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迷途与困局:以斯蒂格勒为中心的考察

2023-05-30 08:41张宪丽
人文杂志 2023年3期

张宪丽

关键词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数字资本主义 人类纪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无疑是当代讨论技术问题最重要的哲学家。然而,他却在2020年以悲剧的方式离世。从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思想出发,斯蒂格勒思想最核心的对话对象却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这使得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悲观倾向。然而,斯蒂格勒关于科技发展与人类生存之间的思考却是极为深刻的。斯蒂格勒从“代具”(Prosthesis)这一概念出发,讨论了人类起源与技术的紧密关系,并深刻分析了在第三记忆基础之上的美国文化霸权。在对美国文化霸权批判的基础上,斯蒂格勒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批判,并力图为其寻找解决方案。本文将系统梳理斯蒂格勒的思想,并就其思想对当代数字世界发展的可能启示展开讨论。

一、双重过失与人的代具化生存

斯蒂格勒是德里达的学生。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与时间的讨论是从德里达的延异(differance)概念出发的。德里达写道:“这是一个经济概念,指的是差异/延迟的产生(productionofdiffering/deferring)”。①这里的延异既包括了一种拓展和延伸,也包括了在拓展和延伸之后的变异。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描述的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在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弗迪南·索绪尔(FerdinandSaussure)也讨论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是能指,书写则是所指。语言就表现为一种书写的工具。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就言语与语言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②换言之,索绪尔把言语看成本质性的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书写的价值。索绪尔所描述的恰恰是人类思想家一种常态性倾向。例如,人类社会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往往都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如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等。

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所描述的是所指和能指的关系。斯蒂格勒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引入其关于技术和时间的讨论之中,并在延异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代具概念。在这里,人类演进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进化,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具”的进化(theevolutionofthe“Prosthesis”)。③ 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人类的进化是一种“本质上作为技术性存在的进化”(theevolutionofthisessentiallytechnicalbeing)。④人的出现本身就是延异的产物,这一点在古生物学那里可以得到印证。人类因为要实现直立行走,所以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寬,这使得女性在生产时面临巨大的挑战。最终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婴儿需要早产,这是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近年来重要的科学发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都是早产儿。这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动物在出生不久之后就可以谋生。相比而言,人类却需要经过漫长的养育期。

正是这种养育期,使得人类社会形成了使用技术以及群体协作的方式来维持生存。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生命的悖论在于:它必须借助于非生命来确定自己的生命形式。”⑤从这一意义上讲,动物更多采取的是内生进化,人类则是外生进化,这便是斯蒂格勒提出“代具”这一概念的核心原因。由于人类自身存在重要的缺陷,因此需要外在化的力量进行弥补,这就是技术作为人类缺陷型起源的根本条件。

斯蒂格勒用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的希腊神话故事更加生动地解释了人类起源性的问题。用斯蒂格勒的经典表述,人类是“双重过失(doublefault)的产物,一是遗忘,另一则是盗窃”。⑥在这里,爱比米修斯代表遗忘,而普罗米修斯则代表盗窃。正因为爱比米修斯的遗忘使得人类没有谋生所具有的技能,所以人类从一开始似乎就进入了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所言的赤裸生命状态。阿甘本用“赤裸生命”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人在进入例外状态之后,并在社会关系被剥夺的情况下,生命处于随时有可能被侵犯和被暴力的一种状态。⑦ 赤裸生命的状态可以用来概括爱比米修斯遗忘下的人类初始情形。斯蒂格勒的描述是:“人类是赤裸裸的,就像早产的小动物,没有皮毛和防御的手段”。⑧只不过,人类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例外状态,在经过技术武装之后,才逐步摆脱了赤裸生命。这里出现了例外状态与常态的倒置。

在技术的武装下,人类摆脱了赤裸生命,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存在,而这样的存在使得人类不得不一直依赖技术。换言之,人依赖技术是常态,不依赖技术是例外,这就出现了一种在技术加持下的例外状态。斯蒂格勒将人的生命称为“技术的生命”(technicallife)。① 斯蒂格勒的“技术的生命”概念暗含了人类的缺陷和无助的双重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斯蒂格勒的思想仍然是在基督教世俗神学政治的框架下展开,并与基督教人性恶的理念结合在一起。人因为有缺陷,所以会产生恶的想法,因此,在技术的基础上会更多地产生以权力为中心的争夺,也就会进入霍布斯的“一切人针对一切人”(everymanisenemytoeveryman)的战争状态。②

