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人

陈 冲

前不久一个周末的日子,我走在桃江路上,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指着一栋文物保护房屋上绿色的信箱,问身边八九岁的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儿子摇头。妈妈说,这叫信箱,以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

我意识到我就是他们所说的“以前的人”,信曾经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我很认同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这一形式,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信与其他写作形式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人的事……久而久之,你便跟通信人建立起一个深厚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关键——久而久之……”

我写过一些M与我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事,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我们有过许多朝夕相处的日子,分离时也有过心心相印的思念和牵挂。

二○二一年我回上海陪病重的母亲,见到了M。他把我写给他的几十封信还了给我。他说,我们那一代的友谊感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不想让这些信件付之一炬,不忍心,那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只有物归原主!有些东西是铭记在心里永远也抹不掉的,永远永远……

这些发黄、发脆的信写得并不好,只因被M保存了大半辈子而变得珍贵——好比圣-埃克苏佩里写的《小王子》中的玫瑰花,它本身再普通不过,只因“小王子”倾心的浇灌与呵护而成为世上唯一。信封上的许多邮戳虽已模糊,但还能隐约辨认出。信始于一九七八年——我十七岁的时候,终结在一九八三年——我留学美国的第二年。

扎着两条短辫的“妹妹”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用清澈的眼睛审视着我——眼角的皱纹、鼻侧的阴影、松弛的脖颈……她从没想到过这么久远的岁月,连她母亲都要比我年轻许多。她感到困惑,还是诧异?刹那间,异国的机场、车站、码头,还有发生在那里的拥抱、亲吻、欣喜和惆怅,在她的眼前划过。

我也仔细打量她——胸脯轻轻起伏,鼻翼微微翕动,眼睛里闪烁着所有被她抑制了的本能。她的语文课本里只有董存瑞、焦裕禄、黄继光、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或者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远洋轮的光荣建成,或者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对贫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个语境里不存在个人情感和欲望,而没有名字的感受和欲念,就像躺在污泥浊水里的珍珠。还要过很久,她才会找到它们。

“妹妹”开始写这些信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整代人正在从十年的冬眠期复苏,百废待兴,她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M:

你好!

上次在工人文化馆遇到你和同学们,我不是说我已经彻底回掉北影了吗?可昨天学院又来找我,说北影后台很大,从上面下来的压力,学院很难开口,有点顶不住了……他们认为实在不行只能去演,但回来后百分之八十会留级。学院的课程很紧很紧,可北影偏不让我专心一致地学习,而且今后,如果拍完戏还有什么事,也只有天知道。学院领导还说,如果我硬不肯去的话,上面会认为我不服从党的需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我妈又在青岛开会没人商量。我想起你上次留在条子上的话,我有事可来信。我就来信,问问你们是什么看法。我打过电话到剧团,凤皇说要下生活都不来上班了。

上次你说的同学们上戏的事,还有《我们有亲人》是怎么回事,请告诉我,好吗?

陈冲

M:

你好!晚上回家看到了你的信。已经定型了,导演买好了星期六的车票,直接送我到外景地。学院领导给我看了教育局下来的文,上面已经先定型了。

去了也许并不会坏到哪里,我把学院原来的体育课、政治课、语文课的时间省下来,拼一下命,也许并不会拉下多少英语,我一定要让老师们吃惊。有的老师认为脱半年课再跟班,简直是奇迹,不太可能。当然现在又要琢磨角色又要读书,时间、精力又有限,是有很大困难。但是我想,一个人只要他是诚心的,上帝是会支持、同情他的,会多赐给他时间和智慧。但愿这件事,并没有违反我的命运。

今天,当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大包小包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同学们。来校报到那天也是这条路,这些行李,是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的,现在我一个人了。

回到家里,屋子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妈妈、哥哥都不在。我把行李重新理了一下,准备后天上火车。等我妈、我哥回家的时候,我又不在了。就是这样有意思,老是碰不到一块。

我真不愿意让剧团或厂里知道我去北影,他们不知道内情一定会笑话我的——虽然被电影厂的人笑话无足轻重。

本来这封信应该是去那儿写的,可我想,一到那儿就得开拍,我又没排练,加上每天还得读英语,时间一定很紧,所以就在上海写好了,上那儿去发。

让同学们都放心,我绝不会丢培训班的脸的。

陈冲

我到黄山了,一切都很好,可能在这住两个星期。演我妈的是陶金的女儿。男一号是《南海风云》里的于化龙。真小花是《同志,感谢你》的一号。还有那个徐元奇也在这儿。我们这儿的地址是:

安徽省徽州地区黄山宾馆转北影《桐柏英雄》外景队。

(邮戳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就这样,“妹妹”——我——开始了“赵小花”的生涯。

至今仍有人会叫我“小花”,会跟我讲起他们当年在单位礼堂里、学校操场上、银幕的正面反面看《小花》的种种情景。那时电影拷贝有限,人们看的是“跑片”。跑片员会骑单车、骑马、骑毛驴在不同的放映点来回跑。一个地方放完了电影胶片的第一卷,开始第二卷的时候,他就赶紧把放过的那盒胶片送往第二个地方。一部电影一般有五大卷胶片,放在铁盒里。天气或路况不好的时候,跑片员有时赶不到,观众就坐着聊一会儿天,等胶片赶到了再继续看。

前不久,在饭桌上遇见了一位原来在西藏部队的人。他说,他所在的兵站很遥远,《小花》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放,连白被单都没有。战士们就铲雪筑起了一座白墙,在那上面放映了《小花》。你能想象吗?在那片冰天雪地里,一群只听过铿锵歌曲的小伙子,第一次被李谷一温柔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融化,那是什么样的情景?

