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的求真与致用

【摘要】 “求真”和“致用”一直以来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优良传统，二者之间既对立又相统一，共同推动了传统史学的发展。史学的本质要求“求真”，其主要体现在史家的直书、实录以及对历史的考据之中；史学的最终目的是“致用”，不同时代史学“致用”功能的表现是不同的。“求真”和“致用”二者并重，不可分割，“求真”是“致用”的前提和基础，“致用”是“求真”的目的和归宿。脱离“求真”的史学，其“致用”功能就会失去合理性基础，成为滥用；同样，史学脱离“致用”，一味地“求真”，将会使史学研究丧失活力，失去存在的意义。正确认识史学“求真”和“致用”之间的关系，对于史学的研究和发展，为现实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求真；致用；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7-007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7.022

史学是史学家自身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史学研究最终的价值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还是为现实所服务，这是史学发展的动力所在。目前学术界对于史学“求真”抑或是“致用”关系问题的探讨较多，都要求用辩证思维来研究史学的发展。本文拟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来看，史学将“求真”与“致用”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但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又存在相矛盾、相对立的情况，史学“求真”是永恒的，但其“致用”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却是不同的。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史学既能保持自身的价值所在，又能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所服务。

一、史学的本质要求“求真”

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史学研究是探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客观的记载历史事实是史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即史学“求真”。对此，刘家和教授论述道：“史学既已以往人类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 以论述已往的人类历史进程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它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谬误自然也就取决于它是否通过适当的研究达到了正确论述已往历史进程的目的。追求对于已往历史进程的正确论述，这就是史学的‘求真’。”①史学是史学家自身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历史实在相结合的产物，对其应当采取辩证的思维来考究，罗炳良教授指出“史学的本质就在于求真，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实在性，尽量避免把人为的主观因素强加到客观历史事实之上。”②因此，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记载，“求真”是史学家撰写史书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史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衡量史学价值的重要尺度。

中国传统史学的“求真”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直书、实录以及对历史的考证之中。直书即史家在历史书写时不隐讳事实，如实记载历史事实。实录作为传统史籍的一种，主要记载皇帝在位期间的重要事实。历史考证即史学家考察历史不仅仅局限于古籍资料，而是发掘出土史料进行相互印证，最终考证出历史的真相。

传统史学秉笔直书的理念从史学兴起之时便有了，《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曹刿谏鲁君：“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③即史官的职责就是要直笔记事。春秋时期晋国太史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被孔子称“古之良史，书法不隐”，赞叹他的直书精神；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道：“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可见，直书史实成为历代史家共同的追求。④刘知几强调史家的撰述原则，提出著名的“直书”论和“曲笔”论，要求史家做到敢于直书，不曲笔、不隐讳，并批判那些曲笔历史、谀言媚主、假公济私之人，要求史家能夠做到“善恶必书”。直书逐渐被历代史家作为撰述历史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衡量史学价值的重要尺度。

传统史学对于实录的纂修高度重视，对于史学家而言，要求其态度要忠实、不怕牺牲，力求为后世留下客观真实的历史。如司马迁的《史记》，被班固称为“实录”。班固在评论司马迁的史学成就时写道：“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著《贞观政要》，在其《文史》篇中提出“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君举必书”的治史理念，又在《武后实录》中直叙张说诬证魏元忠之事，张说威逼利诱，吴兢“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⑥。可见，史学家即使在传统社会专制制度的压迫下，也追求历史事实的记载，为后世留下真实的历史，这种实录精神也成为后世史学家治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史学对于历史的考据十分重视，司马迁著《资治通鉴》，搜集整理了许多正史和野史，并考证其真伪，另作《考异》30卷；清代乾嘉学派注重考据，不主张史家撰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自身的价值判断，提倡“重考证轻褒贬”的治史理念。近代以来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辩派等都注重对客观历史的考证，特别是20世纪后，随着考古文物的出土以及甲骨文字的发现，以陈垣、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强调要还原客观历史的真相，专重考证。古籍资料因为受史家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难免会有损其真实，因此，历史事实的决断不能仅仅依靠于古籍，必须经过深层次的考证，最终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因此，从传统史学到近现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史学“求真”成为历代史学家们永恒的追求，不论其身处何种时代环境，都在探求着历史的真实面目，揭示着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史学的“求真”是有限的，史学是史家自身主观因素与客观历史实在相结合的产物，史学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相，我们只能要求史家的主观意志尽量地去符合客观实际，追求纯客观主义的史学不仅不能使史学达到纯客观，而且会使史学失去存在的意义。

二、史学的功能要求“致用”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需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即史学的“致用”。脱离社会现实，史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史学的“致用”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为社会所用；一是为个人所用。

史学为社会所用，其“致用”价值是受时代局限的，不同时代史学的“致用”功能是不同的。传统史学的“致用”功能主要体现在史学的政治借鉴作用和道德教化方面。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源远流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十分注重前朝历史的编纂，因涉及本朝的政治安危，从而追求前朝历史事实，以供鉴戒。商周时期便有“商之鉴夏”“周之鉴商”的历史鉴戒观念，如《尚书·召诰》中提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 ⑦，《多士》《酒诰》等都提到了殷商兴亡之故，要求统治者以史为鉴。孔子编撰《春秋》，融入自己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批判，强调统治者重人事，对古代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孟子评价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⑧。汉初陆贾著《新语》十二篇，总结秦亡教训，以资借鉴，为刘邦所称赞；唐初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修明政治，减免刑罚，开创贞观之治。同时，史书中所体现的道德观念，又教育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忠君守节。

