投稿平台闲置，网络平台也没有进行定期维护和内容更新。而我国大部分SCI 收录的期刊会借助国际权威数据库平台“走出去”，尽管我国科研人员将学术成果投向国内高质量期刊，但海量的原创成果和原始实验数据也会在无形中流向国外，原因在于我国学术期刊对于这些科研成果并不拥有使用权，如需使用还需要高价购买国外相关数据库，这就致使我国学术成果大量流失，同时也严重扰乱了我国信息技术安全秩序。国内的期刊数字化传播平台没有积极开拓，加之“借船出海”不恰当的国际数字化传播模式，致使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方向迷茫。

三、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实践路径

（一）树立国际办刊理念，挖掘中国特色议题

我国学术期刊应该树立国际办刊理念，熟悉国际通用学术规范，及时掌握国际研究形势和出版发行动态；与国际期刊社交流合作时，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国际市场，掌握其对学术期刊质量和内容的要求，以此确定办刊方向、出版语言、栏目分类、出版周期、出版发行形式等。长期以来，我国学术期刊的学术议题和研究体系等都以国际检索标准来衡量，很多研究只是“效仿”西方研究理论和框架，致使我国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不多，缺乏国际话语权。我国学术期刊需要刊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围绕和挖掘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议题，提出展现中国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观念和实施方案，引领国际学术界展开热议和交流，如我国在推进扶贫工作、促进国际贸易等方面起着引领作用，我国学术期刊可以就此设置相关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合作理念和运行机制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创新运用，学术期刊可以以此为契机，创建“一带一路”倡议学术专栏，展现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笔者所在学报，2019 年设置“专家视角”与“‘一带一路’倡议下工业汉语建设研究”两大特色栏目，以职教专家的视角以及本校近几年着重发展的对外交流和工业汉语建设为选题方向和内容[9]；2021 年设置“‘双高’院校建设研究”专栏，紧跟高职院校发展形势和热点话题，在体现专业取向和学术定位、提高阅读量和期刊知名度的同时，也为全面提高我国学术期刊话语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提高英语翻译精准度，打造高端翻译人才队伍

学术期刊“走出去”是一项漫长而具有巨大意义的工作，在提高期刊内容质量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英语翻译精准度，这就需要打造兼具翻译和出版知识的人才队伍。首先，培养高素质英文编辑。英文编辑需要具备过硬的语言功底，在工作之余需要多动笔、多进行翻译练习。可以尝试将与所属期刊出版方向相近的中文论文进行翻译练习，熟练掌握翻译工作中常用的句式结构和单词，建立学术专业词汇库，不断积累和丰富翻译技巧，形成符合自己工作模式的“翻译框架”。英文编辑只有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才能深刻感悟汉译英的方法和精髓，才能在日常的编辑和翻译中游刃有余。[10]同时，英文编辑还需要熟识国际学术翻译规范，具备跨语言和文化沟通的能力，在翻译过程中，在尊重作者学术观点和内容的基础上，使译文兼具可读性，只有用读者能读懂和理解的语言才能真正实现学术传播的目的。其次，英文编辑还要掌握国际出版法规，了解最新出版动态。期刊社可以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加强翻译和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如定期邀请编辑和翻译方面的专家举办相关知识和内容的讲座，全面提升编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另外，期刊社还应积极与全国翻译协会沟通和交流，组织学术期刊与全国翻译协会开展合作和研讨，成立学术期刊翻译联盟，针对我国学术领域中常见的疑难翻译问题进行探讨和规范，确保翻译的精准度和统一性，打造高端翻译人才队伍，为推动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贡献积极的力量。

