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之“物”

沈聪

【摘要】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论断，是对康德三大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即“人是什么”的回答。然而，他的符号人类学却也同样重蹈康德主义的覆辙，其对实在之物（Das Ding）的搁置使得其理论无法远行。实在之物与符号的关系，成为卡西尔理论缺憾的核心。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尤指拉康）关于实在之物与符号世界关系的理論阐述，对卡西尔理论形成了一种回应与超越。

【关键词】物；实在；符号；精神分析；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18-006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8.018

一、作为人类功能圈的符号系统

卡西尔的符号人类学旨在回答自古以来众多哲人的终极追问，即人的本体性之何在。《人论》中对2000多年以来西方思想史上的各种关于人的思考进行了汇总与讨论。从苏格拉底提出“人是什么”，强调了美德对于人的意义，到柏拉图从形而上的维度进行人性的探讨，再到亚里士多德经由经验性原则规定了理性至于人性的主导地位。中世纪以后的，人性问题的解释被神学所支配，而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人性终于从上帝得到了解放，哥白尼的日心说改写了人类的宇宙观，进而质疑了整个神学体系。随后的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和狄德罗等众多思想家都大大拓展了人性问题的时域，直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人类提供了进化论意义上的主体性解释。然而19世纪以后实证主义的兴起，科学主义主导下的研究消解了传统的形而上的哲思，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等各个领域都对人性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解释，这种群龙无首式的探讨使得该研究丧失了其理智中心，关于“人是什么”的追问与反思，再次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卡西尔对于人性问题的解释，同样来自其对作为自然科学的现代生物学的考察。克斯屈尔提出的动物功能圈的概念吸引了卡西尔的注意，其主要观点是：每一种生物都具备对环境的完整适应力，这些生物都具有一套感受器系统和一套效用器系统，感受器接受刺激而效用器做出反应，故而连接成系统性的闭环。卡西尔赞同了克斯屈尔的生物功能圈理论，同时也指出其仅仅局限于低等动物当中，人的功能圈相比于较低等的动物，存在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即符号系统，而正是符号系统的存在，从根本上区别了人与动物的性质，而人的主体性秘密也正埋藏在符号系统这一功能圈中。“人是符号性的动物”这一观点，修正了古典的“人是理性动物”，成为卡西尔关于“人是什么”的回答。

卡西尔认为，作为人类独有功能圈的符号系统，构建起了人生活的专属维度。人并非生活在全然物质的世界之中，恰恰相反，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等文化世界才正是人类生活得以存在的核心部分。这些部分经由符号表述与固定，被编织在人类的经验之网上，这张经验之网成为人类直接面对的幻象，而将现实世界隔绝在外。人类无法不经由符号这一媒介，直接认识世界。而在实践领域，相同的情况依然存在，正如爱比克泰德所说“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人类精神对现实世界的反应，并非建立在纯然的自在之客体上，而是在经由主体符号化后的形式性的幻想之上。人并不能通过实践直接与物质世界交流，其同样需要通过符号的媒介，才能完成人的符号性活动，并以此确定实践的价值与意义。符号系统将人性的本质从抽象且固定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其在符号的流动之网中获得了具体的历史性。

在卡西尔看来，符号系统不仅仅是构建起具体世界的媒介与工具，符号性功能更是人类理智以及认识能力的基础，是统一感性、知性和理性的根本性能力，即先验想象力（生产性想象力）的功能性支撑。人类赖以构成其时空观的先天综合能力，均是借由符号性功能，经由符号媒介搭建起人的经验性观念。另外，符号作为概念性的桥梁，使事物“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区别成为可能。我们不能离开映像让他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去直观。与其说是“映像”，毋宁说这就是一种符号。卡西尔认为，事物对符号的依存可以间接地证实：“在符号思维的功能受到阻碍或遇到障碍的特殊情况下，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不确定、不再能被清晰的察觉了。”由此卡西尔提出了分析结论：科学事实总是含有一个理论的成分，亦即一个符号的成分。那些曾经改变了科学史整个进程的科学事实，如果不是绝大多数，至少也有很大数量都是在它们成为可观察的事实以前就已经是假设的事实了。由此可见，卡西尔口中的符号性能力，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能力，具有明确的先验的优先性，它的存在不仅构建起人类文化世界的框架，更是人类知识与思维中的、普遍的逻辑性与联系性能够存在的前提与基础。

