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梳理与评价

［摘 要］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概括：一方面，通过回溯创造性运用历程、提炼重要思想观点和强调整体性推进以突出毛泽东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从党的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新中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五个维度阐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大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都是抓住重点、大处落墨，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贡献置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脉络中加以审视而非局限于管窥具体历史细节，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提供了重要和基础的理论参照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D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3-0018-06

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已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决议，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及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尽管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都分别以很大的篇幅梳理和概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众多毛泽东研究专家均注意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为依据继续深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重要性，甚至有学者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成功开启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新起点［1］。的确，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历史功绩的重要论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历史的深刻总结与科学评价，也是我党在重要历史人物功过认识上实现思想统一的基础，更是为正确科学评价重要历史人物树立了标杆。

一、 毛泽东的重大理论贡献：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为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成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拓荒者，更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枝繁叶茂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运用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多维发展。这种丰富与发展既有从具体观点的阐发为马克思主义添砖加瓦，又有从整体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加以推进。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关键历史节点所作的三个历史决议，皆从不同的侧面对此进行了总结、概括和阐述。

首先，回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2］73，整合吸收了人类历史上诸多文明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以及极强的普遍适用性，而中国共产党将其恰如其分地运用于革命与建设实践进程，解决了中国自近代以来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重大课题——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备受奴役和剥削的遭遇。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皆以不同的表述明确强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运用，只不过第一个历史决议着重强调的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革命实践，而后两个历史决议则更为全面地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之中而生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不是将其视为公式加以简单搬用，而是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点，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已明确重申和强调［3］。当然，中国共产党人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方式或许会因为时间冲刷和历史沉淀而过时，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154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皆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实践，他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及其范式显然提供了列宁所言之“新的东西”，因而其功绩是永远无法磨灭的。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一种创造性的运用，这种运用才真正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实质性的联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不仅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间甚至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而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关系。

其次，提炼毛泽东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无比复杂和艰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之中，并进而“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2］73。不难看出，此处的论述聚焦于毛泽东对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则是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加以概述。譬如，在这一历史决议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5］137我们知道，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之前，国内有人过于乐观地认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矛盾。毛泽东在这一报告中明确指出，这种认识和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着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6］204。这一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的精准运用基础上对其进行地创造性发展。

此外，第二个历史决议还对毛泽东所提出的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要提议，以及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所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重要观点进行了简明扼要地追溯和概括［5］137。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具体的观点皆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的概述和提炼中，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总结和概括是极具后续影响力的。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的理论，并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主要方面［5］156-165。尽管从学术研究和探讨的维度审视，毛泽东思想并不局限于这六个方面，但就学习者而言这已经是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和提炼。由此，至今作为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的概括仍然以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最重要的参照。

再次，强调毛泽东为整体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突出贡献。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43换言之，尽管毛泽东的确也以一些具体的思想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但就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推进。正是在这种整体性推进历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实现的，并且指出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3］。众所周知，作为科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问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就已然明确了的。但是，这一历史决议在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同时也明确强调：“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5］156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进程中，毛泽东本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这种贡献是其他中共领导人所难以匹及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处的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告一段落，改革开放新时期已开启。于是，这一重要的历史决议也就起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就是继承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多重维度的历史遗产，而启后则是在承前基础上开启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范式。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极为重要的旨趣就是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其中，毫不含糊地肯定毛泽东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巨大貢献，就是客观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基础与核心内容。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3］相对于第一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创造性地运用和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强调的独创性地丰富和发展，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明确的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也就是说，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明确地强调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二者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 毛泽东的实践推进贡献：领航中国革命与建设历史之巨轮

真正的哲学家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当以改变世界为己任，而不是止步于对客观世界的简单描述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简要追溯，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已明确了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斩钉截铁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8在明确强调改变世界之重要性并以此为己任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马克思并无二致。毛泽东在其名著《实践论》中将马克思所提出的改变世界的重大命题加以丰富和细化，指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联系三重维度［9］296。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层面上的阐明和强调，更重要的是以实际行动实质性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中国的诞生，以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此进行了精心梳理和深刻总结。

第一，阐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推动作用。众人皆知，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发展壮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是这一政党的重要创建者和名副其实的元老级人物。而且，毛泽东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叶扁舟到巍巍巨轮的艰难发展历程，更为此做出了几乎所有他能够做到的努力和贡献。因此，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也从不同的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提炼和论述。第一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2］100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群众路线，这一路线后来被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重要内容。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滋养和浸润，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一个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基在于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支撑力量，以获得一种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路线的制定乃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

当然，第一个历史决议也在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宏观历史进程加以审视的基础上，对毛泽东在特定历史节点上所发挥的非替代性重要作用进行了明确肯定。此决议指出：“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2］87在革命年代，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强弱不仅表现为一种消灭敌对势力的能力，更取决于其能否果断而及时地从困境中走出。尤其是对因客观因素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使党组织自身获得一种绝处逢生的本领是确保革命火种不灭的关键。毛泽东无疑是使中国共产党多次涅槃重生的关键性人物，因而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此充分加以肯定就显得合情合理、理所应当。