记得《末代皇帝》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首映的时候,李先念主席来到了会场。那时他已经十分年迈,见到法国总统和蓬皮杜夫人时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一看到我就眼睛一亮,亲切地叫了一声“小花!”

M:

你好!你的信收到。那几天在拍我的戏,所以没回信。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黄山的戏,可是第二批样片有好多需要补,真烦人。

昨天,闵安琪来了一封信,大约了解了培训班的情况,知道同学们还是那么团结,我就更想念你们了。安琪的信里讲到培训班在我家拍的照片,我让她给我寄一份来。

我们这儿的演员老想开舞会,每个星期六都想开。我因为时间紧要学习英语,参加得少。一说到跳舞,我就想要是同学们都在这儿多好,那一定很有意思。

安琪信中说你还在剧团,你什么时候去唐山?我们元旦后到北京,十二月中旬我可以回上海。我们这个组的人都不错,都挺好的。

黄山的风景确实美得出奇,但我却没有老方那种诗意和水平,连自己欣赏的能力和时间都很少,以后如果电影上映,从电影里知道个大概吧!

现在,演员组正在讨论样片,演员们认为景抢人了,艰苦的劳动,饱满的激情都泡汤了,要求大量补戏。越补时间浪费得越多。

现在,大家沉默了,在想着怎么提议表示自己的戏没搞好,有的人的表情看上去很难过,样片太使人失望。

现在组长在向我提问,让我别写了,要我发言。但我一句都不会去说的。好了,再见。

陈冲 十一月十三日

又:十六日后转点到安徽徽州地委招待所转北影

这封信让我有些惊讶——也许是因为电影后来的光环,让我完全忘记了,看样片的时候演员们居然那么垂头丧气。次年《小花》在第三届“百花奖”上获得了七个奖项,我也分别在“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文汇电影奖、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等获奖。回想起来,我们根本不懂如何看样片,光是在留心自己。其实,用一景一物为演员的表演作气氛铺垫,正是电影的魅力。

我再次想起《太阳照常升起》中我去病房探望黄秋生的那场戏,姜文花了很长时间,调整窗外的雨水和雨水在光下的影子。那个光影散发出婆娑迷离、灵动的欲望,像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人物也油然而生。没有这样的处理,演员拼死去演也没有用,那是什么近镜特写都帮不了的。

M:

你好。信和照片收到,我简直太高兴了!像你信上说的,我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太有意思了。它们使我想起了培训班的一切,想起了那天在我家的一切动作、细节,还想起了S突然离去……正想着这些,又来了一封信,真巧,是S来的!我急忙打开看,原来是讲他突然离开的原因。我把他的信一块寄来了,因为他希望大家原谅他。

本来我有很多事需要回上海,一是学院的英文磁带,二是我爸爸生病从多哥回了上海,我得回去看看,三是我妈妈马上要出国,我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她。导演也同意有空放我,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空,所以回不来。

从你信上知道很多剧团的事,形势是可喜的,对培训班的难兄难弟很有益处,你们完全是有希望的,绝对不要丧失信心。

新的地方还不错,明天拍我的戏。这个组对剧本的分析、排练等进行得少,不像在《青春》时那样。我心挂两头,也没有过高的要求,演本色,能在观众中得到一个很一般的评价就足够了。下午排练,我又不能按时间表排的那样读英语了,时间老是没有保证。业余时间,还老有人到我屋里来玩,正像你说的,我得克制自己。我的障碍太多了,舞会、开玩笑、玩,等等。但是,德国诗人席勒讲过:“障碍是意志的最好朋友。”我争取把这句哲理性的话化为现实,努力抵制环境的影响。

组里看了第一、二批样片后。觉得不太理想,对景的描写重于对人的刻画。演员要求补戏,加近景,但摄照部门认为无此必要。反正就是这样,看了样片后很少有自己非常满意的。

真羡慕你们看了那么多参考片,这是一种收益,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帮助,我是享受不到了——即便回沪。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来,你会生气的。

祝

一切好!

再见!

陈冲 十一月二十日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去,你会生气的。”那时工资很低,邮费是个额外开销。记得一个朋友讲过彭小莲当年教他如何反复使用一张邮票:你把邮票贴在信封上以后,再往邮票正面刷一层浆糊,等干了以后投进信筒,对方接到信后,把信封泡在水里,盖在浆糊上邮戳就洗掉了。把邮票揭下来后粘在玻璃窗上晾干,就可以再用。他们最多一张邮票使用七次,最后就破烂褪色到无法挽救了。

M在寄给我的信里夹上回信的邮票,是多么的细致和周到,也是他无言的期待。也许只有我们那一代人,才懂得其中的甜蜜。

陈冲同学:

您好!

