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的政治组织
——以雷曼泥板为中心

常洋铭

提 要：本文基于雷曼泥板等一手材料，考察了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政治活动中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本文认为，在亚历山大至塞琉古王朝时期的巴比伦城，政治活动主要围绕3个主体展开，即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集会和“巴比伦人”。其中，“沙塔穆”统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也受到外来统治者与本土居民两方的制约，这种制约是两河流域政治传统中王朝与地方之间张力的延续。而在巴比伦内部，“巴比伦人”及从中产生的神庙集会是城市政治生活的基础，也是宗教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希腊化时代后期，巴比伦的神圣与世俗权力由密不可分到渐行渐远，这既是塞琉古王朝统治者和外来移民影响的反映，也是这一时期巴比伦传统政治和宗教生活日渐式微的关键所在。

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前336—前323年在位）征服了阿黑美尼帝国（Achaemenid Empire，前559—前330）。此后，亚历山大帝国境内的公职大多由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担任。塞琉古帝国时期（Seleucid Empire，前312—前63），这一情况基本保持不变。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前305—前281年在位）立国之初，巴比伦（Babylon）被定为国都。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国都迁往新建成的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he Tigris）。然而，塞琉西亚的重要性主要在于政治层面，在巴比伦尼亚（Babylonia）本土的文化和经济领域，巴比伦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且还是巴比伦尼亚行省的中心。

希腊化时代是两河流域文明最后一段以泥板为书写载体的时期，因而长久缺乏亚述学界足够的关注。直至上世纪70年代，亚述学家厄斯纳（Joachim Oelsner）、麦克伊恩（Gilbert J.P.McEwan）、范德施拜克（Robartus van de Spek）和博伊（Tom Boiy）等才开始在这一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1厄斯纳整理、汇编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尼亚的研究资料，参见Joachim Oelsner,Materialien zur babylonischen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in hellenistischer Zeit,Budapest: Eötvös Loránd Tudományegyetem,1986。麦克伊恩重点讨论了在希腊化时代的巴比伦尼亚社会中传统神庙和祭司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参见Gilbert J.P.McEwan,Priest and Temple in Hellenistic Babylonia,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1981。范德施拜克在其博士论文中，结合古典作家作品和大量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出土泥板材料，研究了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尼亚的土地制度，参见R.J.van der Spek,Grondbezit in het Seleucidische Rijk,Amsterdam: 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1986。博伊的博士论文则全面考查了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的政治、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参见Tom Boiy,Laatachaemenidisch en Hellenistisch Babylon: Portret van een Mesopotamische stad in een cultureel spanningsveld,Leuven: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2000。这一博士论文后译为英语出版：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Leuven: Peeters,2004。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希腊化时代，马其顿统治者允许巴比伦尼亚的本土居民继续按照他们的传统法律和习俗生活，并给予主要城市自治的权力。通常情况下，国王和地方官员以通信的方式与巴比伦尼亚各城的本土行政与宗教机构商议地方政事。因此，在希腊化时代的巴比伦，领导着这座城市的依旧是其传统的领导者——埃萨吉尔神庙（Esagil）内的本土精英。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将以雷曼泥板（Lehmann Tablet）为主要材料，进一步分析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政治活动中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形式，即在一个新的跨文化区域的帝国统治下，巴比伦城的本土精英在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同时，如何维护自身与巴比伦城的宗教、政治传统和经济利益？又如何面对新的统治者和移民所带来的挑战？

本文所聚焦的一手材料雷曼泥板（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 86.11.299号）和另一块泥板残片（大英博物馆BM 47926号），21890年，德国东方学家雷曼（Carl F.Lehmann）访英期间，从英国学者平切斯（Theophilus G.Pinches）处获得了现藏大英博物馆的这块泥板的线描图，并在两年后于德国《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刊》首次发表了这篇材料，这块泥板也因此得名“雷曼泥板”。参见Carl F.Lehmann,“Noch einmal Kassû: Κίσσιοι,nicht Κοσσαῖοι,”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Vol.7 (1892),pp.328-334。是同一篇文本的两个抄本。3Ronald Wallenfels &R.J.van der Spek,“Late Babylonian Archival and Administrative Texts,” in Ira Spar &Michael Jursa eds.,The Ebabbar Temple Archive and Other Texts from the Fourth to the First Millennium B.C.,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14,pp.200-230.文本主要内容是公元前236年3月21日（塞琉古纪年第75年阿达尔月[Adaru]第8日）巴比伦埃萨吉尔神庙的领导人“沙塔穆”（šatammu）的讲话和相应的集会议事记录。讲话中，“沙塔穆”向集会成员们宣布了安条克二世（Antiochus II，前261—前246年在位）向巴比伦人捐赠土地和免除税赋的决定。根据内容可知，这篇文本原本刻在石碑上，现存的两块泥板都是后期的抄本。其中，雷曼泥板写成于事件发生64年之后，即公元前173/2年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前175—前164年在位）统治时期。雷曼泥板正反面共57行，大英博物馆藏残片正反面共41行，二者互补所形成文本的长度在希腊化时代的泥板文书中较为少见，也是极少数记载了塞琉古帝国统治者与巴比伦城市政治互动过程的资料。

一、谁是“巴比伦人”

