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

李冰辉　郑如

［摘 要］21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并行中交锋。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旧文明秩序已无法满足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要求，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缓慢复苏，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寻求更能吸收社会主义全体角色的、更加彰显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趋向的新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当代全球问题的治理、国际关系的重塑、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理念、树立了新愿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其他国家的稳定发展树立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榜样，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理论和经验借鉴，让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复兴的崭新希望。

［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3-0008-10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最成功的范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卓越实验，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一系列现代化转折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促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16，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1］7。毫不夸张地说，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提法不仅为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势崛起向世界昭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旧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理论自信与实践自觉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向新征程。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行借鉴，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新的人类文明发展范式，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求索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路，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强基石，着眼于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顺应人类对共同价值的追求，通向真正共同体美好社会结构的必经过渡性方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发了中国坚定不移走自己道路的战略定力，愈加契合中国实际与现时代背景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定更为深远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地形。在中国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未来不仅将持续发挥其恒久的解释力，也势必会在与世界各国左翼政党政治的交互运动中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向高峰，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一、 21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状况与面临的持续性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给世界无产阶级描绘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共产主义图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渗透进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社会主义运动的规模空前强盛，速度空前迅猛。东欧剧变之后，部分受挫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了延续其存在而蜕变为“选举团体”或“社会力量”谋求融入新自由主义制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长达20年的低潮期。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进入21世纪之后，苏联经验失败的巨大刺激、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加剧，给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也给现存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垒筑了新的实践平台。

（一） 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状况

苏联模式的垮台使苏联的“权威理性”失效，引发了各国“本土化”［2］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①受到普遍欢迎，2009年，有15个拉美国家的总统来自左翼政党或中左政党［3］。拉美左翼试图将政治权力散播到工厂和社区的社会底层人民当中，并力图让“以社会发展作为执政党施政的起点”“以试错方式渐进迈入社会主义”等温和政治主张获取支持。在东南亚，越共明确了将越南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并于2021年1月在河内召开的越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探讨两大议题：一是回眸越南革新35年的历程与成就，二是面向中长期发展进行战略布局，明确提出越南式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0年越共建党100周年时把越南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到2045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100周年时把越南建设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进而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盛越南”［4］。21世纪以来，老挝人民革命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凯山·丰威汉思想为指导，结合老挝具体国情，进行适合老挝土壤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积极从事党的指导思想体系化的工作，在与越南、中国等国的交流中，学习借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胡志明思想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土化、体系化的理论成果［5］；着力发展经济，致力解决贫困问题，在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上制定了至2020年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奋斗目标。为应对受“苏东剧变”波及的国内经济困难，朝鲜政务院于1991年设立罗津—先锋自贸区，旨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搭建经济合作平台，进而弥补因“失去传统贸易对象国而导致的经济损失”［6］；为促进经济增长，金正恩于2013年正式提出以“下放经营权，实行按劳分配”［7］为核心的“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8］；2018年以来，朝鲜劳动党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实验。在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印度共产党、南非共产党、尼泊爾共产党已成为各国重要政治力量［9］。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思潮也缓慢复苏［10］。更为可喜的是，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力量交流频繁，促使左翼政党在交流互鉴中逐步走向联合，而且这一联合的趋势以国内—区域—国际三个维度层层拓展。金融危机在全球的病毒式扩散，使左翼力量深刻认识到资本的全球机制和国际组织的病变，对抗资本主义的事业必须“重视国际工人阶级组织的建设”［11］，依靠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联合并进，才能为全球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

但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左翼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依旧没有从低谷中彻底摆脱：第一，资本主义强势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组织化程度低，实践基础匮乏；第二，各国共产党的理念和活动仍未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可［12］，政治合法性的缺失促使他们难以融入政治生活的主流；第三，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党面对经济压力的举措效力甚微，无法行之有效地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第四，社会主义诸理论②大多缺乏具有实践性的创新创造，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性不强③；第五，左翼在与右翼政黨竞争的过程中，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宪政体制下进行的，严重制约了左翼政权的发展；第六，左翼内部成分庞杂，囿于异质性的理论原则和发展趋向，联合难度很大。