首先祝贺你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并相信你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在新的工作岗位,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外国语这门专业,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上次回沪到你家看你,真是巧!同学们都在你家聚会,能和这么多同学相见是非常高兴的。然而,当我听到不是所有同学都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突然闯来的,是很不礼貌的。当知道了不请我和其他同学原因后,我认为某些同学的考虑也是对的。我们这些已经走了的人参加聚会,可能会使这欢乐的场面由此变冷,所以,我也不能硬着头皮在你家坐下去了,只好怀着难过的心情,强装着笑脸离开了。我知道你和同学们是过意不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这样做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是,我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没来的同学。就是将来他们知道我没参加,也会好受点。但是,对你真挚的挽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自己后来食言请你和同学们多多原谅吧!

现在,我们这儿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准备参加明年在北京的会演。十二月二十六日还要参加演出,所以,一直在排戏,也没给你写信,很对不起。对上次去你家的事,请你能理解我,原谅我。同时我也希望你能上我家来玩,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快成邻居了。希望能在春节在上海我家中招待你和其他同学们!

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学习,不断进步!望能经常来信!再见!

祝 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学习进步!

友 S字 十一月十五日

去拍《小花》之前,上海医学院已经为含冤自尽的外公平反,并落实政策让抢房子住进祖屋的人家搬走了,家里突然又有了一大间客厅,我常把培训班的同学们请来聚餐。

那时上影演员剧团正在动员部分培训班的同学改行,并已经把几个农村招来的学员送回了生产队。S因家里有部队的关系,转去了东海舰队文工团。几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也许是S去世后——M告诉我,S当时喜欢你,想追求你。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记忆里我跟他接触不多,但写到这里,他阳光的笑容和月牙般弯弯的双眼仿佛就在我的面前。

我分享他的信,因为它比我的信更突出和典型地反映了七十年代的语境。

M:

你好!来信收到。我现在正在等天气,干坐着,主任就发信到现场了。趁太阳还没出来,我先给你写回信。

角色砸了确实是件坏事,但千万别悲观,机会肯定还会有的。我们这些青年人,也许不太懂得该怎样保全这难得易失的机会,我想这一定是一种本事。

你看不起那种低三下四的演员,也不喜欢走老闵说的那种途径。这对演员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不,不仅是演员,而是人,每一个人,因为人有义务保卫自己的人格。

我和培训班同学们

但是真是除了“低三下四”就没有第二种较好一点的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了吗?并不是。通过在这个组和导演、演员们的接触,我感觉到另一种关系。组里演我妈的演员,由于她父亲的关系,路子比较宽,她跟那些老演员、导演都是好朋友,她并不比他们低一等,就像我们同学之间谁也不比别人高一等或低一级一样,是一种友谊。我一个多月一直和她住在一个屋里,关系不错。她人很好,没有女演员的狭隘和长舌。她就想推荐我上戏。当然我不会同意。她也想推荐黄达亮。还有我们的副导演接下去准备搞一个剧本,他就和几个谈得来的演员说,“接下去我们再合作一剧吧!”他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只是这种导、演关系在各方面配合默契,创作上有共同语言和商讨余地,人品、道德上互相了解,互相放心,有时候还在一块玩玩。这样一种好朋友的关系,像我和闵安琪一样。

这样的关系也是要有基础的,无论是待人处事,还是业务水平。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种感觉说清楚。反正在不损伤人格,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去争取机会、掌握命运的。

你说你同时学日语和英语,还要学专业,我看太紧张了点。如果日语基础较好,短期突击后能重新拿起来继续学下去,那就把英语先扔下。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专业书籍必须放在首位。

我们组现在进程很慢,有什么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吧。学英语的条件也不太好,整天在现场等着,乱哄哄的又冷,根本不能看书,只能晚上回屋看。

舞会现在不让开了,因为安徽是灾区,整天嘻嘻哈哈与当地太不合拍。但是还有人小规模地跳跳。我可以不跳了。本来人家来请我跳,我不好推脱,现在上面说了不能,我可以有话说了。不过对演员来说,跳舞确实不是坏事,很锻炼节奏和形体美感,还有“臭美”的自我感觉。如果我还能学得再好一点的话,回来一定教同学们,因为男的比女的难跳。

祝

好!

陈冲 十二月一日

M:

你好!信前两天收到。

今天开始放假休息了,抽空给你回信。这两天看了几部电影,昨天厂里还进行了聚餐,虽然菜不错,但比起咱同学们的那两次,可是差远了,至少意义上是这样。导演们和大师们都请我去他们家过节,也许是出于同情和责任吧,反正觉得不是平等的友谊,所以我不想去。去了坐在那挺拘谨,不会很快活的。

我在北京请到了一位老师,是北大西语系的,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她。

北京到处都举行舞会,厂里也搞了两次,人们比听厂长作报告还积极得多。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外厂的人也来凑热闹,简直挤得转不过弯来了。上海呢?厂里团委有什么活动吗?

真是巧极了,我组要拍水下搏斗的戏,决定去体育馆拍,我只要跟车去就行了,顺便还可以游一场泳。这样就方便多了。你如果已经把照片印好了,就快寄来。

今天是大年三十,到处都是鞭炮声和孩子们的嘻闹声。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外过年,真有点想家。招待所住的另外一位女孩,昨天一个人偷偷地哭了,不过我没有哭。

另外一个组的导演又来找过我,我没有动摇,这回绝不会动摇了。我父母支持我,你和老闵也支持我。我自己的责任感也时刻在提醒我。

祝

春节愉快!

