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数字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

2023-05-30 08:11董键铭
人文杂志 2023年3期
关键词:资本逻辑金融资本

董键铭

关键词金融资本 数字资本 资本逻辑 生产力发展

一、引言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还是依托于工业革命中所形成的机器化体系的产业资本。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资本、数字资本等新资本形式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以至于在当今社会中它们已经代替了产业资本的统治性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变化。就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把握,进而推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言,展开对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从表面来看,似乎金融资本的形成更多地是商业行为发展的结果,而数字资本的形成则更多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二者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如果从内在逻辑的角度来看,则会发现,实际上二者都构成资本逻辑进行扩展从而使资本增殖趋于无限的一种具体方式。而且,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对资本逻辑进行扩展的角度还存在着互补关系,因而在当代社会中两者必然会趋向融合,形成“金融—数字资本”并推动资本逻辑走向更高发展阶段。因此,除了对金融资本及数字资本本身的特性分别进行研究和把握之外,还需从资本逻辑扩展的角度出发,对两者趋向结合的必然性及其后果进行整体把握,这将有利于对资本逻辑全面控制人类社会的具体方式形成清晰的理论自觉,进而为探索超越资本文明的可能性道路提供理论和现实基础。

二、金融资本:资本逻辑从G(货币)角度的扩展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性研究揭示出,资本与集聚起来的货币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资本遵循G—W—G′的方式运动,在这里货币不再作为交换活动的中介,而是既充当交换的起点,也充当其目的和结果;资本所谋求的不是附着在某种特殊商品之上的特殊使用价值,而是以货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价值的无尽增殖,这构成资本逻辑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以农业劳动为基础的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宣告解体,依托于工业革命而形成的机器化工厂成为当时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工人通过雇佣劳动关系进入到工厂中,运用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相应地主要通过这种方式在工厂中得以实现。由于资本的自我增殖主要是通过工厂中的机器化大生产这种方式而实现的,因而在这个时代中,资本主要体现为依托于机器化大生产的产业资本。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依托于工业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从资本逻辑的角度来看会发现,产业资本实际上并不是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并不是资本逻辑最纯粹、最充分的表达形式。资本所追求的并不是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无尽增殖。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下,机器体系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自我增殖。但机器化大生产在推动资本增殖的同时,其本身也构成资本逻辑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的界限。因为当资本主要体现为产业资本的时候,资本增殖的节律就必然要依附于机器体系和工业产业本身的发展节律,而这又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工艺水平的提升、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现实的物质资源条件等一系列要素所决定的。因而在产业资本阶段,资本增殖的实现依然要受到这一系列外在条件的限制,资本逻辑的展开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外在条件,而不能完全以资本自身为对象而充分地、无限地展开。因此,资本逻辑对于无限自我增殖的要求,必然会推动资本尝试摆脱这些外在条件的限制,从而更为充分地发展其自身。

事实上,金融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就构成资本逻辑对其所受到的外在条件限制的一种摆脱。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就已经对这种将在日后成为金融资本的生息资本的特性进行了考察。马克思发现,生息资本的运行虽然与资本的G—W—G′的现实运动方式有紧密联系,但是两者间存在着重要差异。马克思发现,生息资本的运动方式是“G—G—W—G′—G′”,①即资本家A将资本出借给另一位资本家B,资本家B运用资本从事生产,赚取剩余价值,并将其所借入的资本附上一定量的增加额之后交还给资本家A。在这里我们可以给运动过程添加括号,以区别两种资本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即将运动过程表达为G—(G—W—G′)—G′。在这里,括号内的部分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的一般性运动方式。当我们将括号内的部分看作一个整体来重新审视这一公式时就会发现,括号内的部分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资本,但它并没有出现在运动过程的两端,而是处在运动的中间位置。也就是说,在这里“资本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① G—W—G′的公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在于,资本在W 这一环节中找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对其进行消费本身就能创造出新的价值,因而将包含劳动力商品的W 置于公式中间位置可以使公式成立。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全面確立之时,资本可以持续性地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实现自我增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本身也就表现为了一个可以不断创造价值的要素,因而在这里,将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在G—W—G′公式的中间位置同样能够使公式成立。而这也就意味着,“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②资本本身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就是促成资本本身的自我增殖。