斯蒂格勒尽管结合了近期人类学的新进展,但仍然是在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做补充性的解释。斯蒂格勒的这一观点也可以被看成是对柏拉图和卢梭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柏拉图在其理念论的基础上表达了人类沉沦的观点。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理念是第一性的,现实则是第二性的。③ 在柏拉图那里,灵魂是极为高贵的,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④换言之,灵魂是理念的延异,而肉体则更多地承担了现实世界的功能和任务。与理念和灵魂保持高贵不同,肉体不断地面临沉沦的问题。卢梭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完整和纯粹的,然而随着人类各种能力的增加,却出现了混乱、沉沦和腐败。正如卢梭所指出的,人类所具有的各种能力使其堕入比禽兽还不如的状态。⑤ 导致人类沉沦的根本性原因就是技术和私有制。对此,海德格尔也有论述。海德格尔讨论了技术背景下人类的异化。海德格尔的观点与道家极为相似。《道德经》的文本中多次讲到,技术过度使用之后可能出现的异化情形,例如“智慧出,有大伪”。斯蒂格勒在其技术哲学的框架下,与前述思想家进行了充分的对话和综合。对此,斯蒂格勒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早产使它需要政治,政治来自技术,但是人类尚不具备这个知识。因此,人类的产生分为两步,“似乎第一阶段是圆满的起源(fullorigin),然后伴随的是沉沦(fall)”。⑥

二、三种持存:人与技术的相互发明

斯蒂格勒从埃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的意识现象学出发来讨论三种持存(记忆)的形式。在胡塞尔看来,第一持存(primaryretention)可以称为一个彗星尾,它与各个感知相衔接,是根据再现、当下化的想象而构造其自身的。第二持存(secondaryretention)与意识有关,是一种再回忆的过程。第三持存(tertiaryretention)则是一种客观化的记忆,是一种图像意识。⑦ 斯蒂格勒认为,第一持存与感知密切相关,与个体的生物特征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基因记忆”(geneticmemory)。第二持存则主要体现为想象,与个体的经历以及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是一种后生成性的“表观遗传学的记忆”(epigeneticmemory)。换言之,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都是生物记忆的形式。第三持存是在技术和语言之上的“后种系生成的记忆”(epiphylogeneticmemory)。⑧

在斯蒂格勒看来,这三种持存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胡塞尔的不足之处在于其更多关注的是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虽然胡塞尔提到了图像的意识,但对第三持存则没有重点关注,而这恰是理解时间客体的重要方面。尽管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第三持存的思想家,但是他并没有对此进行过相关的讨论。斯蒂格勒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讨论。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三持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斯蒂格勒对第三持存的讨论也有不足之处。张一兵教授在与斯蒂格勒的对话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张一兵教授看来,斯蒂格勒在讨论第三持存的时候过多地强调其物质层面,即模板问题,也就是通过外在化的模板的物性持存,使生产和技术等发生物性记忆。这很容易把读者引到实体论的方向去,而在大脑和技术的关系中,更为重要的则是其功能性的观念活动,以及与之对应的人的工具和生产活动。① 物性模板是一个复杂的记忆系统,比如手机、摄影、电影和音乐等,其功能则在于对生产和技术的物性记载。第三持存的物性和可重复性改变了人们的记忆,并为相同的时间客体带来了新的体验或构境。换言之,斯蒂格勒过多关注第三持存的物性实存(模板),而缺少对信息激活的关注。

围绕着第三持存,这里出现一个核心问题:到底是人发明技术还是技术发明人?人们自然的理解会认为是,人发明技术。例如,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通过技术使得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增加。技术是人的发明,是马克思的经典观点。然而,斯蒂格勒在这里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是否存在技术发明人的可能性,即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助产术(technicalmaieutics)。②

此即技术意识作为一种先行性的结构嵌入人类之中。因为人类的先天性缺陷,所以人类必须要依靠工具和技术。如果没有技术,人类就可能会面临生存性危机。斯蒂格勒将人与技术的这种结构称为“爱比米修斯复合”(complexofEpimetheus)。③从另一种角度来讲,这种先行性的结构既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的焦虑之源。斯蒂格勒引用了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Brentano)的意向性概念,其希望表达的内涵是技术意识可能在人之前就已经拥有了。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技术意识(Technicalconsciousness)就是指没有创造意识的超前(anticipation)。超前意味着一种在不受生物程序制约的实现可能性。”④因此这种意识就是一种意向性。这一点类似于柏拉图关于理念论的讨论。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第一性的。在现实世界生成之前,理念是一种先行性的存在。这里讨论的情景就是,因为人类要生存并要战胜自然,就需要拥有技术。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上,斯蒂格勒强调技术与时间的特殊关系,因为人类的出场存在着一种内在缺陷。如果没有技术加持,人就无法生存。

