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家长作业焦虑问题还存在吗

贾伟 屈宸羽 蔡其勇

摘要：随着“双减”政策的深入实施，学生作业负担问题再度成为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但是，家长作为学生学习成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之一，其在孩子作业完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负担感受问题却鲜被提及。该文基于扎根理论，对C市5所中小学校36名学生家长的访谈资料进行了编码与分析以及理论饱和度检验；同时，采用随机抽样法，对C市9区1612名学生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家长在子女作业中存在着旁观者、监督者、积极辅助者以及额外介入者等多重身份，主要受到长期形成的思行惯习，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投资，为实现阶层跨越的加码学习，以及升学考试激烈的选拔竞争等因素影响。虽然家长在孩子学业中整体呈现出“自愿”奉献状态，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作业焦虑”现象，家长紧迫的外在压力焦虑感和强烈的内在付出归属感并存。研究还从发挥家庭教育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彰显学校素质教育的主导作用，提升教师作业设计能力和质量，促进家校社三场域育人的统一协调等方面提出了困境消解对策。

关键词：“双减”；扎根理论；课业负担；作业焦虑；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20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破五唯背景下西部地区教育科研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编号：DFA200301）、重庆市教育委员会2022年度教育综合改革重点委托课题“‘双减背景下我市中小学课后服务长效机制构建研究”（课题编号：22JGW03）研究成果。

学生家庭作业是家校联系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生学业负担的主要来源，更是落实“双减”政策的改革着力点[1]。一直以来，作业作为巩固教学成效的手段，备受教师青睐，也深得家长信任，特别是“当作业阶段性显现出与学生学业成绩的正向关联后，极大牵动着家长、教师、学生三方关注，迫使作业日益繁重，逐渐成为负担”[2]。但长期以来，有关政府及学校、教师和学生在减负中的地位、困境及对策等研究较多，而家长作为学生学习成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其在子女作业中的角色地位及负担感受问题却研究较少。在此，我们试图揭示一个常被忽视却又事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家长作业焦虑。

一、问题的提出

何谓家长作业焦虑？是指中小学生由于课外作业的数量、难度或类型等原因，不能由自己及时保质完成，需要家长持续性地参与，并习惯性地占用家长时间和精力，导致家长产生压力或倦怠情绪的现象。家长作业焦虑是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外在表现点。

“双减”政策实施前，家长作业焦虑问题的背后，纠缠着教育认识误区、教学制度弊端和家校合作越界等诸多乱象。过去我国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主要集中在“教学超标”“学习超时”和“作业超量”三个方面[3]，且作业负担存在着性别差异、学校差异和区位差异[4]，学生作业的多少、难易以及完成作业的劳累程度均与学生的年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数据分析，随着学生家庭作业时间的增加，学生学业成绩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6]，且随着学习和作业难度或复杂性的增加，学校布置的很多作业已无法由孩子独立完成，需要得到父母的帮助或辅导[7]。父母作为儿童生活中的重要他人，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以影响孩子的相关学习结果[8]，其参与作业的自主动机可正向预测小学生的积极家庭作业情绪[9]。现实生活中，家长往往被迫要求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在孩子家庭作业中扮演“教师”“监督者”及“旁观者”等多类型角色[10]。虽然，“提升父母对儿童家庭作业和学习的自主支持，可以促进儿童积极学业情绪的产生及学业成绩的提高”[11][12]，但“家庭作业家长化”[13]确实给家庭亲子关系、家校合作乃至社会和谐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不做作业、母慈子孝，一做作业、鸡飞狗跳”，近年来，“海淀家长”“鸡娃”“牛娃”等热词的出现，《学区房72小时》等影视作品的热播，以及街前巷尾对学生课业负担的老生常谈，都道出了家长在子女学业上越来越模糊的身份界限。