因此,当我们将自我增殖看作资本的使用价值,将资本看作一个处在中间位置的特殊商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里,“价值额,货币,在没有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③ 从生息资本的角度来看,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并没有转化为商品,资本也没有通过商品转化为货币而实现自我增殖,资本始终保持着货币形态走完了整个运动过程,即“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④并实现了自我增殖。而这也就意味着,在生息资本的情况下,资本不用再考虑增殖得以实现的具体方式,只要资本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那么资本就可以通过一系列金融手段实现自我增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所面对的对象均是各式各样的资本,而无需面对具体的生产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商品和货币在这里成为资本,并不是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并不是由于它们对买者或对卖者的现实的关系,而只是由于它们的观念上的关系”。⑤只要资本等于价值增殖的观念存在,只要能够促成资本执行职能的雇佣劳动关系存在,这一增殖过程就能持续进行。

事实上,这就构成了金融资本相较于产业资本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当资本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时候,资本逻辑的扩展必然要受到产业本身发展的外在条件的限制,资本增殖的实现程度并不由其自身所决定,而是由与产业相关的一系列外在条件所限定。然而当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之后,只要资本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那么资本就具有了一种实现自我增殖的特殊使用价值,资本增殖的过程就不必再经历资本与具体产业之间的形态变换、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形态变换,而完全在资本本身的范畴内就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在这一情况下,当G—W—G′这一运动公式中的W 不再必须由某种特殊的具体商品来充当,而是可以由资本本身来充当时,资本增殖的公式便不再需要掺杂进任何非资本的要素,从而能够被进一步简化为G—G′的公式,即由资本直接导向资本的自我增殖。这样,资本增殖将不再受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而是达到一种资本以自身为对象的“无限”增殖。

也正是在這一意义上,金融资本的形成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形式发展到了资本拜物教这一最高发展阶段。在金融资本这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好像贷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丧失货币形式。当然,这种交易实际上是由现实的回流决定的。但这一点不会在交易本身中表现出来”。⑥ 虽然资本增殖最终要依托于具体的生产过程,但金融资本掩盖了这种具体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增殖之间的联系。在G—G′公式能够直接成立的情况下,就好像自我增殖本来就是资本自身所天然拥有的一种能力,而具体的生产过程只是附着在资本增殖之上、是资本增殖的具体体现一样。这样,产业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颠倒。之前是产业规律与资本运行互相影响,现在却变成了资本凌驾于产业之上,具体的产业生产能否顺利开展完全要取决于资本是否青睐它,取决于资本是否为其提供启动资金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一种双向度的依赖转变为一种单向度的依赖关系”。① 这样,资本成为产业赖以存在的根基,资本能够控制产业的发展。“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②资本成为凌驾于整个世界之上的“物神”,因为金融资本在构成整个增殖过程的结果的同时也构成增殖过程的前提,即“资本家B不是支出自己的资本,而是支出A的资本;但没有A的同意,他就不能支出A的资本”。③所以在这一意义上,金融资本获得了对整个生产体系的决定权,它可以反过来决定生产活动的节律,从而使之更好地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增殖。

因此,金融资本代表了资本增殖摆脱外在条件限制、追求自身无限增殖的一种重要形态,它试图从G—W—G′公式中G的角度对公式进行扩展,最终将具体的劳动过程排除出公式,使资本拜物教真正趋于完成。

