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陈述性偏好与购买行为的关系
——以西安市为例

张文静

（西安财经大学管理学院，西安 710100）

1996年，转基因作物被批准商业化应用，其种植面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1.9 亿hm2，较1996年的170 万hm2增加了100 多倍，现仍以3%的年增长率继续扩张［1］。在转基因巨头的极力推动下，转基因产品的发展和商业化已成为全球公众关注的焦点［2］。鉴于消费者在食品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消费者的态度成为转基因技术进一步应用及其产品商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3］。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持续上升，但各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并非一致。美国和加拿大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持有较宽容的态度，他们会以相近于非转基因产品的价格购买同种转基因产品，却不愿为非转基因产品支付更高的溢价［4］。然而，欧洲和日本的消费者坚决抵制转基因产品，只有当转基因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同类非转基因产品，如转基因产品价格降至同类非转基因产品价格的50%甚至更低时，他们才可能选择购买转基因产品［5-7］。

转基因作物在中国扩张迅速，2019年的种植面积约有320 万hm2，居世界第七位［1］。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市场的快速扩张引发了广大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学者研究了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和购买行为［8-10］。文献显示，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购买行为存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差异［11］。世界绿色和平组织2004年在中国广州、上海和北京的调研显示，大部分消费者不接受转基因食品［12］。但也有研究表明，北京的消费者愿意为转基因大米支付高达38%的溢价［13］。鉴于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明显，加之转基因食品种类繁多，仅依据上述研究，难以得出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总体性和一致性结论。

在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购买行为时，有关其对转基因食品的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显示性偏好）之间的关系应该引起关注。陈述性偏好可以看作消费者对某商品的潜在选择和购买意向［13］。实际购买行为是指消费者在市场上真实地购买商品进行消费或赠与他人的行为［14］。已有文献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与实际购买行为并非一致［15，16］。陈超［16］对全国7 个城市991 位消费者的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对象中只有34.5%的消费者表示愿意购买转基因食用油，但实际上有高达68.7%的消费者已经购买了转基因食用油，这意味着消费者在假设市场环境下所陈述的购买意愿与真实市场环境下的实际购买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市场发展。

本研究以市场化普及率较高的转基因食用油为例，选取陕西省西安市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对转基因食用油的陈述性偏好和实际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学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旨在探讨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

1 相关文献回顾

消费者对某商品的潜在选择和购买意向，即陈述性偏好，通常基于假设性的环境，用假设性的问题来衡量消费者对某商品的偏好和购买［13］。陈述性偏好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假想价值评估法、假想行为法、联合分析法和选择实验法。陈述性偏好的研究方法基于假设的市场环境，不受现实的约束，可用于预测消费者对某些非市场化产品或未进入交易层面商品的偏好和购买［17］，如某产品的市场预测以及环境与公共产品的价值评估［18］。但此类方法的显著缺点是所获得的数据不能准确反映消费者的真实购买行为［19］。

实际购买行为也称为消费者的显示性偏好，指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商品进行消费或给予他人消费的行为［14］。显示性偏好的研究方法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规避行为法和实验市场拍卖法。显示性偏好的研究方法通常基于真实的市场交易过程，或是在实验室环境下对市场交易的模拟［20］。这种方法的显著优势在于结果的真实性，可反映出消费者真实的购买行为，但其通常使用已有的数据，数据所包含的变量有限，难以包含新的变量和个体［21］。

有关陈述性偏好和显示性偏好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见于环境和公共产品的价值评估［22］，以及对公共交通问题的分析［23］。在食品安全领域，也有学者将陈述性偏好和显示性偏好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分析消费者的行为。Loureiro 等［14］将调研和实验市场拍卖法相结合，分析了美国消费者对有机苹果陈述性偏好和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调研时有购买意愿的消费者在后来的试验中确实购买了有机苹果。韩青［24］分析了北京市消费者对生鲜认证猪肉陈述性偏好和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只有15.5%的被调查者像自己所陈述的那样确实购买了生鲜认证猪肉。Shogren 等［15］研究了消费者在市场调研、实验拍卖和真实销售环境下对辐照食物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调查所得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明显高于实际支付价格，二者存在较大差距。

