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哲学视域中电影的人物冲突探析
——以《看不见的客人》为例

张子馨 汪云帆

(1.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引言

悬疑电影《看不见的客人》是导演兼编剧奥里奥尔·保罗的精品佳作。故事围绕一起密室杀人案件展开，主人公艾德里安是被警方控制的嫌疑人。影片通过艾德里安与冒充律师的受害人母亲的谈话，倒叙插叙回忆，牵扯出又一桩肇事逃逸案，而两起命案都与艾德里安难脱干系。其中的错综悬念通过多层矛盾串联。事物的矛盾是能动的对立统一，事物可看成是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载体或矛盾本身的对象化；意识的矛盾是辩证的思维，即对事物的矛盾的反映。[1]前者在影片中可直观表现为人物之间在物质世界的冲突，后者为人物在意识世界的思维心理。

艾德里安谎言虚构的“事实”，假造的不在场证明，被掩盖的死亡真相等，共同构成了时空矛盾；在人物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分化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生发了人性矛盾。通过对矛盾冲突的逐层深入探析，最终于对立统一中理解人物形象及电影的深刻内涵。

一、矛盾冲突探析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悲剧的根本和精髓，“突转”是情节的要素之一，提出“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若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2]奥里奥尔·保罗运用多线叙事使矛盾环环相扣，扣人心弦的反转设计增强影片艺术张力的同时，也使影片中的任一片段及情节突转带来的矛盾冲突都有一定逻辑性。[3]

（一）人物之间事物的矛盾

1．企业家艾德里安同冒牌律师古德曼之间

影片开头古德曼就以一个不存在的“秘密证人”三小时内会前往法院为由，催促艾德里安说出细节，“因为细节能增加可信度”——能增加艾德里安是罪犯的可能性，“也更能让我向大众证明您的清白”——向大众揭露艾德里安的罪行。在谎言被逐一戳破的过程中，艾德里安失去了自以为是的傲慢，急于求生本能驱使他和盘托出了案件的真相[3]，用古德曼不愿连胜的职业生涯以败诉收场的心理相要，必须为他脱罪。

2．艾德里安同摄影师劳拉之间

艾德里安有妻有女，却和同样已婚的劳拉保持着肉体关系，并且用去巴黎出差掩饰他们在别尔赫市的幽会。他们在出行途中和驾驶另一辆车的青年丹尼尔相撞。在艾德里安口中，是劳拉计划掩盖车祸真相，把劳拉描述为老谋深算的蛇蝎美人，而自己是无辜受害者。但随着古德曼的案情推理，真相却是艾德里安为了维护个人利益策划了这一切。而劳拉因为良心不安精神不济，向丹尼尔父母坦白，试图劝说艾德里安自首，使其起了杀心，于是就有了之后的酒店密室杀人案。

3．艾德里安和劳拉同青年丹尼尔之间

车祸后劳拉想报警，艾德里安阻止她并要撇清责任。他们都没有料到，丹尼尔并未当场死亡，他曾清醒过，但艾德里安意识到事情会败露，将其沉入了湖底。艾德里安讲述是劳拉篡改了在银行工作的丹尼尔的信息，导致警方在调查时，认为丹尼尔是侵占钱款畏罪潜逃。事实上是艾德里安利用自己的人脉达成了这“一手遮天”的结果。

4．劳拉同托马斯夫妇之间

事故后劳拉留在原地等待汽修支援，这时托马斯来把车拉去他家修理。在托马斯夫妇家中交谈时，劳拉发现这对夫妇就是车祸中青年丹尼尔的父母。也就在这时他们拨通了当时正在劳拉口袋里的丹尼尔的手机。劳拉强装镇定，在托马斯探究的视线中调整了座椅驱车离开，这一举动让托马斯怀疑——劳拉不是原本开车的人，她还有一个同行人。

5．艾德里安同托马斯夫妇之间

托马斯假冒记者与艾德里安见面要他说出实情，未果。又向艾德里安借火抽烟，看到了之前为劳拉修车时在车上见到的一模一样的打火机，坐实了托马斯的种种猜测——艾德里安就是劳拉的同行人。托马斯将打火机扔进水池中的情形，给艾德里安施加了人车沉湖噩梦重现般的压力。丹尼尔的母亲埃尔韦拉曾是话剧演员，律师弗吉尼亚·古德曼执业至今从未输过任何一场官司，艾德里安的案子将是她的收官之战，也正因为如此埃尔韦拉会冒险来假扮她，抽丝剥茧逐步诱导艾德里安承认罪行。

