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陈志芳　雷梦竹　朱盼盼

摘要：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章以云南省及其16州市为例，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耦合评价模型，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探寻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2009～2019年云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和就业结构不合理成为制约大部分州市耦合协调度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首要因素。今后，云南省应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结构。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治理；耦合协调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之后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重要布局。产业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资源消耗数量和污染物排放情况，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联结的纽带，如果不处理好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推动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对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三大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的产业结构类型会带来不同的生态环境质量，第二产业对环境的影响最大，第三产业对环境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第一产业会导致严重的水污染，第二产业对水环境、生态环境、固体环境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三产业对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环境有积极的改善；第二，关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李芳（2011）等众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这种长期动态关系下，产业结构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区域的生态环境优化。崔木花（2020）对安徽省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产业结构优化速度的加快，安徽省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改善。邬娜（2013）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2001～2010年产业结构变动的环境影响指数，发现研究期内产业结构变动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环境影响属于中等水平。张海峰（2008）以生态脆弱区青海省为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青海省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数位于中等水平；第三，关于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研究。邹伟进（2016）对我国2000～2013年间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研究期内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两者的协调关系也从极不协调逐渐向协调过渡。赵雪雁（2005）研究了西北干旱区黑河流域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发现自上游向下游，两者之间的依赖性逐渐降低，破坏性逐渐上升。

综上，关于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研究虽然众多，但鲜有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因此，本文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指数，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对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耦合协调关系展开研究，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探寻影响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治理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以期为云南省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一、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生态环境治理评价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云南省及其下辖16州市，相关数据来自2009～2019年《云南统计年鉴》，对于部分年份的缺失值采用均值法补全。

（二）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的选取

通过梳理文献，多数学者提出从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主要衡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大产业中主导产业的变化。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原理”指出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演进规律，即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将会轮流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主要衡量资源要素分配的合理化程度，而人力资本要素又是资源要素的核心，本文参考吴玉鸣（2008）提出的测度方法，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B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B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B3）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选取就业结构指标，即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B4）、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比重（B5）、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B6）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三）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指标的选取

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常用的评价模型，它站在因果分析的角度从压力、状态、响应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可以体现出一段时期内人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全过程，科学合理地评价一个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状况。

本文采用频度分析法选取相关指标，在知网数据库中搜索主题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工程索引（EI）类型的文献，对运用该模型的154篇文献进行频度分析。基于分析结果，遵循各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代表性及可比性，最终选取人均废水排放量（C1）、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C2）、人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C3）、人均用水量（C4）、人口密度（C5）衡量压力系统，选取人均水资源拥有量（C6）、人均城市公園绿地面积（C7）、湿地面积（C8）、建成区绿化覆盖率（C9）衡量状态系统，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C10）、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C11）、工业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C12）、城市污水处理率（C13）、造林总面积（C14）衡量响应系统。

（四）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方法及权重的确定

熵权法通过指标本身反映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权重的大小。信息量的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指标权重越大，反之，指标权重越小，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权重计算方法，因此本文利用熵权法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的综合指数。主要步骤如下：

1.为避免指标的量纲和正负性质对结果造成影响，首先对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

式（1）中，x■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值，uij表示x■经极差标准化后的数值，标准化后指标的取值范围为[0，1]。

2. 求各指标的信息熵Ej：

假定pij＝0时，lnpij=0。

3. 确定各指标权重Wj：

其中n为系统包含的指标个数。

按照公式（1）～（3）计算的权重对标准化后数据进行加权求和，得到产业结构优化综合评价指数S1和生态环境治理综合评价指数S2。

（五）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系统与生态环境治理系统之间的交互耦合、交互促进关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发展模型进行分析，公式为：

式中，耦合度C越大表示两个系统相互影响的程度越大，取值范围为0≤C≤1。T表示两个系统的协调指数，α与β为参数，取α＝β＝0.5。D表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值越大，二者越协调。

为直观反映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耦合协调状况，本文参考廖重斌（1999）等的研究成果，将云南省及各州市的耦合协调度得分情况划分为如下等级。

二、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一）云南省整體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公式（1）～（5）得出云南省整体及其下辖16州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生态环境治理指数、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耦合协调度，云南省整体的结果如图1所示。

云南省各项指数总体向好（图1）。2009～2019年云南省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增速很快，增长幅度达到483.32%，并于2014年超过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指数。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指数的变动趋势分为三个阶段：2009～2011年总体呈快速下降趋势，2011～2017年呈逐年上升趋势，2017～2019年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总体仍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为58.74%。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一直受到全国关注，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指数出现下降可能是受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2009年为勉强协调，自2017年以来达到了良好协调。2014年之前产业结构发展滞后，自2014年后，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各州市耦合协调度分析

1. 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由表2可以看出，16州市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西双版纳的增速最快，由0.0280增长到0.9891，增速达到3432.54%，昆明紧随其后，怒江的增长幅度最小，仅42.78%。西双版纳产业结构的优化得益于政府对“六大产业”发展的大力支持，2019年，西双版纳六大产业增加值176.86亿元，占到其GDP的三成。