随着“双减”政策的深入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到了学生负担的治理中来，我国的教育治理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2022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明确得出“学生作业负担有效减轻”的结论，调查显示有“88%以上教师自觉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75.3%的学生感受到作业量比上学期减少”，但《报告》也明确指出了“双减”面临“教师高质量作业设计能力亟待提高”与“家长教育期望值较高”的矛盾困境。毋容置疑，“双减”政策确实减轻了学校来源的学生作业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家长“松绑”，但由于家长对子女的升学焦虑依旧处于高位，特别是“双减”政策带来的学生作业“溢出效应”明显[14]，即学科书面化作业减少但是需要亲子互动的多样化家庭作业增多，“校源性”作业量降低但“非校源性”书面化作业量渐涨，“变异的掐尖、机械刷题、一对一补习、众筹私教等问题并未彻底消失，甚至更加隐秘”[15]，客观上助推了家长作业焦虑问题的持续凸显。“与孩子们逐渐轻松的状态相比较，父母的焦虑症状却在‘双减后明显上升，研究表明增幅约12.8%。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父母转向家庭教育，家庭和工作之间不易平衡”[16]。显然，“双减”已经进入到了系统性治理的深水区、攻坚区，学生家长作业焦虑的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在“少子化”趨势越发显现的当下，无论是基于家庭亲子关系建设的内在需求，还是由于家校合作行为深化的外在需要，家长深度介入儿童学习作业仿佛都显得理所应当[17]。本来父母有压力是完全正常的，但因作业焦虑而导致父母产生倦怠情绪，则是压力水平和资源供给长期不匹配、不平衡而导致的[18]，这极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与家校社协同育人。因此，在纵深推进“双减”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应善执“作业焦虑”问题之牛耳，正本清源，重构“后减负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生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研究采取“扎根访谈+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重在“究真”、一探究竟，旨在“求善”、寻求对策①。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作为一种质性研究范式，自21世纪初被引至国内教育研究领域后，便得到广泛应用[19]。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核心方法，采取三角互证的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分析。具体来讲，首先采取观察法，与任课教师联系后观察学生作业批改的情况，再与班主任沟通学生家长与其联络交流情况；随后，采取深度访谈法，根据目的抽样的原则选择访谈家长；最后，将深度访谈获取的大量文本资料以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展开考察，主要使用斯特劳斯（Strauss）和科宾（Corbin）倡导的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力图均衡观照家长在学生学业中的身份角色和参与程度。同步开展的随机抽样调查研究，则更好验证了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的效度。本研究之所以采取扎根理论为核心的方法来探究家长作业焦虑这一问题，是因为“这种研究取向对于研究者和参与者更具有行动指导意义。扎根理论研究的过程会不断增进对方对自己行动及其意义的认识与理解”[20]，促进研究参与方思考家长作业焦虑中的问题，并不断拷问自己的行动，最终促使各方达成相互体谅，努力促使亲子关系、家校关系和教育教学往更好方向发展。

（二）研究对象

深度访谈研究集中在C市B区5所学校（3所小学、2所中学）。B区为C市主城都市区之一，系国家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区域内大中小学教育资源富集。参与访谈的家长共计36名，包含了不同年龄段（28—77岁）和不同性别（男性比例占27.8%，女性比例占72.2%），均为上述5所学校在校学生的家长。被访者身份为父母的有20名，其中，爸爸5人，妈妈15人；为祖辈的有16名，其中，爷爷3人，奶奶5人，外公2人，外婆6人。被访者普遍学历较高，55.6%的家长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有4位家长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访谈对象均具备相对独立的逻辑思考和判断能力，对本次访谈调研参与度较高，具有较高的有效性。随机抽样调查集中在C市9个区（包含B区），以网络问卷形式开展，研制《C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情况学生家长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家庭有在校义务教育学生的监护人，共计收回有效问卷1612份。

（三）研究过程

研究者长期在C市学习工作生活，分别以基础教育研究者及教研员身份进入田野。围绕研究目标和设计，对学生家长采取半结构化式访谈，获取一手研究资料。研究者在过去两年内，先后30余次前往C市B区5所学校进行了累积不少于120个小时的实地调研访谈。在样本的选取上，调研组通过便利抽样与标准抽样相结合，根据参与主体与投入程度不同对调研对象进行了划分。为了使深度访谈有效进行，多次利用受访者推荐“滚雪球式”发展研究对象，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对象选取方式。为得到真实信息，利用研究者与被访者关系还采取了参与式观察与隐蔽式观察等方式，以日常闲聊等方式获取有关访谈信息。

