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的 历史、问题及其反思

周欣雨

【摘要】 中国戏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前后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有些经典戏曲作品经久不衰，早已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自1939年哈罗德·阿克顿选译《春香闹学》一出，《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蔚为壮观的风景。本文力图对《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史况进行系统梳理和建构，并通过各个时期的不同中外译者所持的翻译理念、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对译本的影响去丰富和深化其译介史的微观内涵，进而在宏观和微观的发掘和建构中剖析其译介传播所存在的问题，反思中国古典戏剧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牡丹亭》；英语世界；文本传播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10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35

《牡丹亭》是中国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品，它与《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四大名曲。《牡丹亭》早在17世纪就远传海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传播历史，历代的学者都对《牡丹亭》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传播。尽管学者们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目标不同，但他们都促进《牡丹亭》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开启一扇通往中国戏曲文化的大门。本文将对《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文本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并仔细梳理和探讨《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早期改译本、选译本和编译本以及白芝、张光前和汪榕培等中外译者的全译本，分析不同译者所持的翻译理念、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对译本的影响，并探索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的优化策略。

一、改译、选译、编译：《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

早期译介传播

《牡丹亭》的英译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一种后来居上的趋势。到目前为止，英语世界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牡丹亭》英译本，近年来国内外对《牡丹亭》英译本的研究更是持续升温。为此，本文就《牡丹亭》在英语世界早期传播中的各种改译本、选译本、编译本等译作情况做较为详细的探讨。

《牡丹亭》最早的英译本是1939年由哈罗德·阿克顿选译的《春香闹学》一出，发表于《天下月刊》第8卷4月号。哈罗德·阿克顿把译本的可读性放在首位，采用了显化的翻译策略，较为准确地传递了原文的内容。但由于中英文化的巨大差异，英美译者很难完全理解原文的本意，因此哈罗德·阿克顿虽然翻译出了流畅的故事情节，却难以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及韵律之美。所以，这一版《牡丹亭》作为首个英文译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却并没有将《牡丹亭》的原貌呈现出来。

1960年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从《牡丹亭》中精选了11出进行英译，并由此完成了《牡丹亭》的选译本，即《牡丹亭》的第2本译本。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斯特拉思贝格（Richard Strassberg）曾撰文评论道，“该译本未能反映《牡丹亭》的全貌，但相比哈罗德·阿克顿的译本，此译本包含了《牡丹亭》的主要剧情，因而被认为是《牡丹亭》的重要选译本之一”（Strassberg，1982：276）。他们根据西方爱情小说的叙述逻辑，对《牡丹亭》进行了重新编排，选择了11折进行翻译。其中，译者对《幽媾》和《婚走》这两出的保留一直为人所称道。前者是一种对恋人精神与肉体之爱结合的肯定，而后者则是根据西方“私奔”的爱情桥段改编了一段东方的傳说，恋人不需要被封建礼教所承认，只需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这在极大程度上与西方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不谋而合，也与西方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精神内有共通之处，可谓西方诗学在翻译中的投影（Mackerras， 2017）。

英国剑桥大学张心沧教授于1973年出版了《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其中选译了《牡丹亭》中的《闺塾》《劝农》《肃苑》《惊梦》四出。张心沧在翻译之初就明确表示其译作目标受众是高校读者和西方汉学研究机构。她对目标受众定位精准，也为后来译作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此外，就翻译的理论思想而言，张心沧曾指出，“在诗词翻译中，尽量贴近原文形式和意象，甚至是努力再现原文的风格”（Chang，1973： ix）。确实，他的翻译基本上保持了《牡丹亭》的形式之美，语言精练，含义准确，形象生动。无疑，该编译本也给张心沧教授在英美汉学界带来了如潮的好评。

1996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选译了《牡丹亭》中《惊梦》《玩真》《幽媾》三出，编译在他的著作《诺顿中国文学选集》之中，也是重要的选译本之一。宇文所安崇尚归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国文学时尽可能保留中国元素，让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体会到异国文化。他强调中西文化差异本身就非常明显，中西文学的差异也无须过度夸张。因此，他的译本往往以保留汉文化特色为前提，在译本中融入英语的语境风格，使其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宇文所安的《诺顿文学选集》出版后，其中的《牡丹亭》选译本也长期在英语世界被选用为大学教材，助推了《牡丹亭》在英美国家文学领域的传播，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西方受众，实现其译本在汉学界的经典化。