二、被符号系统遮蔽的实在之维

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康德提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概念，即对“自在之物”或“物自体”认识的困难。人类的认识过程首先伊始于自在之物诸特性的向认知主体的涌现，质料投射向认知主体的感性官能而形成杂多的感受要素；然后，认知主体凭借先天综合能力即先验的想象力将诸感性要素综合为对象化的整体，形成整体性的图式，使对象不仅可感而且可知；最后，人的知性能力对整体性图式进行分析性运算，将诸要素整合至概念化的范畴，从而达到经验性知识的构建。然而，正如康德将人类认识的可能性限定在客体的现象层面而将自在之物高高悬置，其先验观念论也回避了事物的存在论之维，在康德那里自然涌现的、认识客体质料的杂多，恰恰隐蔽了存在者背后的存在本身，而这种隐蔽体现了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康德的对“理性”的妥协恰恰体现在其前后两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先验想象力（对先验对象的杂多质料的综合能力）进行的颇为矛盾的叙述上：1781年的初版《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演绎”部分将先验想象力定义为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三重综合之一，是“一种自发性的综合能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它贯通了理智的自发性（知性力）和感觉的接受性（感性力）这两个人类知识的基源；而在6年后的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想象力被定义为知性对感性的一种作用，即 “纯粹知性先验综合的最初应用”，因而想象力就成为知性的附庸，成为知性范畴的一种基础的、低级的表现形式。于是，先验想象力不再被视作一种属于灵魂的、独立的认识能力，而是知性的附属功能。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在《存粹理性批判》中已经颠覆性地破坏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构建在逻格斯、灵魂或理性之上的形而上学传统，然而康德本人却在这种极端的“反理性主义”面前“退缩了”。尽管卡西尔本人极力否认康德在他自己所确立的根基面前有任何“退缩”，并强调符号性的东西来源于生产性想象力（先验想象力）的权能，即符号能力而非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是想象力的根基，但是，他依旧回避了自在之物的存在与这种符号性能力的关系。

符号能力作为人的根本性能力，成为人类认识能力构建的先验性基础，然而该能力的运作绝不能在空无之中自在地运作，符号性能力的必然性恰恰来自存在本身的缺席。人类的认知过程来源于物的杂多的涌现，随后符号性的先天综合能力（先验想象力）将诸要素整合为可知的概念性对象，然而，各质料并非纯然原子论般的分立存在而是杂糅在一起，这矛盾使得先天综合能力的性质难以界定。同时物自体的作为感性对象的本体，本身是知识的先验对象，而其不可知性又迫使其成为认识过程的超验对象，其悖论性正与先天综合能力的矛盾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先天综合能力与自在之物的关系并非纯然的综合或者分解的关系，而是一种二者并存的辩证过程，自在之物的隐蔽先验性地招致了质料的杂糅，杂糅要求了符号性、概念性分解，而这样的分解本身又使得先天综合能力成为可能。符号性能力作为人类先天综合能力的根基，构建起了符号系统这一人类独有的世界，而正是符号系统的存在暗示了自在之物的存在。如果说符号系统是一张无限拓展的意义之网，那么意义（符号）本身就来源于对不可认知的自在之物的神话性象征，透过意义之网的每一个网眼，所能“看”到的正是不可见的自在之物。

另一方面，尽管符号能力来源于人类的主体性能力，但是符号系统的运作却通过主体间的符号性交流成为构建在主体间性之上的他者性系统。虽然符号系统不具有存在论的实体，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想必存在的他者”而向自在之物的真实之维输出其权能。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想象力构建起幻想性的经验性世界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踏入符号与实在的辩证性夹缝之中，实在的不可知并非主体认识世界的阻碍，相反，正是因为其不可知被符号性暗示，故而可知才成为可能。

三、关于实在之维的讨论

关于实在之维的物（Das Ding）的概念，在精神分析那里，得到了深刻的阐发，尤其是在后期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实在界（the Real）之物（或原质）的概念，处在了中心的位置。而同时，拉康作为明确的结构主义者，其继承自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又与卡西尔的符号学形成了一种对话。

“物”一词最早出现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历史中，是弗洛伊德于1895年《科学心理学概要》中提及的“物（Ding）”的概念。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症构建在一个隐藏在无意识中的创伤性内核之上，这个创伤性内核往往是一个深刻却又模糊的场景或事件，甚至有可能来源于主体的后期回溯性构建与归因。因此，这个内核成了一个具有绝对性却又无意义的、不可描述的空位。这个空位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不可能性，即其本身的价值或意义不可能存在或无须存在，却能成为推动其后心理知觉的动因。这样的空位（或内核）就是一个具有“坚硬外壳”的“物”，一个无意识之物。物的不可能性之外壳抵御了外界对其的认识，而它却又通过符号性媒介，与现象世界连接，构成了可认识的可能性世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们之间的非一致性（不可能性）为思维活动提供了原动力，随着一致性的获得，思维活动就会再次停止”。