三、数字资本:资本逻辑从W(商品)角度的扩展

资本逻辑要求资本摆脱一切外在条件的限制,从而达到一种无限性的自我增殖。金融资本从G—W—G′公式中G的角度对资本增殖进行扩展,使资本增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以自身为对象而趋于无限,从而构成了资本逻辑扩展的具体方式之一种。除了从G的角度入手之外,资本还可以从W 的角度入手扩展资本逻辑,这一对W部分的转变与扩展是通过数字资本而实现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把握的时候,所关注的往往是分配和交换领域中的基本规律,而马克思则将研究目光进一步推进到了生产领域。通过将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分析推进到生产领域,马克思发现资本增殖虽然最终是在交换领域中实现的,但其秘密实际上深藏在生产领域之中。正是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将研究深入到生产领域,因而他们才会看到“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④在生产领域中,“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⑤ 在生产领域中所展现出来的实际上是资本对劳动、资本家对工人的无情剥削。因为在劳动价值论的视域之下,交换活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有劳动本身才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使得自耕农等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者丧失了其生产资料,成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以谋生的劳动力提供者,而资本家在垄断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拥有了购买并消费工人劳动力的可能性。在这一情况下,资本家便得以通过雇佣劳动来支配工人进行劳动,无偿占有工人劳动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从而推动资本的不断增殖。因此,资本增殖的秘密实际上就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⑥

资本通过吮吸、吸纳活劳动而实现增殖,因而在无限自我增殖要求的推动下,资本必然会试图无限地吸纳活劳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吸纳并不能凭空进行,它需要依托于一定的具体劳动和生产过程。在产业资本占主导的年代里,资本对劳动的吸纳依托于机器化大生产而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有限性、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技术进步的节律等一系列要素都会成为资本增殖无法真正趋向无限的界限。而依托于20世纪以来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资本的逐渐兴起则为突破这些限制提供了可能性。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和虚拟世界的基本特点,资本对活劳动进行吸纳的方式得到极大扩展。由于虚拟世界中的基本规律和行为方式都是人为创设的,因而数字资本就能够直接对数字世界中人的行为本身的意义和方式进行调整,既能够将原本的非劳动行为重新定义、扩展为可以被剥削的劳动行为,同时也能够创造一系列更便于资本对其进行剥削的新劳动形式,从而突破对劳动的吸纳所受到的外在条件的限制,使剥削趋向于无限化扩展。

首先,就重新定义劳动行为这一方面而言,数字资本的兴起使得一系列传统意义上的非劳动行为成为劳动行为。人们包括劳动和非劳动在内的一切行为都会在世界中留下某种痕迹,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这些痕迹会以数据的形式残留下来。“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对这些信息的全面收集和把握成为可能,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收集,对每个人的基本形象和行为模式的全面刻画就成为可能。而当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及行为模式已经被全面掌握之后,以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支配和控制实际上也就成为可能。事实上,这正是国内外各大互联网巨头所正在从事的工作,他们通过广泛地收集人们的行为数据,准确刻画每个人的用户画像,并进一步通过资讯、广告的精准投放等方式来塑造、引导人们的消费倾向和行为以实现更高的获利。从这一角度来说,数据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具有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商品,人们生产数据的活动也具有了劳动的特征。而人们在数字化世界中对数据的生产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对商品的生产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一般而言人们都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生产具体商品的行为是一种劳动,但对数据的生产则往往不是如此。被大数据技术所捕获的数据往往都来自人们的购物、休闲娱乐、资讯搜索等行为,这些行为一般都会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非劳动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却事实性地创造出了可供分析和运用的数据,因而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劳动的特质。劳动与非劳动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即便是休闲行为也具有了劳动的特征,因而“几乎所有的休闲时间都被纳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体制之中”;①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也趋向模糊,甚至还出现了一系列“生产性消费”。② 而更进一步来说,数字资本不仅通过数字技术将人们的非劳动行为转化为了劳动,而且它也同时创造了对这些劳动进行剥削的具体方式。虽然数据是通过每一个人的活动所集体生产出来的,数据的生产者们却无法拥有这些数据本身。“我们面对的是,这些集体性的一般数据,却是被某些大公司,如Google、苹果、微软、阿里巴巴无偿占有的,这些大公司不仅占有,而且从中获利,而那些生产这些作为原材料的一般数据的数字劳动者(即他们数字平台的用户)没有丝毫回报。”③这就构成了一种无偿占有人们对数据的集体性生产的新剥削方式。因此数字资本不仅实现了对劳动的重新定义,人们的一系列日常性的非劳动行为都通过数字化而被转化为了能够生产数据的劳动行为,同时数字资本也已形成了一整套无偿占有人们的劳动成果从而对人们的劳动进行剥削的具体运作机制。