陈冲 一月二十七夜

M:

你好!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多糊涂,年三十给你寄了封信,可地址写“上海一○七三弄五号”被退回来了。今天一块儿给你寄去。我最近看了好多影片,这是唯一的收获。我们这儿几乎每星期都有舞会,可一多就不稀奇了,也不想去了。今天导演决定水下的镜头不要了,所以照片不是很急着要,最近正配音不会有时间去跳水池。

你年三十来的信于初四收到,同时也收到老闵的信,最想家想同学的时候收到信,真高兴啊!

陈冲

又:麻烦你件事,请你把我帮我哥买的衣服送到我家去,实在没空就打电话或写信让他去厂里或大木桥拿,谢谢!

那时候上影演员剧团在大木桥路四十一号,信中提到的大木桥就是剧团。那里曾经非常热闹,我的同学们都来自工厂、农场、乡村的工作岗位,到了培训班简直像一群进了糖果店的儿童。院子里原天马制片厂的旧摄影棚,成了我们藏猫猫、打水仗的游乐场。男生们还常互相恶作剧。有个同学喜欢在夜间拔嗓子、练丹田声,吵得别人没法睡觉。他的同屋就在门口拴了一根很细的铅丝,他半夜回屋时被绊了个大马趴。

“四人帮”被打倒后,白穆当了剧团团长。他认为演员最需要的是真正的生活,让本来每天来坐班的演员都到各个行业去“下生活”,剧团就冷清下来了。有些人去武汉的“长江轮”上体验生活,帮乘客打饭洗碗;还有到铁路局的,也是在火车上帮人打饭洗碗;好像还有去殡仪馆的,不知是不是我记错了。

我和M到了上海跳水池,那时国家跳水队正在那里训练,教练有徐益民、刘恒林,运动员里有吴国村、李孔政等。记忆中的那个夏天永远阳光普照,蓝天白云。我们站在跳台下,望着运动员一次次跃身飞下来,身体在空中翻腾旋转,真是无比惊艳。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超越自身的极限。

我们与教练和运动员成了朋友,交谈的内容我大多已经淡忘,只有一件事记忆犹新。他们说到过,反复从高台跳入水里,对眼睛有很大的冲击,不少运动员因此视网膜脱落或断裂。

我和M的信里写到要去跳水队,就是去那里探望他们。《小花》组去北京体育馆游泳池拍水下镜头的时候,M托我把他与队员们的合影带给他们。

M:

你好!

今天丘源来北京,带来了你的信和照片。过两天我就去跳水队,三月初也许能回沪。

最近几天在配音,明天拍敌司令部和哥哥见面的戏。导演在这场戏要运用高速拍的慢镜头,和《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里那样的转盘镜头。想象中也许不错,但似乎与整个戏的风格不太统一。怕那么土的农村片偏要赶时髦,结果会不会弄得像“一个难看的人穷打扮”,比不打扮更糟。但愿不是这样。

今天听说一个消息,中国要送电影工作者去好莱坞学习,算留学生,要考。内容也许是中国文学、艺术、表演基础理论、电影史和英语。我们不配胡思乱想,但有一个努力的目标,有一个追求的标准,总比混日子强。跟它的标准来比,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但只要拼命,哪怕是缩短到十万七千里也是好的。

北京前一段卖过《英语900句》,像抢一样,因为我有了,所以没去费这个劲。现在我把那本先借给你,我目前不用,我再去买买看。你是要听美国之音吗?

祝

好

陈冲 二月二十五日

信中提到的《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是一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罗马尼亚电影。《小花》中哥哥和妹妹重逢的镜头,是受了影片中男女主角跳舞镜头的启发,摄影机跟演员在转盘上拍摄人脸,背景在旋转着。《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是我成长经历中的一个里程碑。这部关于爱国作曲家波隆贝斯库的传记,着重描写了他和女主角玛尔塔的爱情悲剧。影片仿佛触动了中国人的集体灵魂,上映后,每一个学小提琴的人都开始拉影片的主题曲。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常能听到那支深情委婉的旋律,从不同的窗户里飘出来,令我一次次回味那彩色宽银幕上连绵起伏的山峦,和月光下恋人心醉神迷的热吻。我至今忘不了配音演员向隽姝的声音:“新月升起来了。”不懂为什么这是全片我唯一记得的台词。我对恋爱的渴望,似乎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我对异性的想象,也永远伴随着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

M:

你好!到湖北已经有十天了,在武汉住了三天,然后就到了荆州。这是个古城,还有残存的城墙。走在城墙上面,看着当年勇士们护城用的射箭台和射箭洞,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和古人产生了交流。不是吗?刘备在这儿住过,这儿还曾经是个京城呢。历史考卷上那种我所头疼的,死背了很久的事就发生在此地。

我还参观了一具保存得十分完好的男尸,他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了,关于他实在不愿多讲,想起来就那么恶心。