（三）突破期刊管理经营模式，实施快速出版发行战略

第一，学术期刊可以效仿出版业“走出去”的路径，打破目前各出版单位分散、无特色、规模小的状态，建立合理的奖励机制，激发期刊社内部活力，把编校质量与编辑的薪酬关联起来，充分调动编辑工作的积极性，加强整体竞争意识；整合学术资源，通过成立学术期刊出版集团进行集约化经营，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建立品牌效应。第二，学术期刊需要发挥编委作用，通过聘请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外专家作编委，不仅可以开拓期刊的国际市场，引导编辑围绕国际热点话题丰富选题，还可以吸引更多国际作者和读者；国际编委还可以对学术期刊的运营模式提出宝贵建议，打破固有思维模式，进而与国际知名期刊办刊和经营模式接轨。第三，学术期刊还要缩短出版周期。出版周期包括年出版频率和稿件见刊速度。一些国际权威期刊刊期以双月刊和季刊居多，相比于我国学术期刊以旬刊、半月刊、月刊居多的刊期，国际期刊的年出版频率要低很多，每期刊发的论文数量也严格把控，确保论文质量，由此来保证影响因子的高基点。我国学术期刊可以借鉴此种模式，重“质”而非“量”，打造精品期刊。而在见刊速度方面，期刊社可以通过不断优化论文审核流程来确保论文的时效性，如对已录用并定稿的论文可以采取优先出版的方式，对于作者而言其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及时的关注，学术论文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读者而言能够获取第一手资料，填补知识盲区；对于期刊本身而言见刊速度直接影响着传播速度，这实际上实现了读者、作者与期刊的快速互动，这种互动增强了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大大加快了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步伐。

（四）搭建数字出版服务平台，开拓中国数字期刊市场

近年来，“互联网+”的信息技术热潮只增不减，伴随这股热潮很多新媒体平台应运而生，对传统媒体及其传播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与此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和传播路径等。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有两种网络出版形式，第一种是依托现有数据库平台，将期刊的电子版上传，其实质是“期刊上网”；第二种是搭建期刊数据库平台，直接在平台上上传期刊的数字信息，实现真正的网络出版。当前，“期刊上网”是比较普遍的出版模式，真正的网络出版模式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搭建数字出版服务平台至关重要。可以通过搭建集投稿、采编、审稿于一体的平台，在实现网络出版的同时，为作者和读者提供学术论文免费阅读和下载等服务，不仅方便期刊社统计论文下载率和被引频次，还能促进学术期刊及时调整出版内容。与此同时，数字出版服务平台还可以给国内外作者和读者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等，如可以开设慕课或微课，对投稿流程或论文写作等进行讲解；可以创办学术论坛，分享学术热点问题；还可以建立翻译联盟，采取互帮互助的方式，对学术论文中疑难翻译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创新传播途径，拓展传播渠道，如通过下载相关数据库手机APP 版、微信公众号等，及时推送学术期刊最新目录及论文，保证读者能第一时间查阅到“新鲜出炉”的学术资料；鼓励读者通过网络平台留言、评论、点赞、转发，后台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受众的阅读需求和习惯，在实现论文内容精准推送的同时，还能大大提高论文的传播率。另外，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平台时，要时刻保护自主知识产权，避免流失重要数据，在全力保障我国网络安全的同时，面向国内外学术期刊提供智能数字化服务，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目标。

结语

学术期刊作为科研成果和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平台，在全面推进我国学术国际影响力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只有树立国际办刊理念，打造高端翻译人才队伍，实施快速出版发行战略，搭建数字出版服务平台，才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出版人才，挖掘中国特色议题，突破期刊管理经营模式，全面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开拓国内外学术期刊市场，进而实现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目标，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程，传递中国精神文明价值，提升我国学术国际影响力。

注释：

[1]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科协发学字〔2019〕38 号）[EB/OL].(2019-07-24)，https://www.cast.org.cn/art/2019/8/16/art_79_100359.html.

[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9.

[3]彭兆荣.线路遗产简谱与“一带一路”战略[J].人文杂志，2015（08）：50-56.

[4]路可如.高职学报选题策划与特色栏目建设路径研究——新媒体环境下[J].学理论，2019（10）：129-131.

[5]路可如.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建设路径刍议[J].今传媒，2022（01）：65-68.

[6]许莲华，肖雪山，林愉青.论中国学术期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02）：101-106.

[7]路可如.新媒体环境下学术期刊英文编辑职业素养的提升方法探究[J].传播与版权，2022（04）：13-16.

[8]王磊，孙守增.国外学术期刊成功的品牌建设经验和盈利模式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启示[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04）：639-641.

[9]路可如.新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创新路径研究初探[J].今传媒，2021（10）：15-18.

[10]路可如.新媒体环境下学术期刊英文编辑职业素养研究[J].新闻世界，2022（05）：5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