在雷曼泥板的开头，书吏这样写道：“第75年，阿达尔月第8日，塞琉古（二世）为王。涅伽尔特西埃特尔，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贝尔伊卜尼之子，对巴比伦人、埃萨吉尔的集会讲话……”4涅伽尔特西埃特尔（Nergal-tēšî-ēṭer），泥板原文写作m.dU.GUR.SÙḪ.SURru。贝尔伊卜尼（Bēl-ibni），泥板原文写作m.dEN.DÙ。这短短的两行文字中，就包含了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市政治最重要的人物和组织，即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集会和“巴比伦人”。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文中的“巴比伦人”（泥板原文：LÚEKI.MEŠ；阿卡德语转录：Bābilāya）所指为何？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后期的泥板文书中，最常用于指称巴比伦居民的表述并非“巴比伦人”，而是“巴比伦之子”（苏美尔语：LÚDUMUMEŠEKI；阿卡德语：mārū Bābili）。为数不多使用“巴比伦人”说法的文本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新亚述时期文学作品《给王子的意见》（Advice to a Prince）。1Wilfred G.Lambert,Babylonian Wisdom Literature,Winona Lake: Eisenbrauns,1996,pp.110-115.在这篇作品中，书吏借用两河流域传统的预言文体，要求国王保护尼普尔（Nippur）、巴比伦和西帕尔（Sippar）居民的地位和权益，不向他们征税，也不征用他们服徭役。其中一条这样写道：

如果他从巴比伦之子那里拿取了银子，并将它纳入自己的财产；或者如果他听闻了涉及到巴比伦人的诉讼，并将它草率地处理了，那么马尔杜克，天地之主，将会站在他的敌人那边，并且将他的产业和财富都给他的敌人。2Leonard William King,Cuneiform Texts from Babylonian Table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XV,London: British Museum,1902,No.50.

这一段中不仅出现了“巴比伦人”（Bābilāya）一词，而且表明它可与“巴比伦之子”相互替换。此外，这篇作品也说明在公元前一千纪，“巴比伦人”或“巴比伦之子”的身份不仅代表人物的出身，也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群体的统称：具备“巴比伦人”或“巴比伦之子”这一身份的人拥有特别的权利。在亚述学界，学者一般将这两个短语译为“巴比伦人”（Babylonians）或“巴比伦市民”（the citizens of Babylon），但是对其内涵尚未有定论。卢茨（Henry L.F.Lutz）认为，他们是由城市管理官员组成的特殊阶层。3Henry L.F.Lutz,“A Recorded Deposition Concerning Presentment for Tax Pay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Semitic Philology,Vol.10,No.10 (1940),pp.257-264.圣尼科洛（Mariano San Nicoló）则认为“巴比伦之子”相当于汉穆拉比法典中的“阿维鲁”（awīlum），即不受约束的自由民。4Mariano San Nicoló,“Über Adoption und die Gerichtsbarkeit der mâr-bânî im neubabylonischen Rechte,”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Romanistische Abteilung,Vol.50 (1940),pp.445-455.公元前一千纪，巴比伦尼亚的其他城市如乌鲁克（Uruk）也有同样的市民称呼。伦格尔（Johannes Renger）指出，新巴比伦时期（Neo-Babylonian Period，前626—前539）乌鲁克的市民即城市上层社会的成员。5Johannes Renger,“Notes on the Goldsmiths,Jewelers and Carpenters of Neo-Babylonian Ean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91 (1971),pp.494-503.屈美尔（Hans M.Kümmel）则认为乌鲁克市民指的是主神庙埃安纳神庙（Eanna）中重要的代表人物。6Hans M.Kümmel,Familie,Beruf und Amt im Spätbabylonischen Uruk: Prosop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 Berufsgruppen des 6.Jahrhunderts v.Chr.in Uruk,Berlin: Gebrüder Mann Verlag,1979,p.162.弗雷姆（Grant Frame）在回应这一问题时则这样写道：“具体谁有资格参加集会并不明确，不过大概是市民才可以参加。”7Grant Frame,Babylonia 689-627 B.C.: A Political History,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1992,p.231.

尽管弗雷姆没有阐明“巴比伦人”或“巴比伦之子”的具体含义，但是他将这一身份与城市的集会联系起来，说明这一身份并非仅仅表示它所指对象的个人认同和社会地位，可能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也具有实际意义。“巴比伦之子”和“巴比伦人”在泥板文书中的频繁出现说明，无论是贵族、精英还是平民，巴比伦人的认同首先建立于他们的城市之上，而非国家、国王或神祇。城市被看作政治实体，对市民负责，为市民提供保护。这种观念并非巴比伦所独有，而是在巴比伦尼亚广泛存在。这一观念反映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如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的《乌鲁克的预言》（The Uruk Prophecy）。8Hermann Hunger,Spätbabylonische Textes aus Uruk,I,Berlin: Gebrüder Mann Verlag,1976,No.3,pp.21-23.文中包括对未来数位国王的预言，其中多数昏聩无能，只有最后两位国王被描绘成合格的君主。文本塑造了一位理想的统治者的形象，作为对国王作为之优劣的评判标准，反映了巴比伦尼亚知识精英对于统治者的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中出现了与“巴比伦人”写法与含义都非常相似的“乌鲁克人”（UN.MEŠšá UrukKI）这一指称，文本内容也明显地表现出乌鲁克人的优越和他们对巴比伦的敌意。这说明巴比伦尼亚地区城市政治身份的排他性，也反映了当时城市身份对于巴比伦尼亚城市居民的重要程度。1在洪格尔（Hermann Hunger）的编辑中，“乌鲁克人”（nišū šá UrukKI）转写自UKÙ.MEŠ。根据博格（Rykle Borger），UKÙ和UN使用是同一符号，参见Rykle Borger,Mesopotamisches Zeichenlexikon,Münster: Ugarit Verlag,2004,No.501。为了保持本文所引相同楔形文字和词汇转写的一致性，在此处转写为更为常见的UN.MEŠ，即nišū，参见Erica Reiner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ume XI: N,Part II,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0,p.283。

