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骚》的壮丽看屈原的道德人格

周曦

摘 要：《离骚》作为一部恢宏壮丽的政治抒情诗，其浪漫主义情怀沾溉千古。诗中无论是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对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都体现了对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和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深蕴着屈原的美政思想。屈原身为楚国贵族，将贵族意识与贵族血脉注入文学创作，造就出诗歌独特的壮丽范式，深刻影响着汉至南北朝的文学创作。这份壮丽，亦是后人理解屈子道德人格的渊薮。

关键词：《离骚》 屈原 道德人格 DOI：10.12278/j.issn.1009-7260.2023.04.001

一、美政理想的破灭与壮丽范式的形成

《离骚》全篇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九十字，凝结了一种浓厚爱国情怀，是屈原对美政理想“君臣契合，举贤授能”不懈追求的文学化体现，其中蕴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

屈原身处战国后期，列国纷争趋于一统，统一大业非秦即楚：“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怀王对内政改革与合纵策略的优柔寡断让秦有机可乘，楚廷“竞 进”“贪婪”之流受贿破合纵，使秦势愈优楚势愈劣。楚怀王客亡，顷襄王当政，昏庸更甚，楚亲秦派得势，苟安腐朽，“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以上种种无不加速着屈原美政理想的破灭。

闻一多认为“《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它的政治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屈原在流放途中所作《离骚》实为政治抒情诗，表达着屈原中华一统的思想：“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肯定了自己是中华最早氏族社会领袖的后裔；“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求和兮，咎繇而能调”“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表明屈原称圣君颂贤臣不局限于楚。《离骚》所斥暴君贼臣，亦为华夏民族共愤，“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可见，屈原美政思想包含着“思九州之博大”。“博”意为量多丰富，《说文解字》言“尃”有分布之义。与“小”相对，“博，大通也”，《招魂》 有“不学博依”，王逸《鲁灵光殿赋》有“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礼记·学记》有“博硕，肥腯宽广”……可知“博”本意有“壮”的“雄壮”与“大”。同时关于“博”的体现，可从楚辞中的“楚语”“楚声”“楚地”“楚物”出现的次数与属于楚的占比来判断，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历史人物81个，而属于楚国的只有接舆、堵敖、子文三人；提到神祇24位，属于楚国的只有两位，即湘军、湘夫人。这说明，屈原在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壮丽”，并非仅指“骚体”带来的语言艺术形式上的表达效果，还包括作品内容叙述对象上的广博与壮阔。

美政理想的破灭使屈原精神上的折磨在所难免，精神苦痛与贵族不屈信念的结合诞生了《离骚》行文风格上的壮丽范式。

二、贵族化的审美与壮丽范式的发展

“贵族化审美”是“壮丽范式”形成的根本动因。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先秦贵族垄断教育，士人阶层自幼经过系统学习训练，文化素养与审美水平较高，自觉探索贵族文学创作的规律，不再束缚于粗鄙审美，进而拥有与贵族身份相匹配的美学观点。屈原将贵族化审美意识倾注到《离骚》中，酝酿出浪漫与现实结合的艺术、华美又高贵的情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屈原通过华服、高冠、玉佩彰显贵族优越感，用“香草”与“腐木”作对照，象征屈原的高贵人格与尊贵地位。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屈原好以巫事行文，以尊者自诩，以帝威命众神，精神优越与血脉优越兼迸，皆源于其文学上的贵族化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开创了文学创作以物喻德传统的先河。

“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余”“朕”突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上述优越感相洽，本我主体与自我意识被放大；“哀”“涕”突出强烈悲愤情绪，影射楚国贵族末路，自我认同与现实毁灭的矛盾既是《离骚》中的生命力所在，亦是屈原生命的悲剧性所在。

由于屈原强烈的贵族化审美意识，使得《离骚》行文风格极其壮丽，这种壮丽范式在后世贵族文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离骚》开创的壮丽范式先河，在山林文学与廊庙文学中都有体现。如颜延之《陶征士诔》，其诗风源出曹植，继承大康诗风，其典雅、华而不靡的特色颇有《离骚》遗风。再如杨广首开唐代边塞诗先河，以帝王身份自居，以领兵游于陲境为吟咏对象，其《饮马长城窟行》中边塞景物的苍茫壮丽，亦有《离骚》余韵。

