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与后默克尔时代叠加下的中德经贸关系挑战

王颖

摘要：在中西方对抗性上升、美国不断拉欧遏华的大背景下，中德经贸关系立足于后疫情与后默克尔时代交叠的关键节点。本文通过回顾默克尔时代的中德经贸关系得出竞合力日益显著的特点，进一步分析后默克爾时代下的中德经贸关系挑战。2022年正值中德建交五十周年这一契机，倘若中德能基于经济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继续秉持务实稳定的长期合作，中德经贸关系或将经历类似于默尔克时期从震荡期回暖并重回快速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中德；中德经贸关系；默克尔；朔尔茨

一、问题的提出

回望1972—2022年中德建交五十年，双边经贸关系虽历经坎坷但总体上发展平稳。自2005年德国前任总理默克尔主政十多年以来，德国坚持奉行以经济利益为首的务实对华政策，推动中德经贸合作持续发展。相较于2005年中国作为德国第四大进口国以及第十一大出口国，2021年中国已连续六年作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尽管受到疫情的全球冲击，中德双边贸易仍呈现逆势增长。

2021年12月，新总理朔尔茨取代执政16年的默克尔—德国步入“后默克尔时代”。然而，不同于默克尔时代“重合作” 的务实对中态度，由德国三党组成的新联合政府在组阁协议中着重阐述了欧盟对华三层次定位，称“希望且必须在伙伴、竞争者及制度对手的维度下建构对中国关系”，并重点突出了“竞争与对手”。[1]在欧洲与德国新政不断发出对华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后默克尔时代下的中德将会呈现何种的动荡与机遇？

德国作为欧洲的“领头羊” 以及推动欧洲联合的“发动机”，对于保持中德经贸关系行稳致远的发展，在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下稳固中欧经贸关系及政治关系发挥着重要的“定心丸” 作用。在时代之变与世纪疫情的相互交叠下，全球化产业战略加速调整。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实现了制造业的崛起与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而德国却面临着传统产业优势不再而新兴数字产业不强的尴尬；此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加快从“微笑曲线” 的中部低端位势向高附加值的两端攀升，而德国在疫情下暴露出对中国中低端产品不断增强的依赖性，[2]都将加剧德国视中国为“竞争与对手” 的程度。

本文将基于中西方对抗性上升、美国不断拉欧遏华的大背景，立足于后疫情与后默克尔时代交叠的关键节点，对未来中德经贸合作提出“变数或将增多、经贸竞合张力或将加大” 这一假设。通过默克尔时代的中德经贸关系回顾、2005年以来中德双边贸易结构分析、结合错综复杂的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剖析。

二、默克尔时代下的中德经贸关系回顾

2005年9月，默克尔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联邦总理，德国正式进入“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也开启新篇章。自2005—2021年，默克尔对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秉持务实合作态度，推动双边经济合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就任的16年间，中德经贸关系随对华政策由“价值观外交” 逐步转变为“务实外交”，总体上历经低落、回暖、快速发展、竞合性加大四个阶段。

（一）“价值观外交”下的低谷期（2005—2009）

默克尔上台初期突出强调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外交，为中德关系打下了消极的烙印。2005年11月，在《施政声明》里写道：“德国外交政策和欧洲政策建立在价值观之上，这是德国的利益政策。”2006年默克尔支持欧盟把中国定位为未来十年强劲的“竞争者”；2007年，默克尔政府通过“亚洲战略” 文件，重点涉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3]同年，默克尔向美国提议建立基于共同标准和规则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通过制定共同的标准和游戏规则对付以中国为例的新兴国家。此外，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无端指责中国的对非政策，甚至提出要采取防范措施以确保德国军工和高新技术等重点企业不被中国收购；同年9月，默克尔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以“私人名义” 在总理府会见西藏分裂主义头目达赖，引发中德外交危机，中德关系跌入低谷。

默克尔就任初，凸显了“价值观” 的存在，不同于前总理以“经济利益” 为导向的外交。担忧中国崛起会对西方构建的秩序带来威胁，带着“零和博弈” 的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德关系。