2. 生态环境治理指数。生态环境治理指数的增速普遍低于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这一方面取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很难在短时间内显现出来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丽江、临沧、昆明、玉溪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呈下降趋势，玉溪的下降幅度最大，达到30.80%，其2019年产业结构为9：44：47，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对环境造成了影响。

3. 耦合协调度。至2019年，大部分州市均已达到良好协调，曲靖、大理达到了优质协调，怒江是唯一一个中级协调的城市，但其十一年间耦合协调度保持平稳增长。昆明、玉溪、普洱、德宏均由勉强协调发展为良好协调；保山、昭通、丽江、文山、怒江、迪庆由初级协调发展为良好协调；曲靖、大理由勉强协调发展为优质协调；临沧由中级协调发展为良好协调；红河和西双版纳起点较低，分别由濒临失衡和轻度失衡发展为良好协调。

三、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分析

耦合协调度只能从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层面粗略分析，无法对症下药，还需进一步找出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具体驱动因素。

（一）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灰色关联度模型

为探寻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耦合协调度的重要驱动力，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度法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优化系统6个微观指标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14个微观指标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模型如下：

其中，εi（k）为关联度系数，表明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ri为关联度，关联度越大，影响程度越大；x0（k）为参考序列，本文为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耦合协调度；xi（k）为比较序列，本文为20个微观指标经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数值；ρ为分辨系数，取值0.5。

（二）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由表3可知，对云南省整体的灰色关联度结果进行分析，在产业结构优化系统中，第一产业就业结构制约程度最高，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影响程度最低。在生态环境治理系统中，城市污水处理率和人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的关联程度最高，废气处理能力、废弃排放量和工业固体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较低，云南省“三废”排放情况处于较优水平。

四、结语

第一，云南省及16州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各城市之间存在差异，保山、怒江、迪庆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最低。生态环境治理整体上升幅度较大，分城市来看，仅昆明、玉溪、丽江、临沧出现下降，其他十二个城市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2019年云南省大部分州市生态环境滞后，而在2009年，只有昭通、文山、怒江处于生态环境滞后状态，大部分州市属于产业结构滞后型。

第二，研究期内耦合协调度有明显提高。2009年云南省整体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大部分城市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状态，只有临沧市达到了中级协调状态，红河和西双版纳处于失衡状态。2019年，云南省整体处于良好协调状态，有13个州市达到高度协调状态，曲靖和大理已达到优质协调状态。虽然发展过程中有波动存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参考文献：

[1]李勇，徐建刚，尹海伟.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山东省产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0，17（06）：111-116.

[2]刘文新，张平宇，马延吉.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变的环境效应研究——以鞍山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02）：17-21.

[3]熊建新，陈端吕，彭保发.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J].地理科学，2014，34（09）：1108-1116.

[4]金凤君，马丽，许堞.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诊断与优化路径识别[J].资源科学，2020，42（01）：127-136.

[5]王文哲，韩玉刚.安徽省产业结构演变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08）：142-145.

[6]林翊，刘倩.福建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J].福建师范大學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26-32.

[7]李芳，龚新蜀，张磊.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变迁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以新疆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26（12）：63-69.

[8]韩峰，王琢卓.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科技与经济，2010，23（04）：12-15.

[9]袁晓玲，李浩，邸勍.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互动机制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01）：73-81.

[10]李强.产业升级促进了生态环境优化吗——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贸研究，2018，29（12）：39-47.

[11]陈端吕，肖小勇.产业结构的生态影响效应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0，49（03）：745-748+754.

[12]崔木花.安徽省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J].经济地理，2020，40（08）：131-137+152.

[13]邬娜，傅泽强，谢园园.产业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案例分析[J].生态经济，2013 （04）：29-32.

[14]张海峰，白永平，王保宏.青海省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J].经济地理，2008（05）：748-751.

[15]邹伟进，李旭洋，王向东.基于耦合理论的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协调性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02）：88-95.

[16]赵雪雁，周健，王录仓.黑河流域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辨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04）：69-73.

[17]温彦平，王雪峰.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视角下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53（02）：263-271.

[18]吕铁，周叔莲.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管理世界，1999（01）：3-5.

[19]张林.中国双向FDI、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J].世界经济研究，2016（10）：111-124+137.

[20]李翔，邓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7， 36（02）：3-9.

[21]吴玉鸣，张燕.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资源科学，2008（01）：25-30.

[22]刘畅，冯宝平，张展羽.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熵权-物元水生态文明评价模型[J].农业工程学报，2017，33（16）：1-7.

[23]孙钰，姜宁宁，崔寅.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与空间演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2）：138-147.

[24]宋建波，武春友.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0（02）：78-87.

[25]杨慧.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京津冀13市基础设施一体化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0，34（02）：15-24.

[26]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02）：76-82.

[27]郑晓舟，郭晗，卢山冰.中国十大城市群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1（06）：93-111.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社课题“云南省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治理耦合协调关系研究”（618720200031）；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再培育项目“基于模糊分析法的管理层认知度的评价研究”（241620200001）。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雷梦竹为通信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