第二，强调毛泽东在革命军队建设方面的多维突出贡献。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道，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已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并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为主要组织形式［2］91。简要回顾历史我们就知道，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东方大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抓住了军队建设的根本，甚至也精准地触及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之矛盾主要方面。当然，毛泽东之所以发动革命以及奋力进行革命军队的建设，皆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于是，革命军队的建设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便成了一种互为前提的良性互动关系。正是在正确认识军队主要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毛泽东率先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此进行了简要地描述：“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5］125尽管此“第一师”最初的力量并不强大，可它却是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开的重要先河，是具有标志性历史意义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时，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指出：“毛泽东不仅根据唯物史观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路线，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规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2］98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正确的军事路线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平平安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激烈的斗争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9］168但是，正确的军事路线又能够反过来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主客观条件和重要时机，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类有效战法，进而使我方掌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因此，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制定的军事路线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所处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毛泽东在此领域所做的贡献也并非仅有如前所述的几个方面。只不过，关于毛泽东在革命军队建设方面的多维突出贡献，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由于受文本性质、目的和要求以及篇幅所限并未全面系统地加以阐释，而是抓住其概要与重点加以强调。

第三，阐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诞生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党对革命胜利之后可能要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进行了科学前瞻，并以此为基础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3］，这一历史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放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宽广视域加以评价，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大历史观作为叙事和评价方法的独特魅力［10］。由于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大历史观为方法支撑进行叙述和评价，对具体历史人物的提及和论述极少，即便是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关键历史人物的姓名也很少出现在这一文本之中。因此，在论及为大家所熟知的“两个务必”之时也未直接提到毛泽东，而是以容量更大的概念——“党”加以替代，这便不足为奇了。习近平曾感叹：“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确实是高瞻远瞩啊！”［11］25当解放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的时候，毛泽东早已对新中国的建设及其可能遭遇的难题进行了预设和前瞻，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困境提供了基本的解决思路和方案，“两个务必”的提出则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

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5］156。至于新中国的诞生，大家显然早已习惯将1949年10月1日作为标志。但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和政权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产生的，也从来都不是在锣鼓声和欢呼声中自然出现的，而是在经过长期的酝酿、筹划和斗争之后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之后实现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为新中国的诞生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的阐释，其实是在明确肯定其建党、建军和革命实践三重维度的突出贡献基础上展开的。只有如此，才能够将新中国诞生之艰难得以较好地呈现；也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才能够充分彰显其正确科学的历史观。

第四，论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巨大推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讲的中国革命既指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指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加以明确。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在早期革命运动实践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加以明确，指出毛泽东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3］。此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用朴实而又生动、鲜活的话语表达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初期所做的奠基性贡献。当然，前两个历史决议也都在此问题上花了不少笔墨，尤其是强调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其重大历史意义。第一个历史决议还肯定了毛泽东在反对李立三路线、纠正存在于红一方面军的“左”倾错误思想及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红军中已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也强调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对于胜利结束“左”倾路线并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党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2］80-87。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中国共产党人既明确指出有很多的领导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又不无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5］129我们看到，后来学界对前四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的探讨与研究几乎都是以此为基础加以展开的。这些经典表述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写提供了重要的范本，很多重要的论断影响至今、沿用至今，而且也必将会继续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加以肯定。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5］133也就是说，第二个历史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所提出的“一化三改造”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规划，是实事求是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科学运用。当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大推动作用绝不局限于此，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此进行的阐述亦占了不小的篇幅，只是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第五，回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突出贡献。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理论文本及其思想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明确肯定。这一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5］135“十大关系”亦即十组矛盾，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只是从理论层面探讨存在于中国社会并亟待解决的几组重要矛盾。但是，研读其具体内容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一重要的文本开启了中共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模式的批判，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社会主义中国迈出“走自己的路”的关键一步。而且，这一文本中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和探讨都是基于苏联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其重大历史意义乃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该决议还分析道：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摧毁还能维持着祖国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也仍然各司其职地开展着大量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然在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支撑下继续进行着，中国在国际上仍旧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并继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与精神仍在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当然，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此问题亦有所論及和强调。在这一决议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3］这些至今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包括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必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阶段，强调应当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努力摆脱外国模式的束缚并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

结语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这两者之间本身就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因而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楷模，这也就需要从肯定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方面的贡献开始。第一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2］102，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为依托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与发展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以创造性的理论改变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步伐，也以理论发展与创造者的角色深深地影响了众多中国共产党人，乃至影响了世界各国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

在毛泽东的海量著作中，大多为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范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重要的理论文本使毛泽东的思想与精神超越时空界限，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中国人民。如刘少奇所言，作为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12］319，更加令人吃惊却又似乎完全在情理之中的是，毛泽东的文本、思想与精神之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国界。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的《矛盾论》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就产生了极大影响［13］。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1965）中就曾指出，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我们可以找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这个问题的理论解答，他甚至还认为这一著作“在形式上已经相当完善，我们只要进一步思考、追根究源和加以发挥就可以了”［14］175。当然，毛泽东的著作之世界性影响并非局限于此，此处只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种尝鼎一脔式地说明。换言之，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将毛泽东的著作视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范例，而是世界各国大量的思想家、政治家都认同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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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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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张一兵，尚庆飞.理解毛泽东：一种结构主义的尝试——从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谈起［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6）：32-38.

［14］［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责任编辑：青 衣）

（校对：木 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演变历史与内在逻辑透视研究”（19XJC710004）；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三份历史决议的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方法论研究”（22ZB03）。

［收稿日期］2023-03-07

［作者介绍］罗建华，博士，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