除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有学者利用二者的互补性获取更能反映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准确数据。这些研究采用不同方法来获取消费者真实购买行为的数据，一些学者从公司或商店获取消费者真实购买情况的数据，这些数据称为扫描数据［25］。Brooks等［26］利用扫描数据分析美国消费者对有机和克隆牛奶的偏好，数据来源于美国信息资源有限公司，这些数据记录了美国消费者在过去52 周内牛奶的购买状况；陈述性偏好数据通过在线调查获取，结果显示，美国消费者对克隆牛奶有很强的抵触心理，非常不愿意够买克隆牛奶。实验市场拍卖法也是一种常用的获取消费者显示性偏好数据的方法。Cummings 等［27］通过实验市场拍卖法获取消费者对某商品的购买数据，结果显示，消费者在假设环境下的购买行为与实际的购买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实地调查也是一种有效获取消费者真实购买数据的方法。Bolliger 等［28］分析瑞士消费者对本国所产鸡肉的偏好和支付意愿，陈述性偏好和显示性偏好数据都是通过店内调查获取，调查的对象只针对实际购买鸡肉的消费者，结果显示，90%以上的被调查者偏好于选择本国所产鸡肉，即使当本国所产鸡肉和进口鸡肉价格一致时，消费者仍会选择本国所产鸡肉。除了以上方法外，二阶段调研也是获取消费者显示性偏好数据的有效办法。Weijzen 等［29］研究了荷兰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意向和真实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第一阶段的调研，参与者只需表明他们对4 种点心的购买意向，一周后，同样的参与者将从这4 种点心中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一种进行购买，这是第二阶段的调研；对比两阶段消费者的选择，结果显示，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和真实购买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只有27%的消费者2 个阶段的选择是一致的，大部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实际购买行为存在差异。

陈述性偏好和显示性偏好的研究方法各具优缺点。诸多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食品安全领域的消费者行为，而且获取消费者显示性偏好数据的方法也趋于多样化。整体而言，中国学者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少，获取显示性偏好数据的方法也较为单一。有的学者将消费者前一个月某商品的消费量作为其显示性偏好的数据［24］；有的学者根据消费者所购买商品的种类来确定其对某种商品的购买行为，以此作为消费者显示性偏好的数据［29］。除了获取显示性偏好数据之方法单一的问题，中国学者将陈述性偏好与显示性偏好2 个数据与方法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因此，尝试将2 个数据和方法结合起来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可以增加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 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年6—7月对陕西省西安市民的随访调查。调查地点选择在消费者相对集中的超市和农贸市场。根据分层抽样的原则，此次调研首先选择了西安市居民收入水平从高到低的3个区，碑林区、雁塔区和长安区。在这3 个区选定之后，同一区内也选择了收入水平从高到低的3 个调研区域。本次调研共计收集问卷550 份，剔除无效样本后，有效问卷517 份，样本有效率为94%。

2.1 消费者的个人特征

本研究涉及的消费者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月收入（表1）。就性别而言，本次调研中女性的比例（57.83%）高于男性（42.17%）。从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看，31～40 岁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44.49%；其次是21～30 岁的消费者，占总人数的25.15%。就受教育水平而言，被调查者中本科人数最多，占33.46%；其次是大专，占27.27%。被调查者个人月收入为3001～5000 元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4.24%。本调研还将消费者家庭是否有老人、小孩、孕妇和慢性病患者（主要指心脑血管、肠胃疾病）等情况纳入考虑的范围。从表1 可以看出，消费者家庭有60 岁以上老人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41.20%，而消费者家庭有12 岁以下孩子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7.52%，有孕妇和慢性病患者的家庭分别占总人数的2.90%和2.13%。

表1 消费者的个人特征

2.2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

调研结果显示，有高达87.62%的被调查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而且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听说转基因食品的时间超过了1年。由此可见，大部分被调查者对转基因食品有一定认知。除此之外，本研究还考察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了解。通过消费者对表2 中6 项陈述的判断得知其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从表2 看出，对于“污水中含有一些细菌”“男孩的性别由父亲的基因决定”这2 个问题，消费者判断的正确率较高，分别是83.56% 和58.03%；而对与转基因相关的陈述，消费者回答的正确率明显降低，正确率最高的判断仅有37.14%，选择回答不清楚的人数明显增多，最高达53.77%。整体而言，被调查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还停留在听说或没听说这个阶段，缺乏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相关知识的了解。

表2 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知识的判断

2.3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

感知风险是指个人对潜在风险或危害的主观判断与评估，而这种风险或危害往往会给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福利带来直接或长期的威胁［30］。本调查首先了解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感知风险。总体感知风险通过“据您所知，转基因食品会存在多大的安全风险？”这个问题来获取。统计结果显示，有43.17%的被调查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风险，而这43.17%的被调查者中更有12.38%的消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与此相比，仅有3.48%的被调查者认为转基因食品无安全风险。

本调研还进一步明确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感知健康风险和感知环境风险。如表3 所示，被调查者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有较高的感知，其中有近50%的被调查者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同样，被调查者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有较高的感知，其中也有近50%的被调查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会破坏动植物的多样性。