回归雷曼泥板本身，在此类涉及政治事务的泥板文书中，“巴比伦人”通常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人名，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巴比伦人+埃萨吉尔神庙集会（PN+LÚŠÀ.TAMÉ-sag-gíl uLÚEKI.MEŠLÚUKKINšá É-sag-gíl）。这一惯用写法有两种解读方式：1.将“巴比伦人”和“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视为同位语，即认为“巴比伦人”就是“埃萨吉尔神庙集会”的成员；2.将“巴比伦人”和“埃萨吉尔神庙集会”视为不同对象，这意味着在“沙塔穆”和集会之外，还存在“巴比伦人”这一主体。书写时，连词“和”（阿卡德语：u）只在“沙塔穆”和“巴比伦人、神庙集会”之间出现，而后两个短语之间并没有出现连词。范德施拜克因此将后半部分译为“来自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的巴比伦人”，2R.J.van der Spek,Grondbezit in het Seleucidische Rijk,p.60.而博伊则认为二者相互独立，应当分别译出。3Tom Boiy,Late Achaemenid and Hellenistic Babylon,p.195.后一观点在其他泥板文书中得到印证，例如在希腊化时代巴比伦的天文日志中，有时只出现“沙塔穆”和“巴比伦人”，集会则在文本中缺席。4例如BM 34591+BM 55532（缀合）反面第19行：“卡西奇拉，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和巴比伦人（KÁ.SIKIL.LA LÚŠÀ.TAM É-saggíl u LÚEKI.MEŠ）。”参见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Diaries from 261 B.C.to 165 B.C.,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9,No.178C,pp.408-415。因此，虽然“巴比伦人”和集会在人员组成上相互重叠，但在政治活动中，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相同。

通过对雷曼泥板开篇的分析，本文认为，在希腊化时代的巴比伦，“巴比伦人”是城市政治生活的重要主体之一。他指的是所有生长在巴比伦城、拥有稳定的居所和生业的自由居民，且这一身份是代代相传的。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们是代表巴比伦、维护自身和城市利益的本土居民的集合；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是城市中的自由民，并不只限于上层人士。丹达马耶夫（Muhammad Dandamayev）考察了公元前一千纪泥板文书中出现的“巴比伦人”和“巴比伦之子”的出身、职业以及他们的交易和诉讼，发现自称“巴比伦人”或“巴比伦之子”的人并非完全来自神庙，还包括佃农、金匠、银匠、厨师等不同职业和地位的人。这种情况可能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因此，在当时的巴比伦，即使人们社会地位截然不同，但都可以是“巴比伦人”的一分子。雷曼泥板后文也出现了“巴比伦人的集会”这一说法，说明成为“巴比伦人”是进入集会的必要条件。集会的成员来源于“巴比伦人”，且与神庙及其“沙塔穆”拥有更紧密的关系，在决策过程中有时可以代表“巴比伦人”与统领城市政治经济决策、负责传达国王意见的“沙塔穆”协商。但这两者协同处理的通常是城市和神庙的日常行政事务，如神庙劳工工资的发放。5D.A.Kennedy ed.,Late-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CT 49,London: British Museum,1968,No.118,122,123,183.在关乎城市生活的重大事务上，通常由包括集会成员在内的所有“巴比伦人”一同参加政治商讨。在泥板文书中，上述两种情况表现为只出现“沙塔穆”和“巴比伦人”的情况，或是雷曼泥板中三者同时出现的情况。毋庸置疑的是，成为“巴比伦人”是进入巴比伦政治生活的第一步。

二、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

雷曼泥板中，“沙塔穆”与“巴比伦人”和集会同时出现；而通观全文，“沙塔穆”显然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厘清“沙塔穆”的内涵及其在希腊化时代的地位和职责非常必要。在古代两河流域，“沙塔穆”（LÚŠÀ.TAM）的称谓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纪，例如在乌尔第三王朝（Ur III Dynasty，约前2112—前2004），温马省（Umma）的一篇管理文书中就出现了“NAM.ŠÀ.TAM”一词。1BM 106341（BDTNS 33749），参见Tohru Gomi &Susumu Sato eds.,Selected Neo-Sumerian Administrative Texts from the British Museum,Abiko: Research Institute,Chuo-Gakuin University,1990,No.285；这一词汇也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YBC 3583（BDTNS 75202）、YBC 2589（BDTNS 75208）等泥板文书中，参见Marcel Sigrist &Tohru Ozaki eds.,Neo-Sumerian Administrative Tablets from the Yale Babylonian Collection,Part I,Madrid: CSIC,2009,No.1186,1190。从构词看，“沙塔穆”的本意是“被委托了（某地）内容的人”，可能是监管所在地经济生产的官员。2苏美尔语中，符号LÚ代表这个词具有人或职业的属性；符号ŠÀ意为“心、内容”，对应阿卡德语libbu；符号TAM意为“委任、托付”，对应阿卡德语qâpu/qiāpu。在古巴比伦时期（Old Babylonian Period，约前1894—前1595），“沙塔穆”需要处理各类行政事务，包括管理库存、统计税收以及分配用于农耕水利的劳动力等。3Maureen L.Gallery,“The Office of the šatammu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Vol.27 (1980),pp.1-36.在巴比伦尼亚之外，公元前两千纪的阿拉拉赫（Alalakh）、马里（Mari）等遗址出土的泥板文书中，也都出现了这一词汇。4阿拉拉赫泥板文书中的“沙塔穆”见于Donald J.Wiseman,The Alalakh Tablets,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1953,pp.33-34；马里泥板文书中的“沙塔穆”见于Jean Bottéro,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VII: Textes administratifs de la salle 110,Paris:Geuthner,1956,p.40。