昨天我提前过了生日,我买了四瓶好酒和麻糍,大伙凑了十四元,买了许多糖果、瓜子等,开了茶话会,还跳了舞,只有两个女的(还有两个没到),真把我们累坏了,不过也玩得真痛快。到最后,小唐他们还赠给我一首诗,诗写得很不错,还一本正经用毛笔抄的呢。

另外,想托你个事。组里有位同志想买上海出的一种白的电扇,只要五六十元一个。他说在上影对过的百货店卖过。请你到厂里的时候去看看,如果有的话,我就把钱汇来。我估计不会有,那也没什么,我只是尽到责任。

我不去北影演那个《爸爸妈妈和我们》中的那个角色,由方叔演(“小萝卜头”)。

这儿天气很热,跟夏天一样。真到了夏季就要受不了了。

祝

好

陈冲

在此信的信封里,M夹了几页他的回信。我问他为什么会有,他说当年给我写的信,他都是先打了草稿的。

陈冲

你好:

昨天晚上做了一梦,梦见我们又见面了。今天上午收到了你的来信。因这两天盼望着你的信,所以晚上做梦了。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十六号那天早上我到民航局门口来送你,还带来了你要寄录音磁带的小盒子,可惜来晚了,没送上你。我把时间搞错了,七点三十分到了民航局车子已无影无踪了。如你需要的话,我把那盒子寄给你,里面可以放磁带,那小铁盒不大不小正好放一盒。

最近剧团还是老样子,周振英已经改行了。“三比零”五月十五号公演,估计卖座率不会高,现在观众要看刺激性强的东西。剧团又看了很多电影,有时一天放四个,都看不过来。我们看了《117在东京》《天堂的笑声》《伪金币》《生与死》《冷酷的心》《陆军中野学校》。今天连参考片和家属片一下子放了十二场。参考片是《画皮》《三凤求凰》《灰姑娘》《鸳鸯梦》,家属片是《简·爱》《奥赛罗》《柏林情白》,我给你们家寄去两张《简·爱》的票。

今天是我进电影厂最热闹的一天,厂工会为了庆祝五一节,搞了一次联欢。从下午开始,有拔河比赛、乒乓比赛、射击比赛、猜灯谜、武术表演,得胜者发奖品。拔河比赛我们剧团又得了冠军,培训班除了小谭和玉珠以外全部上阵了,奖品是一斤水果糖。我们并不是为了糖而是为了荣誉。接下来是看电影,香港片《巴士奇遇结良缘》。

晚上七点举行了舞会,全厂每人发两个面包一个鸡蛋,整个厂里像过节一样。舞会同学基本都参加了,老韦、小薛、阿戴、张建民、葛伟家、王国富(他跟我学了两天今天也跳了)、老闵。我还是放录音,没跳。尽管我把三步、四步、五步,还有你那个叫什么“巴”的都学会了,但我还是没有兴趣。放音乐是剧团交给我的任务,可我把同学都带来了。舞会一直跳到十点,还想跳下去,工会就宣布结束了,照这个情绪跳下去,就是到凌晨两点我看还会有人跳。

我们组五月四号又要出外景了,估计二十天,回来就拍我的戏,六月十号出发到唐山。你们外景不知要多少时间,几时回北京?这次一定要抽空去看看跳水队。

这张小纪念品是春节音乐猜谜会得的,就算给你过生日的小小礼物。本来想在四月二十六号前给你寄来,无奈不知道你的地址,只好晚几天。等你过二十岁的生日,我一定送一件好礼物给你。但愿你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就像Do-Re-Mi《音乐之声》里一样美。

这几张片子是昨天摄影给我的,剪下了几张给你看看。就是通过这次试片,他们对我完全信任了。前两天场记生病了,导演就叫我帮助记场记。

电风扇我经常去看看,有我就写信来。半导体不知在哪里收得到美国之音的英语?晚上如怕打扰他们,你可以用耳机收听。我还是希望你学习要抓紧。葛伟家要搬到大木桥来住了,又多了一个学英语的伙伴,他还可以管着我,因我有时独自学,学到一半,一根筋就要搭到剧团上。就写到此。要写还有很多话要说。

下次写信寄到我家里,我每天回家吃饭,大木桥人太杂,弄不好要遗失。

祝节日好!

M.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夜

“16号那天早上我到民航局门口来送你,还带来了你要寄录音磁带的小盒子,可惜来晚了,没送上你。” 看信前我都忘记了,当年坐飞机都是要先到延安路上的民航局,然后从那里上去机场的大巴。记得哥哥和平江路的邻居毛毛会用脚踏车接送我,我抱行李坐在哥哥的后面,毛毛的车后座上绑着我的箱子,龙头上也挂得满满的。只要M在上海,他总是会到民航局去送我……他说到装磁带的盒子,那些磁带都是用来练英文听力和口语的。那几年的通信中,我们经常提到磁带、收音机、美国之音,或者学英语的伙伴、炙手可热的课本。学英语是七十年代末的一大潮流。

改革开放打破了十年的闭关锁国,我们突然觉得世界离中国近了,整个社会都向往着摆脱知识贫瘠,与外界交流。那时英语教师和教材都非常紧缺,想学的人便开始聚在公园里互相交流。人民公园著名的“英语角”,就是这样形成的。那里每个周日都人声鼎沸,人们以一句Hello开始,希望在别人的口中学到一两句漂亮的英文句子。住在对面国际饭店的外宾,也会逛进公园来找人聊天,企图了解这个对他们而言神秘的国度。只要有老外出现,就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据说那里发生了不少“Lost In Translation(迷失在翻译中)”的趣事,比方有人想跟老外聊《茶花女》,用了英语的tea girl两个词,老外被搞得云里雾里。