表3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 （单位：%）

3 模型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转基因食用油为例，分析消费者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陈述性偏好的数据来源于被调查者对转基因食用油的购买意愿，即对问题“您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回答，反映实际购买行为的数据来自被调查者对问题“据您所知，您家里的食用油是转基因的吗？”的回答。由于食用油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消费者对其熟悉程度较高，通常能明确说出自己家庭消费的食用油是转基因或非转基因。同时，为了提高反映实际购买行为数据的真实性，在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时，剔除了那些没有实际购买过食用油和不了解所在家庭食用油消费情况的被调查者。这些被调查者共有102 位，被认定为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不清楚的消费者。除此之外，本问卷还详细调查了消费者所购买食用油的种类、品牌、规格和价格等信息，反映消费者实际购买行为的数据将结合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判定。例如，转基因食用油的市场价格通常低于同等规格的非转基因食用油的价格，如果对同等种类、同等品牌、同等规格的食用油，消费者所支付的价格较低，则可以假设其所购买的是转基因食用油。

除去上述102 位被调查者，其余的被调查者被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转基因食用油有购买意愿且实际上也购买的消费者；第二类是有购买意愿但实际并未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第三类为没有购买意愿但实际上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第四类为没有购买意愿且实际上也未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具体分类见表4。由表4 可知，表示愿意购买并实际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有39 人，占比9.4%；表示不愿意购买实际也未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有222 人，占比53.5%。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二者的一致性高达62.9%。

表4 消费者的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分类（单位：人）

3.1 变量选择

结合已有文献，在分析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购买意愿与实际购买行为关系的因素时，主要考虑如下。

3.1.1 消费者的个人特征 着重分析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个人月收入、家庭是否有特殊人群（孕妇、12 岁以下孩子、60 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者）对其购买意愿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

通常而言，女性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次数多于男性，料理家庭成员日常饮食的次数也多于男性。因此，女性更加注重食用油的安全和健康，对转基因食用油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女性较为感性，也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而改变其行为。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1，女性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购买意愿和实际购买行为之间的差异高于男性消费者。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是不同的。通常来说，年轻人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而年龄大的人相对来说会对新鲜事物抱有谨慎的态度，而且年龄越大的消费者越趋向于保持稳定的消费习惯［31］。对于转基因食品这样的新鲜事物，相较于年轻人，年龄大的消费者会表现出较低的购买意愿，实际生活中也为了保持稳定的生活习惯而避免购买。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年龄较大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购买意愿和实际购买行为之间的差异小于年轻人。

现有文献指出，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购买行为［32］。高学历的消费者会更加客观地认识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但在现阶段，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颇具争议。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与其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难有定论，而受教育水平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只能取决于最终的分析结果。

个人收入被认为是分析消费者行为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33］。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没有过多的经济约束，可能会因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而避免消费。相对而言，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会因为经济情况的制约而选择购买价格较低的转基因食用油。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之间的差异越小。

鉴于转基因产品安全的不确定性，有老人、小孩、孕妇和慢性病患者的消费者家庭会因此而避免消费转基因食用油。因次，本研究提出假设4，包含特殊人群的家庭对转基因食用油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之间的差异低于其他家庭。

3.1.2 消费者的转基因食品知识 本研究通过消费者对6 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知识的判断（表2）获知消费者的转基因食品知识。知晓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生产和加工的相关知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购买行为［2］。随着转基因相关知识的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也会更加清晰，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会更高。然而，已有研究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知识与其购买行为关系的研究结论并非一致。Koivisto等［34］的研究表明，随着转基因知识的增长，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和购买也在增加；Ho 等［10］却认为随着转基因知识的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和购买却在减少。还有研究证实，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掌握不会对其购买意愿产生显著影响［35］。因此，转基因食品知识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只能取决于最终的分析结果。

3.1.3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 感知风险是指个人对影响身体健康和福利的潜在风险或危害的主观判断与评估。关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和危害性还存在诸多争议，学者们从很多方面提出了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本研究重点考虑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健康和环境的感知风险来自对表3 相关陈述的判断。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越高，越趋向于减少转基因食品的消费。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5，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越高，其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越趋向于一致。变量赋值及说明详见表5。

表5 变量赋值及说明

3.2 模型选择与结果分析

3.2.1 模型选择 根据表4 的内容，本研究的因变量，即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4 类，为多元变量，而且这几个因变量之间没有先后顺序。因此，本研究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消费者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的关系及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参数估计的方法是极大似然法。在此分析中，假设有P个解释变量的n个观测值，对应有k个类别的因变量，这k个因变量中的一个将被设成基础类别，假设为k，由于各个类别是平等的，任何类别都有可能称为基础类别。所有的Logistic 回归都是相对于这个基础类别。无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标准形式为：