调研发现，往返学校接送孩子的多为祖父母及外祖父母，而在家辅导作业的大多为父母。访谈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祖辈或家长，访谈中配合半结构式访谈提纲以及补充提问的形式，调研组对各校以父母为主体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团体座谈。每次访谈过程为40—60分钟，在征得被访者同意后，在访谈过程中用录音软件记录语音资料，并使用讯飞语记进行实时转录文字。此外，对于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祖辈进行了非概率抽样和随机访谈，拟定了面对不同对象的访谈提纲。每次访谈结束，当天立即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归纳，撰写访谈备忘录和编码数据。通过备忘录和编码资料不断发现新问题，调整并用于下一轮访谈。本研究在后期还进行了扎根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三、研究分析

（一）开放性编码

访谈资料根据访谈对象的不同，有其独特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架构，在深度访谈中我们以开放的态度对资料进行解构，基本环节包括：为现象贴标签—发现类属—命名类属—发展类属的属性和维度。为尽量拓宽研究的深度，从中提炼出相关标签并概念化，从而完成初步开放性编码，共计获得217个现象标签，将其概念化后得到106个概念，进一步类属化后得到21个次类属（如表1所示）。

研究发现，当被提及“您对学校或教师或作业布置有什么想说的”，受访者大多表现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面部表情上采取了回避或略有抵触的回应，语言上也采取迟疑回答或者不正面回答的应对。对于受访者而言，他们表示担心此类问题不方便回复，且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是访谈中的敏感区域。作为母亲的家长B曾这样回答：“当然，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或教师教学方式不可能是令家长完全满意的，那么作为家长，就需要我们在孩子学习中不断投入时间和精力，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完善孩子成长的环境和知识构成”。作为父亲的家长C则打趣似地痛诉：“孩子五六年级可把我们折磨惨了！辅导作业辅导的狼烟四起，做奥数题做到焦头烂额，陪练乐器陪到痛不欲生，作为家长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能活下来就不错喽！”在访谈中，我们将家长的表情予以编码，作为分析家长作业焦虑的一个因素。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依据“因果条件—情境脉络—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21]分析范式，由原初的21个次类属发展出10个类属：竞争压力、社会攀比、孩子需求、作業设计、时间冲突、家长知识结构、教师教学评价、教师要求、亲子关系、表情变化。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探讨家长作业焦虑行为的原因和应对方式，从原始材料和开放编码形成的范畴来看，“双减”背景下家长作业焦虑的行为符合“行为—目的—结果”认知模式，即家长通过特定的行为（谁、怎么样），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为什么），进而形成特定结果（被“作业焦虑”的行为结果）。据此，将开放编码中的10个范畴进一步归纳为三大类关系（6个主范畴），即社会认知、学校攀比、自我价值、教学质量、家长期待、学生发展（如表2所示）。

在一级编码的基础上，研究者按照编码范式模型进行了二级主轴编码，针对家长作业焦虑这一现象，进一步分析该现象的因果条件、情境脉絡、中介条件、行动/互动策略和结果。

（A）因果条件。需要学生与家长互动或参与辅导的作业多；家长自身工作繁忙。

（B）现象。按老师要求进行学习打卡，拍照上传作业，家长需要全程参与等。

（C）情境脉络。即家长辅导这一作为现象的类属中影响到家长“作业负担”这一属性。根据学校课时安排，必须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如完成不了教师也不会补课。

（D）中介条件。即那些阻碍家长辅导学习的条件，如：繁忙的工作，无法推脱的人情以及疲惫的身体状态。当工作和辅导孩子学业相冲突时，家长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孩子的学习必须完成，而工作也必须要做。

