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三大叙事”的话语转向

杨天明　杨贺然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三大叙事”。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和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创新叙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大叙事”在共时与历时的过程中呈现出联动、融汇及统一的趋势，话语叙事发生转变。中国式现代化转向建构话语叙事体系，以强化“理论解释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转向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明，凸显“民族性”重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转向世界，突破“民族国家”范畴，以中国理念诠释人类文明的具体范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叙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3.03.004

文章编号：1009-6922（2023）03-32-08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两大核心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创新叙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825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2］。“三大叙事”话语开始初步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三大话语叙事的融汇互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在党的二十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3］7“三大叙事”实现了融汇、互动及统一。

一、话语叙事命题的提出

叙事作为构建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主要指“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4］。话语叙事体系的构建能向受众群体传达和解读所预设的主题，从政治层面表达具备意识形态性质的话语，探讨事件的本质，从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三大叙事”之间的联系，把握历史发展大势。

当今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话语叙事体系既是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的前提条件，也是破除国际话语霸权的内在要求。作为当代中国“三大叙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提供了世界历史意义，“拓宽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谱系与呈现形态”［5］3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更加凸显“民族性”重建，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共同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两大共时性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中国对人类历史发展全面性与整体性的探索，是在“两大叙事”基础之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新叙事。“三大叙事”与话语权的实质性转化是密切联系的，但由于西方话语霸权尚未完全破除，“三大叙事”在话语转向的过程中存在陷入弱势的状况，话语叙事体系的建构和正向转化显得十分必要。“三大叙事”作为世界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实现叙事话语转向与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中国担当、提供中国方案是必然联系的。

以往和新近关于中国道路话语叙事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叙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话语的交集、差异与张力，也有研究成果以特定历史时期为出发点考察叙事话语的生成与转向；而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的研究则更加侧重于突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成果颇丰。关于中国道路“三大叙事”的话语建构、转向及内在联系涉及不多，较少谈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以“三大叙事”的共时性为基础，区分三者之间的差异，从中考察“三大叙事”在历史方位中的趋势所在，从而更好地推动“三大叙事”的融合发展，逐步构建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融通国际的叙事话语，为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贡献。

二、强化“理论解释力”：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既具有学理意义，又具备实践价值。为贯通中外实质性话语体系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恪守话语叙事的界限；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整合话语叙事的资源；聚焦人类文明新形态，协调话语叙事的“共性”与“个性”。

（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恪守话语叙事的界限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备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特质，又具有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话语叙事体系建构的实践前提。因而，当下要打造出贯通中外的现代化叙事话语，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传递到世界，就必须要立足实践，在共时和历时的时空环境下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

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建构与“革命”话语具备同向性。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革命实践特质，打造具备标识性的话语，构建严密的叙事话语体系。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现代化与‘革命话语具有共时性的特征，二者相互交织、良性互动，……这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总体性转变这一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6］。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离不开“革命”话语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分期均体现出“革命”话语是“贯穿百年党史的核心主题和重要政治话语，也必然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5］38。

摒弃政治话语竞争的限制，“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在新时代逐渐呈现出“融合”的趋势，这与二者所追求的共同梦想休戚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现代化话语与“革命”话语由竞争走向互动，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标志着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基本成熟，丰富了现代化的实践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8］“革命”话语也就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二者在共时的基础上实现融汇。只有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革命特质，才能洞悉现代化话语的生成与发展逻辑，才能展现出“革命”话语在近现代史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实现二者话语的互动融合，恪守叙事话语边界，打造贯通国际的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

（二）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整合话语叙事的资源

聚焦现代化话语的“学理性”，要求以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指导思想为落脚点，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政治性命题转化为学术性命题，这既是筑牢叙事话语体系的主要方式，也是话语叙事科学性的重要体现。