因此,之所以强调技术意识是一种“先行性的时间”,其主要指技术在人类出现之前,技术意识就可能已经存在。希腊神话中的爱比米修斯忘记给人类分配技能,最后使得普羅米修斯不得不盗取火种来挽救人类,因为没有火就无法获得和利用技术。从这一意义上讲,技术是上帝的延异。因此,从斯蒂格勒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会发现斯蒂格勒的观点仍然处在世俗神学的谱系之中。这里的“先行性的时间”就是上帝,上帝是第一能指。换言之,斯蒂格勒表达的仍然是一种世俗神学的观念,即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只不过,斯蒂格勒用一种世俗神学的框架将这里的上帝换成了技术意识和“先行性的时间”。同时,斯蒂格勒又希望避免人们对他的一种世俗神学的批评,因此,他在得出结论时指出人与技术的双向延异。斯蒂格勒指出:“‘外在化的矛盾性(paradoxofexteriorization)使我们认为,人和工具相互发明。”⑤他写道:“‘什么(what)发明了‘谁(who),正如‘什么是被‘谁发明的一般。”⑥这里的“什么”是指工具,而“谁”是指人类。斯蒂格勒在这里希望表达,人类与工具处于一种互相发明的辩证法之中。这恰恰是他对其立场调整的一种表现。换言之,斯蒂格勒从辩证法中汲取营养,从而平衡其与世俗神学之间的关系。

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斯蒂格勒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海德格尔用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以及晦涩的文字表达了个体存在的先行性时间的观点。海德格尔的先行性时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向死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向死存在,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能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①海德格尔的“向死存在”同样是基督教末世论的学术表达。斯蒂格勒一直在试图与海德格尔对话,并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置换为“技术与时间”。在技术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中,时间仍然是最重要的维度。在基督教神学中,时间是由上帝掌握的。时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知识性权力。谁掌握了时间,谁就掌握了知识及其权力。然而,人类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找到和发现了时间,并且找到成为神的可能性。这是整个西方思想界对于技术发展极为悲观的思想源头。因为人掌握了神的力量,有可能会导致神的诅咒。这是西方思想界的主线。多数思想家都无法摆脱这种末世论的影响。

斯蒂格勒讨论了文字与人类历史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书写作为一种重要的代具,延伸了人类的活动范围,这就使得人们可以在写作和阅读中形成更大的共同在场的意境,并使得知识可以传播到更大的范围。斯蒂格勒分析道:“作者把当时的在场镌刻下来,这使得过去以一种绝对独特的已在(absolutelysingularalready-there)的特殊形式表现为现在。”②这种传播既包括空间上的传播,也包括时间上的传播。例如,人们在许多年之后读起某位先贤的文字时,仍然可以找到一种情境的共鸣。他写道:“从任何文本成文的那一刻起,这种差异的认同化(thisdifferingidentification)就清晰地展现出来。”这样一种文字的替补可以使得人类社会作为一种共同体,得以形成一种历史性的共同在场。“共同体化(Communitization)是‘存在的历史中的历史性(historiality)。”③

印刷的出现可以看成书写的进一步发展。与斯蒂格勒的观点相类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在之前的文献中就讨论了印刷资本主义,并认为在印刷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指出,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不仅创造了大量的阅读群众,同时也创造了欧洲第一个重要的,既非王朝也非城邦国家的荷兰共和国(theDutchRepublic)和清教徒共和国(theCommonwealthofthePuritans)。④ 换言之,新教改革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创造了现代民族国家。《圣经》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教会的权力。在新教改革之前,教会掌管了对神学知识的解读和传播。然而,作为新教改革的基础,其基本的动力建立在印刷的基础上。《圣经》在进入每一个家庭之前,人们无法全面了解其中的经文。只能通过教会中的牧师和主教,个体才能够接近《圣经》的内容。然而,在印刷革命的基础之上,每个个体都可以拥有《圣经》的文本,这就使得新教改革得以发生。每个个体都能与上帝有直接交流的机会。这样一种重大的变化使得西方从信仰社会逐步转型为信任社会,这构成了现代化中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斯蒂格勒进一步讨论了印刷出现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这是拼写时代中已在(orthographicepochofthealready-there)的重大变革。⑤存在的历史(historyofbeing)与文字和公民性的历史(thatoftheletterandofcitizenship)息息相关。⑥