除却文学影响，更重要的是，《离骚》作为文学史上的奇葩，是后世名家评价屈原文化人格的本源，这些评价多为史料所记载。正是由于这些评价，屈原的人格塑造才能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逐渐饱满，并散发出可与日月争光的瑰丽。

三、史料的述说与屈原道德人格的塑造

屈原自沉汨罗，在史册中竟近百年杳无蹤影。不仅令后人感慨历史的吊诡，更是增添了这位中华民族诗祖的奇异光芒。前来钩沉历史、涤去屈原身上污泥的是来自西汉文帝时的一位洛阳才子贾谊。

贾谊的一生和屈原相似，他早年以学识博洽闻名，20多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升为太中大夫，对当时的礼乐法度等时政问题都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却遭权臣妒恨，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梁王太傅。期间虽偶被文帝起用，但却如李商隐《贾生》所言：“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终生郁郁不得志，逝于梁王太傅任上，时年仅33岁。当他徘徊在屈原曾经行吟过的湖湘泽畔，身世的凄凉一如屈原的百年孤独，于是，两位异代知音有了穿越世纪的对话，这便是流传后世的《吊屈原赋》。

其序云：“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也就是说，“俟罪长沙”的贾谊追伤自沉汨罗的屈原，既是他伤，也是自伤。他将屈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的悲惨命运归结为“逢时不祥”的命运悲剧，是“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既然“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那么不如“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在生死观上，来自中原理性文化浸润的贾谊没有南楚屈原那般感性和奇异，反而对怀此旧都并自沉的行为表示不可理解。这种看法在后来的司马迁那里有了进一步生发。

但贾谊对屈原作为一个“方正”的“贤臣”因馋放逐却依然眷顾宗国的命运深表同情，对屈原的孤独也深深理解。《吊屈原赋》以拟骚的形式，诗性地承载了贾谊对屈原的仰慕之情，也诗性地阐发了屈原道德人格中“以身殉国”的光芒。这份承载与阐发在后人看来似乎并不新鲜，但是，贾谊第一次发掘了屈原，正面肯定了屈原的道德人格，并且采用拟骚的形式，可以说是对屈原道德人格和诗歌艺术双重肯定的拓荒者。

刘向《新序·节士》云屈原乃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新序》搜集了先秦至汉初的大量史事、传说和寓言，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但是其中有些记录，对人物、事件作了艺术加工，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具有文学色彩。具体到《节士》屈原章所记，大多与《史记》吻合。“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是《新序》的“独家信息”。冯友兰等学者认为，《新序》中屈原二度使齐等记载，可补《史记》之不足。

班固《离骚序》亦评屈原为“狂狷景行之士”。王逸在《楚辞章句序》谓之“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同时批评班固谓之“露才扬己”是亏其高明，损其清洁。

西汉淮南王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同样不可小觑。

刘安的《离骚传》是屈学史上第一个注本，然今仅存一段文字，保存在班固《离骚序》中：“《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安崇尚黄老之学，亦好辞赋。《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汉书·淮南王安传》记载刘安为汉武帝作《离骚传》，王逸《楚辞章句》谓刘安有《离骚经章句》：“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離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赞述其辞。”刘安既有辞赋创作体验，又精通训诂章句之学，加之能深思熟虑地进行理论阐发，所以能使《离骚》“大义粲然”。刘安发掘了屈赋融合南北文学之长的文化创造能力。其价值在于：一方面，以黄老之学的道家取向来肯定屈原的道德人格，开启了迥异于后世的以儒学为主导的评价路径；另一方面，认为屈原“高洁”的道德人格可“与日月争光”，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

