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梅春英 李晓军

摘 要：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出发，没有局限于仅仅从分配领域考量共同富裕，而是从生产到分配的全过程构建了公平——效率的同一逻辑。共同富裕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特质，“富裕”体现的是效率，指的是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需要通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好“蛋糕”；“共同”体现的是公平，指的是生产关系的共同性和平等性，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切好分好“蛋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更不是搞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其关键问题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公平和效率的互促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共同富裕；公平；效率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1.003

［中图分类号］F12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1－001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地阐述了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时代化，从总体上对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今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实现共同富裕应该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进行考察，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富裕”体现的是效率，指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强调财富创造和经济发展，需要把“蛋糕”做大做好；“共同”体现的是公平，指生产关系的共同性、平等性，更倾向于财富分配与共享，需要把“蛋糕”切好分好。共同和富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总而言之，共同富裕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切好分好“蛋糕”。

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1]。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探索如何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但是，由于当时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偏差，忽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过于注重公平，共同富裕陷入了“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误区，不仅没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反而导致人民缺乏动力，陷入物质缺乏的困境[2]。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明确指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时期以发展生产力、提升经济效率为中心，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方面差距进一步加剧，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鉴于此，党的十七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习近平高度重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3]19，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做大做好蛋糕与切好分好蛋糕、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决心和信心。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来看，过于注重公平或过于注重效率都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从效率角度出发，应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公平角度出发，应该完善分配制度，使全体人民都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富裕需要生产力的支撑，如果只有共同，没有富裕，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共同贫困的局面。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不在于“限高”（在实践中也很难做到），而在于“托底”“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4]。当生产力不发达时，效率是影响共同富裕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很突出，是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共同富裕只有在坚持发展中才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做大做好“蛋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我国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更好地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长处结合起来，有利于更大程度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扎实推进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既要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又要积极引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有力制度保障。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我国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在维护国家安全、创造高品质生活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5]完善国有企业市场化机制，释放国有经济活力，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国有企业监管等，都是壮大国有经济、促进经济高效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必须促进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农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影响生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农村生产力高效率发展，为实现农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3]24，这为推进农村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是传统的“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而是产权明晰、成员清晰、权能完整的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激活农村各类要素潜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发挥“集体统一服务、统一经营的功能，提高集体的组织能力，将个人积极性与集体优越性有效结合”[6]。如贵州毕节、山东烟台等地创办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形式，就极大地推动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优先保障和盘活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拓展农民的收入渠道。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具有机制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资源配置效率高的优势，可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推动经济高效率、高质量发展，应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依法平等保护大中小微企业的产权和各项合法权益。破除制约企业发展的各种不合理壁垒，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透明的发展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协同发展，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7]。要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勇于创造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促进更加充分的高质量就业

劳动是财富创造和积累的主要来源，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促进经济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就内在要求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3]36。我们应该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体系，为大多数人通过辛勤劳动致富提供条件，为普通人提供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国有14亿人口，9亿劳动力[8]，妥善解决就业问题，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

1.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优先发展就业容量大、吸纳能力强的产业和行业。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新兴科技产业在创造就业岗位和吸纳就业中的功能。政府在制定财政、货币、金融、产业等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其对就业的影响，并将就业优先作为各项政策出台的重要依据和评价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9]。就业政策应和上述各项政策相协调、配套，努力提升相关政策的协同性和有效性。

2.完善技能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就业总量的压力持续存在，但更突出的是结构性就业矛盾。高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势必会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我国目前就业难和招工难问题同时存在，招工难主要是指一线生产服务人员和技能人才短缺，就业难主要是部分高校毕业生和大龄劳动者难以就业。为了缓解结构性就业问题，必须加强职业技能人才培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加快推进技能型人才的发展。

3.完善就业支持体系，保障重点群体就业。一是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还会持续增加，解决好他们的就业问题，既关系到实现个人价值和家庭幸福，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要创造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就业岗位，增强毕业生适应市场和企业实际需要的能力，加大对部分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帮扶力度，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就业。二是做好农民工的就业工作。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户籍的差别，他们在城市就业受到各种限制，收入水平偏低。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使他们及其子女能够享受城镇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三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当前就业市场上还存在户籍、身份、地域、性别等各种门槛限制，应通过法律加强对女性、大龄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

4.鼓励创新创业，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拓展就业空间。一是整合各类创业政策、资源、资金。二是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激发整个社会创业的热情。三是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以创业实现自身就业甚至带动更多人就业。例如，政府应在税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自主创业者更多的支持[10]。四是推動多渠道灵活就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就业方式更加灵活。政府应完善多元灵活的就业市场，取消影响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鼓励个体经营、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支持发展就业新形态，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服务、劳动权益和基本生活的保障。

（三）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高效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驱动要素。马克思曾经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11]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一是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多出原创性成果。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的時间长，见效慢，有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应提升全社会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力度。二是要激发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活力。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应通过财政科技资金、税收优惠减免等政策支持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12]。三是要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四是要通过改革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转变政府的科技管理职能，破除各种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通过改革打破科技创新的各种束缚，释放潜力，激发各类主体的科技创新活力。五是要深化人才培养机制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才，应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根据发展需要建立能够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基地，培养一大批能够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前沿趋势、能够实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战略科技人才[13]。