斯蒂格勒讨论了记忆的工业化。在这种巨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中,机器作为劳动者的替补形象出现。之前劳动者的大规模協作,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然而,在这一工业化大生产的变化中,机器虽然作为劳动者的替补出现,但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即机器作为整个生产活动的中心。这实际上引起了斯蒂格勒的担心,其主要表现为人类过于依赖科学技术,正如他所指出的,“人在发明工具的技术过程中发明了自己———通过将自己变成外在化的技术逻辑(exteriorizedtechno-logically)”。⑦ 他对技术的担心可以看成是马克思观念的一种延伸。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讨论过人的异化问题,同样表达了一种对科学技术的担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象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①科学技术会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时围绕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以及所有制形式都可能使科学技术成为劳动者的束缚,而不一定是解放的工具,马克思因此将其称为异化。

三、历史共同体与记忆工业背后的美国文化霸权

传统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循环。这种循环产生了一种生态的经济观念。例如,某一个物品可以不断地进行重复性的使用。然而,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革新会成为一种常态。换言之,在科学技术的环境之下,不断变化是常态,保持平衡是例外。而在传统社会中保持平衡是常态,变化是例外。这就使得在现代化社会中出现一种以更新为内容的填充特征。无论是时尚工业,还是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所讲述的消费社会都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这种再循环并不意味着持续的进步,因为时尚是任意的、变幻的、循环的而且对个体内在品质毫无裨益。② 在鲍德里亚讨论的消费社会中,由于不断地变换消费热点,人们心目中的时尚一直处在变动中。通过这种不断的变化,消费文化可以为资本服务。斯蒂格勒也讨论了现代社会的循环。在斯蒂格勒看来,现在社会的力比多经济则表现为欲望推动下的循环。他描述道:“这个循环是一个像情感、情绪一样的运动,……这个运动……构成了世界。”③斯蒂格勒想表达的观点是技术创造了欲望,欲望塑造了共同体。

斯蒂格勒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共同体构建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霸权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历史蒙太奇中的时间物体。在这里,斯蒂格勒引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总是电影”(lifeisalwayscinema)。④ 斯蒂格勒运用了记忆中的遴选、准则和记录等方式阐述了全世界为什么可以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theAmericanwayoflife)。⑤他认为,通过电影和教科书中的普世性理论这一整套记忆工业的手法,西方构筑出一个共同的过去时刻。西方通过程序工业(programmingindustries)创造出大量的时间物体(temporalobjects)。而这些时间物体的特征是数十亿的“意识”同时收听或收看。⑥

斯蒂格勒认为,意识犹如电影。意识流是通过蒙太奇手法和意识流等方式形成的。通过某些重要的事件,如战争或大型的活动并通过程序工业的强大塑造能力,共同意识得以产生。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第三持存的空间使各种多样的意识流集中在一起,并将这些注意力集中在同一时刻。这种注意力的集中使得意识群体变成“观众工业”(audienceindustry),即程序工业的原材料(primarymaterial)。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好莱坞在美国意识流生产中的特殊地位。例如,目前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都可以看成是这种意识流的工业共识化。这种记忆工业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其不断地变换形式,并时刻处在更新的状态,这就使得其对青少年形成长期的强大影响力。同时,青少年在青春期留下的记忆往往具有深远的效果,并使得美国的文化霸权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烙印深深地印入世界人民的心目之中。

第二,历史共同体的共在幻象与工业图式论整合。斯蒂格勒认为,西方的记忆工业在塑造一种作为幻象的共在的历史共同体。西方的记忆工业刻意塑造出一种历史共同体的感觉,通过电影等不同的形式来制造出这样一种意象。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种族性(所有的人类社会群体)是,通过群体自身,在对一种共同未来的欲望(adesireforacommonfuture)基础上的分享和投射(sharingandprojection)”。① 然而,这种在欲望塑造下的意象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情境下塑造出来的,是对西方殖民历史中掠夺和杀戮的美化。

在好莱坞梦工厂等一系列文化工业的基础之上,人类历史的大量真相被修饰甚至被篡改。例如,印第安人被屠杀的历史被改编为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第一大移民的美国是通过“工业图式论”(industrialschematism)得到了统一。②在这种文化工业化的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构筑了其美国梦的共同历史意识。在斯蒂格勒看来,好莱坞无疑是“工业图式论之都”(capitalofindustrialschematism)。③这是一种“意识时间的工业共时化”(industrialsynchronizationofthetimeofconsciousness)。④因此,这种过去时刻是被西方的记忆工业塑造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大写的我们”。这里的“大写的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我们”,而是一种被塑造出的共同体意识。在斯蒂格勒看来,作为“工业图式论之都”的好莱坞,擅长制造表象和幻象。斯蒂格勒犀利地指出,即便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之中,也是以人民之名对“大写的我们”的再创造和再发明。斯蒂格勒系统地讨论了电影对移民的社会整合功能。由于美国需要不断地从世界各国吸引新的移民,同时这种电影文化通过移民群体向移民的母国加以传播,最终变成了向全世界传播美国式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一种世界统一化的过程(processofglobalunification)通过电影得以发生”。⑤