其次,就创造新的劳动形式方面而言,数字资本的兴起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更便于剥削的新劳动形式。在前数字化时代,劳动的具体形式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从大体上来说,它都要与现实的物质前提密切相关,因而劳动的具体形式也要受到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数字技术的诞生为人类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虽然这个虚拟世界要运行在一系列硬件平台之上,因而终究无法根本性摆脱物质基础,但就人在其中的存在和生活方式而言,数字化的虚拟世界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人们真实地生活于其中、又与现实物质生活有较大间距的新生活世界。现实世界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所形成的产物,其中既体现了人们的能动性,同时也体现了自然条件对人的限制;而虚拟世界则是一个完全人造的世界,无论是其底层逻辑,还是人们在其中的行为方式,实际上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外在客观性规律的制约,并自行创设规律。事实上这也就意味着,依托于数字化技术所形成的虚拟世界,人类得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目的创造一系列新的、可以摆脱具体的物质性条件限制的非物质劳动形式。

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我们发现,由于数字资本可以直接创制虚拟世界中的基本规则,因而数字资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创设和塑造一系列新劳动形式,这些劳动形式所满足的不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而是资本的自我增殖的需要。同时由于这些劳动都是在虚拟世界中完成的,因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摆脱外在物质性条件的制约。例如,在今天的各大数字平台上都有多种多样的应用商店排行榜,如网络购物平台销量热度排行榜,微博、知乎、豆瓣等平台的热搜排行榜,以及娱乐选秀节目的粉丝人气排行榜等一系列榜单,这些榜单的出现催生了众多专门从事打榜、刷流量、刷评价的工作者乃至服务机构,他们付出了劳动时间,满足了人们对排名和评价的需要,收获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构成了一种新的劳动形式。但通过从事这种所谓的劳动,人们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时间,却又并未产出任何具体的劳动产品,也没有促进个人的自我完善和提升。这些劳动的意义仅仅在于为资本增殖提供了可供吸纳的劳动时间,其缘起本身就是为资本所塑造的,其对劳动主体本身而言仅仅体现为一种无意义的异化劳动。数字资本能够通过不断制定虚拟世界的基本规则来创造出越来越多与之类似的无意义劳动,从而推向对人的劳动时间的无尽占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由哈特、奈格里等学者所提出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切中了现代社会非物质劳动所占比重正在逐渐增加这一社会现实,但他们却片面而乐观地认为,非物质劳动能够直接生产主体本身的构成要素,因而构成一种使不经过物质产品的中介而直接生产主体本身成为可能的生命政治生产。“生命政治生产的最终核心不是为主体去生产客体———人们一般就是这样去理解商品生产的,而是主体性自身的生产。”①这样,主体就得以通过非物质劳动而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从而开辟了一条主体性革命道路。但事实上,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条件下并未变成一种人们完全自由自觉的自我创造活动,而是由于数字平台的大规模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数字资本的控制之下。在数字资本支配下的非物质劳动依然体现为一种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相背离的异化劳动,而且它甚至可以突破物质性劳动所受到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更为全面而彻底地占有人们的劳动时间。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数字资本通过创造一系列新的、更便于资本对其进行剥削的新劳动形式,突破了剥削所受到的外在条件限制,使剥削得以趋向于无限化扩展。这也就意味着对于G—W—G′这一公式来说,数字资本对中间的W的形式进行了扩展,它变得更合乎于资本剥削的要求。