自公元前两千纪中叶的中巴比伦时期（Middle Babylonian Period，约前1595—前1155）起，“沙塔穆”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中亚述时期（Middle Assyrian Period，约前14—前11世纪），“神圣的‘沙塔穆’”（šatammu ṣiru）一度成为亚述国王阿达德尼拉里一世（Adad-nirari I，前1305—前1274年在位）和提格拉特皮勒塞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前1114—前1076年在位）的称号。5阿达德尼拉里一世时期这一称号见于BM Rassam 293，参见Rykle Borger,“Ein Duplikat zu KAH II,Nr.143,”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Vol.17 (1954-1956),p.369；提格拉特皮勒塞尔一世时期这一称号，参见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I (1114-859 BC),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 2,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pp.7-35。新亚述帝国（Neo-Assyrian Empire，约前1000—前609）的提格拉特皮勒塞尔二世（Tiglath-pileser II，前966—前935年在位）也使用了这一称号。6A.Kirk Grayson,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I (1114-859 BC),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 2,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pp.164-166.亚述国王们这一行为的目的很可能是试图获得巴比伦尼亚本土居民的认同。在新亚述帝国的统治下，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们需要通过书信与亚述的帝王们保持联系。埃萨尔哈东（Esarhaddon，前680—前669年在位）统治期间，“沙塔穆”舒姆伊丁（Šuma-iddin）在给国王的信中这样写道：

马尔伊萨尔（Mar-Issar）带来了国王的雕像，说：“检查（它们），把完美的那一尊竖立（在神庙里）。”国王的仆人——我和学者们，一起检查了（这些雕像），我送到国王、我的主人那里的这一尊最为完美，（因为这一尊所塑造的）国王、我的主人束着腰，拜见您的神马尔杜克……（这一尊）国王、我的主人的（雕像上）衣饰，和他们在亚述城（Aššur）的贝尔神坛上竖立的（雕像）一样。我在埃萨吉尔及巴比伦的其他神庙竖立了同样的雕像。7原文中É.KUR.MEŠ具体所指哪一座神庙并不清楚。在巴比伦城郊有一座神庙叫做埃库尔（É.KUR），是雷神恩利尔的神庙，在凯西特时期的巴比伦铭文“伽达什铭文”（Inscription of Gaddaš）中出现，现存只有这篇铭文的新巴比伦时期抄本，所以尚不确定这座神庙是否持续存在到公元前一千纪。关于埃库尔神庙，参见Andrew R.George,House Most High: The Temples of Ancient Mesopotamia,Winona Lake: Eisenbrauns,1993,p.117。这一写法也可能只是神庙一词ekurru的复数形式ekurrāti。新亚述时期，É.KUR.MEŠ也出现在其他王室官员往来的信件中，例如“巴比伦圣域内的其他神庙”（É.KUR.MEŠ šá a-na li-me-ti TIN.TIL.KI），参见Manfried Dietrich,The Neo-Babylonian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and Sennacherib,Helsinki: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2003,No.43,pp.41-42。综上，本文中将之理解为“巴比伦的其他神庙”。此处所引泥板为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王宫博物馆（Topkapı Sarayı Müzesi）馆藏TKSM 21/676，参见Benno Landsberger,Brief Des Bischofs von Esagila an König Asarhaddon,Mededelingen der Ko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Afd.Letterkunde,Nieuwe reeks,Deel 28,No.6,Amsterdam: Noord-Hollandsche Uitgeversmaatschappij,1965,pp.8-13。

从这封信件可以发现，新亚述时期的“沙塔穆”不仅负责管理埃萨吉尔神庙的事务，也直接服务于国王，甚至可能同亚述国王派驻当地的官员一起处理巴比伦政务。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舒姆伊丁被称为“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但在这封信中，他不仅在埃萨吉尔，也在巴比伦的其他神庙中竖立了国王雕像。这说明至晚在新亚述帝国时期，“沙塔穆”的权力就不再局限在埃萨吉尔神庙内部，他们也拥有凌驾于巴比伦其他宗教机构之上的权力。

在雷曼泥板所处的希腊化时代，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变得非常显要，这与目前为止发掘所得的泥板文书材料的来源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一时期材料大多出土于埃萨吉尔神庙周边地区，所记载内容或多或少都与神庙相关，其中包括神庙日常的人事与财务管理档案、天文日志以及居住在神庙附近的、与神庙相关的家族档案。当时，埃萨吉尔神庙在政治、经济和学术领域极具影响力，而“沙塔穆”身兼城市行政长官和主神庙大祭司两个职责，需要对神庙以及更广泛的市民群体负责，自然处于巴比伦政治权力和经济活动的中心。