（E）行动/互动策略。事先安排好工作或缓解部分不紧急的工作进度，尽量排除困难，让孩子的学习优先于自己的工作。如实在无法协调好，也是尽量学习优于工作，实在被耽误了辅导，也会让家庭成员协助或者采取事后补习的方式。

（F）结果。在孩子学习与工作面临选择时，家长往往采取妥协或者孩子至上的原则，在工作中无法全力以赴，工作向子女学业妥协。

通过二级主轴编码，得出如下假设：

H1：在两难情境下，家长的选择取决于个人对于孩子学习的重视程度；

H2：家庭状况在家长事业和孩子学业之间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选择性编码

依据核心范畴的“故事线”，梳理各主范畴关系，通过选择性编码，构建出主范畴关系结构为：环境因素影响家长个人认知，个人认知对作业焦虑现象和情绪产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下页表3所示）。根据认知主义心理学“刺激（Stimuli）—机体（Organism）—反应（Response）”理论模型（SOR模型），学习是有机体主动获取刺激，并进行加工的认同认知活动，而家长作业焦虑是在内外刺激活动下反应的结果。本研究采用这一研究框架展开分析，认为家长作业焦虑行为的影响因素：信息因素、环境因素、情感认知、能力特征。其中，信息因素和环境因素是家长在辅导孩子过程中接收到的外部刺激（S），情感认知、能力特征是家长接受后产生的内部判断因素（O），家长作业焦虑（或称家长学业绑架）是指家长表现出的行为反应（R）。依据主范畴关系结构，构建出家长作业焦虑作用机理模型（如下页图1所示）。

基于上述模型，本研究构建的家长作业焦虑操作性定义是：学校为追求教学质量及社会声誉，教师为追求教学业绩，学生在适应现有学习环境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的由学校考试评价与课内外学业任务引发的压力体验，家长为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被动或主动加入作业辅导（被作业绑架），并为此消耗时间与精力。作业负担的操作性定义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三个要素：背景（学校、教师、社会因素成因）、内容（学业要素）、结果（对家长和学生的影响）。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饱和度检验是验证构建的理论是否完善的关键。一般而言，扎根理论下深入访谈的人数在15—25人为宜，但本研究在连续比较了25人的访谈资料后仍发现有新内容，于是继续扩大访谈人数，直至达到36人且没有发现新内容产生后停止访谈数据收集。另外，在选择家长作业焦虑比较的同时，也注意不同年龄段家长对作业负担或者焦虑现象的比较，这样可以有效解决理论饱和度的问题。在后期对其中5所学校的在读学生家长进行了小样本随机访谈检验，仍没有发现新的范畴，故认定本研究理论饱和。

四、研究的结论

总体来看，通过对学生家长作业焦虑问题的访谈分析，发现“双减”政策背景下，作业焦虑现象仍旧存在于中小学各个学段的学生家长群体中，但与前期家长作业焦虑问题的凸显也存在一些差异性表现：低学段主要表现在每天的作业辅导和课前预习上，高学段则表现在搜寻学习资源、报学习辅导班及作业辅助上；在毕业与起始年级的交叉阶段作业呈现出无序扩张的状态，且在“双减”政策实施后，由家长对子女学业的焦虑带来的作业主动“加码”行为，已经逐步取代学校来源的课外作业，成为了家长作业焦虑的主要来源；且大部分家长在子女作业完成中扮演着“监督者”与“积极辅助者”的双重角色，少部分家长以“旁观者”和“额外介入者”的两个较为极端身份出场。