弗洛伊德关于“物”的观点对拉康影响极大，并直接推动了其三界中实在界理论的发展。在1959—1960年的第7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拉康称弗洛伊德的“物”的概念是让实在界的呈现获得了一个便利的入口，该研讨班也成为实在界真正理论化的标志。“物”的概念与实在界关联极大却并非相同，“物”只是处在实在界之中，它是符号借侵入实在界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实在界的一角。“物”在心理知觉的历史开始于镜像阶段中，主体对母亲这一对象的欲望被禁止，符号性秩序以绝对律令的形式对实在界欲望进行阉割，作为立法的主人能指出现并充当最初的能指S1以开启符指链，意义在符指链上延异、滑动，其延异、滑动代表了所指实体的不可得和不可能性的出现，不可能性的出现宣告了阉割的完成。阉割代表了符号系统对实在界的符号化过程，而这种符号化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会产生一个剩余，这个剩余就是作为创伤性内核的一小片实在界，即“物”。符号化之所以不完全，正是因为不可能性本身又成为欲望的对象，通过欲望的辩证法开启了下一轮的符号化，进而产生新的剩余。

按照拉康的观点，无意识正是类似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的东西，“Sache和Wort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对子”，作为符号的语言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实在之物的缺席，而符号性的意识之所以成立，也是因为无意识之物的缺席。“物”作为符号性剩余，正是处于一个不可被符号化的位置——符指链之外，也就是实在界之中。“物”不可符号化，相反，它正是符号化的动力之源，“正是世界在心理中逻辑地和历时的构成之初，Das Ding这个东西孤立自身，表现出陌生的特征，而整个象征活动都围绕它进行”。而其悖论性正在于此：一方面，作为符号化之剩余，通过符号化而生产自生；另一方面，“物”绝非符号法则，而是激活符号法则或为符号法则定立方向的东西，是召唤能指前来标记的场所。也就是说，“物”本身表征的就是一种不可表征性，即能指所指涉的正是一种“物”的缺席和不在场，正如费勒斯作为不可能获得的欲望而被欲望那样，“物”的所表征的不在场之在场的二元辩证结构体现了其费勒斯性的逻辑。

另外，回到人类学的视角的话，“物”作为一种“原初能力”需要在无意识表象的重心（即人类社会最初的符号法则）的建立中来定位。这种“原始能力”实际就是一种性驱力、一种原始欲望，而这种原始欲望往往处于被禁止、被压抑之中，故而其要置换在无意识之中而被间接地表象。拉康认为，原质之“物”作为一种“原初能力”就犹如弗洛伊德与列维-斯特劳斯所讲的乱伦禁忌和《圣经》中的“摩西十诫”的建立，这些符号秩序的出现正是通过压抑和禁止对母亲的欲望这一原欲，进而象征化（禁止或升华）地表象出来。这个被禁止的“物”的中心空位，正是人的主体性之所在，也就是人区别与动物的根本原因。但“物”并非永远隐而不现的，拉康所說的客体小a（little object a）正是作为实在界符号化剩余的“物”的碎片，而继续被我们欲望着。严格来说，客体a并不存在，因为它是“物”，是不可能性的空位，就像齐泽克经常引用的希区柯克的“麦格芬”：“什么是麦格芬？”“是在苏格兰高地捉狮子用的。”“可是苏格兰高地没有狮子啊。”“啊，这么说，也就没有麦格芬了。”作为“物”的客体a是欲望的对象-原因，但是它在逻辑上却并非先于欲望而存在，正相反，是当我们发现自身的欲望时，才回溯性地发现（或构建）了作为欲望对象-原因的客体a。“它能展示某种结构因果性（structural causality），它能在主体的符号性现实（symbolic reality of subjects）中创造一系列的效应”。它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欲望可以因它而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精神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康德和卡西尔对自在之“物”的悬置，而结构主义符号性的引入，更是使拉康与卡西尔在人类学场域下形成了有效的对话。康德主义强调主体面对“物”所涌现的杂多质料时，所展现的符号性的先验综合能力，而精神分析则试图探讨前主体和前认识论阶段，实在之“物”本身与符号秩序的辩证运作关系。可以说，对于“物”这一问题，精神分析是对康德主义的一种补充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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