（二） 晚近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持续性危机

爆发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普遍地被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与信贷领域系统性危机的组成部分，以及大量积累的虚拟资本和脆弱的信用体系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因“广泛生产过剩”与“过度积累”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加速金融化则是危机的罪魁祸首。危机严重地打击了美国的房地产、建筑与汽车等支柱性产业的生产与就业，进而对本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④，种族⑤、阶级对抗升级⑥，政治极化加剧，民族—国家权力弱化，福利水平降低［13］，综合国力下降⑦。在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宣言是既想提高关税平衡赤字，又想减税刺激生产；既想刺激生产，又不愿损害跨国资本利益；既想缓和贫富差距，又不能触动企业家利润率［14］。美国政治经济的内生矛盾和其后真正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⑧昭示新自由主义秩序必然崩塌。弗朗西斯·福山开出了美国政治衰败的清单⑨，并认为美国政治陷入严重极化的境地。在欧洲，欧元区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高失业率、福利水平削减、债务危机、预算赤字，等等。而更令人意外的是，看似稳固的欧洲政治体系也因遭受财政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而导致失衡［15］，欧盟多层级政治组织关系日渐紧张，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产生裂隙［16］。在日本，政治氛围浑浊，最主要的政党（自民党、民主党）面临严重的内部分歧［17］，无论哪个政治派别的民众支持率都持续下行，在地缘政治关系上与周边邻邦持续交恶，因此陷入了对内难以治理、对外难以共处的两难境地。在转型国家⑩，比如斯洛文尼亚、波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虽然使用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尽相同（金融化国家、商品出口国家等模式），但是在金融危机中都表现出“转型失控”的典型特征［18］。

随着时间向新世纪第三个十年推进，“东升西降”的国际态势虽已逐渐明朗，但国际资本主义霸权至今依然在世界格局中占主导地位。在这一世界格局下，不平等不仅囊括了传统的政治、经济与国际分工不平等，而且以科技、生态、文化等诸多变体的形式持续深化。而当资本主义霸权在全世界范围散布时，其自反逻辑也以多种样式显露端倪。我们看到，虽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竭力在自我辩护的同时转嫁危机、拯救本国经济，却没有效果显著的新政策定位［19］。萨米尔·阿明、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等学者指出，资本的金融化不仅没有缓解资本积累危机，反而加深了危机［20］；资本主义为了经济复苏采取的所有制—国家角色双重调整恰恰适得其反，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危机（11）；资本主义力图让世界为其危机买单，却造成了局部地区的政治紧张、世界经济的萎靡［21］；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紧缩移民政策来缓解国内压力，却让难民潮和恐怖主义交织泛滥［22］。这些结构性的自我调整亦陷入困境，政府的信用也将继续被垄断资本所绑架并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23］，个人和政府负债持续增加［24］，政治极化现象仍可能进一步加剧。可以预见，大衰退之后的资本主义诸国都将进入长时间的萧条期。

二、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显著优势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5］13-14。中国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有一心为人民的领路人和一心跟党走的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差异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和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其正在引领人类文明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具有“完全自主性”的文明之路，它为世界其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新的生机；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和谐共存”、彰显人类文明多样性之路，它为打破霸权思维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具有“完全自主性”的文明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与发展是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伟大创举，是一条具有“完全自主性”的现代化新路，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惠及全世界，它让世界人民不再迷信“全球化=西方化”“现代化=西方化”的固有公式［26］28。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是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其创造了一种更加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向世界证明现代化的道路可以是多样的，为世界其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27］67，是一个国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在探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中，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及利益集团会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生态环境等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能否坚持独立自主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政党和人民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探索意识，不能保持政治定力，现代化的探索道路就可能出现局部性或全局性的错误，从而导致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扭曲。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已被历史和正在探索中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具有“完全自主性”的、引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文明之路。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70多年新中国史、4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国家。自近代以来，道路选择便是中国的仁人志士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重大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这既是党带领人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持续探索，亦是对塑造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持续试探。不可否认，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我党历经苦难而不衰，通过不断求索，最终走上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支撑力量。这一道路并非简单赓续我国传统历史道路的母版，亦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翻版，更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模板，而是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塑造的新版，是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

