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蔡亚龙,廖添土,陈少晖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立足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已然成为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1]。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仍存在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等亟需解决的问题[2]。其中,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需求最为迫切,且改善效益最为深远[3]。因此,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5]完善的财政制度与体系能够改善贫富差距,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后盾,彰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制度优越性[6]。自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我国财政分权比例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分配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也承担了更多应对与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责任。鉴于此,研究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对于我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学界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关于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主要从以下2个方面进行文献归纳与评述。

1.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学界多数研究都认同财政分权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刘金全等构建PVAR模型研究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抑制作用[7];胡佳等采用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能够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8];苏春红等采用两步GPCA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城乡融合的显著促进作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9];杨林等基于岭回归分析与调节效应方程分析财政分权、社会保障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效果要视城乡社会保障的差异程度而定[10];潘林伟等基于PLS回归法分析财政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过程,发现财政支出分权政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1];贺唯唯等基于公共服务供给的视角来分析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会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

2.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学界多数研究都认同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着显著的门槛效应。从城镇化来看,祝志勇等认为城镇化率在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挥着单一门槛效应[13];周国富等以城镇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检验了城镇化水平在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的双重门槛效应[14];程名望等分析指出,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会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呈现出边际递减规律[15]。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苟灵生等分析指出教育扶贫效果在经济发达地区更佳[16];田明华等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对经济不景气地区的减贫纾困成效具有双重门槛效应[17];夏会琴等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在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的单门槛效应[18]。

综上,学界关于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虽然较为多样,但多数学者在实证检验时都较少把空间因素纳入考虑。而我国幅员辽阔,省域间发展差异较大,城乡收入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且地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模仿行为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分配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下同)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支出偏向在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在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进而为财政分权制度下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

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上拥有更高的分配自主权,可以加大对地区优势产业的资金投入,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通过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性财政支出来确保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抑制作用。同时,根据“用脚投票”理论,资本、人才、技术会流向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较好的地区,间接地为当地城乡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优化地方政府促进乡村振兴的外部条件,助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这也有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削弱邻近地区的就业岗位、人力资本等资源积累,不利于邻近地区的城乡经济发展,无形之中会产生农民工就业难、农产品销售难等问题,进而会逐步扩大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因为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地方政府财政资源分配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如李春仙等分析指出,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19];张云矿等分析指出,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会依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变化而有所不同[20]。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财政分权会对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负向影响,即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扩大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假设H2——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异质性。

(二)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拥有更高财政分配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构建合理均衡的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来缓解地方城乡收入差距[21],以及通过优化财政税收制度来平衡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22]。但地方政府由于绩效考核与晋升的双重压力驱使,为了让区域快速发展,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往往会向城市倾斜,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产出效率较高的城市[23]。因此,城镇化率的高低会影响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分配方向。同时,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有助于改善产业结构[24],形成优势产业集聚,从而提高地区的核心竞争力。于是,当区域城镇化水平较低时,地方政府出于绩效考核以及与周边地区竞争的考虑,可能会将财政资金优先投入到城市群的建设中,从而相应地减少在支农方面的支出,减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进程。如戚昌厚等基于瓦格纳法进行实证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总支出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且对财政支出分配具有显著影响[25]。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地方政府会优先以地区经济最大化为目标,着重发展创造价值增速较快的城镇地区,对于创造价值增速较慢的农村地区则关注较少。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财政支出偏向会弱化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效果;假设H4——基于不同的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存在差异。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一)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在探讨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将各个地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把空间相关性纳入到计量模型中。学界经常使用的空间模型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这3种模型的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Git=ρWijGit+βZit+γXit+εit

(1)

Git=βZit+γXit+εit(εit=λWijεit+μit)

(2)

Git=ρWijGit+βZit+γXit+αWijZit+θWijXit+εit

(3)

其中,Git表示被解释变量,即i省份在t年的城乡收入差距;Zit表示解释变量,即i省份在t年的财政支出分权;Xit表示控制变量,即i省份在t年的产业结构、教育投入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水平、对外贸易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中第i行第j列元素;WijGit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滞后项;WijZit表示财政支出分权的空间滞后项;Wij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ρ、λ分别表示空间滞后系数、空间误差系数;β、γ、α和θ表示待估参数;εit和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有效性和可获得性,选取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所有初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三)变量设置