6．艾德里安和费利克斯同警方之间

艾德里安和费利克斯是合作关系，他们有一致的利益。在肇事案件中，警方调查到艾德里安时，费利克斯帮助艾德里安伪造不在场证据，使得警方的线索被切断。在密室杀人案件中，费利克斯引荐了金牌律师弗吉尼亚·古德曼，并且给了当时车祸中路过的司机封口费，竭力帮助艾德里安摆脱警方的追查，洗刷罪名。

7．艾德里安同酒店“看不见的客人”之间

这是电影一开始的密室杀人案件。在艾德里安的回忆中，他和劳拉被勒索而前往那家酒店。那个人拿了劳拉的手机发短信给他说“我要说出真相”并且附上了酒店地址。他们反应过来是陷阱，艾德里安当即要离开，却被身后一个模糊的身影按到镜子上撞破了头，陷入昏迷。他醒来后，发现劳拉瘫倒在一地钞票中。此时警察破门而入。事后经过调查，目击者听见声音但没看到任何人从那房间离开，当时房门内侧的安全链反锁着，酒店将把手卸下所以房间内的窗户无法打开，也没有破窗而出的迹象。所有细节都已排查，找不到任何出入的痕迹，也没有其他秘密通道，按照艾德里安的说法，杀害劳拉的凶手凭空消失了。

但这有很多漏洞。所有证据表明并没有人悄无声息进入房间的痕迹，而钥匙只有艾德里安有。艾德里安反驳是凶手设计了作案现场来陷害他，误导警方认为劳拉对他用情太深威胁到他的家庭，而他为了想维护婚姻想分手谈不拢就杀了她，这就是个陷阱。

事实上来酒店是劳拉主导的，她用自己被勒索为由将艾德里安引来，进而表露自己的真正目的是想和他一起自首，这与艾德里安的本意相违背，于是他将劳拉杀害，又在警察进来前自己撞了镜子，伪装成刚晕倒才清醒过来的样子。

（二）人物自身意识的矛盾

“突转”是人物由顺境转入逆境或由逆境转入顺境的意外的转变。[2]影片主要人物在情节发展的突转节点，态势突变，与自身产生矛盾冲突：

艾德里安游走于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企业家与婚外私情、谎言连篇的罪犯的表里两面。艾德里安在大众面前是令人羡艳的人生赢家，而非丑陋的杀人凶手。他既沉稳又暴躁，享受着名誉、权利带来的便利，同时又迫切想要撇清责任、摆脱罪名。哪怕是他一手策划的密室杀人案件，他也会狡辩这是凶手为他设的陷阱，而他只是一个妻离子散的无辜人，凶手还逍遥法外。

劳拉难昧良心痛苦挣扎后袒露实情。劳拉在艾德里安的示意下被迫选择了不报警，任由艾德里安处理了丹尼尔。但是良心犹存的她在那之后精神状态每况愈下。这起肇事案件总是会被反复提起并报道，甚至艾德里安做了手脚让警方认为丹尼尔是畏罪潜逃而非沉入湖底死亡。这让劳拉意识到艾德里安自私可怕的一面，更加剧了劳拉心底对托马斯夫妇的愧疚与罪恶。痛苦挣扎后她向夫妇坦白，希望和艾德里安一起自首。

托马斯夫妇得知真相后崩溃而无力于艾德里安的权势干扰司法，于是他们亲自搜查各种证据。劳拉的坦白打破了他们陷入僵局的调查，然而在劳拉遇害后，他们认识到要接近艾德里安并且套出实话只能铤而走险了。于是埃尔韦拉凭借话剧演员的扮演经验，假扮了费利克斯引荐给艾德里安的金牌律师，并且调查到真律师到访的时间，在那之前去到艾德里安的公寓上演了一出反转不断的戏码；同时，托马斯之前做过汽车工程师，对器械颇有了解，他搬进艾德里安对面的公寓楼里，装备了信号装置，配合埃尔韦拉干扰艾德里安的各种可能对这场“案情商讨”不利的来电。