三、完善分配制度，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而“共同”需要生产关系的全面占有，如果只有“富裕”，没有“共同”，就会造成两极分化的局面。因此，新征程上推动共同富裕要稳住底线，也就是要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还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3]35。

（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人民群众既是共同富裕的创造者，又是共同富裕的共享者，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团结奋斗。马克思曾经把劳动比喻为太阳，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要依靠人民群众走向富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4]。习近平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15]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更不是搞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那一套，而是使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使每个人得其所应得，注重起点和过程公平，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人创造勤劳致富的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和“躺平”。

初次分配是指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方式。初次分配整体上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这种分配方式可以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实践中尤其是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普遍存在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资本等其他要素分配所得偏高的问题。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资本所得占比不断上升，是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16]。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3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初次分配应该更加突出劳动的贡献，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收入分配公平。应该始终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虽然劳动不是财富创造的唯一来源，但劳动却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获得财富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17]。劳动报酬是社会成员收入的主要来源。提高劳动报酬，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让人们都能通过勤奋劳动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之策。只有统筹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与其他要素收入的比例，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将社会财富的增长转化为居民财富增长，才能使中等收入群体的体量不断扩大，真正体现多劳多得、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是构建一种使资本等要素都围绕“劳动”这个太阳转的体制机制，鼓励勤劳创造致富，从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体现劳动的价值。

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时，还应该注意解决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不公平问题。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正常的，但是个别行业偏离劳动价值与报酬合理曲线的天价薪酬，既违背了使每个人“得其所应得”的公正分配原则，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对这种畸形高收入亟须进行规范与调节。

（二）充分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在促进公平方面的作用

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再分配领域。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运用行政力量，通过税收、转移支付、财政支出、社会保障等手段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整的过程，有助于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再分配应发挥在共同富裕中的兜底作用，保障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如果说初次分配注重的是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那么再分配更加重视的是结果公平。

税收是政府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而设计的制度，但是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使绝大多数劳动者甚至一些低收入人群都成为征税的对象，没有起到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提高现有税收的起征点，征税的对象主要应该是中高收入群体。应该实行累计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实行不同的税率，收入越高，征收的税率越高[18]。鉴于目前我国高收入群体中存在偷税漏税现象，应该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务监管，严惩偷税漏税者，从而发挥税收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功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民生基础。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社保、就业、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在教育方面，要为全体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提高发展能力提供普惠性的公平条件，着重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积极促进各类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不断提升农村的教育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促进实现教育公平。在住房方面，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继续推进住房政策改革，不断改善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在医疗方面，要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加快实现分级诊疗，促进医疗资源重点向基层地区、农村偏远地区倾斜，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大限度地让全体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使相对弱势群体有能力共同参与社会活动，使更多人拥有勤劳致富的机会，防止阶层固化[19]。

（三）充分發挥第三次分配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有益补充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是社会主体自愿通过捐赠、资助和慈善等方式，对收入和财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基于自愿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具有很强的道义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3]36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对于帮扶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推进共同富裕、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20]。

慈善是出于同情心、仁慈等道德情感对他人施以关怀和救助的行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我国的慈善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慈善义举不断增加。例如，腾讯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共投入1 000亿元资金； 阿里巴巴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 2025 年前累计投入1 000亿元等[21]。然而相对于庞大的经济规模而言，我国的慈善事业规模仍有待于加强。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确实先富了起来，但是慈善事业的发展比较滞后，先富起来的群体尚未形成热衷慈善事业的风尚。虽然捐赠等慈善行为应该是出于自愿的，但是也需要政府制定政策进行规范、引导和支持。如果仅靠社会自觉，慈善事业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对第三次分配进行积极引导。一是积极培育慈善文化。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享、共富的价值观念，营造仁爱互助的社会氛围。二是加大对慈善机构、公益基金会的引导和政策扶持，完善税收政策，以税收优惠或减免的方式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积极捐赠。三是加强对慈善组织等的规范和监督。有些慈善组织内部存在治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社会信用度低等问题，社会成员对此并不信任，怀疑捐赠基金和物品的用途，影响群众捐赠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对慈善事业进行立法和制度规范，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明确捐赠基金的流向和用途。慈善组织内部也要加强自身治理，建立完整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其社会公信力[22]。

四、结语：在公平和效率互促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公平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在短期内往往呈现相互替代关系，但是在长期内更体现为互补关系。公平的存在保证了效率实现的意义，效率的实现为促进公平创造了有利条件。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公平与效率趋向均衡发展的过程。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效率的重视，打破了公平和效率相对均衡的过程；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对公平的重视，是公平和效率新的平衡过程。

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公平和效率互促的基础之上，如果离开了这一基础，要么出现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要么陷入共同贫困的局面。这是因为，过于强调效率，在一段时间内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资本无序扩张会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甚至出现社会阶层固化，严重削弱社会公平，进而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过于强调社会公平造成的平均主义，会使企业缺乏活力，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陷入共同贫困的局面。因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只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做大做好“蛋糕”，才能为切好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完善分配制度，切好分好“蛋糕”是做大做好“蛋糕”的必要保障。收入分配的有效激励机制可以调动创造主体的活力和积极性。例如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占比，不仅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而且可以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做大做好“蛋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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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祝远娟

收稿日期：2023-01-02

作者简介：梅春英，女，滨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李晓军，女，滨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