疫情后的一个周日,我和两个朋友在“随堂里”吃完午饭后,逛进了久违的人民公园。原来的“英语角”现在已是“相亲角”,上千的中老年人仿佛形成了一个整体在蠕动。朋友说,这就是目前上海最大的人才市场。父母们或他们雇佣的人,把孩子们的简历铺在地上,从“七○后”到“○○后”都有,看得上条件的,马上开始谈判。

不知年轻人自己都在干什么,工作?打游戏?健身?打卡拍照?采访过我的一些青年女记者,跟我聊起过“爱无能”,或者“没必要”,或者不想当“恋爱脑”。她们说,网上有许多教女孩子如何成功战胜异性的文章,各种理论都有,都不知道该信谁的。我不明白的是,异性互相吸引、陷入恋情不是本能吗?爱情不是上帝赐给人间的礼物吗?不过想想也是,每代人都有对男女关系的困惑,要不它怎么会是永恒的主题呢。

我戴着墨镜口罩挤在人群中,一个男人追上来搭讪,一个劲地问,是女儿还是儿子?是女儿还是儿子?另一个对我发生兴趣的也是个男人,他是在为自己找对象,简历的标题写着“觅富婆”。时过境迁,我和两个朋友鼠窜离开……

M:

你好!你的信和片格、礼物在湖北都收到了,收到不多久我就回了上海,连两头一共在沪住了五天,是来看牙的,还去了一次学院。那天晚上到剧团去,只剩洪根和阿谭在,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们的戏基本上拍完了,还有两段戏要录音,可是作者不同意组里的大改动,要求按他的原剧本拍,这可就麻烦了。

这两天是故事片厂厂长会议,放了很多外国来的参考片。可我们只好在一边呆着,不够级别看,有什么办法。

那些日子以来,我们组又发生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对组里的许多人也更了解了。我简直看穿了,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拍电影,什么是文艺界。不禁要感叹,人世间好人太少了。(写完又划掉)电影厂的青年之所以会变得那么看破红尘、玩世不恭,是因为我们最容易看见整个社会的黑暗面。一开始是吃惊、怀疑,觉得可怕,后来就习惯、麻木了,变成一个玩世者。

希望在你走以前回沪,把收音机给你带去出外景。

陈冲 五月十八日

陈冲:

来信收到。这本英语书是邻居帮我买的,可惜我的水平还读不上这本书,我想把它寄给你吧,做个辅助学习材料。等我把初级班全部学完,才有可能学习这本书。过两天他还要帮我买一套四本英国出的《基础英语》,这本书最吃香,读它就等于你在英国学英语。如来了以后,我也给你寄来。那个邻居复员后分配在新华书店发行处,我跟他说,只要是英语书你就帮我买。什么900句、自学英语、一天一题、基础英语,他都买了,我也不拒绝。现在看不懂,以后总会学得上。反正是外国出的英语书,我都先给你寄来。好让你多学一点。

看了信以后,感觉你思想有点情绪。怎么说呢,现在的青年大部分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他最天真最纯洁的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人也不知不觉地变了,没有信念,自己原谅自己,甚至成为没有灵魂的人。这种人工厂也有,但文艺界比例多一点。我早就看穿了看破了,一个人既要看破红尘,又要充满信心,走自己该走的道路。我就抱着这种信念和一种说不出什么样的感觉才在大木桥待下去。人的一生中充满着希望和等待!让我们来引用《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的最后一句台词:面对着冷酷的世界,保持沉默。

大木桥变得死气沉沉,“三比零”到东宫演出了,阿谭每天在厂里上班,洪根回家了,二十五号出外景,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儿,但我不觉得怎么寂寞,自己安排自己,看看书,学学外语,弹弹钢琴和吉他,有时候随着收音机里音乐自己一个人跳几下,等着我们组回来。厂里最近看了《尼罗河》《生死恋》《绑架》《鬼魂西行》,看到现在《灰姑娘》的色彩最好,那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美的感觉。

在我出外景前你赶不回来那就算了,收音机你把它带到珠影去,让它陪伴你,每次你打开学习的时候,就好像(此句写了又划掉)好好学习。电用完以后打开后面的小盖子,换上四节二号电池,电池的方向不要搞错,你按照前一次的方向换。

祝一切顺利

M 五月二十二日 上午

“收音机你把它带到珠影去,让它陪伴你……”然后他写了又划掉“每次你打开学习的时候,就好像……”他是想写“就好像我在你的身边”吗?我们都本能地对某些私密的感觉保持沉默。

这封信后我到了珠影,拍完《海外赤子》后回上海外语学院上课,在此期间M与我一直保持着通信。但是后来我到西影拍摄《苏醒》的阶段,信件中断了。从西影回到上海后,我们又开始了通信。

我不记得为什么那段时间停止了给他写信。接着的两封信,我似乎写得很困难。其中一封是我亲手交给他的,没有邮票和邮戳,另一封的邮戳模糊不清,完全不知道年月日。也许它们是中断通信的原因?