到晚清时期即中国近代史学前期，史学的“致用”功能又表现为救亡图存、开启民智，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写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⑨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并发展起来，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强调要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注重史学研究对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及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指出：“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与人生有用才是。”⑩抗日战争时期，史学又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和斗爭性，史学家们执笔为干戈，通过著书，创办报刊，发表论文等方式同帝国主义侵略相抗争。可见，史学的“致用”功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同时代史学致用功能的表现不同，但最终都是为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服务。

史学为个人所用，其“致用”功能主要体现在史学家自身和统治者方面。史学家是历史认知和研究的主体，对历史撰述的“求真”与“致用”具有直接的影响。史学家的主观意志决定了史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无论是对客观历史本身的著述，还是出于某种目的需求，史学家在撰述历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主观性的动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研究成果的真实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也受制于史学家的个人修养，其治史理念、撰写原则都会影响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史学家著史的过程中，从客观上看，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统治者十分注重史书的编纂，特别是涉及其国家利益、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时，统治者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史学家对客观事实的表述，甚至会修改历史真相，往往造成所载历史与真实历史的不符。从主观上看，史学家自身的好恶取舍决定了史书的真实性，尤其是某些心术不正的人所撰写的史书对于史学发展乃至于后世史学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如魏收所著《魏书》，其中有很多编造故事，又融入个人恩怨，虚美掩恶。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中说：“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⑪因此，史学“致用”一定要立足于客观历史事实，否则将会成为滥用。

史学“致用”功能的发挥在不同的时代环境其表现是不同的，但大都表现为当时的政治所服务。然而，史学的“致用”功能也是有其限度的。一方面，史学“致用”受时代环境的约束，如果脱离当时时代，史学“致用”功能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如传统史学的鉴戒作用和道德教化，在古代对于统治者维护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今天其忠君守节的封建等级观念已经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史学为个人所用，这就要求史家具有良好的治史理念，能够在追求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能为后世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史书。

三、“求真”与“致用”的关系

“求真”与“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优良传统，纵观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二者基本上是相统一的，“求真”与“致用”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传统史学的发展。史学的发展既不需要无用的研究，也不需要有用的假说。史学的发展史、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及史家的个人素养都要求将“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求真”是“致用”的前提，“致用”是“求真”的目的，史学研究如果一味地追求历史真相，埋头于史籍当中，脱离了现实需要，便失去了史学的活力。同样，如果史学研究过于追求现实需要，以求达到某种目的，便会对史学发展本身造成极大的危害。史学“求真”为“致用”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史学“致用”功能的发挥才能有其合理性的意义，为现实所服务；同时，史学“致用”功能的发挥，又不断要求史学去探求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原历史的真相。中国传统史学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就是一部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历史典范，司马光在搜集整理史料方面，将正史、野史资料相结合并考辨其真伪，另作《考异》30卷，体现了史学的“求真”精神，《资治通鉴》本身又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伟大著作，其记载内容关乎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可见，传统史学能够较好地将“求真”与“致用”两者相统一，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传统史学发展的重要条件。

“求真”与“致用”二者又存在相矛盾、相对立的情况。史学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在不同时代，其“求真”与“致用”的价值会有所矛盾和冲突。在和平年代，史学家能够较好地将“求真”与“致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史学也能够得以发展。然而，在政治动乱、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史学尤其关注现实需要，反映其所处时代特征。如顾颉刚先生指出：“当承平之世，学问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及至国势凌夷，跼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 ⑫史学应该致用，但其“致用”价值是有限度的，必须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否则，将会使史学自身走向灭亡。

四、结语

古希腊讽刺散文作家卢奇安在其发表的美学论文《论撰史》中说：“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 ⑬“求真”是史学研究的本质要求，“致用”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求真”和“致用”是史学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但史学“求真”是第一位的，“求真”是“致用”的前提和基础，史学要想发挥“致用”的功能，必须建立在客观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否则，史学“致用”便失去了科学性，不仅不能合理地反映客观历史规律，而且会使史学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致用”是“求真”的目的和归宿，史学脱离现实，一味地 “求真”，不仅不可能达到纯客观历史事实，反而会使史学自身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求真”与“致用”二者是统一的，史学既要关注现实生活，又要反映客观历史事实，二者必须统一起来，才能使史学研究不断充满活力，为现实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并推动史学的发展。

注释：

①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第114-120页。

②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學的理论与方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③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译注：《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④刘知幾著，姚松、朱恒夫译注：《史通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页。

⑤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22页。

⑥（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9页。

⑦慕平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7页。

⑧《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5页。

⑨（清）魏源：《海国图志》，学院音像出版社，第2页。

⑩李大钊：《史学要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⑪刘知幾著，浦起龙注，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⑫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⑬章安琪：《缪灵珠美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J].学术月刊，1997，（1）：114-120.

[2]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译注.左传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4]刘知幾著，姚松，朱恒夫译注.史通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5]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8]慕平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孟子.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1]李大钊.史学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2]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J].史学史研究，1981，（1）.

[13]章安琪.缪灵珠美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严伟东，男，陕西咸阳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