雷曼泥板中，最先出现的人物是“沙塔穆”涅伽尔特西埃特尔，他的讲话内容也是文本的核心部分。1Ronald Wallenfels &R.J.van der Spek,“Late Babylonian Archival and Administrative Texts,” pp.200-230.讲话过程中，他追溯了塞琉古王室成员过去向他们捐赠土地和财富的经历以及具体的捐赠内容。之后，他回顾了这些土地和财富是如何被赠送给巴比伦、博尔西帕（Borsippa）和库塔（Cutha）的居民的，并且向人们解释了这些王室捐赠的目的。然后，他重申这些捐赠的有效性，确认国王的恩典，并且具体说明了除捐赠之外的其他恩惠（如免税）的具体内容。随后，他宣布在新王继任后，这些恩典将会持续下去，还宣布了一些涉及具体人物的恩惠。最后，他提出保证这些恩典不受侵犯的办法——将土地分配和税赋减免都记录在册。值得注意的是，雷曼泥板记录的是希腊化时代的泥板文书中“沙塔穆”唯一一次独立发表的讲话。这意味着他的权力包括召集并主持全体市民的大会、传达国王的决定或其他重要的事件。不过，根据后文，即使“沙塔穆”发表讲话，最终的决策也需要获得集会或“巴比伦人”的确认，才会被记录在册、具备法律意义。这说明“沙塔穆”可以独立行使的职权是有限的，集会和市民的支持始终是他维持世俗方面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在希腊化时代埃萨吉尔神庙“沙塔穆”的选任方面，由于材料有限，目前学界了解并不深入，但家族传统在其中肯定有一定影响力。和公元前一千纪埃巴巴尔神庙（Ebabbar）的领导人“山古”（šangû）的选任一样，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大概率出自名门望族。2A.C.V.M.Bongenaar,The Neo-Babylonian Ebabbar Temple at Sippar: Its Administration and Its Prosopography,Istanbul: 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te Istanbul,1997,pp.1-55.结合雷曼泥板和天文日志中的信息，可以发现有两对“沙塔穆”之间可能是父子关系。雷曼泥板提及了其中一对父子，即涅伽尔特西埃特尔和他的父亲贝尔伊卜尼，前者在公元前237/6至前222/1年（塞琉古纪年第75至第90年）担任过“沙塔穆”，后者在公元前266/5至前262/1年（塞琉古纪年第46至第50年）担任过这一职务。另外一对父子则是马尔杜克舒姆伊丁（Marduk-šuma-iddin）和贝尔雷乌舒努（Bēl-rēʾûšunu），前者在公元前258/7年（塞琉古纪年第54年左右）担任过“沙塔穆”，后者在公元前258/7至前253/2年（塞琉古纪年第54至第59年）担任过相同的职务。在一篇涉及神庙羊毛生产的泥板文书中，他们二者一起出现，并且都注明了“沙塔穆”的身份。1D.A.Kennedy ed.,Late-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CT 49,No.128.因此，在希腊化时代的埃萨吉尔神庙，“沙塔穆”是可以子承父业的。但这并不说明父子相传是“沙塔穆”职位传承的普遍规则，也不意味着“沙塔穆”是父死子继的终身职务。

雷曼泥板也提及了“沙塔穆”的职责。讲话中，“沙塔穆”涅伽尔特西埃特尔作为巴比伦人的代表，既向巴比伦人宣布和确认那些来自于王室，如今属于他们的利益，同时也代表国王向巴比伦人发言。这说明“沙塔穆”依然具备新亚述时期以来的双重角色。他们不仅是巴比伦的领导者，也是塞琉古王室的代表，以国王的名义管理这座城市，这在其他文书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卡西奇拉和巴比伦人为巴比伦尼亚军队的将领提供了1头牛和5只羊。（将军）向贝尔、贝尔提亚、伟大的众神献祭，为了国王塞琉古、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们的生命”。2BM 34591+BM 55532（缀合）反面第19至第20行，参见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 Diaries from 261 B.C.to 165 B.C.,No.178C,pp.408-415。

天文日志中此类献祭记录是为数不多展现“沙塔穆”和塞琉古王朝派驻巴比伦的地方官员之间关系的文书。从这篇文书可以发现，塞琉古王朝的官员在巴比伦驻守期间，需要到巴比伦的神庙祭拜。“沙塔穆”及巴比伦人一起作为在祭祀中用作牺牲的牛羊的提供者，可能同时也作为塞琉古王室成员和地方官员向巴比伦诸神献祭的见证人。通过展现对马尔杜克等神祇的尊敬和祭拜，外来统治者更容易获得巴比伦人的支持，这一宗教仪式也因而有了政治意义。“沙塔穆”和塞琉古王朝官员之间是否有更密切的联系，目前无从得知。但有证据表明，“沙塔穆”有时也会越过地方官员直接与国王联系，例如：

第23天，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利布鲁特（Libluṭ）去往米底——国王（所在）的地方……那天，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的代表和巴比伦人在埃萨吉尔神庙的王子之子大门提供了3只牲羊，提供给他（神）的供奉，（并且用它们）祭祀。3根据BM 35046，“王子之子大门”（KÁ.DUMU.NUN.NA）是“伊什塔尔神庙的外大门”（bāb d15 ka-mi-i），参见Egbert von Weiher,Spätbabylonische Texte aus Uruk,II,Berlin: Gebrüder Mann Verlag,1983,No.578。从古巴比伦时期开始，“王子之子”（dDUMU.NUN.NA）一直作为辛神（Sîn）的别称存在，而辛神则是伊什塔尔神的父亲，因此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有据可依的，参见Åke W.Sjöberg,Der Mondgott Nanna-Suen in der sumerischen Überlieferung,I,Stockholm: Almqvist &Wiksell,1960,p.142。BM 43025+BM 45689+BM 46047（缀合）正面第31行，参见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I: Diaries from 164 B.C.to 61 B.C.,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96,No.78。

从这篇文书可以看出，当“沙塔穆”去拜见国王时，有一位代理人替代他在巴比伦城完成祭祀仪式。这一方面说明“沙塔穆”需要向国王负责，并在国王的许可下领导巴比伦；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沙塔穆”不在巴比伦城的时候，他的代表可以代他履行职责，且这一举措是得到巴比伦人认可的。根据上下文可以知道，“沙塔穆”在这一年第2个月第23天出发，而这位代表在天文日志中最后一次出现则是在同一年第11月的第21天，间隔近9个月。4BM 45659+BM 45685（缀合）反面第15行，参见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I: Diaries from 164 B.C.to 61 B.C.,No.77B,pp.498-505。但天文日志没有记载代理人的名字，所以他的身份无从考证，并无法判断这一代表是由“沙塔穆”本人选定，还是由巴比伦人集体选择的。不过，在另一篇较早的天文日志中，当时的“沙塔穆”同样因故无法履行职责，代替他的是他的兄弟，而且这种安排获得了国王的代表、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以及巴比伦人的认可。5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 Diaries from 261 B.C.to 165 B.C.,No.168A,pp.466-479.