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校源性”的学生作业负担明显减轻，家长作业焦虑也得到一定缓解。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71.11%的语文、数学、英语等传统主科教师会布置家庭作业，45%的音乐、体育、美术教师会布置运动、手工、互动等“打卡”类作业，且“校源性”家庭作业能够在1小时之内完成的学生占58.45%，能够在1—1.5小时内完成的学生占34.44%。上述两项总和超过90%，由此可见，“双减”政策在减轻学生作业量上切实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也应特别警醒，学生能够自觉自主完成家庭作业的难度较大，只有20.73%的学生家长认为孩子能不需要家长的参与辅导，自觉的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这一比例相当低。同时，其他“非校源性”家庭作业负担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调查显示，每周参加辅导班在2小时及以上的学生占15.62%，每周参加辅导班2—4小时的学生占16.11%，每周参加辅导班4小时以上的学生占11.28%。在参加学科类校外补习班的群体中，有30.93%的补习学生能在1小时内完成“非校源性”作业，32.64%的补习学生完成“非校源性”作业需要1.5—2小时。“校源性”与“非校源性”作业数量的叠加，致使家长作业焦虑问题仍然凸显。

（一）思行惯习：家长作业焦虑的程度受限于其经验认知

家长面对子女发展未知远景的恐慌焦虑是家长作业焦慮形成的主要诱因，且“双减”实施前后，这一现象没有本质变化。调查发现，很多家长是主动或自愿被作业“绑架”，这与家长的知识构成、学校要求以及社会认知息息相关。超过75%的被调查家长认为，无论教育政策如何变化，为了孩子的未来发展，都会加强子女的校外培训学习。家庭教育的时间投入是影响子女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在现实中，家长最关注的是子女的考试竞争与成绩[22]，我国不少家长被迫付出更多的时间或承担更多的压力，每天在子女学习上投入大量的、令人震惊的时间和精力，将学习变成了家长拼时间、拼体力的“负担”，并由此形成了家长群体性的观念和行为惯习，主要还是为了孩子在学校竞争中获得好成绩，而非为了学习科学知识与提升综合素质。从横向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家长在任何学习阶段都存在作业焦虑的问题，存在焦虑的性质、结构、规模等方面差异。从纵向来看，家长作业焦虑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涉及家长作业负担“感受、归因、行为及价值”[23]等方面的差异。而家长作业负担感受的差异又可以深入划分为认知过程、情绪体验及行为倾向上的差异。

（二）抢跑秘籍：家长对子女未来的投资竞赛仍占家庭教育主流

“双减”实施后，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家长对子女未来的教育投资竞赛从未放缓脚步。调查发现，仍有超过35%的六年级学生、超过50%的九年级学生，不同程度正在参加校外学科类补习培训，且无论成绩好坏仍有长时间参与学科培训的计划。事实上，在“双减”政策成效显著的风平浪静之下存在着暗疮隐忧。由于受到规范化整顿的影响，学科类校外培训资源由“全面过剩”转向“短期不足”，家庭旺盛的补习需求无处宣泄，教育培训“卖方市场”引发了争抢与焦虑，一些不良现象已渐成态势并引发关注。一是“家庭作坊式单学科培训班”现象。原来校外培训机构的很多从业者转入村社小区，通过街坊邻居间的口耳相传招揽补习学生。这类补习班地点较为隐蔽，不易发现；补习科目较少，以单科为主；招收学生较少，以同小区为主；增加练习作业，占用学生及家长时间精力。二是“在线学习全学段无差别覆盖”现象。一直以来，对线上教育培训机构的治理都是“减负”政策规范落实的难点。其有以下特点：易接受，不用家长接送，居家使用电子终端即可；广覆盖，从学龄前儿童到中小学生都有满足需求的内容；长时空，学生网课学习普遍存在多平台、多学科、长时间等特点，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带来挑战。三是“校内外学习周年无休”现象。在访谈中存在两个较为极端案例，两名初中学生的学习处于“5+2”“白+黑”及节假日无休的状态：每天放学后顾不上吃饭就直奔补习班，周末被家长安排小区内“作业辅导班”，假期被安排到中考“考前特训班”和“初高中衔接班”，平时回家后，在家长监督与协助下完成各种作业、打卡，学习生活状态堪忧。上述三类现象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及家长的作业负担，且负担主要来自于校外。