西方的文化霸权在塑造“大写的我们”的过程中,构筑了一个人类摆脱野蛮的共同体的历史。同时,西方殖民者将其殖民和掠夺的对象定义为野蛮,并将自己塑造为正义的化身或是历史的进步方向。可以说,斯蒂格勒的这种强批判的思维仍然是德里达观念的进一步延伸。德里达和福柯都多次表达过这样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念。这种强批判甚至可以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找到源头。⑥ 当然,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探索,还需要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中寻找进一步的给养。

第三,记忆工业随时在场导致的个性化丧失。斯蒂格勒同样强调,“大写的我们”往往是通过一些特殊事件和意识来形成的。这里需要结合讨论的是,巴迪欧关于存在与事件的观点。巴迪欧突出了事件对于存在的意义。关键事件并不是常态,而是一种少数状态,但是关键事件往往会在人们的心灵当中留存下来,并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存在。人们对于习以为常的常态化内容记忆不深刻,而对于少数的独特体验或者关键事件记忆深刻,这就使得例外变成常态,而常态则成为例外。然而,目前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这种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则会变得更加的平常。

斯蒂格勒认为,之前通过特定的事件和仪式来塑造共同意识,其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完成。例如,战争或特定事件都是人类社会中较少出现的。只有在这些事件出现时,才能够塑造共同意识。特定的音乐、高峰体验和共在的愉悦之前需要在特殊事件的情境下才可以获得,同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共同意识才可以得以完成。日常行为塑造了我们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也构筑了我们的民族想象。英国学者米歇尔·比利格(MichaelBillig)用日常民族主义(BanalNationalism)一词来指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例行的民族生活和实践。⑦ 然而,数字技术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可以将这种例外状态常态化。换言之,数字技术激发了人们的欲望,并使得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逐渐沉沦。原先是特定时刻才能完成的共同意识的塑造目标,目前则可以通过记忆工业随时在场和形成,这便是一种数字化的日常民族主义,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个性化的徹底丧失,“因为机器统一了工人的举止形式”。① 在一次采访中,斯蒂格勒谈到,哲学应该参与全球的思想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地贬低和残酷地对待人类的生存、摧毁人类的欲望、智慧和生活的乐趣。哲学家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数字网络技术上。这些技术是意识和社会性侵蚀的主要因素。②

总而言之,斯蒂格勒所强调的是,技术在塑造“大写的我们”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了技术服务于西方文化霸权这一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大写的我”臣服于被塑造的“大写的我们”。对于小国而言,其在文化上往往可以采取一种追随的形式,但是对于一定规模的大国而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便会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部分,也会成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内涵。斯蒂格勒的意义在于其对美国文化霸权的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变成美国的公民,但我们都已被“美国化”(Americanized)。③ 然而,斯蒂格勒并没有给出如何行动的建议。他的观点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出现,其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进行了全面解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世界,但关键在于如何改变世界。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对文化领导权进行建构的问题。例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如何去建构一种世界性的共同意识?当然,这样一种共同意识的建构,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采取霸权的逻辑,而需要更多地采取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开放态度,即要以各国的多元文化为基础,使得多元文化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处于一种被尊重的地位,而不是基于统一性的原则对少数族群和文化的压制和排斥。

四、扭曲的象征世界:数字资本主义的末路

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并会导致人类的迷失,这也是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二卷的核心主题,即人类会陷入一种迷失的方向。总体来看,斯蒂格勒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异化情形主要为如下几点:

第一,数字化所创造的是扭曲的象征世界。斯蒂格勒将象征符号这一概念引入其讨论之中。象征符号是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正如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在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中指出的,“这些被交换的事物的持久影响作为社会生活的象征,则是直接转达了使古代环节社会中的那些次群体凝聚起来的方式。”④鲍德里亚关于符号和象征也有非常深刻的讨论。他指出:“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像的对立。”⑤在斯蒂格勒看来,象征是人类的技术特征,如文字就是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斯蒂格勒试图发现象征背后的权力机制。例如,象征是如何被控制的,以及在控制机制下象征的扭曲等问题。斯蒂格勒认为,数字技术试图代替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人与人的交往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形态,也是人类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要素。然而,目前数字技术的大量出现以及数字在场的氛围营造,试图创造一种虚假的在场感,即人和人之间并不是物理在场,而是一种数字在场,并通过数字化的语言交流来营造一种物理化在场的感觉。而数字在场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并未谋面的面对面场景。

