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门左派的兴起与明末文风的转向

【摘 要】关于心学与晚明文学之间的关联一直是我们在研究晚明文学思潮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明末的文学转向方面；例如公安派所提出的“独拘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抑或是后来竟陵派的文风其实都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巨大影响。而李贽本身所提倡的“求真”“尚实”直承其下的精神实际上在王龙溪，王心斋那里就可以找到雏形。所以在提及晚明文学转向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延伸到其思想背景之中把握其文脉渊源。

【关键词】王门左派；明末文学；李贽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3

目前在研究晚明文学的转向方面；学者们往往都具有这样的共识；即明代思想界的发展和文学领域的转型有着比较明显的互动性。例如在明末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的李贽，其本人就有着王门后学的地位，同时他的“童心说”也比较有效的影响了后来整个明末的文学领域的发展。但在这种统一的共识之下，人们对于这种互动关系的解释也不尽相同。

王泛森教授曾在《执拗的低音》中提出过这么一种观点：“针对历史的解释或历史重建的解释应该是从事件的逻辑关系到史家的逻辑关系进行交互循环的过程。”因为正常对于历史事实的发展，我们往往会采取一种倒叙的顺序；而如果过于依赖这种倒叙的方法，而忽视历史发展正向的逻辑，我们可能就会陷入一种“后见之明”。

在谈及明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时候，廖可斌教授也做出了这样的论述：“文学的革新是通过心理学过度和催生出来的产物，同时该文学具有反应人心理学的一方面，在心学和理学的交互启发之下逐渐的往反对心学和理学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该关系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无法通过简单的一句话对其进行概括。”当然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摆脱近代以来对心学和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通过揭示心学—理学—文学三者之间的历史关系，从而分析历史相关的演变过程。

一、关于王门左派的定义

学界对于“王门左派”的定义一般是以“王龙溪”“王心斋”为代表；并以后来的泰州学派作为发扬的阳明学支流。顾炎武认为，王门高徒是泰州（王心斋）、龙溪二人，泰州之学一传为颜山农，再传为罗近溪、赵大周。龙溪之学一传为何心隐，再传为李卓吾。

当然，这样的分割方法也并非没有争议；例如左东岭在《20世纪以来阳明心学与文学思想关系评述》中就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心学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性的认知基本上在遵照李泽厚等学术研究者的既定范畴和格式，尤其是遵从王阳明—左派王学—李卓吾既定范式，而左派王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否被忽视？”确实，相对于王心斋所开创的泰州学派；以及后来以李卓吾，罗心隐所代表的“左派异端”，出身于浙中王学的王龙溪为免也过于温和了些。也有学者就此认为，王门左派并不是单指某个学派或者是某个有所名目的学术系统；例如泰州学派。而是指在王学发展神话过程中具有突出的“自我意识”，并且和主流相对的“外道异端”。例如在马积高在《宋明理学与文学中》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定义：“所谓的王学左派主要应指那些承认人的正当情欲的合理性并对虚伪的名教有所抨击或在实践上有所突破的人。据此，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心斋）及这一派的巨子耿定向显然不能算为左派，真正的王学左派应该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不与列传的颜山农、何心隐、邓豁渠和李卓吾等人，或许还可算上王龙溪，而以卓吾为代表。”当然，这种见解只可算是一家之言；出于不同的分类方法，自然还会有不同的定义范畴。总的来说，对于王门左派的解释，我本人更倾向于冈田武彦先生的说法。他在《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中提到：“据王阳明高足王龙溪说，当时就已有归寂、修正、已发、现成、体用、终始六种良知说（参见《王龙溪全集》卷1）如果加以分类，大致可将上述六种良知说归纳为三大类别，其中包括：修正、现成、归寂。

这种以本体论和功夫论作为分类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王门左派分类过程中，缺乏明确划分，分类规则过于主观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整理王门左派的思想脉络；为明末文学转向寻求思想渊源得出更为深刻的启示。

二、“性灵说”与“主情文学”

（一）唐宋派“本色论”

关于明代“性灵文学”的开端，学界其实有不同的说法。但如果建立在本文王门左派兴起后的立场上，那以唐顺之所提出的“本色论”则是我们不能略过的话题。在相关的记载中有提及，唐宋派与王门左派关系的是唐顺之后人唐鼎元所著的《明唐荆川先生年谱》；其中论述了唐顺之与阳明弟子罗洪先、王龙溪等人的交往情况；不过在这之中作者更多提到了唐顺之的文学思想，而并没有多提及左派的哲学思潮对于其文学思想的引导。而后学者吴金娥《唐荆川先生研究》一书设荆川“学友”一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王畿、罗洪先、聂豹与徐阶的学说主张以及与唐顺之的交游情况。