（二）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涵和指向，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高度统一、完全一致。新发展阶段，我们应沿着这条道路踔厉奋发、奋勇前进，用正在探索前行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人类文明不断实现创造性的发展，促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不断丰富，日臻完善，最终到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7。中国式现代化力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经济建设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22年1月17日，国新办举办发布会，会上汇报：初步核算，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1143670亿元［28］，对于一个超过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是我国经济上取得的“中国奇迹”，在未来一段时间，高质量发展仍得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28-29。政治建设上，坚持从“重民”出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主张“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1］37。共产党辛劳为人民，在发展的问题上它始终瞄准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目标，中国道路屡经严峻考验而始终具有强大生机活力的根本奥秘正在于此。这一发展道路摒弃西方资本—帝国逻辑，主张体现人民逻辑，通向真正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社会，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文明的人道性得到充分彰显。文化建设上，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43，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不断铸造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建设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主张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0年，随着纳雍县、紫云县等9个县退出贫困县，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基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生态建设上，中国式现代化主张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我国坚持环境友好，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实现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性转型。这五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自觉充分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奇迹迭现之路、彰显人类文明多样性之路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创造的奇迹可以说数不胜数（12），这些奇迹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它们外在的、偶然的载体［29］16-17。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明确的前进方向，即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逐步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体为实际行动，这是一条最终通往共同体美好社会结构的共产主义之路。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了解中国的崛起》中所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超越了国家的文明样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经常鼓吹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形式，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似乎其他非西方国家只有采取西方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路线和认同他们的价值观才能促使本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人类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充满了怀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长达20年之久的低潮期。然而，就在这样消沉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融合中国的独特国情，逐渐找到了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条引导中国发展进步的光明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是社会主义之路、和平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独立自主之路，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条新路。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时，世界各国疫情防控态度、举措差异巨大，效果迥异。中国敞开胸怀，勇于担当，对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无私帮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疫和发展双赢的惊人奇迹，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情怀及天下情怀。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并没有取得良好成效。对比中西方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效似乎更为显著。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术语革命，它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升格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传统的唯一文明形式走下了神坛，其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也冲破了“文明冲突论”，这无疑彰显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承载的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目前我们还无法将其透彻地说明，但它却在不断探索的实践中被塑造着、确证着，这是不容置喙的［30］。党的十九大提出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被拓展到了“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新高度，引领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理念和行动上努力突破现有制度性障碍的新创想，在新征程中，我们应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感召力、公信力和引领力。

“文明”与“道路”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紧密相连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和经验借鉴，人类文明新形态贯穿中国道路发展的全过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式的道路借鉴，其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体现在中国道路发展的全过程，从内容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新型政党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化新形态，等等。

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推向高峰

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是资本主义在竞争中明显处于守势，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明显上升［3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中将长期并存，与此同时他们也亟须应对阻碍发展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西方对现代化道路的话语垄断被打破，一些新兴的非西方国家不再迷恋“华盛顿共识”，而希冀更加开放的政治治理替代方案［32］。

拥有全球目标的社会主义者代表着最先进的组织和政党，他们理应在全球主要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并始终保持对社会不平等和国际共同体构建的关注［33］266。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化的潜能在21世纪尤其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诊疗，同时结合20世纪以来的革命实践，促使社会主义者对人类解放可能性不断进行反思［34］。上述这些事实正是我们回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理解当代资本—帝国主义缺陷的参照，更是我们规划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背景。公允地说，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35］，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基本矛盾仍存活于当代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之中。