除了作为巴比伦的代表、联系国王与地方官员之外，在这一时期，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最重要的职责依然在巴比伦内部，这在公元前3世纪埃萨吉尔神庙的管理人员穆拉努（Murānu）和他的儿子埃阿塔布坦布里特（Ea-tabtan-bulliṭ）的档案中可见一斑。穆拉努父子需要执行“沙塔穆”安排的任务，例如向在神庙工作的不同职业人群发放薪酬或口粮。1D.A.Kennedy ed.,Late-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CT 49,No.118,122,123,124,125,126,128.前文曾经提到，从新亚述帝国开始，“沙塔穆”似已拥有凌驾于巴比伦其他神庙的权力，而这一现象在希腊化时代得到确认。泥板文书可以证明埃萨吉尔神庙不仅控制着自身的产业和经济活动，还一定程度上统领着巴比伦的其他神庙。例如这篇文书中，埃萨吉尔神庙承担了巴比伦新年神庙（É.U41 KÁM）用作牺牲的羊的费用：

120舍克勒银的余额，20舍克勒银，是此前两则账目中从贝尔的财库中拿出付给饲羊人贝尔伊丁（Bel-iddin）和贝尔伊丁之子纳布舒马乌舒尔（Nabu-šuma-uṣur）（的钱），按照市场价格（买的）为了给新年神庙（作为）牺牲（的羊）。2D.A.Kennedy ed.,Late-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CT 49,No.151.

这篇账目中提及的“贝尔的财库”即埃萨吉尔神庙的财库，它为新年神庙付清了牺牲所需支付的金额。在其他此类文书中，埃萨吉尔神庙还曾为新年神庙提供借款。两所神庙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可能与新年节日相关——新年节庆时，新年神庙会取代埃萨吉尔神庙成为马尔杜克神的临时居所。因此，埃萨吉尔神庙为新年神庙提供财政支持看似有理可依。但是，除了新年神庙之外，埃萨吉尔神庙还曾为伊什塔尔神庙埃图尔卡拉马（É.TÙR.KALAM.MA）、古拉（Gula）神庙埃胡尔萨格西奇拉（É.ḪUR.SAG.SIKIL.LA）以及埃胡尔萨格库伽神庙（É.ḪUR.SAG.KÙ.GA）和埃萨巴德神庙（É.SA.BAD）提供财政支持。3D.A.Kennedy ed.,Late-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CT 49,No.150.以上所有经济往来，都是由埃萨吉尔神庙的祭司完成的。这说明埃萨吉尔神庙与巴比伦其他神庙在产业经营和日常运作方面关系非常紧密，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的管辖范围超过了埃萨吉尔神庙本身。

雷曼泥板中，“沙塔穆”讲话中讨论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巴比伦人，还涵盖了附近博尔西帕和库塔的神庙和居民。此外，公元前3世纪一篇记载了埃萨吉尔神庙集会的泥板文书中，当时的“沙塔穆”贝尔伊卜尼，即雷曼泥板中的“沙塔穆”涅伽尔特西埃特尔的父亲，讨论了库塔城椰枣配给的问题。4D.A.Kennedy ed., Late-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CT 49,No.115；另见于Michael Jursa,Der Tempelzehnt in Babylonien von siebenten bis zum dritten Jahrhundert v.Chr.,Münster: Ugarit Verlag,1998,p.82。由于这篇文书磨损较为严重，因此无法获取完整、准确的信息。但这些证据说明当时埃萨吉尔神庙“沙塔穆”的权力不止超越了他所在的神庙，甚至可能超出了巴比伦城。虽然无法确定当时的“沙塔穆”是否领导着库塔和博尔西帕的神庙，但这3座城市必然存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协作关系。

通过对希腊化时代埃萨吉尔神庙“沙塔穆”的地位、选任和职责等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这一时期的“沙塔穆”不仅是埃萨吉尔神庙的首领，也是整座城市的领袖。不过，“沙塔穆”需要得到神庙集会以及巴比伦人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的权力也因此受到监督和约束。希腊化王朝的统治者承认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作为巴比伦领导者的地位，很少加以干涉；但他们会以“沙塔穆”为媒介，施加自己对巴比伦的影响力，攫取巴比伦的经济资源。因此，在希腊化时代，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既代表巴比伦的本土政治传统，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外来统治者的意志。

三、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

在泥板文书中，集会通常写作“UKKIN”或“LÚUKKIN”。从楔形文字构字来看，符号UKKIN由URU和BAR两个符号组成。5Yushu Gong,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Münster: Ugarit Verlag,2000,p.198.其中，符号URU意为“城市、城镇”，对应的阿卡德语词汇是ālu；6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ume I: A,Part II,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4,pp.379-380.符号BAR同时是符号BA7，意思可能是“中心”，对应的阿卡德语词汇是mišlu。1A.Leo Oppenheim et al.eds.,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Volume X: M,Part II,Chicago: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7,pp.126-129.因此，集会一词的本意可理解为“城市的中心”。在阿卡德语文书中，符号UKKIN通常被转写为阿卡德语词汇puḫru。而在希腊化时代，该符号在以表音方式书写时写作lúki-niš-tu4，这一时期的集会因此应被称为“基尼什图”（kiništu）。2这一写法见于BM 61344和阿姆斯特丹大学馆藏多特蒙德藏品（Dortmond Collection）第32号，参见Caroline Waerzeggers,“The Silver Has Gone…: Temple Theft and a Divided Community in Achaemenid Babylonia,” in Kristin Kleber and Reinhard Pirngruber eds.,Silver,Money and Credit: A Tribute to Robartus J.van der Spe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2016,pp.73-85；Albert T.Clay ed.,Babylonian Records in the Library of J.Piermont Morgan,Part II: Legal Documents from Erech,Dated in the Seleucid Era (312-65 B.C.),New York: Private publication,1913,No.41,45。