将“学理性”融入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建构能使政治性与学术性互动融合起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中央提出的兼具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在话语叙事和转向的过程中呈现出政治性强而学理性弱的特征。为使现代化话语叙事能够贯通中外并走向国际，必须强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围绕其生成逻辑、超越逻辑以及演进历程，深化学理性研究，在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互动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话语叙事的学理资源，为建构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提供理论基础和支撑。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话语在转向的过程中，其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政治性规定了现代化话语转向的根本方向，决定了学术方向，同时由于学术服务于政治，现代化话语又在坚持政治性原则的基础上为话语叙事提供理论支持，二者是内嵌互构的，但又有不同之处。因而構建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必须要立足于其学理特质，推动学术界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挖掘，厘清逻辑和意蕴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9］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内容与形式的建构依托于学理特质中交叉学科的互动优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政治性命题，侧重于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视野进行考察，在话语叙事的过程中“学理性”创新发展也多是源自于上述两类学科。与此同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要突破上述两类学科的研究范围，从整体的视角去探究，以大历史观的科学视野为研究工具，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各领域的研究为基础，涵盖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各类学科，实现现代化话语叙事内容的创新，达成政治性与学术性的互动融合，形成“学科协作、知识共享、理论互补”［10］的叙事格局。

（三）聚焦人类文明新形态，协调话语叙事的“共性”与“个性”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包含着党探索现代化的“个性”价值理念。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国际传播中考察则需要将融入“个性”价值理念的话语叙事转化为“普遍性”话语，展开“共性”建构，即在权衡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二者联系的基础上，揭示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标识，有效地构建话语叙事体系，彰显出世界历史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23-24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构建上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更有助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呈现出现代文明的中国范式。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对推动世界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既有助于解决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11］，同时也囊括了诸多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难题的方案。由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转向必然要聚焦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有在深入挖掘人类文明共同价值标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和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与中国理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才能完全置于国际传播之中，取得实质性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明形态话语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的普遍性建构”［5］40。

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体系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处理好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关系，既不能将其完全置于对立面，也不能将二者等同起来，而是在借鉴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基础上融入中国国情，实现“超越”，使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话语呈现出中国风格，实现话语叙事“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三、凸显“民族性”重建：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非简单地复兴古老传统文明，而是融入人类文明诸多优秀成果的复兴，其中包含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凸显“民族性”重建，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明，是民族复兴叙事话语的时代转向，要求“历史”与“未来”结合，强化复兴话语权；“物质”与“精神”并重，增强国家软实力；“中国”与“世界”联结，提高国际影响力。

（一）“历史”与“未来”结合：强化复兴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12］10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转向中，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历史观为强化民族复兴的实质性话语权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视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与构建中国现代性文明是密切联系的，从百年大党奋斗史中探究历史演变机理会发现党对历史性转换与变革周期率问题的探究与关注。“历史周期率”指“一个国家的政权往往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13］。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民主监督这第一个答案和“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3］14。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并非回到古老的传统盛世，而是在破解人类社会普遍性难题和勇于维护全人类价值的基础上展现民族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基于总结经验教训凸显“民族性”，最终目标在于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文明。

联结过去与未来，强化复兴话语权。在构建民族复兴叙事话语体系中，习近平总书记为更好地诠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引入了中国梦的概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4］36。“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14］49以实现中国梦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体系具有强大的激励和引领作用，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沉淀与鲜明的时代色彩，在贯通历史与未来的前提下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提供了强大的感召力，是新时代中华儿女对未来的共同期盼。

（二）“物质”与“精神”并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包含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4］153实现中国梦，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既有“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物质含义，又有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12］30同时还强调：“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1］55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物质财富增加，其次是精神境界提升，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侧面反映出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精神维度的必要性。

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以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民族性”，既体现出增強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普遍性特征，又表达出构建中国现代性文明历史的特殊性。“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3］25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叙事话语转向，在物质维度普遍性建构的基础上从精神维度为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提供有力支撑，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的总体框架，创造出既凸显“民族性”重建又独具中国特色的复兴叙事话语，为其创新叙事内容和形式注入活力。

（三）“中国”与“世界”联结：提高国际影响力

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辅相成的，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必然要在中国的制度逻辑与文化传统下实现，同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将中国话语推向世界。构建融通中外的叙事体系既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3］45-46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既要面向“民族性”重建，又要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过程中要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融通中外，相互联动，在强化实质性话语权的基础上提高国家影响力。

复兴凸显“民族性”重建，前提是尊重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优秀成果，防止故步自封，摒弃完全照搬古老传统的思想，在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实现“超越”，为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提供依托。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明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时的和历时的，而现代化叙事话语又会对民族复兴话语提供内容范式，推动后者的发展，将构建话语体系上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话语转向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现代化话语作为“世界性”概念，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然涉及到中外理念的碰撞。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转向而言，面向世界、凸显“民族性”既是构建话语叙事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提高国际实质性话语权的必要条件。在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新文明的过程中，只有打造融通中外的民族复兴话语，才能在历史浪潮中顺势而为，提高国际影响力。