（二）“以商促变”政策下的回暖期（2010—2013）

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欧洲经济衰退，欧盟内部对德国出口需求大幅削减，这促使德国对华经济合作需求上升。基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德国经济界的施压，默克尔政府调整对华政策，重回务实外交轨道，主动修复中德关系，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德经贸往来，以填补德国在欧盟内出口下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2009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从中国进口贸易额达到567亿欧元。2010年7月，默克尔第四次访华，签订了《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提升中德战略对话级别，同时建立能源和环境合作伙伴关系。该公报发布于欧洲经济危机时期，被视为默克尔政府对华战略调整回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文件。2011年，中德建立政府磋商机制，这是中国首次同外国政府建立此类机制；同年6月，第一届中德政府间磋商会议在柏林召开；中德都希望通过定期展开政府间磋商来加强双边经贸联系。

在该阶段，中德关系沿着积极且稳定的轨道发展，务实的中德经贸合作逐渐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价值观外交” 逐渐远离，被更加稳定务实的对华政策所取代。

（三）“全方位战略伙伴”下的快速发展期（2014—2017）

2014年，应德国政府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布了《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两国合作置于全球层面进行规划，实现中德合作模式从“双边” 到“多边” 的转变；此外双方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并一致认为中德两国应就区域性和全球性议题进行磋商，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两国从“战略伙伴关系” 到“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和深化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德国成为唯一一个与中国建立全方位关系的欧洲国家。[4]

此外，两国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定期举行高级别财金对话。2015年德国签约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并共同举办“中德创新合作年”。2016年继德国多年来保持为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中国首次成为德国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1512.9亿美元。2017年，两国共同举办“中德论坛—共塑创新”。在此阶段，中德双边经贸关系在科技、创新、工业等领域互补性日益显著。

（四）“三重定位”下的竞合加大期（2018—2021）

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及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德国对华战略防范意识上升，其国内对华态度也日益呈现两面性。2017年，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表示，世界力量格局已发生变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挑战，他呼吁欧美双方应携手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其访华时，也明确提出对华的三重定位：“是伙伴，也是竞争者和对手”。2019年，德国工业联合会（BDI）敦促政府及欧盟机构应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强硬起来”，特别在人工智能等未来关键科技领域上应采取联合措施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同年，德国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并提出必要时不排除进行政府干预。2020年默克尔在《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应该建设性地看待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只因中国经济上成功就视其为威胁非明智之举。她认为，竞争者之间也可以建立起伙伴关系，关键是相互对等以及遵守相应的规则。[5]

默克尔执政16年来，共访华12次，在与中国的交往中遵循着实用主义的务实原则，尽可能在经济利益与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点，与前几任政府具有内在的延续性。中德经贸关系在其间历经过波折、低谷，但又重回到务实合作与飞跃发展的快车道。

三、后默克尔时代中德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

2021年12月8日，朔尔茨大选获胜，成为德国第九任总理，标志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 结束。而新政府更迭两个月后，德国政客对华频频发出不友好之声，其对华强硬政策引发众议：中德经贸关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下文将从中德双边贸易结构、欧盟及美国因素的变化进行分析。

（一）中德双边贸易结构

纵观中德建交50年的风雨历程，双边贸易总额由1972年建交之初的2.7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2196亿美元。虽然2020年疫情暴发，但中德双边贸易总额仍创历史新高，总额较2019年增长3 %，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尽管2021年疫情阴霾未散，中德双边贸易总额仍保持逆势增长并达到2544亿美元，相较于2020增长了15 %。

1.中德双边商品贸易结构概况

本文聚焦于默克尔执政时期至今的中德经贸发展，选取2005—2021年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Rev.4）下的双边商品贸易数据，对双边贸易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详见表1、表2）。

据表2数据统计，除受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升级影响而下降的个别年份，中德双边贸易额自2005年以来总体呈增长上升趋势。其中，初级产品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在2005至2017年间持续下降，从2005年的3.25 %降至2017年的2.63 %，工业制品比重则持续增加，从96.75 %增长至97.37 %。从2017—2020年工业制品比重略有波动，但2020—2021年仍冲破疫情阻力，重新上升。中德双边商品贸易结构明显呈现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初级产品为辅的贸易结构（详见表3）。

2.中德双边工业制品贸易结构分析

为使双边贸易中各类商品的相互贸易程度可视化，本文选择引用格鲁贝尔与劳埃德提出的G—L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按照其公式：