现有的文本材料没有提及希腊化时代的埃萨吉尔神庙集会的人员组成。从常见的“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巴比伦人”此类称谓可以推断，可能只有前文所说的政治意义上的“巴比伦人”才有资格加入集会。但是，目前无法明确巴比伦的自由民中有哪些人、多少人可以参与集会。邦赫纳尔（A.C.V.M.Bongenaar）在分析了新巴比伦和阿黑美尼波斯时期埃巴巴尔神庙的材料后认为，集会指的是从神庙获取薪俸的群体，包括祭司、厨师、手工艺人等，可能并不包括神庙以外的城市居民。3A.C.V.M.Bongenaar,The Neo-Babylonian Ebabbar Temple at Sippar: Its Administration and Its Prosopography,Istanbul: 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te Istanbul,1997,pp.150-153.但这或许并不能完全对应巴比伦的情况。根据前文对“巴比伦人”和“沙塔穆”的分析可知，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是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政治活动的3个主体之一，由“巴比伦人”中的代表组成。

雷曼泥板中，在“沙塔穆”发表讲话之后，在场听他讲话的巴比伦人、神庙集会发表了他们的回应。首先，他们一一确认了由“沙塔穆”宣布的塞琉古国王与王室成员赠予巴比伦人的恩惠，决定将这些捐赠记在一方石碑上作为纪念，赞颂塞琉古统治者的善行；随后，他们再次确认巴比伦、博尔西帕和库塔的居民既得利益的有效性，并且说明他们受赠的土地已经登记在册，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仅根据文书内容本身，无法知道集会和巴比伦人的回应是否同样由“沙塔穆”宣读，或是他们另有代表。如果集会代表另有其人，那么为何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记录中？集会和巴比伦人的意见，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商定？这些问题目前无法解决。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宗教方面，集会需要配合“沙塔穆”，为神庙提供支持，参与宗教活动。4例如BM 34937+BM 34957+BM 35558+BM 35662+BM 35776+BM 45647+BM 45700+BM 46033（缀合）正面A栏第13至第14行，参见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I: Diaries from 164 B.C.to 61 B.C.,No.105A,pp.378-397。而在政治方面，尤其在涉及城市和神庙的重要决策时，最终决定是由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集会及其所代表的巴比伦人三方共同做出的。“沙塔穆”提出的计划和传达的国王的意见，可能在同集会商议、确认后才具有实际的效力。

在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的政治生活中，召开集会的场所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助于理解巴比伦政治组织的运作形式。根据天文日志的记载，埃萨吉尔神庙的集会可能是在神庙建筑群中的柏树花园（GIŠ.KIRI₆ ŠIM.LI）附近召开的：“……写给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和巴比伦人（的一封信），（他）在柏树花园的集会之屋朗读了它。”5例如BM 32884正面第24至第25行，参见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I: Diaries from 164 B.C.to 61 B.C.,No.93A,pp.428-431。

尽管没有使用常见的阿卡德语“基尼什图”（kiništu）或苏美尔语符号（UKKIN）的集会一词，但这篇文书中的“集会之屋”（Émil-ki）很可能就是举办集会的场所，它所描述的朗读信件的场合也与雷曼泥板中的场景非常相似。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书中，也多次出现了柏树花园这一地点。6例如BM 45863正面第4行，参见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I: Diaries from 164 B.C.to 61 B.C.,No.79,pp.482-483。根据同时期另外两篇泥板的记载，柏树花园围绕着治愈女神古拉的神庙埃胡尔萨格西奇拉。1Albert T.Clay ed.,Babylonian Records in the Library of J.Piermont Morgan,Part I: Babylonian Business Transactions of the First Millennium B.C.,New York: Private publication,1912,No.99；另见BM 41483，参见D.A.Kennedy ed.,Late-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CT 49,No.150。埃胡尔萨格西奇拉神庙位于巴比伦东部、幼发拉底河左岸的埃利都地区（Eridu），由新巴比伦王朝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前604—前562年在位）重建。乔治（Andrew George）认为，它可能是其他泥板文书中所说的埃伽尔马赫神庙（É.GAL.MAḪ），而后者是埃萨吉尔神庙建筑群的一部分。2Andrew R.George,House Most High: The Temples of Ancient Mesopotamia,Winona Lake: Eisenbrauns,1993,p.102.因此，“集会之屋”可能并不位于神庙内部，而是在埃萨吉尔神庙的周边。

雷曼泥板中，在关于土地捐赠、分配和免税等的事务通过商议并落实后，集会宣布要竖立一方石碑于埃萨吉尔神庙的艾基萨尔班达厅（É.KISAL.BÀN.DA）中，这一场所又在何处？从字面意思来看，艾基萨尔班达的意思是“小厅”。除雷曼泥板外，这一写法仅在公元前266年的天文日志中出现过一次。3BM 32614正面第13行：“第五天，清理了艾基萨尔班达厅中的沙土。”参见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 Diaries from 652 B.C.to 262 B.C.,No.266A,pp.354-359。不过，“艾基萨尔班达”的阿卡德语写法（kisallu ṣehru）在希腊化时代的测绘文书中出现过，且与“大厅”（kisal māḫu）相对应。乔治对比了对埃萨吉尔神庙遗址的考古测量结果和出土测绘文书中的数据，发现神庙遗址中的西庭院与泥板文书中的“贝尔厅”（kisaldBēl）即“上厅”（kisallu elēnû）相符合；神庙遗址的东厅则对应泥板文书中的“下厅”（kisallu šaplû）。4Andrew R.George,Babylonian Topographical Texts,Leuven: Peeters,1992,p.437.他还发现，相对于神庙遗址而言，泥板文书中记载的“大厅”和“小厅”的面积都过于庞大。5Andrew R.George,Babylonian Topographical Texts,Leuven: Peeters,1992,p.414-417.因此，他们可能和“集会之屋”一样位于神庙建筑外部，但和神庙建筑距离不会太远。相较于埃萨吉尔神庙中较小的上、下厅，“小厅”和“大厅”可能也是召开集会或更大规模的群体政治和宗教活动的场所。因此，刻写了雷曼泥板原文的石碑被竖立在这里，接受巴比伦人的注视，以诸神为见证。