四、超越“民族国家”范畴：以中国理念诠释人类文明的具体范式

作为当代中国的“新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以宽广的国际视野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互动的过程中，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所形成的具备中国理念的国际形态。它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畴，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框架，以批判逻辑纾解时代之困；并融入中国理念，创造性地回应时代之思；从而在价值逻辑上指向寻求人类文明“最大公约数”，是联通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传统”向“现代”转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转化逻辑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明形态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起点的现代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之一，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阶段性”的内生动力。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向外扩张“惯性”，其在推动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同时，又会以西方文明“中心论”遏制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以强大的资本为基础，将意识形态渗透至全球，形成了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悖于世界现代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当前国际不确定性因素复杂交织，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壮大成为了世界稳定发展的助推器，对调整区域合作格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话语，要将西方霸权话语向中国话语体系转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融入了中国理念的形态，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孕育的文明之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3］63具有中国理念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担当者与建设者，始终倡导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对抗西方“一元化”文明理念，以独具标识性的话语叙事推动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付诸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二）“出场”向“批判”过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超越逻辑

纾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困局，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创造条件。中西文明作为世界文明演进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张力与矛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批判，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了互动借鉴基础上的“超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转向，必须构建起这一过程中对资本逻辑超越的叙事话语。从大历史观的视野审视，西方文明下的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进而引发文明交往范围的扩展，加速人类文明的进程，并在扩张“惯性”的作用下主宰现代文明。而由于资本逻辑对历史限制的突破，其背后的内生动力也会发生“异化”，“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进而出现“文明的碎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话语体系在超越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形成以人民逻辑为本质的文明形态。在百年奋斗史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作为现代化叙事进程中的一部分，并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价值理念和叙事话语的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人民本位的精神追求与价值旨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3］60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出场并实现超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由“出场”走向“批判”，并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的基本条件。

（三）“批判”与“创新”共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逻辑

迎接机遇和开拓创新是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话语转向的活力源泉。“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3］63中国能够走向世界离不开历史反思与发展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几千年长时段的中华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传承与赓续下，其精神力量与文化精髓愈加地彰显出来。在多元文化的共同涵养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创新逻辑和文化影响力对当代世界进行再思考与再塑造，为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提供动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转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是共时与历时的，前者是对后者的高度诠释。回望百年大党奋斗历程，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方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合乎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不同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但“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2］66。这个时代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契机，也为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中，实践与真理力量的共同合力对体现世界“共性”与人民“个性”的文明新形态作出了有效的回应。

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话语的构建意味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承担的责任更为艰巨。在中西之治的鲜明对照下，中国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提供了有力支撑与解释，既是中国引领现代化成功范式的充分彰显，也为纾解世界性难题、展现中华文化提供了行动路径。

（四）寻求人类文明“最大公约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逻辑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旨归是全人类解放，以高度的历史自觉，融通中外文明发展，为世界文明提供可实践的路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15］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转向，必须在价值理念上以多元化取代“一元化”，避免西方文明阻碍世界文明前进的步伐。

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为了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校准航向。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碰撞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境遇，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张力，应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思考“共性”，在尊重差异和突出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共生共存，塑造出文明主体多元和文明程度更高的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16］寻求人类文明“最大公约数”就是要尊重不同文明的内在多样性，寻求各国文明的利益趋同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话语并非定型的完成时态，而是处于发展无限可能性的进行时态，因此要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更为包容的姿态面向世界文明。

在世界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只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并行，才能纾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困局，實现不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范式。

五、观察与思考：“三大叙事”的融汇、互动与统一

当代中国的“三大叙事”，体现出当今和未来中国如何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大叙事”在政治话语竞争语境下相辅相成，逐渐呈现出融汇、互动与统一的趋势。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才能走向民族复兴；只有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创造出符合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大叙事”的互动，并非单纯地借鉴西方范式，而是与当今世界其他文明一起相向而行，在交互借鉴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化发展。共时性与历时性是“三大叙事”的共同特征，厘清其出场方式和发展逻辑，既关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能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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