M:

那两个电影我基本上也没看进去啥,所以看完第一个苏联电影后就走了。你不爱写信,我却不得不写信,因为这时候嘴是那么低能,根本不能达意。前几天刚笑话陈川打七次草稿,今天该轮到我了。

进培训班有三年了,我们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口角、艰难、乐趣都使身边的青年人羡慕,在那里我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友爱。这样一种感情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中最可宝贵的,尤其是目前,这一切已经成为回忆,就更让我留恋。

不管到哪儿,我总爱提起培训班的同学,当然更多的是你…… 是的,我经常不知不觉地谈到你。上次你来我家,说冬冬记性真好,那么久还记得你的名字,现在想起来却是我经常在家里提到你。你每每取得进步,我总是特别高兴。

我也不懂为什么能记得和你在一起的所有细节,还是在培训班的初期,我总是很不清洁,你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你说得那么认真,就像长辈一样;在我高考复习的时候,天气很热,你给我送来了一杯冷饮,说:“这样认真,上帝会保佑你的。”……这些可以随便来、随便去的小事,我却不能忘却。我珍惜这样的友爱,它能给人以力量。

正像所有的家庭一样,父母总要对孩子说起爱情的问题。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和我妈说我以后要找一个同事,这样可以有共同语言。我妈没有回答,只是说,“那你将来不该是演员。” 是的,在父母的劝说下我离开了剧团。妈妈出国前对我说,千万别在她不在家里的时候让她挂心。她暗示我,模糊的意思是,我将来该找个医生。

我不喜欢和父母谈这些,妈妈总以她对医学事业天真的自信说话,而爸爸则是严厉的。我自己也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工作、学习之余,常会想起你,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快乐的。你身上有一种精神,从那儿我可以得到力量,我一直期待这种单纯的友谊能永远保持下去。后来,我感觉到一点什么别的,但总是从心里希望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两年,我妈妈不在的时候,对此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我就这样矛盾地希望它不要发生,我生怕这样会影响或破坏我们的友谊,这对我说来是太大的损失,我很难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我的自私。是的,我有时候很自私;不只这些,我还有许多缺点,但我很善于把它们都掩盖起来,别人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有妒嫉心,我有时会带着痛苦去想别人的种种优胜。特别是最近,我还感觉到,我爱虚荣,这次拼命想考得好一点,有一大半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些致命的弱点我平时从来也不暴露,多可怕。我并不是别人脑中可爱的“小花”,我在外面总是装得那么快乐,但实际上我有许多苦恼,说来也许没人会信。

我不懂为什么要把自己骂一顿。我有许多话要讲,它们都不分彼此地一齐涌了出来,乱七八糟也不知道讲了些什么。总之,我认为有些事情只能相信是命中注定,不然怎么解释呢?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是真正纯洁、无邪的,追求这种真正纯洁的东西,也许会给人带来悲剧。可到头来,我也许会后悔为什么要否认一种纯洁的东西,而失去了幸福。那时候我只能说这是命中注定,我的力量是微薄的。

好了,我不想用我的这种情绪去影响你的心绪。原谅我扯了那么多。

春节还是来我家吧,让我们一起庆祝你的生日。

祝你成功,

幸福。

陈冲

是的,我很想回答你。但怎么也说不上来。

我拿信想了许久……

我不想再次提及我们的友谊,因为这用不着多说,它是纯洁的、珍贵的,一般人所难以估价的。

但一个人除了感情以外还有别的,如果问题真是那么简单,跟小说中的那么美好,那该多好啊!

爱情是浪漫的。小说中,神话中,电影中,那神秘、美妙的境界,每每使我遐想联翩。我当然渴望美好的东西,世外桃源的一切。这些多少有点孩子心理。

生活却是现实的。我的家庭、父母还有其他,我现在属于他们,他们对我有所打算,有所管制,我能抛开他们的溺爱和约束吗?

正因为我是严肃的,我才感到痛苦。父母不在,至少要到明年这个时候才回来。如果我任性,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人在谈到爱情问题时还那么理智是有点可笑,但我不能不这样。他们已有话在先。

我希望你体谅我。

我也能体谅你,所以才不能轻易回答你。谁知道两年中的情况会不会变化呢?那时候再变就成了一种“欺骗”,我承担不了这出悲剧的任何一个角色。

虽然还很年轻,对这个问题也很少考虑,但我对它的看法已不是天真的了,我抑制各种美妙的幻想,常常把感情看成一种很现实的东西。(而实际上,感情又不可能是现实的东西,这就是痛苦所在)。但人毕竟是人,为了能够生活、工作、学习得有意义,为了得到精神养料、精神力量和精神寄托,需要友谊,需要一点爱。

这种友谊和爱应该是共同的。我太自私了,为你想的太少了。这一点我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请你原谅我。我在友谊当中有所收益,却忘了考虑别人的幸福和需要。我不能够立刻答复你,你也不能再等我,这就是一切。

你可以去寻找知己,她也许没有我那么能夸夸其谈,却肯定比我懂得生活。虽然我可能会在一度妒嫉她,但最终我会真心祝愿你。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生活当中真正的好朋友是可贵的。女作家史沫特莱和朱老总的友谊,使他们在长征中,在艰苦的日子里战胜了许多困难,得到了许多欢乐。是的,我相信这一点,幸福并不是欢乐本身,而是对欢乐的创造和追求。