在斯蒂格勒看来,这种数字化技术并不能代替人和人之间的真正交往,并且在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之下,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被扭曲了。斯蒂格勒明确指出,虚拟现实和令人迷惑的远距离现身是一种把身体作为代具,并剥夺其属性的技术。① 数字技术下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交往主体间的关系。关于交往关系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交往理论和约翰·罗尔斯(JohnRwls)的重叠共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所关注的是如何借助沟通机制把不同行为者的行为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使这些行为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范围内组成一个网络。② 而罗尔斯则认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理想状态则是达到一种重叠共识。也就是说,在秩序良好的理性多元化社会中,重叠共识是建立这种社会并保持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理念。③ 在斯蒂格勒看来,各种工业象征符号所具有的魔鬼般的离心力(centrifugal)效力正在日益增长。而这种增长给人类带来了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④ 斯蒂格勒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虚拟空间。这种虚拟空间是一种领土的数字化,其并不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种空间,而是世界自我投映所借助机制的拓展,是一种新的“假象水平线”(phantasmichorizon)。⑤

第二,数字个性化背后的整体性制造。斯蒂格勒认为,这种数字化中的个性化是一种伪装的个性化,其背后是一种整体性的制造。目前人工智能的算法强调“千人千面”。每个个体在享受一些数字化产品时,可以找到一种个性化的界面和推荐方式。然而,从斯蒂格勒的角度来思考,这样一种个性化并不是真正的个性化,而是在技术和算法基础上的精准控制。在斯蒂格勒看来,心理层面上的个体与群体紧密相连。在群体统一性的投映过程中,所有的“我”都是通过某个统一的“我们”的投映而得以投映,尽管这种统一是假象。⑥换言之,数字化中的个性化背后仍然是建立在技术和资本逻辑上的整体性制造。换言之,当今控制全球数字工业的仍然是美国。比尔·盖茨(BillGabe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成为新时代的洛克菲勒集团。他们所拥有的数据使其聚集了大量的权力和财富。⑦

第三,数字消费背后的美国霸权和认同假象。这种数字化的产品并不是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强制,而是表现为消费品的获得和使用。斯蒂格勒认为,美国数字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并不是通过一种霸权形式或强制性形式来体现的,而是通过消费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即“‘融合已经借助消费而得以实现”。⑧在这种形式中,每个个体会处在消费的愉悦中,并将这样一种消费看成是积极的未来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而言,这种方式是现代化和理想形态的方式。这就使得美国数字化产品的霸权特征进一步被隐藏起来。⑨ 换言之,数字化产品激活了人类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记忆和想象,并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持存的激活问题也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正如张一兵教授所指出的,数字资本主义所制造的欲望与消费的牧领,政治意图和文化解构都悄无声息地发生于人们的无意识之中。瑏瑠数字化的持存“已经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

斯蒂格勒认为,美国数字化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使其产生了一种内在认同。每个处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个体都无法摆脱这种覆盖性的数字世界的影响,例如,对于算法,个体可能会采取一些主动做法来抗拒,但是在日常抵抗失败之后,个体可能会从抗拒算法发展为接受算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认同算法。因此,这种强制性影响在技术的加持之下,以一种科学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因此,斯蒂格勒指出:“其远远超过货币和军队,美国权力的根本在于好莱坞的想象机制,其具备一种通过程序工业(programmingindustries)的支配、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生活模式和行为规则等新符号的强大能力。”①美国所展示的,用德勒兹的表述,是一个以数字语言和数字表示为中心的“控制社会”。②

第四,数字资本主义加持的教育异化及其对抗。斯蒂格勒注意到教育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合流。斯蒂格勒认为,全球記忆工业背后的美国资本和美国文化令人担心和忧虑,因为好莱坞正在变成一个超级教育系统。对于世界人民而言,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强大的教育系统。在这种知识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精神战争。在斯蒂格勒看来,欧洲的文化应该被重新组织起来,并抵御美国的这种强大的精神侵略。这样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就会出现一种新形态的精神战争。从斯蒂格勒的观点出发,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抵抗,例如欧盟出台的数据权利法案(GDPR)实际上就是精神战争的一部分。由于欧洲并没有出现强大的跨国程序工业,因此欧洲在符号的生产和象征意义的表达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在斯蒂格勒看来,美国正在通过一种跨国性的程序工业来替代各国的程序工业。③