本研究将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门槛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本研究借鉴马红旗等的做法[26],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进行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均值为2.669 5,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包括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收入分权等2个维度。本研究先采用财政支出分权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借鉴罗昌财等的做法[27],计算公式为:财政支出分权=人均省份财政支出/(人均省份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之后将财政支出分权替换为财政收入分权进行稳健性检验,计算公式为:财政收入分权=人均省份财政收入/(人均省份财政收入+人均中央财政收入)。其中,财政支出分权的均值为0.825 4,表明多数省份在财政支出方面拥有较高的分配自主权;财政收入分权的均值为0.504 4,表明多数省份在财政收入方面的自主权相对有限。

3.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为财政支出偏向。本研究借鉴李成友等的做法[28],采用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中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占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进行衡量。这一指标体现了财政再分配政策的城市偏向特征[29],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性。其中,财政支出偏向的均值为0.130 8,表明多数省份偏好将财政资金投入城市地区的建设。

4.门槛变量。门槛变量包括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城镇化率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省份人均GDP进行衡量,并作对数处理。其中,城镇化率的均值为0.569 4,表明多数省份的城镇化进程得到较快的推进;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为10.688 3,表明多数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

5.控制变量。为了使模型回归结果更加合理,本研究参考诸多学者在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时的做法,选取产业结构、教育投入水平、社会保障和就业水平、对外贸易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产业结构的均值为0.916 8,表明多数省份的第三产业产值大于第二产业产值;教育投入水平的均值为0.040 7,表明多数省份的教育投入不高,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水平的均值为0.034 7,表明多数省份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投入不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水平的均值为0.282 1,表明多数省份的进出口总额占比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均值为7.809 4,表明多数省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构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来描述2个地区间关联程度的大小,具体基于各省份省会城市中心的经纬度来计算各省份之间的地理距离,并取其倒数。同时,本研究采用Stata 16.0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莫兰指数法检验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回归结果详见表2。由表2可知,多数年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莫兰指数显著且大于0,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上存在正相关性。鉴于此,有必要进行空间计量检验。

表2 2009—2020年莫兰指数

(二)计量模型选择

本研究先分别采用普通和稳健的LM检验,发现SAR模型和SEM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表明应考虑使用SAR模型和SEM模型的集成模型——SDM模型,因而再采用Wald检验,发现SDM模型不会退化成SAR模型或SEM模型,最终决定采用SDM模型。本研究进一步采用Hausman检验和LR检验,发现二者均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鉴于此,最终决定采用带有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详见表3。

表3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三)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选择带有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详见表4。由表4可知,多数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空间滞后系数Rho不为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R2为0.768 6。这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其中,财政支出分权的主效应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且财政支出分权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正,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会扩大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假设H1得到验证。

表4 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的回归结果

为了更加合理地探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作用机制,须将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划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解释,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详见表5。

表5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看,财政支出分权的直接效应的系数为-1.797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的系数为6.836 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且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究其原因在于:当地政府拥有较高的财政支出自主权,能较好地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城乡差异问题,如健全乡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推进乡村仓储、配送、批发零售行业发展,构建乡村与外界进行商流、物流、信息流转移的沟通桥梁等,从而有效提高本地区的农产品转运效率,促使农产品等物资能够及时转换为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有效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当本地区财政支出自主权相比于邻近地区较高时,本地区可以更加灵活地实施人才引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等措施,逐步提升本地区的竞争力,进而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如吸引邻近地区的企业家加大对本地区的资本投入,从而进一步扩大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从门槛变量来看,城镇化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城镇化率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且会对邻近地区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究其原因在于:城市化率的提高能够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增加农村居民可利用的资源,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有效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本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会提升邻近地区政府对城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使得邻近地区的城镇化率也相应提高,带动邻近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有效缩小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310 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的系数为0.140 2,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其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带动本地区一系列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如住房与医疗保障补贴金额的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同时,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带动农村居民就业,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但对邻近地区政府而言,在受到本地区经济赶超压力的影响下,会对盈利较大的产业进行引进和投资,相对会忽视甚至会减少对利润较低的农业相关产业的扶持力度,而产业的引进和投资等存在较长的时滞性,使得其对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影响未得到体现。

