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源头

文/孙代尧 路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的发掘和研究，从多学科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准备过程作出总体探索，再现这一复杂丰富的思想历史进程。

从文献中重新发现历史

文献作为历史的载体，是“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遗之陈迹”，是对那个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文化的历史记录。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隐没于文献中的丰富历史信息及意义尽可能地揭示出来，从中重新发现历史的轨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研究，也有一个从文献中重新发现历史，追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源头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目前仍存在“看不到”“看不全”和“看不真”的问题。已整理出版的文献数量只是思想史过程中实际存在的文献数量的冰山一角，且多是节选了底本中与早期传播相关的部分章节和内容，而对底本的全貌并无呈现。研究者管中窥豹，无法了解作者的整体思路和中心思想，往往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偏离作者的思想意旨，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甚至以讹传讹的论断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一个长时段内发生的，需要以长时段的视野去把握。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提出：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如果我们把视野往前延伸，早期传播的起点至少可以回溯到1871年。从这时起至20世纪20年代初年的半个世纪，有相当数量的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献从欧洲、日本、美国等地传入中国，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献整理是对文献收集的扩展和历史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文献是一座富矿，对其挖掘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早期传播的历史研究能否走向思想史的深处。一是中国外交官、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生平事迹、思想和革命行动的报道，以及对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形的记录。二是经典著作的译本。在1921年之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以节译本形式出现。三是介绍、阐释和研究类著作。这包括两方面：国外学者和政治家的相关著作的中译本，此类文本承载了外国人对马克思思想学说的理解和思考，也反映了热心译介的中国学人对域外研究的关注和汲取；国内学者和政治家的相关著作和文章，此类著作是中国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四是各种中文报刊所刊载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献。五是相关在华外文文献，包括来华西方人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和国内文献机构从国外引进的外文原版文献。

从范式中重构历史

历史是以判断的形式对存储于文献中的事件的陈述。在文献的基础上，研究者还需要分析判断蕴藏于文献中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何种时间顺序和因果联系，并形成接近历史原貌的整体叙事。这就涉及研究范式的问题，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同的分析模型和框架，对于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联的陈述和解释也是不同的，所构建的历史画面往往是整个历史阶段的某个侧面。研究者需要创造性地对反映历史发展的各种侧面进行综合，从范式中重构历史，形成贴近历史原貌的立体的历史图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发生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环境中，是一个涉及多层次、多维度、多面向的立体的传播过程。研究者需要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运用不同范式呈现早期传播史的不同侧面，重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图景，还原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网络中的历史坐标，揭示早期传播的历史意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西学东渐”大潮中的重要一支。一方面，大凡新事物、新观念的传入都以新名词的出现和新概念的使用为依托和开端。新名词和新概念的创制、传播、调适和定型的过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文语境中被认识、接受和消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文化保守向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从这两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既需要考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由名词而概念，由概念而观念，最终为中国人所逐渐接受的；又需要从宏观视角考察——它是如何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大潮中逐渐由域外文化转变为中国文化的。

第一，概念史视角中的传播史。

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观念谱系中的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逐步确立的过程，译者对域外文献翻译的过程也是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语汇中寻找对等词的过程。这些经过重构、形塑、调适和诠释的新术语和新概念成为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语义载体，为新思想在中国的引介奠定了思想基础，拓展和形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图景。以概念为基本单位和研究视角，对相关概念的语义内涵、历史嬗变和逻辑演进进行知识性考古和追索，有助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微观过程。

新的词语只有与本土社会和政治经验结合起来，具有明确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在传播中得到认可，才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有效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属于马克思主义观念谱系的术语被译介为汉语。新传入和产生的术语，经过赋义、竞争、调适、修正等过程后，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勾连，语义逐渐演变和丰富，成为马克思主义概念谱系中的基本概念。