对于欧洲而言,要抵御美国的文化侵略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伦理性的创新,因为欧洲在伦理设计等方面有长期传统。这实际上也是欧洲近年来正在努力的事情。斯蒂格勒的这一观点也可以解释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自主化努力的打压。美国在其意识形态中宣扬平等、自由和开放,然而为何近年却针对中国的软件工业进行强烈打压,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软件工业等方面的自主化努力挑战了美国全球编程工业的地位。美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建立起软件和硬件两大基础的全球编程工业,并在这种构建中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霸权。在此基础上,美国再通过好莱坞等电影机制和斯蒂格勒所强调的全球记忆工业,进一步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对于世界范围而言,美国的这种全球性文化侵蚀正在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抵抗,这就使得各国需要一种自主化的努力来抵御美国的文化侵略。

五、负人类纪:人类纪的走出与迷途

海德格尔一直是斯蒂格勒对话的主要对象。斯蒂格勒试图从海德格尔的“双面神”“构架”等概念中寻找解决西方困境的新的药理学。海德格尔试图用“构架”(Gestell)一词来概括技术的嬗变。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Gestell”一词在德语中指的是某种用具,譬如一个书架,它也有“骨架”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是像骨架一样可怕。④ 斯蒂格勒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希望为人类的技术发展找到新的方向。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熵增和人类纪的宿命。斯蒂格勒指出,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的和极其快速的熵增过程,人类纪必然会导致所有生命的毁灭。⑤ 斯蒂格勒认为,海德格尔最早预见了人类纪的到来。人类纪是斯蒂格勒近年来最重要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正因为人类把自己放在中心位置,所以导致了目前关键问题的无解。在斯蒂格勒看来,尽管海德格尔最先使用和预见了人类纪这一概念,但海德格尔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和阐述却是不充分的,如海德格尔并没有充分讨论熵和负熵这两个核心概念。因此,斯蒂格勒表示,他将在《技术与时间》第四卷中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斯蒂格勒看来,尽管海德格尔对于技术有许多反思性的观点,但是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深刻地反对过技术。

斯蒂格勒认为,资本主义恰恰是外在器官化的加速过程,其中的重要表现是,大量人造器官的出现和暴发。① 这里加速的关键是计算。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思维的速度(mentalspeed)虽然从性质上不同于工具(字母或数字)的速度,却完全取决于工具的速度(instrumentalspeed)。② 斯蒂格勒将以计算为特征的时代称之为超工业时代,而超工业时代的计算不仅运用于生产领域,而且还运用于工业领域。这一时代不仅使得个体化丧失,而且让人沦为无产者。③

第二,以负墒和负人类纪为中心的积极药理学。熵所描述的是物理运动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过程,而负熵则是建构有序性的过程。生命的过程就是负熵的过程。正如埃尔温·薛定谔(ErwinSchrdinger)所强调的,“有机体就是靠负熵为生的”。④ 斯蒂格勒认为,对熵和负熵的讨论同样要放在特定的情境中。例如,生命的正常状态是负熵,然而生命的异常状态则是熵。同时,对于生命的外在器官而言,熵是主要过程,例如技术手段就是生命的外在器官。这里的负熵可以更多地看成是一种组织性,而熵则是一种自然状态及无组织性。斯蒂格勒认为,负熵的关键是形成器官或者物理学中的能量场。通过器官的形成来建构一种新的秩序,这便是负熵。因此,斯蒂格勒近年来将器官学和病理学作为其论述的核心概念。这使得其在政治哲学的思考中包含了更多生物学的概念。

在这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迷途之中,斯蒂格勒一直在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斯蒂格勒将解决方案定义为积极性的药理学。需要指出的是,斯蒂格勒试图从德里达、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文本中寻找某种理论支撑,但却没有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些思想家的观点进行完整性的讨论。⑤ 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要在充分利用技术的基础上,保障人类政治学知识的内化和发展。他重新检视了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如奇点概念。奇点在物理学上就是那个黑洞消失的质点,也是一个不能被消解和还原为单子的对象。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讲,奇点就是太极,即“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那个临界点。在与张一兵教授的对话中,斯蒂格勒似乎看到人工智能的组织方式对于未来世界的乘数效应。斯蒂格勒提及在硅谷出现的全新数据负熵过程。负熵是一种有序性的建构过程,而数据负熵则是以数据为中心的生命体构建过程。因此,斯蒂格勒赋予其全新的未來意义和前景期待。他还提及,他们在法国正在实践一个社会主义网络村。⑥基于此,斯蒂格勒将人类的未来定义为“负人类纪”,并希望可以走出“人类纪”的迷途。斯蒂格勒为“负人类纪”配备了负熵性工业。负熵性工业是一种全新的生命生产过程,而在这种新的生命生产过程中,数字化成为一种新的形态。