（三）闯关密码：加码学习仍被视为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地起源》中提到，稳定且不断固化的永远是阶层[24]。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读书仍被视为向上层流动的主要渠道。而今，社会的财富分配正由扁平向金字塔形状转变，对于学生家长而言，迫切希望为孩子的未来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或编织防止阶层滑落的安全网，教育也许就是他们最值得信赖、也最容易触及的投资方式。有研究显示，教育投资是提高我国低收入家庭子女阶层向上流动机会的主要途径，对于获得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学习充电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182、0.245和0.325，对应的占比为14.59%、12.21%和14.87%[25]，卡方值检验（P值小于0.01）和G系数为0.232，表明读书的频次和其主观社会分层高低有着正相关[26]，特别是农村青少年必须学习或通过其他途径掌握优势阶层的文化资本，才能够实现教育成功和阶层流动[27]。用投资思维来理解的话，中产阶层养孩子，就是用钱去购买稀缺教育资源，最后得到精英人力资本的回报。资产投资的回报是财富，而教育投资的回报则是通往精英阶层的门票。当跨越阶级的流动越来越难的时候，教育可能是留给普通家庭子女最后的一扇门了，这是在调研中受访者普遍涉及的话题。

（四）优胜劣汰：学校素质教育下暗藏着激烈的选拔竞争

由教育发展不均衡及教育评价机制不健全或结果运用不合理而导致的系统性不良反应不容小觑。虽然我国一直在致力于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但到目前为止差距仍是显而易见的，并在家长群体中产生了深刻认知烙印。如果能让子女进入到更优质的学校，就可能为子女在优胜劣汰的考试选拔竞争中多增加一道护身符。一边是我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另一边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阶段性稀缺，家长们难以进行有效平衡。而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相对集中化的趋势，以及教育资源的失衡更加剧了家长的焦虑，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可能进一步影响家长对子女学业介入行为。过去多年来，由高中开始的学业竞争，逐步提前到义务教育阶段，最后前移到了幼儿园乃至更小年龄，广大学生及家长被夹裹在应试教育的“剧场效应”里。教育中存在的功利主义等“反教育行为”又要求立竿见影的革新成效，巨大的升学压力和考试竞争的压迫必然迫使教师在授课时只注重知识的传承与积累，而忽略师生、生生及与资源的交互和共同理解层面[28]，对于很多中小学生而言，繁重的学业几乎绑架了自我学习兴趣的自由。甚至在当下，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也并未给学生及家庭松绑，不断变味的素质教育导致形成了“学科类考试+兴趣类考级”的“双应试”困局，广大学生家长进一步陷入作业焦虑。

然而，在面对作业焦虑问题时，作为研究者预设的是学生在学习重压之下对家长的“负担转嫁”，但通过不断的访问和研究，出乎意料的是，较多家长在被迫“学业焦虑”的同时，是心甘情愿的付出，这种出于亲情血脉的付出对父辈而言存在归属感、成就感。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对孩子的付出是自我生命的延续，是自我在面对未来而做的努力。从表情编码中可以看出，被访者均对学校或者教师有自己的看法，但在态度上却采取回避或者拒绝回答。在无法改变外力的情况下，他们接受学校和教师的安排，在面对不如意时，愿意采取牺牲更多的自我，让人感叹朴实而又坚韧的中国家长！

五、困境消解的对策建议

“双减”政策已对推进作业体系化改革进行了部署，《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以及教育部等13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的出台，都强调了学校、家庭、社会在协同育人中的职责定位及相互协调机制。在此背景下，应加快推动各利益相关者由“多元主体谋利”走向“多元一体育人”，综合施策、久久为功，促进家长作业焦虑问题的良性疏解，从而有利于“儿童友好型”综合育人环境的形成。