第二，传播学视野中的传播史。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的知识内容，引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这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传播”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以“理论旅行”范式来观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便要考察，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境遇中“旅行”的步骤和特点。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从域外的思想文化转换为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异与抵抗，因时空换位和文化境遇变迁的原因，理论和思想的原有内涵是否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发生这种演变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是什么。从“跨语际实践”理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从域外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译者根据自己对中外文化的理解进行移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与想象融入译本中，经过翻译后的文本不再仅是原文所表达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译者的诉求和期待。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传播”特性，必然涉及传播语境、传播主体、传播路径等问题的认识。

从传播语境来看，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形势、与同时期国外社会形势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的重要原因。其次，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西方新思潮的一部分传入中国的，是在与各种新思潮的交流和交锋中逐渐被中国人所认识、鉴别、选择和接受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互动关系，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是解释马克思主义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和历史必然性等重大问题的重要因素。

就传播主体来说，早期传播的热潮并非仅由少数几位人物所掀起和推动的，而是整个传播群体合力铸就的。早期传播的群体是一个数量庞大、成分复杂、倾向多元、前后接续的队伍，他们的群体信息和总体特征至今未得到关注。从传播动机上看，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群体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维新志士和国民党人，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介绍于国人，思想上并非信仰马克思主义；一类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尽管动机和目的不同，但上述两类传播群体殊途同归，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

就传播路径来说，马克思主义从日本、欧洲、美国和苏联向中国传播的路径存在差异，对中国人阅读、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就需要采取多种语言文本对照的方式进行研究，比较不同地域的翻译者、阐释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解释的共性和差异性，理解不同渠道的文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和“互文性”，理解文本在翻译和转呈过程中的旨趣变异和涵义嬗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和学科的萌蘖

话语是思想的表达方式和思想组成的基本元素，反映思想的直接现实性。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在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具有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话语概念来表述马克思思想学说的特点。如《大同学》的译者将马克思主义称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又如，李提摩太在译述《百年一觉》时将空想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称为“大同之世”。中国学者也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来阐释社会主义理论。例如，严复、梁启超等人以墨子所主张的经济组织方式和对财产的看法等来解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蔡元培则在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序言中，以儒家的大同理想阐释社会主义学说。

这种融通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学说的思考方式和语言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和后来的中国化进程均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只是译为汉语的过程，而是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不断融合，并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话语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具备中国话语体系的“外衣”，而且拥有了融合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与思考方式的“身躯”，成为真正“入籍”中国的具有强大亲和力的本土文化的一分子。

马克思主义是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同时传入中国的，一开始就渗透和融合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哲社学科也逐步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术烙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轫，中国近代“新兴社会科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由此逐步生发。中国知识界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并作出开拓性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轫也表现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高校课程的组成部分，这为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学科依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过大学的普及，受众逐步扩展于更多青年学生群体，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化、系统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由此发端并逐步展开。

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的历史源远流长，是观察和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面思想的镜子。客观而真实地理解这一段历史，需要深入研究当时知识界留下的大量文献，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准备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互动中，揭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演进和发展的历史图景，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层面深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此外，翔实可靠的文本可以为理性批判各种错误论点提供更丰富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借助丰富多样的文献载体实现的。在1920年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只有部分节译本在中国出版，彼时中国人获取马克思主义的渠道主要来自日本或欧美知识界的阐释和研究性著作的中译本。这些阐释性文本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文献载体。其与经典作家的译本一起，共同铸就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合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启程阶段的历史记录和文献见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源头。

在宏富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新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的新视窗，提供了重构这段历史的新的思维和方法。早期传播以马克思主义概念为载体，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谱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域外文化进入中国，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地域和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碰撞、融合，其理论和思想内涵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为“摆渡人”的译者发挥了中介作用，他们往往将个人的理解落实于文本，因而，经过阐释与再造的译本既承载了原作者的见解，也融入了中国译者的诉求，变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载体；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国内外社会形势的互动中传入的，是在与各种新思潮的竞争中逐渐胜出并立于潮头的；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也是广大传播者群体合力铸就的结果。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是一个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重构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和学科发轫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传播者特别是中国译者的创造性译介实践，为形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的、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作出了贡献，也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逐渐萌发，也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源头，决定了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