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统一方式及四组权力结构是理解中国古代史的路径

税光华 宋庆华

编者按：大单元教学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昆明市第一中学作为教育部“双新”示范基地之一，在新课程教学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大单元教学探讨即是这一背景的产物。一个通感意识的塑造、多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及相关学业评价的探讨是大单元教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教学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以前纵向递进的点滴学习方式变成了横向拓扑的图景呈现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师生的备考时间，也从深度上塑造了核心素养所要求的历史意识。现围绕此框架组稿四篇以作示例说明。

新课程大单元教学作为一种理念与实践的结合体，其大意是以一个核心概念為中心、统括一部分必备历史知识叙述、以历史解释的方式形成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拓扑知识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师生共同拥有历史通感意识，并以典例的分析考辨佐证等方式形成关键能力；其最终导向在于让以历史意识为核心的学科素养成为师生的基本生活常识。

一、“大一统”概念与大单元整合

如果把“大一统”理解为中国古代史的核心概念，那么则需要探求统一的四种方式及四组权力结构对统一状态的影响。按照学界共识，依照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及班固《汉书》相关介绍，杨念群教授把“大一统”的内涵简约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其中，“车同轨”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技术创新层面，它包括经济基础与军事战争两个方面；“书同文”侧重于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层面；“行同伦”侧重于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层面。进一步分析可知：这三层内涵包括动态的过程性的四种统一方式及相对稳定的四组权力结构。“车同轨”对应着兼并战争与经济发展两种统一方式，相应的权力结构为中原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书同文”对应着制度力量带来的社会整合统一方式，相应的权力结构为文人文书档案治国中君权与相权关系；“行同伦”对应着历史人物及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一的方式，相应的权力结构为儒法思想的斗争和妥协。由这些内涵解读延伸至《纲要》（上）第一单元相关内容：第2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主要讲述了统一的四种方式；第3课“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及第4课“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则主要讲了秦汉统一后四组权力结构的形成。

二、四种统一方式

第2课的标题是“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其内涵可解读为周政模式向秦政模式的转变，“诸侯纷争”意味着周政诸侯掌权——地方分权模式的延续；而“变法运动”意味着秦政官僚治国——中央集权模式的逐步形成。如此，第2课实则为中国古代“纷争—统一”第一波周期的衔接课程。于是，统一的方式便在这课中以目题的方式呈现出来。统一方式主要有四种：战争及民族融合、经济贸易、变法及制度革新、历史人物及意识形态的构建。

第一目“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主要阐述了争霸战争与兼并战争所带来的民族融合与华夏认同。为什么争霸战争也会带来民族内部融合呢？翻阅教材“春秋列国形势图”并展开历史想象可知：宗法分封制下的诸侯在人员、物资、信息、文化等各方面的物流中处于相对封闭地位，这是制度约束与交通通信技术障碍所致。而战争是打破这种封闭障碍的最有效途径。诸侯争霸产生的人员文化的流动性与重组性推动了北方周人的相互认知与融合，也推动了华夏族的内部认同。又如何理解兼并战争带来基于华夷区分之上的华夏认同呢？翻阅教材“战国形势图”并结合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一）可知：这幅地图的四方位上多了数段长城。这意味着戎狄蛮夷与华夏族有着军事上的互动，长城是游牧民族强力冲击下被动防御的结果。也正是由于长城的被动性，故而不具有绝对的稳定性，在农耕区平原地形的便利下，华夏诸国的兼并战争以及游牧民族势力的持久性力量都会带来民族的碰撞与融合。“华夏认同”概念则是以上两种碰撞的必然结果。这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推动秦政大一统模式的到来。

第二目是“经济发展与变法运动”。“经济发展”和“变法运动”是秦汉国家统一的第二、三种方式。“经济发展”与第一目的逻辑关系是：战争统一方式带来的横向流动性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物质支撑。依据恩格斯唯物史观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反作用可知，这是战争迫使经济技术的革新与商业贸易物流运动。春秋战国时期，基于青铜铸造技术上的冶铁技术出现，铁制农具开始使用、牛耕以及铁犁牛耕技术出现并发展。这就使人力得到生物性扩张，人力可以改变甚至控制的自然空间更大且更有深度。按照周振鹤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定义，这个“自然空间”包括土地荒地、山川菏泽、牲畜鸟兽、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等特产奇货。在工具的替代性帮助下，单位自然空间上所需要的人力相对变少，但是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这为战争提供了充分条件。但这还是“经济发展”与“战争”之间的必要关联。其“必要条件”在于生产力的提升刺激了人性贪婪自私的欲望，从而使欲望以战争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如此，按照美国汉学学者赵鼎新的观点，这种欲望不是周政模式下少数贵族的专利，而纯粹变成了全民欲望、全民战争的总爆发。此外，由于战争对物资需求巨大，又由于兼并战争主要发生于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些地方水运、漕运系统丰富，运力方便，这就为商人巨贾的产生及战争的空间推进提供了条件。春秋战国商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更应理解为战争的必然产物。“变法运动”与第一目的逻辑关系是：战争的主体在战国时期已经变成了“全民”，“全民皆兵、全民皆农”模式的出现与商鞅变法紧密相关。商鞅属于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家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由此看来，法家属于典型的军国主义。其要把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以在战争中取得生存与胜利。“资源的集中”是关键问题，这就需要制度革新的力量。“废井田、开阡陌”打破了诸侯贵族、士大夫形成的地方土地集团。国家把土地国有化，然后以授田制的形式分给农民耕种，同时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等保障农业生产，农民获得土地并向国家缴纳赋役，这从经济上刺激了农民的国家意识。商鞅变法又在人事上推行十五连坐制和普遍推行县制，引用周谷城先生的观点，这就使宗族势力受到分解，血缘关系逐渐让位于地域关系。农民与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是秦国统一战争的经济及人力基础。