（一）从“内卷”到“外舒”，更好发挥家庭教育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抢跑”未必“先到”。卢梭有句名言——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我们的孩子为了什么而学习？什么样的教育才会让孩子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这些是家长们必须前置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应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为了自我成人而学，首在明智立身；二是为了家庭尽责而学，要在承前启后；三是为了社会发展而学，重在利他贡献。有一点应该明确，那就是家庭教育应在子女成长中发挥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如何发挥？首在改变观念，提高思想认识。应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及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指引下，着力于完善“覆盖城乡、公平优质、均衡发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29]，通过建立家庭教育“云平台”、提供“一对一”家长咨询辅导、增强学校教师与家长的双向互动等，帮助家长认识孩子、了解学校、掌握教育孩子的理念和方法，引导家长履行家庭教育权责。其次，引导家长改变对子女学业的参与方式。将“陪伴、阅读和习惯”作为家庭教育的关键传播理念。使其认识到有效的家长教育参与行为并不一定是高成本的行为，多与孩子进行沟通，在此基础上加强孩子在学习、生活、媒介使用等方面的管理也能达成类似，甚至更好的效果[30]。调研也发现，无论学科成绩好坏，部分家长很少受到来自孩子学业成绩的负面影响——他们大多选择以多元评价的视角看待孩子的学业及未来成长，成为了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知心朋友和见证人。同时，要引导家长彻底摒弃在子女学业成长中的惰性思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把子女送进培训班就一放了之、心安理得，更不能简单充当子女学业的旁观者、监督者，要切实肩负起子女养育的义务和责任。再者，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的家长松绑行动应各有侧重，要因人而异、疏堵结合、宽严相济，推动中小学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有针对性地定期组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规范强化社区家庭教育指导，定期组织普惠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以此推动家长认知观念的良性发展。

（二）从“影子”到“本真”，深化彰显学校素质教育的主导作用

一切破坏儿童学习兴趣的教育都是“伪教育”。学校应努力成为一切“伪教育”观念与行为的终结者，而非发起者、助推者。一要彻底转变教育观念。在“破五唯”及“双减”政策的综合发力下，要彻底打破单纯以考试成绩或升学率论英雄的学校教育“管办评”桎梏，真正促使学校肩负起推进素质教育的时代大任，让素质教育在全社会从“闪烁其词、遮遮掩掩”到“光明正大、实实在在”，着力于培养学生新时代所需要的社会人格[31]。未来学校应更多关注成长中的人，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归育人本真，不能把学生成绩作为攫取办学名利、谋取晋职晋级的“工具”，更多关注学生及其家庭面对学业时的内在合理需求与主观心理感受。二要科学实施课程与活动。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将时间和资源相对均衡的投放到不同类型的课程中，给学生开设涵盖领域多元、修读方式灵活的多样化课程”[32]，促进学校课程结构的均衡化发展，在减轻学生过重智育负担的同时，适当“增加”社会实践性任务。充分发挥课后延时服务的机动性作用，优化调整服务内容，让学生有机会参加社会实践和进行家庭及社会劳动锻炼，加深课程内容与家庭生活及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联系，为素质教育在学校的实施与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三要更加重视教育评价。“由于學生学习过程及结果的构成成分多样而复杂，使用任何一种单一的评价方式都难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和有效性”[33]，因此，还必须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及其结果运用上下功夫，并配套开展教师教学业绩考评改革，以评促改。

（三）从“外控”到“内秀”，分类提升教师作业设计的能力和质量

“作业设计是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高育人效能的关键[34]”。但“应试”思维惯习下的课外作业一味求取高分，一度成为了控制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和家长生活的外在“枷锁”，其无法给学生带来内发性动机，很多教师对此深恶痛绝但却无力撼动。总体而言以前的“家庭作业类型相对单一，作业内容多以识记类为主，学生参与感缺失，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且部分教师对于学业评价存在随意盲目性，学业质量和有效性备受质疑”[35]。很多作业任务需要家长参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家长的个人生活，也剥夺了孩子参与其他有益活动的机会，不利于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在学校教育中，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辅相成，课外学习一般采用课外作业的形式，它是培育儿童自主性、自律性的重要领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课外作业的概念，改造课外作业的系统，使之成为每一个学生发现学习价值、伸展自己才智的新机遇。教师群体应重新认识课外作业的性质与功能，着力有效改变已有的作业设计与批改心智模式。以整合设计进行作业设计的系统思考，促使家庭作业与课堂教学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实现知识生成价值，更要寓学习于学生生活，培育习惯养成价值。同时，为了有效提升教师作业设计能力，应将作业设计纳入地方教研体系和教师教研规划，对教师开展作业设计专项培训，提高分层、个性作业设计与评价能力；为有效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应充分利用各级各类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推广智能化作业平台，共享优质作业资源。