《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的早期，出现了大量的改译本、选译本和编译本，但由于《牡丹亭》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本，有着中国戏曲特有的写意性、戏剧性、古典性，研究学者多为高校汉学家和海外华裔，出版社多为大学出版社。除此之外，从研究中心来看，美国为《牡丹亭》在英语世界文本传播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研究为《牡丹亭》文本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其他戏曲文本的传播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坚实的基础。

二、“牡丹竞放万里春”：《牡丹亭》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的鼎盛期

《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译介逐步推进，众多选译本、编译本、改译本的问世，为全译本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牡丹亭》的英文全译本开始不断涌现。无疑，这也标志着该戏曲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进入了崭新的鼎盛期。为了更加清晰地勾勒和展现《牡丹亭》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的盛况，对《牡丹亭》的全译本进行梳理和探讨显得尤为必要。分析国内外汉学家的翻译理念和实践成果，为《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文本传播探索最佳方式。

著名汉学家白芝于1980年翻译了《牡丹亭》的首个全译本，并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白芝翻译的《牡丹亭》英译全本在英语世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它基本上被称为《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中的象征，为英美汉学界所推崇。宣立敦就曾认为：“白芝翻译的《牡丹亭》足以与霍克斯所译的《红楼梦》相提并论”（Strassberg，1982： 279）。白芝翻译的《牡丹亭》版本被收录在美国中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选集》中，八年来一直在美国汉语与中国文学的教学体系中流传，为美国教师和学生所阅读、欣赏、评析，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相当广泛。白芝作为英美本土汉学家，他所翻译的版本更为英美受众所信赖，在英语世界传播比其他全译本更为深入和广泛，也逐渐实现了经典化。

中国科技大学的张光前教授于1994年翻译完成了《牡丹亭》的第2个全译本。该译本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出版。尽管该译作是《牡丹亭》的第2个全译本，但它却也是首个由中国学者执笔翻译的《牡丹亭》英文全译本。对于戏曲原文的唱词部分，汪译本以抑扬格为基本格式，采用了多种不同韵式，对《牡丹亭》的歌词进行了“异化”的翻译，使之更为英美读者所理解。在处理原作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上，张光前教授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间，选择了“充分性”，最大程度上还原中国元素，对难以使用通俗易懂的英文解释的元素也加以保留，采用以源语言系统为主的翻译策略，实现原文信息传递的最大化。

《牡丹亭》的第3个全译本，亦即由中国学者翻译的第2个《牡丹亭》英文全译本是由大连外国语大学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汪榕培先生于2000年完成的。众所周知，汪榕培先生为自己的译文制定的翻译原则是“传神达意”。他把许多戏剧中的文化词汇淡化或透明化，以免使其浓厚的文化色彩成为译本行文的阻碍。汪榕培力求用流畅优美的英语再创作，以更好地重现戏曲原貌的风采。此外，为体现原文语言的优美，故而把对话和独白翻译成通俗晓畅的英文。可见，汪榕培先生翻译的《牡丹亭》体现了译者所主张的译学思想，也造就了译本的特色。

由北大教授许渊冲和许明合译，并于2009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的《牡丹亭》是第4个英文全译本。众所周知，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长达60余年，在翻译大量文学典籍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美化之艺术”翻译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三美”原则，即译本不仅要表达出原文内容的表层意义，还要表达出深层含义；不仅要表达出原文的字面意思，还要传递出言外之意；不仅要创造性再现原文的节奏美，还要保证行文灵活多变。然而，许渊冲的全译本因为太过于忠实原著的文化内涵和韵律之美，忽视了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影响了《牡丹亭》唱词中诸多文化信息的正确传递，阻碍了读者对文本内容的深入理解。

《牡丹亭》在英语世界的文本传播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大量的改译本、选译本和编译本出版后，全译本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后，更多中国学者加入对《牡丹亭》的全本译介，《牡丹亭》的译介传播也由英美学者主导转向国内学者主导。中国学者由推动英美戏剧译入中国，转变为促进中国戏曲的对外翻译，怀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感，肩负起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任。但白芝作为美国汉学家，更容易被英美受众所信赖，其译本已经实现在英美国家的经典化。而中国学者的全译本，由于对英美受众的文化需求、审美习惯的不了解，在海外传播中受阻。不过正因为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熏陶，对《牡丹亭》进行了更为忠实的翻译，为其在英語世界的文本传播提供了更多翔实的译本，也为学界进行《牡丹亭》相关研究的英美学者，贡献了准确可靠的译本。