从控制变量来看,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133 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的系数为-0.247 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第二产业的发展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其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这主要是缘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能够为本地区的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减少农民工的失业率,增加本地区农民工的收入,从而有效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本地区所能提供的岗位是有限的,难以辐射到邻近地区,对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大。教育投入水平的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399 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间接效应的系数为-12.123 3,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教育投入水平对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但会对邻近地区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是缘于本地区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虽然能够较好地平衡城乡教育资源,促进农村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从而提高农村人才就业时的竞争力,但该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而邻近地区能够通过人才引进等政策,在节约教育时间成本之际,即时享受到教育发展带来的红利,从而有效缩小其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和就业水平的直接效应的系数为1.050 8,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间接效应的系数为11.328 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社会保障和就业水平对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但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主要是缘于现有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水平不高,对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尚未起到明显的作用;而根据“用脚投票”理论,本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会影响邻近地区,间接造成其资本、人才和技术流失,从而间接扩大其城乡收入差距。对外贸易水平的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198 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的系数为1.545 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且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主要是缘于对外贸易能够加速商品流通,其中就包括了一系列农产品,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创收,从而有效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邻近地区则很可能成为产品被输入方,不利于其农产品转出,从而间接扩大其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水平的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545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间接效应的系数为-0.656 7,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且会对邻近地区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主要是缘于人力资源的积累是地区发展的隐形财富,对乡村振兴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会带动农村居民增收,从而有效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且人才具有流动性,能够充实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从而缩小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四)异质性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城乡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根据地理因素将所研究的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具体按前文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前文已对控制变量进行阐释,此处不再赘述,仅展示解释变量财政支出分权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具体的分地区空间效应分解结果详见表6。

表6 分地区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由表6可知,在直接效应方面,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分权的系数均为负数,且显著性按东部、中部、西部的顺序依次递减。这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分权的提高均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在东部地区的缩小作用最为显著,但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则不明显。这可能是缘于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地理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当东部地区拥有更高的财政支出分权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优势,有效加大对城乡收入不平衡的抑制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实力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可调配的资源比较有限,当中西部地区拥有更高的财政支出分权时,可能会优先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倾向于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城镇经济的发展中,这也造成了财政支出分权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不如东部地区,这点在西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在间接效应方面,东部地区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西部地区的系数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分权的提高有助于缩小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分权的提高对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明显;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分权的提高不利于缩小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缘于近年来逐步实施关于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以及“东中一体”协调发展的政策,当东部地区省份拥有较高的财政支出自主权时,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中西部地区实施有效的帮扶政策;中部地区因为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处于中等水平,对邻近地区的帮助有限,导致其对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明显;而西部地区受人才和资源较为匮乏限制,当西部地区省份能够自主调配更多的财政支出时,会更倾向和注重从邻近地区引入人才或吸纳经济资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鉴于此,假设H2得到验证。

(五)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当地方政府拥有更高的财政自主权时,带有城市倾向的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研究根据调节效应的理论机制,将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支出偏向的交叉项纳入SDM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样考虑到前文已对控制变量进行阐释,此处不再赘述,仅展示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项的调节效应分解结果,具体的调节效应分解结果详见表7。

由表7可知,财政支出偏向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财政支出偏向有助于缩小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支出偏向的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财政支出偏向水平较高的地区,财政支出分权不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且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假设H3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在于:当拥有更高的财政支出分配自主权时,地方政府受晋升激励、GDP导向下的目标考核压力等影响,会倾向于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城市建设中,造成城乡之间可享受的资源不平衡,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邻近地区往往会有模仿竞争行为,会基于本地区既有的财政政策制定相应的经济快速发展措施,促使邻近地区政府优先将财政资源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中,以加快经济发展,从而扩大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表7 调节效应分解结果

(六)门槛效应分析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本研究进一步将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考察二者在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抑制作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并将反复抽样次数设置为300,具体回归结果详见表8至表10。

表8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表9 门槛估计结果及置信区间

表10 不同门槛变量下的回归结果

由表8可知,城镇化率的单一门槛在5%的水平上显著,双重门槛在1%的水平上显著,三重门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在1%的水平上显著,双重门槛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三重门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支出分权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