爱情只能有一次,不能像游戏一样重新开始。我甘心情愿地接受爸爸严格和挑剔的训骂,姥姥翻来覆去的、往往是冤屈人的唠叨以及妈妈的溺爱。我也愿承受时间和社会给我带来的幸福、不幸,和各种变化。

好了,再谈些别的吧。

在信中你谈到要奋斗,做出一点成绩。你完全可以。上次《大众电影》安排我去见一位德国制片人,我们谈到电影演员,他说中国的女演员比男演员多,男的当中真正出成绩的确实很少。他顺便提到他看过《×××》,“那个男主角很不错,他是哪儿的?”这是他谈到影片的第一句话。

年轻的男演员当中,现在真正出来的“八·一”的唐国强、北影的张连文(而我并不觉得他很有发展),上影几乎没有。你在上影应该是可以成功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想实现梦想就是一种精神。要成功,要做出成绩并不是名利思想。名利是别人强加于我们的,谁也没有本事封自己有名。

还有,我觉得,一个演员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他演出来的东西必须给人一种新异的感觉。“海外赤子”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没有抓住这一点。我在书中看到有些外国演员所强调的“缺陷美”就是这个。这是他自己的,别人怎么也达不到,因为别人没有此“缺陷”。要让人感觉到只有你才有这样一种味道。

你肯定能成功,希望将来在单调的学生生活中能看到你演的片子。也许那时可以引起我的许多回忆。

我清晰地记得,至少有过三次我们渴望过对方的触碰,那是可以闻得到的感觉。一次是在看《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时候,我转头看了他一眼,突然感到心跳得直发抖……还有一次是他来外语学院看我,我们思念已久,并肩围着操场走了无数圈……最后一次是在我出国留学前夕,夜幕低垂,我们站在纷乱的行李箱边,离得很近,他的气息就在耳旁,我感到这也许就是永别……

他的克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确恋爱关系,在他传统的道德观念里,如果没有爱的承诺,肉体的接触是不检点的行为。我也相信爱情是神圣的,而且一生只有一次,用完就没有了。还要再过许多年,我才会懂得,爱与生俱来——就像勇气和力量那样——是用不完的,是越用越多的。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一只熟透了的果子,一不小心就会落下地来。谁在树下接住了我,我就在谁的怀抱里。第一个男友W没有跟我谈到感情,更不用说爱,他只是将我一把揽住了深吻,我便奋不顾身起来,其实那时他对我来说几乎还是个陌生人。

也许母亲比我更知道我的本性,记得她在见过W以后跟我说,他的灵魂猥琐。我正在幸福的热恋中,听了震惊不已。后来发生的一切已是历史。

跟W的关系破裂后,我给M写过信,但没有跟他提及那件让我体无完肤的事情。我怎么能让他知道我如此糟蹋自己,我不再相信爱情?

M:

你好!

好久、好久都没有给你写信,但是常常从闵安琪那儿知道一些培训班同学的情况,最近又接到她的信,谈到你们在考试什么的。她说你考了八十一分,她考了七十六分。生活能这样充满生气是幸福的,我应该向你们祝贺……

……人必须向前走,告别昨天,这是很残酷的事实。然而昨天是永存的。当我们回首眺望时,它会永远在那儿,引起我们的渴望。一首儿时的歌,熟悉的旋律在脑子里来回过,但是词却记不全了,有的地方还不知不觉地改掉了一点……

我常常想你们。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住在一家美国人家里,在加州大学上课。一切都还过得去。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你大概都忘了我长什么样了。我倒在一家中国书店里的一本电影杂志上见到过一张你的黑白照片,穿长衫的。

老闵的来信使我突然想给你写一封信,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我真的常常想念培训班和同学们。

老闵告诉我你现在有一位可爱的女朋友。你喜欢的人,我相信一定是可爱的,那也代问她好吧。

祝你一切都好!

陈冲

“我常常想你们……我真的常常想念培训班和同学们”——为什么思念之情永远躲在复数的后面?回想童年,我每天都说“我爱毛主席”,每天都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写作文的时候,也多次写过“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红小兵想念您”。

然而——还是所以?我从来没有对父母、姥姥、哥哥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记忆中我也许没有用中文对任何人说过“我爱你”。我似乎无法想象这样宏大的直白,可以用于个人之间私密微妙的感受。

如今,除了爱某种饮料、某道菜,爱某部电影、书籍、音乐……诸如此类,我只能对丈夫和两个孩子说“我爱你”——仅此三个人,用的还是英语。与时俱进的人们,早已自由地在微信里表达“爱你”“想你”,而我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非常偶尔地发个红心的表情包。我的确是“以前的人”。

这些四十多年前的信,被“妹妹”折得像在做手工那样巧妙,显然她是用了心的。没有人再会如此写信、折信、贴邮票,把信投到邮筒后,开始期盼对方的回应。当年一封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信,最快要四五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对方的手里,如果寄到小县城或农村就会更慢。这样充满孕育和等待的交流,也许是人际关系中最美丽的表现了,或者,是它最可贵的残留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