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VR公益纪录片的实践与探索

赵晨媛

摘要：2015年，国内首部VR纪录片——《山村里的幼儿园》发布，影片聚焦留守儿童，关注弱势群体。此后，相继有《盲界》《擺渡人》等VR纪录片上映。可见，中国VR纪录片在诞生之初，便将视角立足于具有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的事物，将VR技术广泛用于公益纪录片领域。区别于传统纪录片的是，VR公益纪录片在影片的叙事空间上有多角度革新。但在VR行业生态尚未成熟的当下，新技术的使用也使VR公益纪录片面临诸多挑战。在重视技术融合、打造优质创作内容上，中国VR公益纪录片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本文将对我国VR公益纪录片的现状进行探究，包括呈现成果、叙事空间以及瓶颈与发展建议。

关键词：公益   纪录片   VR技术   现状研究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3）03-0157－04

一、应运而生的中国VR公益纪录片

“纪录片天然具有公益属性，它也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成为公益传播的最佳载体之一。”纪录片作为大众传媒之一，自诞生之初便和公益属性相联系，但“公益纪录片”的具体定义还没有明确。“公益”可理解为有关社会公众福祉的公共事业。学者边沁认为公益是“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此理解，“公益纪录片”可被简易定义为具有一定公共意识、关注公众福祉、以公众价值利益为创作导向的纪录片。

2015年9月，国内首部VR纪录片——《山村里的幼儿园》在达沃斯发布，影片聚焦留守儿童，关注弱势群体。其后，关注西藏等地区视障儿童的《盲界》、关注临终人士的《摆渡人》、关注家暴受害者的《幸存者》，以及关注疫情下的中国人民，全球首部以疫情为主题入围国际A类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VR竞赛单元”的VR纪录片《我生命中的60秒》等纪录片上映。这些实践表明，中国VR纪录片在诞生之初至今，将视角立足于具有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的人物、事物甚至故事上，将VR技术广泛运用于公益纪录片领域。

“沉浸传播重构了人类的‘三大空间，让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等全面融合成一个大生存空间，也就是沉浸传播的大空间。”VR技术属于沉浸式传播的主要媒介，表达内容更易进入观众的心理空间。相比于传统的摄像技术，VR摄像机可以达到全景记录空间、气氛、人物，对于真实的构建从平面展示转为了多维沉浸，在环境展现方面更加贴近真实。《幸存者》是一部360度 VR影片，以180度访谈加之180度纪实的独特形式，将家暴受害者的访谈内容与受害者回忆片段相结合，组成了完整的影片，使观众可深刻体会到受害者所处的环境，真实体会受害者所感受到的伤害；同时也可以选择采访的不同位置，比如做一个全知性的旁观者，对采访环境与对话真实度作出自我判断。2016年度的环球公益盛典对于将视点聚焦于临终人群的纪录片《摆渡人》给予了高度评价：“VR技术让纪录片更加真实和震撼，该片为中国普及临终关怀理念做出重要贡献。”VR技术在公益纪录片上的运用，证实了VR技术在社会进步与公益事业上的作用与潜力。

二、VR公益纪录片的叙事空间

VR公益纪录片采用VR技术进行纪录片拍摄与播放，技术设备的创新，匹配着叙事逻辑与视听语言的转变。聚焦于电影本体研究的学者李显杰，将电影的叙事空间总结为画格空间、镜头空间以及影片空间。

（一）画格空间

“画格空间”作为电影叙事空间的最小组成单位，指存在于电影胶片上单一画格所具有的呈示空间。VR纪录片实现二维至三维的转变，不是平面的图像拍摄，而是通过特定的摄影机创造三维的虚拟现实空间。传统纪录片由图像记录，并通过摄影机连续拍摄获得运动。但VR技术基于三维扫描系统，通过多摄影机连续工作，形成的是某一特定的三维模型序列。画格空间，由传统的二维图像变成了三维立体化模型。且每个立体化模型都是按照人眼的观看习惯、观看视角来进行模拟设计的，关注受众的空间叙事参与感。例如：在《山村里的幼儿园》中，最初的镜头拍摄地是主角村里的小卖铺，传统纪录片或许只需一个全景交代场所即可，交代画面仅需以单一视角展现出小卖铺的某一环境，但VR纪录片则是记录多个横截面，以形成立体化三维的空间。三维多面的记录，是VR纪录片摄制的基础。