从中国视角出发，想要合理解决全球问题，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失衡、生态失序、文化失范、政治失调、治理失灵的现状，就要在理念和行动上努力突破现有的制度性障碍：一是必须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操控；二是必须去除以往东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对立模式的束缚。在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命运转折点上，秉承历史必然性、实践自觉性、理论创造性的有机统一［36］。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中国的“自我主张”，强调要传承、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真精神，把继承科学社会主义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结合起来，把更好处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导致的世界极端不确定性挑战与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内在结合起来，把强化本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与促进各国间多边关系、共同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内在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内蕴科学社会主義观念和人类共识的“中国方案”，展现了让世界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一） 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创新之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同时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创新发展，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融合中国的独特国情形成的科学发展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须臾不可脱离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视野与世界历史远见，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创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与历史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适时地在东欧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破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叙事与唱衰社会主义的声音，强调在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中科学定位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细致剖析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得失的基础上指出苏联模式并非社会主义模式的唯一向度，倡导各国立足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以本土为空间指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创新，使国际社会重新看到社会主义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清晰地看到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一以贯之地坚持与那些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多元社会主义道路共存、共鉴、共促、共荣，恰当地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宝贵思路，而以“国情”“世情”为时空定位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初级阶段论、改革动力论，更是在新的历史情境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运用与深维发展，这些科学运用与创新发展突显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焕发生机与活力。

（二）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示范之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出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可行模板，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示范和经验

科学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霸权、压迫和剥削，倡导平等交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国别为壑，通过军事霸权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通过经济霸权在控制他国经济命脉的同时扩大资本输出、通过文化霸权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操控，进而在世界格局中行使“主人”权力，使剥削在后革命时代不断加深。面对这一现状，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实存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思路顺应了世界各国对和谐稳定发展的期许。也正因此，倡导全球共治、全球善治、全球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且更具价值引领力的世界观念。在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处理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不顾时代主题的转换，片面坚持以“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37］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为“社”与“资”不具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封闭形式的社会主义最终因失误判断而自食恶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做出的重大创新。作为社会主义样态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指向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但它却是更为开放与兼容的社会主义道路［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条件下重构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首先，肯定二者间的矛盾与联系，既警惕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又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次，通过与资本主义的交往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保驾护航，在新的时代主题下，只有重塑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才能避免重回“冷战”乃至“热战”的老路，也只有开辟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新路”才能避免重蹈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教训的覆辙，进而更好地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做贡献；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做法，承接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连续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接续性的思想以及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村社”的研究成果，在现时代借助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避免资本主义的“阵痛期”，从而凸显自身的科学性与现实可行性。

（三） 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之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呼应的激荡之间展现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成为21世纪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起点

科学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出现过“三起二伏”（13）。同时，自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诞生至今，它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何以在经济文化条件较落后的情况下构建社会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能全面预见的新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背景条件下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使命担当。因此，在历史节点与历史使命的汇聚中，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只能坚持、强化与创新，而绝不能摒弃、弱化与僵化。立足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国所展示出的开放心态和世界视野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保守主义与逆全球化潮流形成鲜明对照，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念与制度定位的不断碰撞中，社会主义逐步占据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使当代世界的诸多国家汇集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下。而促成这一現象的深刻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重要推动力量”［39］，成为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起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各国积极探索符合本土内涵与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克服了因照搬别国模式出现的负效应、“亚健康”，促使以当代中国为代表的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质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停留于为世界历史规划蓝图，不停留于一味进行价值感召，而是通过积极的、实际的举措（14），“寻求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领域中展开国际合作，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日臻成熟并具实践价值”［40］，进而使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利益诉求与价值指向，并在世界各国的正面反馈和国际社会的赞誉中凝聚起全球范围的和平希望与发展力量。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第一，中国发掘了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可能的生长点，也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的新道路，同时找到了与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发展模式，使全球反抗资本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统一在一起；第二，当今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逐渐站稳了脚跟，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力量；第三，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摸索日渐成熟，中国占据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位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势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 结语

总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7这一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逻辑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引领人类发展的文明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夯实自己的根基，不断充实自己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开放与兼容并存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不仅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内蕴科学社会主义观念和人类共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1世纪必将是世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世纪，一方面，“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2-13；另一方面，我们“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1］65。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感召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引领下（15），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壮大了社会主义的整体实力；社会主义的模式创新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41］；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有理由相信，中国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做了充分铺垫，全球范围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条件逐步具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逆境中复兴［42］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注释：