而后廖可斌在《唐宋派与阳明心学》中对这个情节做出了集中的阐释，文章被分为三个部分：（1）阳明心学与唐宋派的形成；（2）阳明。心学与唐宋派的主导倾向；（3）阳明心学与唐宋派文学创作之得失。文章認为受心学影响唐宋派提出了“直抒胸臆”与法的统一，但这种源于天理纲常和心学个性突破的矛盾对立也给唐宋派的文学发展带来了先天性的不足。

当然，对于以上的研究不同学者也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左东岭在《二十世纪以来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想关系研究述评》中就提出唐宋派意与法的统一更加倾向于一种文学主张，并不是真正建立在左派心学的本体论之上的，而只有唐顺之的本色论才是真正建立在这种哲学思潮影响之下的。

为了解释这种不同，左东岭在《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中对唐荆川的“本色论”和李卓吾的童心说做出了集中的对比；并且得出了唐荆川虽然强调历朝历代文学都有其“本色”的自由性。但是却没有完全脱理道德中心论的束缚。而从“本色论”到“童心论”的转向，则反映了道德中心主义的地位遭到冲击。

当然，诚如李卓吾最后也没能完全从儒家道德的审美原则中脱理。例如作者指出在《焚书》中的卓吾之言：“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并坦言说：这些文字虽出于《焚书》记载，但是无法确定的是一定是来自李贽的手笔。因此关于唐宋派文学观与阳明心学尤其是王门左派的关联性与互动性实际上至今尚不明朗。例如唐荆川虽然位列《明儒学案》，但其自身思想与王门心学的关联并不明确；而在与同时代学者交往的同时，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左派王学的影响其实也是值得我们现在关注的。

（二）“性灵说”与“主情文学”

在李贽的“童心说”落成之后，晚明的文坛受到这种驱动力的指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以公安三袁所提倡的，以“性灵说”作为理论根本的小品文；另一方则是以汤显祖的戏剧为核心的主情文学。

这两种思潮实际上都是在王门左派中崛起，文学审美的价值取向从精神内核上受到左派哲学本体论的指引，但是在形态上却具有着不完全相同的指向和趋势。

在论及公安派性灵说的时候，当代学者主要关注其和李贽“童心说”的关联影响，比较早关注这方面的学者有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还有吴兆路《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

不同的學者从自身角度对“性灵说”与“童心说”或者从更加根源的王门左派关系做出了解释，例如王孟图《“阳明心学”到“王学左派”：“浪漫”的召唤、转向和终结》就着重强调了从“心”到“身；从“良知”到“童心”；从“理”到“情”再到“欲”的重要转向，并且达成了从道德性到自然性的价值转向，如王艮认为，鸢飞鱼跃、河川奔流、春风桃李，都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天性之体。

李玉晗《浅析袁宏道“性灵说”的内涵与影响》则从吸收借鉴的角度，强调三袁从李卓吾的“童心说”之中感受到了主体思维的重要性；并将其转化为“真”与“变”两个新兴主体，在完成文体进步的同时又弱化了左派突进的思想倾向。

而在对于汤显祖与王门左派的研究方面，研究资料就稍显匮乏；目前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大致有左东岭《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许艳文《略论王学左派对汤显祖思想及创作的影响》以及常威《论阳明心学与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流转》，其他之前提到的作品中也有相关的提及，不过不做为研究的主流。

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现阶段的关注重点是在戏剧与小说层面；作者的创作方向与明末个人主义思想精神的契合；而如何去解释这种哲学本体论与这种“主情”思想的连结就是至关重要的话题。

例如左东岭在提出理论的时候，就认为汤显祖的文学思想实际上脱胎于罗汝芳的主流思想，同时该作者的自述中说道：“汤氏所表达的文学之情，在哲学上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世界，在人类身上所要表达的是生生之仁，同时也包括人性及爱情在内的情感。”当然，因为汤氏思想是明末突进时代文学转型的特定结果；从文艺思想上可以确定其来源于王门左派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推动，但同时这种推动是否与汤显祖的“主情”产生直接的思想互动，仍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话题。

三、结语

关于王学尤其是王门左派的关系问题，虽然学界目前给出了很多种研究方向，但至今仍有比较大的研究空间。例如，王门左派的定义范畴，王学与唐宋派的关系，以及三袁和李卓吾的关系。虽然之前的学者已经给出了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内在仍有许多没有完全得到解释的部分，这是值得我们当前学界研究和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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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南洋（2001—），男，江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