（二）镜头空间

“镜头空间”指处在时间序列之下的活动影像的客观呈现。VR技术与纪录片的结合，使得VR公益纪录片在视觉、听觉以及镜头运动方面的构造上较之传统皆有区别。

在视觉空间构建上，VR纪录片将摆脱画框的限制，构图、景别的呈现将不再重要，观众将借助VR设备设身处地体验虚拟空间，他们所感知到的将不仅是屏幕，而是全景式的现场。景别的创造权以及内容选择的权力将移交给观众，不再是传统纪录片通过景别表意的形式，观众将通过自我动作来选择自己的关注重点。例如：在《我生命中的60秒》影片中，观众在观看重庆某小吃街等候派单的外卖小哥杜建平时，可以选择去关注外卖员的着装，也可以关注他的表情。

在听觉空间的构建上，声音将摆脱传统纪录片中画面辅助的地位，而是占据主导。受制于当前VR技术，观众在长时间使用设备时，由于现实和虚拟不同步，会产生眩晕、呕吐等不适的生理反应。因此电影不能过多进行蒙太奇的设置，转场的方式要由以往的多元化转变为单一形式，淡入淡出应成为普遍方式。蒙太奇的单一化使故事的推进更多地需要借助声音，例如在《山村里的幼儿园》中，拍摄孩子在操场玩耍的场景时，为使观众视角聚焦在孩子身上，孩子的声音应最先出现，引导观众视线转移；在《生命中的60秒》开头，导演借助VR技术的环绕式音场效果，让观众置身其中，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的咳嗽声、警笛声等，形成了多层次的听觉空间，使受众更能感受到疫情的严重，让声音成了共鸣的重要工具。

在镜头语言上，传统纪录片的推拉摇等运动镜头手法将消失，镜头的表意作用将降至最低，故事内涵的理解取决于受众的思想观念与人生阅历。传统纪录片通过创设多元镜头语言，形成封闭又完整的叙事文本结构。但在VR纪录片中，观众将拥有着破坏传统叙事空间的能力，自由选择视角与移动方式。导演不能通过镜头语言的切换来推动叙事，而只能采用空间的变化来完成叙事的转移。影片《山村里的幼儿园》中共有38个镜头，其中出现过多次重复性全景展示，例如上学路上的空间、女孩家中对话空间等，推进故事的依据以空间变化为标准，不再由镜头引导视角与注意，观众通过判断地点的变化来确定故事的进程。

（三）影片空间

影片空间主要包含两层定义，一层指影片作为整体意义上的空间结构或者说空间的组合， 想传达给观众的故事内容是什么；另一层是从受众角度看，接受主体的文化修养、读解能力、审美观念等不同，影片给观众传达的意义空间也不同。

以第一层的视角来看，VR公益纪录片将比传统纪录片更加讲究场景代入感。传统的纪录片需要围绕主题推动叙事的逻辑，VR纪录片则需要思考如何合理契合观众的参与感。这种思考方式也会影响创作者在纪录片创作时对于创作内容的取舍。诗意模式类纪录片能否与VR技术相结合，国内市场暂无实践。公益纪录片担负社会责任，需要观众共鸣。VR公益纪录片鉴于围绕观众参与感构建的逻辑方式，大多会采用第一人称，以达到沉浸式体验效果，设身处地从以往表情达意的方式变成了纪录片创作的目的。VR纪录片中，影片主人公的心理空间、生活空间能更大程度地与观众融合，因此成了导演叙事的重点。

以第二层含义的视角看。纽约城市大学学者马克斯蒂芬·梅朵斯在其书目《互动叙事的艺术》中提出了互动叙事的递进过程：观察、探索、修正与互变。从此而看，VR纪录片作为互动叙事，其最深层的交互体验是互变。观众将从观看者变成参与者，甚至是创造者。虚拟与现实世界的分界在VR纪录片中将消逝。观众从被动接受影片的意义空间，转为主动参与意义的建构。观众被剥离出真实世界，成了虚拟世界的一员。每个受众都将以自己的独立视角，自己的参与经验，构建不同的意义空间。

通过对VR公益纪录片多个维度叙事空间的分析可以发现，VR公益纪录片相比传统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在于从过去的线性的二维图像为主导的空间叙事，转为三维立体化空间的互动式叙事，观众将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体验者，甚至创作者。