三、《牡丹亭》在英语世界译介传播的问题及其反思

《牡丹亭》文本传播的传播者是戏曲文学翻译家，众多海内外学者致力于推动《牡丹亭》在英美国家的译介与传播。《牡丹亭》的译介形成国外汉学家和国内学者两种不同的阵营，但是两者都因为自身的局限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英美译者对《牡丹亭》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英美译者因本身就在英美文化环境中生活，所以对英美国家的传统和审美都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更重要的是，他们翻译的文本更接近西方人的审美习惯，能够让西方受众更容易理解译本的内容。但是他们对《牡丹亭》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会存在理解偏差，导致一些错译和误译的情况。在这一点上显然不如中国译者做到更好。例如，中国学者张光前在《牡丹亭》的翻译中用词就比西方汉学家白芝的译本用词更为精确，对原作的理解也更加深入。所以，英美译者最大的局限在于对中国戏曲文化背景的理解还是不如国内译者精准，以至于传递给英美受众的内容存在少许错误。

另一方面，国内译者对英美国家的文化习惯和审美需求不够了解。国内学者因本身就成长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对中国戏曲的理解更精准、透彻。他们在理解原文上具有先天优势，可以尽量忠实地传递原作。但是国内译者在具体翻译时，由于本身语言能力的局限，会出现语言和语法上不符合英语思维和习惯的表达。除此之外，国内译者还因为维持译文的韵律美而削减了过多对民俗文化的翻译。正如学者郑海凌根据辜正坤教授“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言，英语则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相对来说，汉语多华丽修饰语，而印欧语要少得多。”好的英语文风应该是“明确、准确、简洁”，而汉语是准确、鲜明、生动（张静，1980：284），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的。可见，英美译者和国内译者对《牡丹亭》理解或翻译过程中导致的偏差都会影响英美受众对《牡丹亭》的接受和欣赏。他们在翻译中所体现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此，英美译者成长于英美文化体系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全面，在翻译中国传统戏曲、文学典籍时，对于准确理解原文方面显然略逊一筹；但他们语言流畅、文字优美，在传播文化方面极具优势。而中国译者通晓中国文化，在翻译古典文学名著时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并传达原文含义。虽然中西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技巧和翻译视角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将中国古典文化推向世界。推动中外译者的合作，可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推动《牡丹亭》在英美国家的传播。

四、总结

综上所述，《牡丹亭》的英译本各具风格、类别丰富，体现出不同译者对其不同的理解和翻译策略，特别是中外译者对《牡丹亭》的翻译及研究，展现出各自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外国译者生长于英美文化体系中，在翻译中国文学典籍、特别是中国戏曲文学时，在准确理解原文含义方面显然不如中国译者；但他们英文语言流畅、文字优美，英译本也更容易为英美读者所接受，在传播汉文化方面极具优势。而中国译者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中，通晓汉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时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并传达原文含义，在传达文化色彩上也更细致入微，对中国文化元素的保留更全面。但是，无论是英美译者还是中国译者，他们都是在前人译作的基础上取长补短、精益求精。尽管翻译策略、翻译视角、翻譯理念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将中国古典文学推向世界，促进汉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当前，中国传统戏曲如何走向世界，翻译一直是一个“瓶颈”。中国的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影响，远远不能与中国文化本身的深度和内涵相媲美。中国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呼唤翻译事业的勃兴（黄友义，2008：9）。只有加强对中国戏曲文学的翻译传播，促进其在海外的推广与研究，才能使其在国际学界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中国戏曲《牡丹亭》的翻译研究中，中西译者各有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取长补短、合作共赢，努力培养中外戏曲译者的汉英双语表达能力，了解戏曲语言的特点，掌握戏曲翻译的要求，掌握较高的综合水平，完成更多成功的译作。我们坚信，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译者、戏曲研究学者致力于传统戏曲翻译的实践与研究，为中国戏曲文化的复兴、戏曲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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