①相比其他的“本土化”社会主义模式，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引发了较多的关注。“21世纪社会主义”发衍于委内瑞拉，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虽然彼此的理论认识与实践观点存在差异，但都标榜自己为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替代方式。参见［美］詹姆斯·彼得拉斯：《历史视角下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官进胜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②社会主义理论是多元的，但是，诸如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等是苏联经验失败的产物，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再造。参见［爱］维多里奥·布法切：《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

③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种激进社会主义思潮激荡，比如女权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原则登场，比如普遍赋权、社群主义、市场趋向、生态理性、人类团结等。但是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难以还原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更多的是书院化的知识分子表达，甚至是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折中主义、投机主义、犬儒主义的化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全球畅销的《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论述了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衰败、西方所谓“永恒法则”的价值信条的破灭。但其选择了温和的处方，即巩固和革新市民社会扶持机构，而非拆除资本主义结构本身。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④收入的不平等趋势主要根源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市场失灵。参见［美］吉姆·韦登、大卫·格鲁斯基：《收入不平等和市场失灵》，蒋林、刘捷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9期。

⑤种族问题引发的欧美国家的游行、集会、骚乱等非传统公民参与形式的泛化也从侧面标识了在这些国家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的缺失。参见Kyriakos Demetriou（eds.）：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Berlin： Springer， 2013.

⑥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沿用或革新一些“老办法”（如：福利体系、政党政治、集体谈判等）来缓和阶级对抗，但收效甚微。

⑦跨国资本主义的政治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这也造成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价值的质疑。参见［美］彼得·布拉特西斯：《跨国资本主义的政治腐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陈平、兰旸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期。

⑧全部问题的实质与关键在于所谓美国的“绝对安全观”，即只有他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发展等都远被美国甩在后面时，美国才有“安全感”，这背后暗藏的是美国对世界领导地位的忧虑与争夺。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脚步的迈进，中美间的摩擦很大程度会以各种形式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并成为“新常态”。对此，我们更应当坚持“四个自信”，对“新常态”既保持警惕，又要做到平等、平视、平常心。

⑨主要包括：第一，机构间结构性失衡；第二，立法部门和过多的法律干预政府职能；第三，利益集团干预国会导致政治衰退。

⑩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蔓延至新兴经济体国家将带来更严重的危机倾向，即它不存在扩张因素扩大世界市场，反而是一种萎缩的逆趋势。参见［印］巴帕·帕特耐克：《资本主义及其当前的危机》，马博、付筱娜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4期。

（11）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转向国家对经济行为的强力干预，加剧了全球竞争，使生产、交易成本上升，美国的优势地位会随着别国的结盟而削弱，对商业的持续投入导致社会福利份额的减少和国内矛盾激化。参见董山民：《所有制—国家角色双重调整下的资本主义及其困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另参见吕薇洲、邢文增：《从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困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2）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面的奇迹；二是民生改善方面的奇迹；三是科技创新方面的奇迹。参见徐崇温：《中国道路上的中国奇迹》，《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3）其一，经马克思、恩格斯科学论证，社会主义在19世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而后因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折中主义篡改而陷入低潮；其二，得益于列宁在理论上的顺承与创新实践上“十月革命”的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在20世纪实现从理念到一国制度实践再到多国制度实践的发展，但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机制体制僵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而陷入低潮；其三，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住20世纪的严峻考验，使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蓬勃兴盛于21世纪，仍处在勃兴的过程中。

（14）比如，筹办中—非论坛、中—拉共体论坛，构建“上合组织”“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等。

（15）国外学者指出，中国正引领建成一个为他国尊重和接受的国际新秩序，这也就使中国具备了成为真正世界领袖的先决条件。参见［日］天儿慧：《中国21世纪的国际秩序观》，王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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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木 杉）

（校对：自 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奥地利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0BKS167）;湖北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项目“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研究”（20ZD202）。

［收稿日期］2023-03-03

［作者简介］李冰辉，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基本原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华中师范大學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430079;郑如，哲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21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