四、结语：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的政治图景

公元前4世纪，在马其顿人进入巴比伦尼亚并建立统治之后，巴比伦尼亚本土的政治组织迎来了新的外部环境。从亚历山大远征到继业者战争期间，包括巴比伦在内的巴比伦尼亚主要城市很有可能占据了此前属于阿黑美尼帝国王室成员和高级官员的封地，本土居民所拥有的耕地面积较阿黑美尼时期有所增长。在此过程中，神庙拥有最多的土地资源，其财富支持着依附于神庙的祭司、手工业者及其亲属的生产生活，提升了巴比伦的经济水平。巴比伦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盈余又促进了城市政治的发展。人们更愿意参与政治生活，通过行使权力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这进一步赋予巴比伦城的政治组织更大的影响力，使得他们能够在同希腊化王朝统治者和地方官员的博弈中获得更多优势。

王朝与地方，即马其顿统治者与本土政治传统之间的关系，是解析希腊化时代政治社会史的重要线索。通过解读雷曼泥板及其他相关文书，本文认为，在希腊化时代的巴比伦，政治活动围绕3个主体展开——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集会和“巴比伦人”。其中，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负责统筹神庙的宗教活动和经济生产，也组织并统领巴比伦城本土的政治生活。他来自“巴比伦人”之中，言行受到他们的监督。与此同时，在“沙塔穆”的讲话和作为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马其顿统治者的服从和认可。“沙塔穆”需要扮演希腊化王朝统治者们的传声筒，为国王和王朝官员提供支持，而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巴比伦的自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因此，埃萨吉尔神庙的“沙塔穆”是巴比伦本土居民与外来统治者之间政治互动与博弈的关键节点。

在城市内部，尽管“沙塔穆”是名义上的代表和领导者，但神庙集会和“巴比伦人”才是城市命运的决定者。在“沙塔穆”的领导下，集会和“巴比伦人”参与神庙的运作、与“沙塔穆”一起组织节庆和宗教活动，同时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沙塔穆”的计划或由他传达的国王的意见，大多数时候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才能付诸实现。“巴比伦人”是城市政治生活的基础，也是经济生活的核心成员。不过在希腊化时代，虽然巴比伦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但这种自治并非没有限制。在神庙财政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王室监管的痕迹。因为在神庙财务相关的文书中，偶尔会发现塞琉古王朝的“代表”（LÚpaqdu）。1D.A.Kennedy ed.,Late-Babylonian Economic Texts,CT 49,No.118.此外，泥板文书也提到过巴比伦城中的“国王之屋”（bīt šarri），但由于文本材料非常有限，目前难以确定“国王之屋”的作用及其管理者（LÚNAM）的职责。2Julien Monerie,L'économie de la Babylonie à l'époque hellénistique (Ivème-IIème siècle avant J.C.),Berlin: De Gruyter,2018,pp.184-187.

在巴比伦绵延两千余年的城市发展史中，神权和政权是城市政治的两个侧面，因此，巴比伦城的政治空间与宗教空间也高度重叠。“沙塔穆”所在的埃萨吉尔神庙地处巴比伦城市中央的埃利都地区。在埃利都内部，埃萨吉尔神庙和埃图尔卡拉马神庙、埃胡尔萨格西奇拉等神庙组成的建筑群，是公元前一千纪中后期巴比伦城核心的宗教空间。3Andrew R.George,Babylonian Topographical Texts,pp.23-25.围绕着神庙建筑群的是各类行政机构：如雷曼泥板中的“小厅”和“大厅”、前文中的柏树花园与“集会之屋”，很可能都位于此处。这些场所构成了希腊化时代巴比伦城的政治景观，巴比伦人的宗教信仰、城市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凝聚于此。城市政治生活的公共性和民主性，在神庙的守护下拥有了超越世俗的意义。

雷曼泥板所描绘的巴比伦城政治图景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安条克四世时期，巴比伦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的塞琉古王朝国王在写给巴比伦的信中，一直将“巴比伦人”视为主要的对象。但在安条克四世时期，主要对象变成了“波利泰”（puliṭe），即讲希腊语、过希腊式城市生活的移民，而“巴比伦人”变成了次要的对象。4Karlheinz Kessler,“Bemerkungen zum militärwesen im hellenistischen Babylonien,” in Juan J.Ayán and Joaquin M.Córdoba eds.,Ša ṭudu idū: estudios sobre las culturas antiguas de Oriente y Egipto;homenaje al Angel R.Garrido Herrero,Madrid: IDFCO &CSIC,1999,pp.173-182.这时，在巴比伦的政治生活中，同时存在“巴比伦人”和“波利泰”两个不同的群体。5Abraham J.Sachs &Hermann Hunger eds.,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ume III: Diaries from 164 B.C.to 61 B.C.,No.77A,pp.486-499.虽然埃萨吉尔神庙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地位，但在城中新兴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巴比伦人”的权利受到了威胁。原本密不可分的神权与政权从此渐行渐远，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也自此日渐衰落。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雷曼泥板所记录的事件发生六十余年之后，巴比伦的书吏想要再次抄录这篇文本，重申他们当初曾被先王许诺的土地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