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源与回响

曾勋

中华传统文化延伸数千年，是一个融合了物器、观念、制度的综合体。有人说，它是以儒家为核心、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文化。

“文化是什么”过于宏大，“像什么”似乎更易回答。位于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中，有一棵树龄5000年以上的古柏巍然挺拔，几千年物是人非，它依旧根深叶茂，如龙的沧桑枝干上，竟有新枝勃发。冥冥之中，观者萌发出一种源自灵魂与文化深处的认同和皈依感。这棵“柏木之长”正如我们的文化，千百年沧海桑田它岿然不变，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可以从它那里汲取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源头活水，薪火相传。党的二十大报告曾用十个古语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義，分别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些观念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也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 ？？

一、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在阐述社会政治理想时，提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施政原则，即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这是一种崇高的“大同”理想，被后世不少治理者与仁人志士作为毕生追求服膺的理念。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杨朱认为，圣人要做到“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即为天下人献身，为天下人谋利益。

有志者愿舍身取义，舍小我成就大我，舍小家为大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天下为公”的观念，既是空间意义上对世界的描述与想象，又具有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原则。古人所理解的天下不仅限于国家之百姓，更有人类大同的延伸。因而，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具有世界意义和不囿于时代的现代价值。

宋代范仲淹践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观念，被传统士人视为道德的一种追求。范仲淹从县令到拜相，从未摒弃安天下的为官之道。朝中为相，他不忘江淮和京东一带的灾民，奏请朝廷赈灾，宋仁宗不理会，他仗义直谏：“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宋仁宗这才派范仲淹去赈灾。到了地方，范仲淹指挥抗灾，开仓济民，把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办了一场警示会，令六宫贵戚羞愧难当，一时压制了骄奢之风。晚年，范仲淹将财产捐出，在老家苏州创办义庄，接济族群中的贫弱，自己过着极致的简朴生活。

天下为公的血脉源远流长，是民族的仁性所在，也是血性所在。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天下而献身。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后来梁启超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升华了“天下为公”的内涵，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启蒙民众，激励国人，推动历史滚滚向前。

二、民为邦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所在，老百姓生活安定了，国家就会安宁。

唐太宗李世民刚继位不久，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讨论如何治理盗贼。有人认为要用严刑峻法来严打。李世民不愿意，他深知一些所谓的“盗贼”原本是贫苦百姓，因为苛捐杂税和严刑峻法被逼铤而走险。于是，他秉持“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理念，用仁义之道招抚盗寇，并出台一系列措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李世民还亲自视察农田，为减轻民众负担，颁布了“均田令”。可以说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政治改革，脱离不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基础。

从上古到先秦，民本思想已经滥觞。《孟子·尽心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包括了三层——批判统治者荒淫无度以引起为政者警戒、改正；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必须“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最后强调统治者首先必须获得民心，进而将民本思想升华为自觉的道德。帝制时代，皇帝通过百官管理天下，民本思想自上而下，被士大夫视为为官的圭臬，最典型的当数苏轼。在朝堂中，他敢于为民直谏皇帝明君，“不伤民财”。在地方当官，他处处为民着想，徐州抗洪、杭州抗疫、湖州治水……每到一地，事必躬亲地解民愁、抚民怨，与民同苦、同乐。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中，苏轼以为大限将至，写下“绝命诗”。其中一句“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嘱咐家人将他安葬在湖杭一带。原来，苏轼入狱后，湖州、杭州等地的浙西百姓自发连续数月为他作道场解厄，祈祷上天保佑苏轼能转危为安。苏轼在狱中听闻这个消息，感动至极。心系百姓的官，百姓自然对其眷恋感恩。

三、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出自《论语·为政》。意思是，当政者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所，其他的星辰井然有序地环绕着它。

生于重庆府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的喻茂坚是明代著名的清官。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喻茂坚调任浙江台州府临海知县，当时这里流行溺死女婴的陋习，历届地方官采取严刑峻法治理都无果。原来，临海县地处沿海，当地人出海打鱼、制盐晒盐等都靠男性劳力，久而久之当地便形成了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

喻茂坚落实相关惩处法律的同时，用德政开民智，他自己出资奖励生女孩的家庭“布一丈三尺，米五升”，朝廷官方还给予生女孩家庭一定的奖励。经过三年的整治，临海县的民众生育观念为之大变，戕害性命的陋习被彻底革除。从喻茂坚执政开始，临海被救下女婴数以成千上万，民间为纪念喻茂坚，将他拯救的女婴唤作“喻女”。百姓缅怀他的恩德，为他修建了生祠。如今，喻茂坚的德政碑文仍矗立于临海。

西汉思想家董仲舒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儒家强调“仁政”“德治”，倡导教化，但并不排斥政令刑罚，而是在价值选择上以德、礼为先，形成了德主刑辅、先礼后法的德政文化。喻茂坚便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后来他担任刑部尚书，明代宦官擅权迫害异己，酷刑更多地指向无辜的官员和百姓，喻茂坚为减少冤狱错案，主持重修《问刑条例》，并增加惩治贪官污吏的内容。