四、近代的屈学与屈原道德人格的发扬

近代社会急剧变革，新、旧激烈交锋，近代的屈学有对传统屈学的继承，也有新时代的灿亮。新文化运动前后，民族苦难空前加重，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成为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因而对屈原道德人格的阐扬仍为学人所重。半殖半封社会下，以心理学为代表的西方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对屈原人格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与心理人格、审美人格相连，但精覈仍是对屈原道德人格的弘扬，且时代性鲜明，目的性明确。

1923年谢无量撰《楚辞新论》，说屈原具有“创造的、自信的、自决的”人格，故“爱国心甚热”。因爱国，《离骚》方有“刺君之词”，其“显暴君过”的勇气，有着三层深刻内涵：其一，强烈的“民族思想”；其二，国势所迫；其三，对音乐的爱好。正是屈原的爱国精神“鼓舞楚国的国民来做那创造的事业”。谢无量崇奉屈原的爱国精神，挖掘其中的精神力量，试图寻求拯救民族的途径，其后，闻一多、郭沫若继响而起。

1907年鲁迅撰《摩罗诗力说》，赞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1926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全面评价了屈原的人格精神，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激励了楚国人在楚亡后，“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

1924—1942年间，郭沫若从史料入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屈原，在《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中直言屈原“是言行一致的爱国诗人”，屈原的“道德人格”因其时“人民的价值提高”，而使得“人道主义”思潮涌起，“叫人要相互尊重彼此的人格，特别是上者要尊重在下者的人格”，从《离骚》可以清晰看见，美政理想与楚政污浊的矛盾是屈原人格冲突的实质。郭沫若深刻论述了屈原的人格内涵，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烈的时代背景下，这对于那个处在觉醒年代中的人民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

楚辞《离骚》极具艺术魅力的根源，在于屈子本人独有的人格魅力，是“与日月争光”的惊艳绝伦，也是“路曼曼其修远兮”的人生箴言，中华文化中，屈子的人格精神如参天大树，屹立不倒，历代有着精神困境的文人总能在当中汲取营养，使自身直面人生困境，这是民族幸事。屈原的投江，彰显出人生的“狂态”，宁舍身赴死亦要保留人格尊严上的无瑕。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狂态”也是屈原性格上的某种缺陷，由于他在人格上的自我追求过于完美，不容丝毫污垢，导致他难以变通，较之同时代的人，既无张仪对声名地位的追求，亦无庄子对个体灵魂自由的追求，甚或如孔孟急流勇退从事学术事业，这些都向世人展现了屈子极度的自我意识，也显示了屈原与儒家中庸精神的格格不入。

人称屈原为“屈子”，实际是说屈原的人格与“君子”人格相契合。屈原的文化人格具有多重历史价值，警惕后世之人从“君子”之“诚”“义”“忠信”，而“君子”又近“圣人”，“圣”在“知”与“德”两个层面都穷其高境。下讫西周，宗法固盛，“君子”的人格也往往属于贵族阶级的人格理想，贵族以“君子”自称，屈原更是如此。《离骚》中涉及的巫史本是先秦时期的特殊知识阶层，致力于传播贵族文化，而屈原以贵族自居，试图以自身人格之高尚来对抗整个社会的礼崩乐坏。今日，战国时期的贵族群体已不复存在，但屈子人格里的“道德”仍具普遍的社会教化意义。屈子贵族血统里的优雅风度与《离骚》的内美外化，穿越了千年时空，带着先秦君子人格杳渺的回音，飘荡在历史上空。将自身的道德与人格系于国家命运，启示后来无数的知识分子将自身“内美”系于民族发展上，引领着一批又一批有志于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知识分子奋战在无数个黑夜里。毋庸置疑，这是屈赋谱给后世的最美华章。

在先秦实践理性的光芒照耀下，屈原矢志守护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以悲壮的反抗、横绝生命的孤独，写就肃穆的人生，并用《离骚》浇灌伟大高尚的人格。当屈原毅然投向汨罗江的汹涌波涛，注定要用悲壮的剪影写就传承后世的大写的“人”字。以死亡肯定了生的价值，那不仅是屈原伟大道德人格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灵魂不朽的华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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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彭红卫《屈原的文化人格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