其中，X代表一个产业的出口价值，M代表该产业进口价值。一般而言，0≤IIT≤1：当IIT=0时，不存在产业内贸易；当IIT=1时，出口值与进口值相等；IIT值越大，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关于中德双边工业制品SITC05—SITC08的四类数据计算得出G—L数值，通过加权平均数的方法最終得到双边工业制品产业贸易指数（详见表4）。

由表4可知，中德双边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不断变化，测算期内正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中SITC6类商品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中SITC7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高于1.2，表明近五年来中德双边工业制成品呈现出较明显产业内贸易特征。

（二）欧盟因素

从2015年至2021年，中欧之间始终呈现贸易逆差，2021年逆差总额达到2490亿欧元；欧盟近年来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均有所增加，其中疫情期间的增幅最大—欧盟对华出口从2020年的2028亿欧元上涨至2021年的2233亿欧元，欧盟自华进口从2020年的3851亿欧元攀升至2021年最高的4722亿欧元（详见表5、图1）。

欧盟轴心国的德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受益者，在欧盟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德国利益与欧盟利益的重合度也越来越高。近些年，德国工业界越来越把欧盟产业链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在《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德国政府认为欧元区应该保持一个闭环的工业增值链，以增强对外竞争的抵御力。这也导致部分人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德国对欧盟产业链的主导地位，继而对中国企业持有很强戒备，在疫情的持续下，更加重了这种疑虑。

德国庞大的对外贸易得益于其高水平、大规模且种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汽车、机械、化工等领域的工业制成品是其经济支柱，这样的产业结构更离不开高度开放的国际市场。通过中德贸易结构的分析可知，在两国商品贸易结构趋同性加大的同时，双边贸易依存度也在增加—中国是德国当下维持对外贸易的重要经贸伙伴。尽管近年来欧盟对华三重定位中对于“竞争者与对手” 的强调凸显，增大了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合作的阻力与犹豫，不可否认的是中欧间的务实合作是内植于中欧长期关系之中的。中欧经贸领域合作的依存度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或将日益紧密，而非逐渐相斥。

（三）美国因素

德国对华政策环境始终受到美国影响。1972年中德建交与中美关系的改善、西方对抗苏联大战略的需求密不可分。2009年金融经济危机的加重以及中国的崛起，使得西方世界日益担心战略威胁。美国开始大幅度调整对华战略，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不断对盟国、德国施压，要求配合美对华战略。

尽管2020年10月德国外交与安全特别报告《时代转折》中体现出在美国压力下的德国对华向美国倾斜，但其实以德国为轴心国的欧盟更希望奉行战略自主。此外，中德两国依然保持着积极的经贸关系，利益基础坚实。即使在疫情期间中德贸易仍超德美贸易，展现出强大的市场容纳力与合作价值。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曾表示不能被“中美系统性竞争” 裹挟，必须对中国制定自己的战略。也应看到中国不论欧盟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一直都支持欧盟发展壮大、实现战略自主；并且位于欧亚大陆两端，中德之间并不存在地缘竞争关系，这些认知都将限制德国摆向美国的幅度。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因素一定程度上削弱德国及欧盟内部谋求战略自主的力量，但中德中欧之间的长期经贸关系仍然可作为稳定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与调节剂（详见图2）。

四、结束语

通过对疫情以来的经济数据分析，尽管受到疫情的全球冲击，中德双边贸易仍然呈现逆势增长。同时通过历史回顾，在默克尔执政初期，也有“价值观” 外交的低谷期；但很快，基于经济因素及压力，又迅速回到务实合作的轨道上来，中德经贸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2022年11月德国新总理朔尔茨携商业代表团访华，一改上台时的对华态度，也是其政府对华态度的转变。据以上分析，我们相信，中德基于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将会继续秉持务实稳定的长期合作，中德经贸关系或将经历类似默尔克时期从震荡期回暖并重回快速發展的轨道，中德经贸关系虽有挑战，但前途仍然光明。

参考文献：

[1] 韩丽雅，李超.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前瞻[J].现代国际关系，2022，（1）：17-24+34+61-62.

[2] 李青，韩永辉，张双钰.德国政府经济角色转变的表现特征、动因分析和对中德关系的影响：以《德国工业战略2030》为线索[J].东方论坛，2022，（3）：70-86+157.

[3] 林爽.中国与德国双边贸易商品结构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4] 张彧.聚力5.0：中德合作展望[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

[5] 姚斌义.中德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与市场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