由于所有的π的总和为1，上述方程变为：

式中，xi为消费者的个人特征，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及感知风险，πj为个体的因变量，取值于第j个类别的概率，βj为回归系数，n为样本的观测值。

3.2.2 结果分析 通过STATA 12.0 软件对消费者转基因食用油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关系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以第四类事件（不愿意也未购买转基因食用油）为基础类别，分析其他三类事件与第四类事件发生比的概率，本模型实际上包含3 个回归过程，即第一类与第四类事件发生比的概率，第二类与第四类事件发生比的概率以及第三类与第四类事件发生比的概率。

首先分析第一类（愿意并购买转基因食用油）与第四类事件发生比的概率。表6 的结果显示，性别的回归系数为负，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愿意购买转基因食用油。在日常生活中，女性消费者更容易受到转基因食用油低价、促销等因素的影响而选择购买。同时，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分为6 组，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初中到研究生及以上被调查者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并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此结果表明，与未接受教育和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的消费者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越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用油。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更能知晓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收益和风险，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判断。被调查者的平均月收入被分为5 组，以低于1000 元∕月为参照组。与其他收入水平相比，平均月收入在7000 元以上的消费者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费者越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用油。高收入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没有过多的经济约束，不会因为转基因食用油的价格偏低而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知识这一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消费者的转基因食品知识越多，越愿意购买转基因食用油。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转基因食品知识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此结果表明，对于转基因食品知识，这些愿意且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更相信转基因食品能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收益。感知风险的回归系数为负，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结果与假设5 相一致，即感知风险越高，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越趋向于一致。

对第二类（愿意但未购转基因食用油）与第四类事件发生比的概率及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见表6。性别的回归系数为负，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男性消费者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一致性的概率要高于女性，此结果与假设1 相一致。女性消费者比较感性，更容易受到低价格转基因食用油的影响而选择购买。年龄组中，21～30 岁及41～50 岁这2 组消费者的回归系数为负，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这2个年龄段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一致的可能性较大。对于21～30 岁的年轻消费者，其获取信息的途径较多，对转基因食品有更全面的认识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因此其意愿与行为一致的可能性较高。41～50 岁的消费者，生活经验丰富并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活习惯，在选择购买商品时不会有太多的约束，所以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一致性较高，此结果与假设2 相一致。转基因食品知识的回归系数为正，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消费者掌握的转基因食品知识越多，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差异越大。消费者掌握的转基因知识越多，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风险性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正由于转基因食品安全和风险的并存，有的消费者在已知转基因食品的潜在风险时仍然选择购买，也有消费者在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收益时避免购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不同判断会导致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差异的增大。感知风险的回归系数为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越高，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一致的可能性越大。当消费者感觉到转基因食品会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或环境带来威胁时，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和实际消费都会降低。

最后，分析第三类（不愿意但购买转基因食用油）与第四类事件发生比的概率。如表6 所示，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平均月收入高于7000 元这组消费者的回归系数为负。此结果表明，与低收入的消费者相比，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费者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一致性越高。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没有太多的经济约束，在购买食品时不易受到低价、促销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其购买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较高，此结果与假设3 相一致。同时，感知风险的回归系数为负，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越高，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一致性越高。与第三类情况类似，消费者感觉到的风险越大，其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与实际购买都会降低。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517 位西安市民的问卷调研数据，明确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和感知风险，以及对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结果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较低，仅停留在听说或没听说的阶段，缺乏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相关知识的了解。在转基因食品的感知风险方面，近50%的消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会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危害，但也有超过30%的被调查者对转基因产品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不明晰。

此外，本研究选取了转基因食用油作为转基因食品的检验对象，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 模型，着重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去除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不清晰的消费者，其余的消费者被分为四类，分别为愿意并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愿意但实际未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不愿意但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以及不愿意也未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用油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二者的一致性高达62.9%，其中，表示愿意购买并实际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有39 人，占比9.4%，表示不愿意购买实际也未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有222 人，占比为53.5%。其中，与不愿意也未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相比，愿意并购买转基因食用油的消费者主要受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转基因食品知识及感知风险的影响。而陈述性偏好与购买行为存在差异的消费者（愿意但未购买及不愿意但购买），其性别、年龄、收入、转基因食品知识及感知风险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主要因素。

鉴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较低，缺乏对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了解，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应加强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宣传，向公众科学、客观地提供转基因食品的相关信息，全面解析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收益与风险，尽可能地消除消费者的困惑，让消费者更全面地认识和感知转基因技术与转基因食品。增加消费者的转基因食品知识，从而提高消费者陈述性偏好与实际购买行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依据现行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转基因产品的强制标识政策，健全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机制，对转基因食品的研制、生产与商业化运用实施全程的跟踪备案，避免信息不对称而误导消费者，保障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