三、VR公益纪录片的机遇与挑战

VR公益纪录片在运用新技术的同时，出现了叙事空间与叙事逻辑的变化，是否匹配当下，是否具有前瞻性，还需进一步商榷。

（一）VR行业生态尚未成熟

国内致力于VR硬件研发的团队不在少数，近年来，VR技术更是国内外的研究重点。设备运用从最初的游戏、视频逐渐扩展到了教育、医疗乃至社交领域。但大多数仍是处于探索时期，距离广泛运用还有很远的距离。VR设备缺失使用场景，非生活必需品，并且价格高昂，这会使很多用户望而却步，虽然VR公益纪录片秉承了公共意识，但VR公益纪录片能否接触到公众都是一个难题。

同时，以记录短片《HELP》为例，为获得环绕式立体化效果，影片拍摄阶段使用了每台价值20万元的摄影机拍摄，加之后期剪辑，这样一部不达5分钟的短片平均每分钟成本就高于100万美元，因此过高的拍摄成本也是需要考量的。而在技术构建方面，首先，由于技术尚未成熟，其无法做到与人眼绝对相似的画面效果；其次，沉浸在虚拟场景时，场景在变动，但现实身体却没有，这会使观影者产生感官冲突。这两个问题是VR纪录片很难避免长期观影而产生晕动症的原因，所以目前市面上的VR纪录片皆是短片。

（二）视听语言的丢失

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中提出了关于物质现实再现的两种功能——记录与揭示。使用光学影像做到对物质世界的精确记录，同时，克拉考尔认为隐藏在表层之下的现实，需要通过电影化的方式来挖掘，例如人物的内在情感状态、价值导向等。克拉考尔认为电影不是简单对物质世界达到感知层面的复制，而是以电影化语言达到在认知层面的复原。纪录片也应遵循此点，不仅仅记录生活，更是要通过视听语言来揭示生活的复杂性，挖掘诗意与哲理。

但VR公益纪录片并不是完全使用传统视听语言。当画框去除之后，景别、视角等视听语言也会消失。由于技术受限，影片拍摄手法将趋于单一化，运动镜头将减少。360度录像需要的固定焦距将导致景深缺失，失去大部分视听语言创作权力的影片是否能被称为电影，是否能达到对于物质世界的“揭示”，这些都有待探寻。

（三）人机交互性有限

学者迈克尔·海姆用三个特征概括VR技术，分别是沉浸感、交互性以及想象性。目前，国内纪录片在沉浸性以及想象性上皆有所突破，但只有极少数VR纪录片考虑过交互性体验。交互性可以通过动作捕捉、肌电模拟等技术来尝试。但由于技术受限，大部分紀录片的观众无法真实有触觉等感知。同时，对于影片的参与度始终有限，VR纪录片还无法做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针对不同个体有不同的答复，目前的VR纪录片还只能停留在观看阶段。即使在VR公益纪录片观看过程中，我们对于家暴受害者、盲童、留守儿童会表示同情，但是我们却不能与他们对话，当我们有这些企图时，现实会使我们意识到，这只是影片，无法实现真正的交互与沉浸。

四、结语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对VR技术的研究，经过多年实践，在技术人才、资源储备等方面都得到了飞跃性发展。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各国文化与科技互相交融，为中国自主化运用VR技术提供了条件，成了纪录片创作者视野下新的内在驱动力量。自2015年国内首部VR公益纪录片《山村里的幼儿园》上映开始，实践中的中国VR纪录片便将视角投射在了公益纪录片领域。在虚拟与现实的交互中，使观众达到了对于现实更真实的触碰。鉴于技术差异，VR公益纪录片也存在与传统纪录片在空间上，包括画格空间、镜头空间以及影片空间的差异，同时，这些差异也折射出VR纪录片发展的挑战，其后VR纪录片想要持续发展，必须在多方位进行突破。