假扮律师古德曼的托埃尔韦拉看似在想方设法为艾德里安摆脱嫌疑，实则在套取艾德里安的犯罪证据。她不仅一边要将自己的立场置于艾德里安一方——艾德里安的委托胜诉或败诉直接关系到她职业生涯的收官战；一边还要努力克制自己的哀伤与仇恨——艾德里安谎话连篇、自以为是地编造着对他最有利的说辞，践踏着他伤害的两位死者，正如她的笔记上几个单词“胆小鬼”“谋杀犯”“骗子”“自负”一般，透露出光鲜之下最丑陋的嘴脸。

（三）探寻矛盾冲突的根源

1．历史与现实的割裂错位构成时空矛盾

艾德里安虚构的过去——劳拉主导不报警私下处理；劳拉让丹尼尔成了畏罪潜逃的人；最后劳拉自食恶果被害；与真实发生的现实——艾德里安主导不报警私下处理；艾德里安让丹尼尔成为畏罪潜逃的人；艾德里安为了名利最终对良心发现的劳拉下手。同时，影片非线性的叙事使之具有“过山车式”的反转体验感。[3]同一时间背景下，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多种故事发展之间矛盾重重，不同视角下故事情节发展又发生在同一基本的故事走向之中。不同的视角既不是“全知”也不是“未知”，而是“已知”，[4]真假相互交织，给人以割裂感。

2．人物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生发人性矛盾

在人性问题上，马克思否定“孤立的个人”而把“社会的人”作为分析单位，强调在社会关系、共同体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并且反对把人性归结为某一超历史的单一特性。[5]

在实践发展过程中，生发了具有一定社会性、阶级性的人性矛盾。以企业家艾德里安为代表的上位者，他们坚决拥护自己的既有利益，个人的荣誉和名利高于一切，自保、甚至是损害他人以自保是他们必要的实践活动，由此决定他们处于社会的制高点。劳拉以及无数良知犹存的人，他们权衡着良知和名利，并最终会倾向于选择弃权欲而求心安，但又时常不得不屈从上位者的淫威，做出与内心秩序不符的实际行为，因此这类人的实践活动常伴随内心的煎熬和摇摆。影片中也呈现了不同社会位置中的同一角色——身为企业家的父亲艾德里安和朴素的父亲托马斯二者之间的人性矛盾。身为父亲，艾德里安深爱自己的孩子，清楚地知道父母爱子女的浓烈感情，然而面对另一位父亲的孩子丹尼尔，他却抛弃自己同为父亲的同理心，为了一己私欲对其父母造成巨大打击，在艾德里安身上体现强烈的人性矛盾。

二、人物形象的对立统一

（一）邪念与良知

电影中的人物被鲜明划分为两派。面对突然的车祸，艾德里安虚伪、自私，为了掩盖罪行而亲手制造了之后的悲剧，而劳拉起初被说服成为帮凶，随后良知觉醒，事后选择赎罪。道德缺失的现实问题，善恶的一念之差、邪念与良知之间人性的对决展现得淋漓尽致。[3]

（二）虚伪与赤诚

影片中事物真假难辨，人性善恶扭结。多重叙事视角展现残忍复杂的现实。其明暗面的错杂与拉锯却更为突显。在故事情节中，善与恶两派的人物都隐瞒过自己的身份，但各自目的截然不同。[6]艾德里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名利，希望谎言不被拆穿，是虚伪邪恶的；丹尼尔的父母则是为了为儿子洗刷冤屈、讨回公道，虽然伪装了自己，但目的是使真相大白，一定意义上又是坦诚的。

（三）偶然与必然

影片中存在种种偶然，人物命运有着强烈的宿命感，因此偶然中又有必然。幽会后偶然发生的车祸，偶然路过车祸现场的司机，偶然遇到的热情修车老人就是车祸伤亡者的父亲，偶然发现的本该被带出门的手机……种种偶然相加，在最后艾德里安向假律师坦白了一切推上了高潮，导向了他必然确凿的罪行。

诸多矛盾对立冲突，终统一于真相大白后的寂静。影片结尾借鉴《后窗》的拍摄手法，艾德里安与被自己的行为深深伤害的托马斯夫妇隔窗相望，意味深长。[3]最终以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举起的电话结束。唯有深省人性的弱点，悲剧的伤痕才能免于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