（四）从“孤立”到“一体”，整体促进家校社三场域育人的统一协调

“家校社协同”是中小学生“五项管理”“双减”等政策中的高频词[36]。而学生减负是由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开展的，这与减负本身目标的多层次、内容的多维度与措施的多角度等密不可分。减负的利益相关者深刻影响着减负政策的制定调整、推进落实、效果反馈及监督评估，均应成为减负的参与主体与责任主体[37]，应从教育观念到具体行为同向而行，共同促进家校社三场域育人的统一协调。社会公众对政策的期待总是无限的，在老百姓对于优质教育均衡的天然渴求下终结“堵式减负”，转向“疏导提质”[38]，将教学、考试、评价、招生一体化改革作为实现“双减”的重大举措[39]，努力提供多元化的优质教育资源服务。一是在家校层面，应进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责任，创新协同方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合力为孩子的自主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创造对话交往价值，共同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另外，学校面临的一个挑战性课题是，不宜一味地迁就家长的不合理诉求，要针对家长认识上的偏差与种种疑虑说明教育变革的必要性，转变家长对学习的看法，构筑新型家校合作关系。二是在师生层面，应基于师生互动及共同构建原则，在学生课外作业的设计、实施与反馈情境中，严格限制机械灌输式、惩罚式家庭作业，以师生对话交往实现教学相长。三是在全社会层面，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应着力于进一步破除长期以来减负政策“单边努力”的路径依赖，有针对性地制定“标本兼治”的政策。教育部门要会同妇联等部门，办好家长学校或网上家庭教育指导“云平台”，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努力形成减负共识。四是在协同治理层面，应发挥政府“元治理”的功能，构建“从婚姻登记到备孕待产”“从子女生育到登记入学”“从社区生活到政府行动”贯通式的家长（准家长）教育，同时强化对各地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实情况的督导，将各中小学带动家长学习了解国家“双减”、中高考改革及职业教育等政策纳入督导内容，以“督导评价”促“观念改善”，以此推动社会正视学生作业负担，真正缓解家长作业焦虑困局，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最后，用教育学者李希贵在《面向个体的教育》中的一段話作为结尾：“我们太看重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什么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什么，因为基于他们的基因，综合他们的素质，循着他们的兴趣，我们其实可以轻而易举地帮助孩子们实现属于自己的成功，成就属于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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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伟：助理研究员，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

屈宸羽：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学校管理与教师教育。

蔡其勇：教授，博士，博士后合作导师，院长，研究方向为课程论与教师教育。

Does Homework Anxiety for Parents Still Exist in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1648 Parents in 9 Districts of Cit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Jia Wei， Qu Chenyu， Cai Qiyong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problem of homework burden has once again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as one of the main stakeholders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role and burden of parents in their childrens homework is seldom mentioned.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data of interviews with 36 parents from 5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C City were coded and analyzed， and the theoretical saturation was tes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612 parents of students in 9 districts of C city. It is found that parents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as bystanders， supervisors， active helpers and extra interventionists in their childrens work， which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longterm habits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in their childrens futur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lass across the additional learning， as well as entrance examination fierce selection competition and other factors. Although the parents in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as a whole showed a“Voluntary” dedication， but there are also obvious“Homework anxiety” phenomenon， the parents intense external pressure and anxiety coexist with a strong internal sense of belonging. The study also child discipline on the more fundamental role of school liberal education in enhancing teachers ability and quality of homework desig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promoting the unity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three fields of home-schoolclub education.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grounded theory； homework burden； homework anxiety； stakeholders

责任编辑：赵云建

① “究真”与“求善”用语，出自北京师范大学朱志勇教授为2022级教育博士开设的《质性研究方法》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