其一，重视技术融合，致力打造更加真实的影像空间。现今，5G时代来临，信息传输将以更快速度、更大容量、更低延时的特征出现，这不仅意味着远程数字控制技术的实现成为可能，还意味着创作者不再需要为实现全景拍摄而反复隐藏导致长时间拍摄。同时，5G时代下，5G网络可实现即时传输，提高剪辑速率，这为有即时性要求的题材提供了条件。例如，2019年中央春节联欢晚会分会场——长春会场，首次使用了“5G+VR”传输影像，用户可在央视新闻《我要看春晚》中体会VR全景春晚画面。同年3月，《人民日报》与运营商合作，将新闻报道与5G技术融合，实现了全景VR新闻直播，并提供了新闻中心和人民大会堂前两种场景选择，带领观众实景看两会现场。5G时代下，VR的运用不仅可以在剪辑创作上减少拍摄与时间成本，同时在观看上也会降低设备数据计算的需求，减轻观众所戴头显的重量。这也意味着，观众的沉浸感将更加加深，5G为完全模仿人眼的8K影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而眼球追踪技术的发展也为VR技术交互性的提高提供了渠道，眼球追踪技术可以通过追踪观看者的瞳孔，利用一定的算法实现景深的变换。它在提供最佳的三维效果的同时，能够使图像延迟更小，为解决VR技术造成的眩晕问题提供了新渠道。目前，位于新加坡的莱姆尼斯技术公司已经研究出了携带此种追踪技术的VR设备——维利福克斯VR套件。其他像是“感觉反馈技术”“语音技术”，通过安装触点提升观众触感，通过正确识别语音实现模拟对话等的研究，都有了一定的技术突破，其将在模拟五感的前提下融入更多的感知信息，实现观众的全知全感。

未来我国VR公益纪录片的发展可充分利用全球化的趋势，重视各国间的人才与技术沟通，提高VR设备的交互性体验。同时，以更加前瞻的眼光推动技术革新与创作实践，与5G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在拍摄成本降低的同时，提高用户体验感，为实现行业生态与充分发挥创作空间提供技术与实践支持。

其二，避免盲目形式主义，打造优质创作内容。VR技术的使用虽极高地还原了真实世界的环境，但是同时需避免过度追求视觉上的刺激，混乱使用VR技术对纪录片的纪实性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的发生。在VR纪录片的发展初期，VR纪录片创作数量在2016年至2017年迅速增长。但增长背后隐含着投资的盲目与业态发展的不稳定性，许多VR纪录片存在粗制滥造的情况。这种现象源自创作者缺乏对VR纪录片的深刻认识，VR技术应服务于内容创作，创作逻辑应着眼于纪录片逻辑，而非VR技术的逻辑。

VR公益纪录片在选择以VR技术进行创造的时候，便意味着部分传统的视听语言不能再使用。曾经部分纪录片创作者试图用视听语言实现隐喻与象征，达到揭示生活本质而非机械复制现实的目的，但这些方式在VR纪录片中并不适用。然而，VR纪录片也具有自身优势，即观众在实现全景观看的同时，也可以通过非线性叙事与多视角叙事以更加立体化的方式了解生活的多面性，而不同观众的审美倾向与创作选择也可使影片的内涵更加丰富。VR公益纪录片的创作者不能在失去部分影片创作权力之时，将纪录片对于物质世界的“揭示”目的摒弃。创作者可深耕VR技术应用特征，实现拍摄逻辑的转变，将生活的多面性以VR技术的方式展现，充分利用VR技术的沉浸交互能力。

同时，在5G时代下，VR技术用于多种题材的可能性得到了提升，VR公益纪录片需要兼顾社会责任，反映社会意识，其具有一定公益价值。在内容创作上，应思考如何以更好的叙事逻辑与拍摄方式展现内在主题，在选材上，也应关注社会福祉，真实展现被拍摄者状态，实现观众共情，或理解被拍摄者的目的，而不是仅在乎观众的沉浸式体验，忽视其公益倾向。正如《山村里的幼儿园》，“影片意图从留守儿童面临的父母监管问题、孤独感强、被忽视感强等问题中分离出来，在决策者和普通大众中激发更深层的同理心，以期加大对留守儿童和农民工父母的关注与支持力度。”其在选材上深耕创作主题，展现了被拍摄者的生活状态，合理使用VR技术，实现了让观众共情的目的，达到了技术与内容的双向成就。

影像从起初的黑白、无声到其后的彩色、有声，从传统的2D到如今的VR，技术作为影片创作的推动力，丰富了纪录片的呈现方式与传播形式，增强了影像还原真实的能力。在新媒体环境下，纪录片的形式与内容不应局限于传统，其应看到技术的变革和变革带来的发展空间，正视其背后的局限与挑战，注意技术融合，坚持优质内容的创作，助推VR公益纪录片的不断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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