第三,“技术生命”与“即将死亡”之间的持续紧张。斯蒂格勒的问题在于,其仍然无法走出人神关系的困局。斯蒂格勒认为,在永生的神和无死亡意识的生命(动物)之间的是人。这一点与尼采的表述非常相似。尼采指出:“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在深渊上的绳索。”⑦斯蒂格勒指出,人的生命是“技术的生命”,同时其又是“即将死亡的”(dying)。① 因此,像尼采一样,斯蒂格勒仍然走向了自杀的悲剧。这其中的根本逻辑就是,其希望通过一种理性的解放来成为神,但实际上又无法成为神。在西方基督教的一神论传统中,只存在一个上帝,而再聪明的智者也不过是上帝的先知,或可以看成是上帝的延异。然而,人类历史上这些卓越的思想家都希望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接近上帝,例如尼采在《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所宣扬的那样一种类似耶稣的情节。斯蒂格勒也进入了这种状态,其在思想上越发深入,越似乎走入了一种向死而生的状态。正如其在《技术与时间》第一卷中表述出的,从爱比米修斯开始,人类知识是一种无所住持(NothingPresenet-at-Hand)的死亡学。②斯蒂格勒希望人类有所住持,但如何努力似乎也改变不了人类的命运。其宏大目标与不可实现之间的巨大紧张,便会成为思想家的内在焦虑。对此,斯蒂格勒指出:“悲剧的人类起源说(tragicanthropogony)就是在双重运动中构建出来的死亡学(thanatology)”。③

与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巨大紧张和内在冲突不同,中国的思想文化更加强调一种和谐的秩序观,这其中也包括人神的和谐秩序。在中国文化中,许多神都是由世俗的人转变而来的。例如,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人可以通过修炼成为神仙,这也是道家的核心主张。儒家则强调,人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成为圣人。例如,孟子强调“人人皆可为尧舜”。在某种意义上,圣人就是一种神化的人。在中国文化中,普通人与神可以处在一种和谐的框架之中,同时在神的秩序中仍然也存在人类社会的喜怒哀乐、情感以及纠纷。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在《西游记》中阻止唐三藏取经的都是佛祖或者神仙的坐骑或童子。换言之,中国人将这种人伦关系又延伸到神圣世界中。与西方神圣世界的绝对强大不同,在中国文化中的神圣世界仍然是类人类的。这就使得人神关系是一种温和的和温暖的存在。

从斯蒂格勒的“负人类纪”的概念,可以进一步看到西方思想界典型的对立观逻辑,即从“人类纪”到“负人类纪”。“负人类纪”是一种典型的否定辩证法思维。否定辩证法是西方逻辑中一种最常见的思维,这也构成了西方批判理论的基础,即否定之否定。例如,要打破人类处于中心地位的“人类纪”,那么就自然需要走向“负人类纪”。另一个代表性观点是福山在近年来提出的“后人类未来”。④ 无论是“后人类未来”,还是“负人类纪”,都将人类置于一个新的边缘地带。在这种思想观念中,人类似乎已经被丢入了“历史的垃圾桶”。因此,作为人类的思想家,斯蒂格勒自然会陷入一种无法逆转的向死而生的悲观状态。换言之,斯蒂格勒指出了“负人类纪”这一人类的悲观未来,同时自己又无法从心理上去接受这种悲观未来,这实际上构成了斯蒂格勒悲剧的核心冲突。

要解决这一冲突实际上需要回到中国文化。在《周易》的復杂系统思想中,其中之一的观念是谦虚,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之中,六爻皆为吉的卦是谦卦,而谦卦就表达了一种时刻保持谦虚的观念,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底色。因此,要解决“人类纪”的问题,就需要将人类的骄狂状态降低到一个相对谦卑的状态之中。因此,对“人类纪”的调整可以通过一种定语式的调整来实现,而不是一种主语式的调整。换言之,从“人类纪”到“负人类纪”似乎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悲观状态,而更加合适的调整应该是从“骄狂人类纪”到“谦卑人类纪”。通过一种加定语的方式,来对“人类纪”的内涵进行一种约束。通过新的修饰语来实现一种约束内涵的调整,从而可以使得人类社会处在一种“大邦者下流”的谦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