四、金融资本、数字资本的结合与资本逻辑对生产力发展的僭越

通过对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G—W—G′的增殖公式而言,金融资本实现了资本以资本为对象的自我增殖,将公式简化为G—G′,实现了资本拜物教的彻底形成,从而从G的角度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扩展;数字资本则通过对非劳动行为的改造和对新劳动形式的创设,使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过程得以摆脱外在条件的限制而无限扩展,从而从W 的角度对资本逻辑进行了扩展。因此,资本追求无限自我增殖的需要必然会趋向于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金融—数字资本”,从G、W 两个角度共同对资本逻辑进行扩展,使之能够全面摆脱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而趋向于资本的无限增殖。事实上,在当代社会中这一融合已趋近完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大资本与数字技术的高度融合。這种融合催生了一个又一个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行业风口,催生了一次又一次对传统领域、传统行业的革命,催生了一次又一次大资本之间的“烧钱”、竞争、并购大战。这一系列所谓的行业变革虽然总是使用着“震撼世界的词句”,但从结果来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真正促成生产力的重大飞跃,反而是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重要结果,即在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结合的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与生产力的发展全面脱钩,并完全服务于资本增殖。

在这里需要加以注意的是,虽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资本增殖的进程保持着一致性,经济发展即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但事实上,生产力发展与资本增殖的发展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出现,尤其是二者的相互结合,使得资本增殖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全面背离成为可能。金融资本颠倒了资本与现实的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将资本拜物教推向完成,在G—G′公式能够成立的情况下,资本增殖不再必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以自行发生。但尽管如此,金融资本本身还不足以斩断资本增殖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最后联系。虽然金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资本增殖得以摆脱现实生产活动,从而使资本增殖得以趋向于无限运行,但仅仅依靠金融资本事实上还无法使资本增殖真正脱离一切外在性限制。正如金融资本的运行公式G—(G—W—G′)—G′所表达出来的那样,无论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增加如何复杂的金融手段,其作用都是在公式的两端添加新的G和G′以增加公式的长度,并将最中间的括号内的部分伪装、隐藏起来。但无论如何伪装,金融资本最终都不能真正摆脱正中间被括号所括起来的部分,也即与W 直接相关的这一最终的现实生产过程。事实上,资本的现实运动依然构成金融资本得以成立的真正地基,只有当资本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时候,贷出的货币才能够被视为可以实现自我增殖的资本,从而推动金融资本的层层增殖。也就是说,就G—W—G′这一原初的资本增殖的公式而言,金融资本最终不能真正取消掉W这一与现实生产活动相关的关键环节。一旦脱离了作为其地基的现实商品,一旦失去了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现实支撑,金融资本的运作就只能呈现为巨大的金融泡沫,其所带来的就只能是财富的虚假增长,这种虚假增长随时都会趋于崩溃。

数字资本的兴起则通过重新定义虚拟世界的规律、重新定义劳动、重新定义生产过程,为消除金融资本所面临的最后障碍提供了可能。通过创造一个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物质生产过程的虚拟世界,资本增殖将不再受制于现实的生产活动,而是能够为自己创造所需的劳动形式以支撑资本的无限增殖。这样,资本增殖的节律就得以完全抛弃生产力发展的节律而自行发展,而且甚至能够绑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条件,使之服务于资本增殖,从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和资本增殖的高速运行。现代社会中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技术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这种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相结合的典型案例。比特币实际上由计算机生成的一串串复杂代码组成,获取比特币的方式被称为“挖矿”,其实质就是通过对哈希运算的不断重复而最终获得一串特定的数值。这一过程不但就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反而消耗了大量可以被用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电力和算力资源,以谋求一种纯粹的货币财富的增加。同时,无意义的挖矿运算成为“币圈”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坚实后盾,数字货币本身也成为金融寡头用以收割社会财富的重要工具。当其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全部方面之中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都成为建立在无意义劳动基础上的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附庸。事实上,一系列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轨迹也体现出了同样的特点。很多互联网平台虽然打着高科技企业的旗号,但实际上所从事的却只是资源整合的工作。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一系列足以真正改变世界的新技术,而只是一系列用于强化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控制的新算法,其最终目标只是促成资本更快、更好地自我增殖,而不是服务于科技水平和人们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