基于表9和表10可以清晰地了解到2个门槛变量在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从城镇化率的角度来看,当门槛值由小于0.422 8到介于0.422 8和0.523 0之间,再到大于0.523 0时,财政支出分权的作用系数依次为-6.208 8、-6.491 6、-6.667 3,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烈。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当门槛值由小于10.243 0到介于10.243 0和10.790 6之间,再到大于10.790 6时,财政支出分权的作用系数依次为-4.365 2、-4.687 1、-4.838 6,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越来越强烈。鉴于此,假设H4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在于:根据区域发展理论,在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分配上不再侧重于扩大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发展,而是开始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同时,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营造更加优良的就业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发展,实现创收;另外,近年来兴起的新型城镇化能够直接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环境,以及提高其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可见,在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更大。

(七)稳健性检验

1.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基于上述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会在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仅依据地理位置来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可能会导致系数估计上的偏差。本研究借鉴王守坤的做法[30],在前文的地理距离矩阵中进一步加入经济因素,构建经济与地理距离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并采用SDM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和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详见表11和表12。

表11 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回归结果

表12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由表11和表12可知,从解释变量财政支出分权的角度来看,在替换了空间权重矩阵之后,其主效应系数、空间滞后项系数,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后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系数,均和替换之前的正负符号保持一致,且其他控制变量与先前研究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一致。这表明前文分析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同时,在替换了空间权重矩阵之后,各变量的间接效应的系数的绝对值均变大,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各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到提升。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经济发展水平在财政支出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会产生重大影响。

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前文的分析,将财政收入分权对财政支出分权进行替换,其余步骤保持不变,以全面考察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回归结果及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详见表13和表14。

表13 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13和表14可知,从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分权的角度来看,财政收入分权的直接效应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表明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一样,有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财政收入分权的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财政支出分权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缘于财政收入更多可以看作是本地区财政资金的回流,主要对本地区产生影响,对邻近地区则影响不大。其他控制变量与先前研究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一致,这表明前文分析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14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

五、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基于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支出偏向在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在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2)在财政支出偏向水平较高的地区,财政支出分权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在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

(二)对策

城乡收入差距受财政分权的影响,随着共同富裕的不断推进,应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分配、推进财政协同合作、健全财政政策体系等,以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1.完善财政收支分配。基于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发展状况,综合考量地方整体协调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完善财政收支分配,协调好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具体来说:(1)注重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水平。地方政府应逐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如完善交通网络体系、健全教育和医疗基础设施等;针对受户籍限制无法完全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进城务工人员,逐步完善并提高其福利待遇,如增加租房和购房补贴、提供廉租房等;适度调整农村居民的医疗报销起点和比例,降低农民工看病难问题的发生率。通过上述举措协同推进,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从而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积极挖掘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地方政府应积极挖掘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产业模式,以点带面,实现创收。如基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打造旅游观光景点吸引人流,并带动餐饮住宿业、交通运输业等发展,形成乡村旅游产业链,推进乡村产业兴旺,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2.推进财政协同合作。基于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地方政府之间应在财政上协同合作,共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具体来说:(1)打造对口帮扶体系。共同富裕倡导先富带动后富,且为了防止虹吸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影响,东部地区应基于其经济发展优势,主动发挥财政合作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帮扶作用,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输送教育、医疗等人才,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设立专门的工作岗位,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通过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支持,提高当地的经济活跃度。(2)合理共享公共服务。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应积极构建东中西部地区共享的公共服务平台,统筹协调东部地区优质的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等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推进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

3.健全财政政策体系。基于财政分权现状以及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应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与财权,以及相应的权力与义务,健全财政政策体系,协同推进城乡收入水平提升,进而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来说:(1)动态调整税收政策。税收政策的动态调整应综合考量整体社会效益,以中央为统筹,地方为主体,推动地方政府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相关税收政策,如对农、林、牧、渔业产品提供税收优惠或免征部分税收,对涉农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津贴补助,对较高收入人群适度提高税收比例,以此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应进一步发展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人才入乡引进机制,增强乡村产业扶持力度,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