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高影响力活动

郭娇

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的课内外活动数以百计。各项活动对其学业表现、综合能力、人格素养等产生的效果存在差异。从中识别出对不同学生群体的成长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的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优化本科培养过程，并提升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

本科高影响力活动研究汇总

国内外学者建议的高影响力活动主要是学术科研、学习拓展、社会服务三大方面。

学术科研方面主要有跟教师做研究，参与各种竞赛，期刊论文或会议投稿，其中最常见的高影响力活动是跟着教师做研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学者对该项活动的准确表述是“本科生科研”（Undergraduate Research），国内学者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即参与教师的课题或项目、参与各种学术竞赛以及向学术期刊或会议投稿。

学习拓展方面有新生研讨课、辅修/双学位、海外学习、学习第二外语、强化写作、合作学习等，最普遍出现的高影响力活动是海外交流。以乔治？库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学生参与上同一门课或同一栋宿舍楼里的学习团体（Learning communities），这是由于其关注年龄在24岁以上或从社区学校转入的非传统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融入。此类大龄转学生在国内高校并不常见。

社会服务方面包括参加志愿服务、社团、学生会，参加兼职、实习或者创业，参加社会实践、田野调查等，志愿活动与实习兼职都是国内外研究里频繁出现的高影响力活动。其区别在于国外学者用“服务型学习”（service learning）來强调志愿活动的教育目的，即学生能用到一定的课上知识、获得教师的指导并进行反思，而非纯自发的行为。国内学者倾向于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或田野调查等角度对此类活动再加以细分。

本科生高影响力活动与其毕业后预期目标的匹配

高影响力活动扎根于高等教育的土壤中，折射出不同国家高教系统以及面临的独特挑战与重要使命。

根据研究，笔者提出中国十大本科生高影响力活动：参与教师课题、参加竞赛、发布论文或申请专利、辅修、双学位、海外交流、加入学生会、参加社团、兼职、创业。

这里关注的十项高影响力活动可视为本科生在校经历的浓缩，其本质特征在于：属于课堂学习之外的经历，但与课堂学习相互促进；需要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及精力；需要教师给予及时的实质性反馈；与校内外不同经历及背景的人高频互动；与学生预期目标联系紧密。前四条特征基于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最后一条特征则是笔者的贡献所在。这里的分析并非对每一项活动平均用墨，而是把重点放在有一定参与门槛且与学生预期目标联系紧密的活动（例如参与课题或项目、海外交流、创业等）。

根据研究样本的参与情况，这十项高影响力活动可大致分为三类：参与度在85%以上的“普及型”活动是社团；参与度在50%到70%左右的“大众型”活动包括学生会、兼职、各类竞赛以及跟着老师做课题或项目；参与度在30%以下的“小众型”活动包括辅修、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创业、海外交流以及双学位。

本科生十项高影响力活动的参与度排序

笔者认为本科生作为决策主体的能动性，他们是在有针对性地选择与其目标更为匹配的高影响力活动。从研究分析可以看到，本科生对高影响力活动的参与度与其毕业后的预期目标显著匹配。

立志读博的群体学术参与度更高，但计划读硕的群体不支持这一研究假设。学历目标不同的群体在本科期间的经历呈现显著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比在研究设计阶段提出的假设更为复杂。具体而言，与没有读研计划的本科生相比，期待获得硕士的本科生在六项高影响力活动的参与度都更低，相应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显著，不支持研究假设。这六项活动涉及多个维度，分别是学习（辅修、双学位）、科研（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工作（兼职、创业）以及拓展（海外交流）。这反映了该群体在本科期间心无旁骛，但在对校园内外资源的利用，以及视野的开阔上似有缺憾，尤其在论文发表或专利申请的相关科研经历反而不及没有读研计划的本科生，这一点更值得关注。比较之下，立志读博的群体对学术相关的活动（老师的课题或项目、各项竞赛）参与度更高，对工作相关的活动（兼职、创业）参与度更低，这与研究假设一致。这表明期待获得博士的本科生在校期间更注重科研经历，无论是老师的课题，还是挑战杯等竞赛都为其提供了培养学术能力的机会。由此可见，本科生的学历预期与高影响力活动的参与具有显著关联，这种联系在计划读博的人群身上有突出表征（即对老师开展的课题或学校组织的竞赛更感兴趣），但是对于计划读硕的人群而言，他们对各种高影响力活动（包括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这样的科研经历）都没有参与热望，而正是这一群体构成了“考研大军”的主体。

计划出国的群体对海外交流的参与度更高。注意这一比较的参照组是期待在“985”高校获得最高学位的群体。这验证了研究假设，即作为决策主体的本科生对于高影响力活动的选择与其毕业之后的计划有着高度匹配性：他们参与海外交流不是为了增强被“985”高校录取的竞争力，而是为实现出国留学这个目标迈出的一步。这种匹配性也体现在选择国内其他高校的群体身上：选择从“211非985”高校获得最高学位的本科生对学生会的参与度更低，但他们对创业的参与度更高，从侧面反映出这一群体“宁为鸡头，不做凤尾”即发挥个人能量而非加入固有组织机构；选择非“211”高校的本科生则对老师的课题或项目参与度更低，这表明其对科研的兴趣不大。

期待体制外工作的群体在高影响力活动的参与度上与研究假设一致。这些群体同时体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期待毕业之后去民企工作的本科生对辅修或双学位的参与度较低，或许这是由于其专业与预期工作较为对口，因此没有拓宽知识面的需求；向往非营利机构的群体对学生会的参与度较低，这可能源自其对不带功利性质的志愿者活动更为关注与认同；打算创业的群体则在本科期间对三项高影响力活动（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兼职、创业）的参与度都较高，也许其创业灵感、人脉及团队正是来自上述活动里的专利转化、兼职经历或创业尝试。总之，这些显著差异都是与选择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的本科生相比，再次验证了参与高影响力活动与其毕业之后预期目标（如期待的单位类型）的高度匹配。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期待体制内就业的群体内部出现分化，这是在研究设计阶段没有预判到的复杂性。与选择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的本科生相比，期待毕业之后去国企工作的群体对三项高影响力活动（老师的课题或项目、社团、海外交流）的参与度都更高，其对应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显著。这表明即使同为体制内的工作，选择企业而非机关单位的这一群体在本科期间更注重通过高影响力活动来锻炼项目协作、活动组织、跨文化交流等综合能力。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