第三、四目是“孔子和老子”及“百家争鸣”。历史人物的意识形态构建是国家统一的第四种方式。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的意识形态是法家思想。为什么要在本节内容中单列出“孔子与老子”呢？编者如此安排，可从两个角度思考：一是历史人物对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适逢乱世，民不聊生。于此，只有有识之士方能提出治国安民、重建秩序的举措。老子主张“道本论”，“道”是比德、仁、礼等更根本的秩序。源自老子思想的《韩非子·物权》所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则是“道”秩序的具体形构。这些思想最终为法家所吸收。孔子主张“仁本论”，“仁”字拆开即为两个人，意为在世存在者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利益，还要关注他者，也即社会责任感及其政治伦理实践。孔子的“仁爱”“克己复礼”等思想又通过教育教化得以传播。秩序的最终建立不是战争，而是道德教化产生的阶层妥协与社会共识的完成。二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不是法家一家完成的，而是经过秦汉两代，尤其是董仲舒儒学外儒内法、儒法兼治、杂采阴阳、道家等思想百家归流的结果。“百家争鸣”一目的重点在于法家与阴阳家。法家强调“刑治”与“耕战”对刚性秩序的重要性。阴阳家则是通过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建立流动秩序，这为政权的更迭、德行秩序的贯穿终始提供了理论依据。无论如何，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不是一朝一代的结果，而是秦汉两代积累性与斗争性的必然。单纯依靠法家或者儒家或者道家等某一家思想试图达到治国理政的目的，秦朝的短命史及汉初的郡国并行的历史皆证明了其政治效果的局限。

三、四组权力关系的构建与统分流变

按照皮亚杰结构主义的论述，“结构”作为一种方法，它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示体系。整体性、调整性、图示体系是其要素。唯物史观的上层建筑体现了结构的基本要素，并展现为一种流动性的权力结构。白寿彝先生主张中国古代史主要是一部政治史。阎步克先生则进一步把古代史解读为“政治权势与政治制度史”。这些名家观点为中国古代史四组权力结构的构建提供了学术依据。权力结构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君权与相权关系；儒家与法家意识形态关系；农耕汉族与游牧少数民族涉及的农牧混杂区边疆控制问题。这四组权力关系处理得当则意味着国家的盛世与统一；权力关系处理失调则意味着国家的乱世与分裂。基于“得当”与“失调”，第一单元3、4课主要讨论的则是四组权力的构建，“构建”是对“得当”与“失调”的政治经验融合。而非其对治乱兴衰、统分流变的影响。

第一组权力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秦朝皇帝制的初创、三公九卿制及郡县制的推广则是本组权力关系的构建，这是秦朝大一统的核心制度基础；而秦末农民起义及秦的速亡则是本组权力关系失调的必然结果。基于这两个历史事件带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汉王朝一方面汉承秦制；另一方面又休养生息。试图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寻找秩序的折中点。第二组权力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作为一组权力结构并不来自秦朝皇帝制的创立，而是来自“汉家孝治天下”之制。刘氏政权出身草根，这是汉家外戚势力坐大的重要原因。这至少可证明在汉武帝之前君相关系是失调的，君权与相权没有形成有效的官僚制约系统。汉武帝为实现大一统的梦想，设立中外朝制度，提升尚书令的地位，“悬搁”三公九卿的权势。这说明君相关系开始摆脱外戚“禁内”的约束。东汉时期刘秀改制，“增强尚书台的作用，严禁外戚参政”进一步推动了中枢决策体制的官僚化与国家化。其家族色彩进一步削弱。第三组权力关系儒法意识形态的妥协共存则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鉴于秦朝早亡及周政德治思想于国祚的长久性，董仲舒儒学实现了“百家思想归流为一”的目标。乱世有酷吏法家、治世有循吏儒家成为汉武帝大一统、“昭宣中兴”治国思想的历史写照。但是儒生治国并不是一张政令即可，而是經过表彰六经、设置太学、郡国学校、推行察举制、征召制等制度建设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后又经过“巫蛊之祸”对外戚势力、军功贵族的洗礼，东汉明帝“汉当自制礼”、制礼作乐、儒学名教化的国家行动。儒家主流思想的地位真正确立。第四组权力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协调来自长时段的和亲政策与短时段的战争政策。民族关系处理的“得当”或“失调”与边疆控制关系甚大。第3课秦朝形势图与第4课西汉形势图的差异在于：中原政权是否能够控制400毫米降雨量线左右的农牧混杂区？秦朝不能控制，说明中国疆域的基本奠定不在秦朝。汉朝控制了西域，说明中国疆域的基本奠定应从西汉开始。大一统的地理疆域版图基础不在于是否控制清朝“雄鸡”的形状，而在于农牧混杂区的控制。汉武帝时期通过李广、卫青、霍去病的战争政策及丝绸之路策略有效控制了400毫米降雨量以外的西域，这说明第一周期秦汉大一统的时代是在汉朝最终完成的。但这种统一并不是长久稳固的，它是一个重复性的积累过程。

综上所述，大单元教学的关键在于概念与结构的统一、通感与典例的融合。用四种统一方式及四组权力结构分析中国古代史既符合大单元教学时尚，也符合学科素养历史意识之追求，更能把学界主流观点作为高中历史课程的史学底色。

◇责任编辑 苟有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