因此,正如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把握那样,虽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生产关系将逐渐成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桎梏。在产业资本年代,这种资本逻辑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效应还没有全面体现出来,而今天金融—数字资本的形成则清晰而明确地为我们展现了资本逻辑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的全面桎梏。金融—数字资本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脱钩,人类社会完全成为资本增殖的附庸。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尽管就技术本身发展速度而言,这一目标似乎并非无法实现,今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似乎意味着人类可以逐渐摆脱必要劳动的束缚,而逐渐获得更为充分的自由时间,但事实上,科技的发展却并未导向自由时间的逐步增加,甚至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变着法儿地使我们所有人更忙碌”。①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的工作越来越多地服务于资本增殖,而距离生产力发展越来越远,因而人们越来越难以在其劳动过程中感觉到自己所创造的价值、感觉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只会逐渐感觉到其所从事的是与社会发展无关、甚至是对他人有害的毫无意义的工作。

更进一步来说,随着资本增殖的需要不断将人们的劳动裹挟进去并予以吸纳,随着越来越多无意义的工作开始被填充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忙碌而缺乏意义,而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这则体现为整个现代社会都呈现出了一种全面加速的态势。在现代社会之中,“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② 人们的生活步调越来越快,享有的自由时间却越来越少;996式的工作方式成为常态,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像工作强度的提高那样获得迅速提高;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全面改善,反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恶化了。与此同时,资本逻辑则进入了一种“极点惰性”的状态。“现代社会系统已经封闭起来了,历史走向了终结,形成如地球自转轴南北极的极点一样,充满极速旋转,却又毫无位移的‘疾速的静止,或曰‘极点惰性。”③就像地球虽然在快速旋转,但处在旋转轴上的极点实际上却并未变动一样,资本增殖的逻辑始终稳定地凌驾于整个人类社会之上。生产力的发展完全为资本的逻辑所停滞,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服务于资本增殖,而并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希求生产力的“自然”发展终将炸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这一希望本身也是渺茫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加速主义思潮所提出的各种以“共鸣”等方式跟上加速步调,并进一步以之为基础超越资本主义的计划都是难以实现的。

五、结语

总的来说,金融资本使资本增殖不必经历商品、货币的形态变换,而只需在资本本身的范围内就能够实现,从G的角度对G—W—G′公式进行了扩展。数字资本通过转变非劳动行为和定义新的劳动行为,扩展了资本对劳动剥削的范围和可能性,从W的角度扩展了G—W—G′公式。在两者相互结合成为金融—数字资本的条件下,人类社会将被金融—数字资本全盘架空,生产力发展与资本增殖相互脱节,推动资本增殖并不会直接导向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乃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因而事实上,要想超越资本的文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就必须看到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结合已经使人类社会偏离了生产力发展的航线。一味地顺应两者实际上只能使人类社会越来越深地陷入资本逻辑的支配和统治之中。而只有破除金融—数字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联合架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重新定位到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赛道之上,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超越资本逻辑的统治,并迎来解放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以资本的文明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很难从根本上真正应对由金融—数字资本的结合与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所带来的现实挑战。因为在资产阶级取得社会统治地位,将其自身的特殊利益上升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并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打造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虚幻的共同体”的条件下,是很难从这样的社会中找到一个足以抵抗资本逻辑扩展的坚实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发现:一方面,曾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西方式现代化最终只能导向人被资本所统治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很多当今西方左翼学者都致力于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和反抗性力量,但在资本与国家的庞大联合面前都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这其中蕴含了应对资本逻辑扩展问题的全新可能性。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因而当金融—数字资本的发展试图架空生产力发展以实现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的时候,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和政府可以成为应对资本逻辑的坚实力量,这也构成我国所独有的制度优势。在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之下,我们可以在发展过程中从人民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以“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为基础,为资本的运行设置“红绿灯”,力求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从而做到对资本发展的规范和引导,“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① 与此同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②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以坚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来矫正社会运行模式,也有助于我们抵御资本逻辑的全面扩展。这样,通过合理地引导、规范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的运行,为资本逻辑的扩展划定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破除金融—数字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架空,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这也为人类应对资本逻辑在新条件下的新变化贡献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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