历代清官廉吏、肱股贤相，往往以德服人，起到了道德教化的正面引导和化民成俗的作用。

唐代狄仁杰在拜相前曾多处为官，每到一处都以善政平冤狱、抚盗寇，德政名声在朝堂和民间有口皆碑，也引来了他人嫉恨。一天，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豫州当刺史实行善政，但有人在背后中伤你，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说，不想知道，我有过错，我一定能改过自新，如果陛下查实我没错，那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不想知道，这样大家方可相安无事。

狄仁杰之“德”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治理，更因私德上的胸怀宽广、谦恭仁厚而被后世清官廉吏所推崇，这就是所谓的“众星共之”吧。

四、革故鼎新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出自《周易·杂卦》，意为去掉旧的，建立新的。《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国哲学专著，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

《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句话，大致说，治国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中国历史上不乏变革，而大多数的变革成为了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管仲改革破天荒地推出重商的国策，将公田都分给百姓种植，按照土地等级征税，奴隶制度由此瓦解，齐国因为管仲改革而迅速崛起。

商鞅改革废除井田制度，推进土地私有制改革。改革总有阻力，为了落实新法，商鞅制定了严苛的刑法和连坐制度，强行将变法推动到各个阶层，留下了功绩也留下了非议。商鞅花了二十年对秦国各方面进行全面改造，秦国快速崛起，最终统一天下。

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断，但王安石提倡“理财正辞”等儒家经典为国家理财“正名”，让宋代统治者自觉具备了理财意识。一直到北宋灭亡，王安石的理财措施一直被朝廷沿用。而他以先行者的姿态，意图通过经济改革，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

每一次改革，都是思维、胆识的探索，也有着浓厚的时代烙印。革故鼎新，往往揭示了一个时代的迫切需求，而时代之下，是每一个有血肉灵魂的人。从小岗破冰到深圳试水，从海南起锚到雄安崛起，从“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革故鼎新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仍在延续。

五、任人唯贤

“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出自《尚书·咸有一德》，意为任用官吏时一定找贤才，自己左右的辅佐大臣更须才德兼备者。

春秋时期，晋国的贵族祁奚为晋国老臣，官至晋国中军尉（相当于国防部长）。后来祁奚年龄大了，准备退休。晋悼公告诉他，你辞职可以，但辞官之前请你推荐一个靠谱的贤人来顶替你。

祁奚略微思索后，向晋悼公推荐了解狐。晋悼公听到解狐的名字后颇为惊讶，解狐当年在战场上杀了祁奚的父亲，两家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祁奚与解狐两人经常矛盾不断。于是，晋悼公疑惑地问祁奚：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为什么举荐他？

祁奚回答说：您问的是谁能够担此重任，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呀。言外之意，个人恩怨与举贤任能这件事，要两清。

后来解狐离世，晋悼公让祁奚再举一人。祁奚推荐了儿子祁午，晋悼公再次疑惑。祁奚答：您让我保举胜任之人，并未说我的儿子不能上呀。这时，正好有急报说中军尉副职羊舍职离世，晋悼公又让祁奚推荐中军尉副职接班人。祁奚推荐了羊舍职的儿子羊舍赤。祁奚让儿子接班，又保举老部下的儿子来辅佐自己的儿子，《左传》评价其“建一官而三物成”，他保举的人都德才配位。孔子听闻此事，为祁奚点赞，说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内举不避亲”易，“外举不避仇”难。唐太宗李世民也做到了“外举不避仇”，将政敌、前太子李建成的手下魏征纳入自己帐下。当年，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东宫僚属，多次催促李建成先发制人干掉李世民。李世民即位后，并未记仇，反而赏识他的胆识与才能，成就了一出君臣和谐共治的佳话，拉开了盛世之序幕。

六、天人合一

《论语·阳货篇》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世界的有机关联，是华夏文明的宇宙观和生态观，儒、道、释诸家对此均有阐述。

成语“珠还合浦”指东西失而复得或人去而复回失而复得，其中包含了一个廉官有为的故事，还包含了一个改善生态的故事。

东汉时期，合浦（今广西合浦县）盛产珍珠，当地百姓大都以采珠為业，无节制滥采造成当地的生态失衡，珠蚌逐渐迁移到邻近的交趾郡内；另一方面，地方官巧立珠税盘剥百姓，久而久之，当地民众珠采不到了，荒废的田地又没有粮食，导致有人被饿死。

在徐县（今江苏泗洪县南）任县令的孟尝政声颇佳，汉顺帝便派他任合浦太守，处理那里的烂摊子。孟尝到任后，减轻珠税，整肃吏治，遏制贪污腐败。为遏制当地民众竭泽而渔的陋习，他鼓励百姓根据珠蚌的成长规律，有节制地采撷珍珠。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合浦海域生态恢复，迁徙到交趾海域的珠蚌纷纷迁回合浦海域。

“珠还合浦”的故事蕴含着华夏文明古老的智慧。荀子认为，天人和谐，要天地人“相参”，又要天人相分，人不一定胜天，在改造自然时要尊重自然规律。这与现代生态思想并无差别。《荀子·王制》主张“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

自古以来，各朝各代都有维护生态法律出台，比如秦朝的《田律》、唐朝的《杂律》等等。

宋律规定“诸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宋代政府专门成立了虞部郎中分管山泽等环保事务。地方上，由通判或县丞兼理其事。在森林资源集中的河北、陕西等地，朝廷还专设“采造务”等机构，负责林木资源的采伐与供应，并打击违规砍伐行为。思想家李泽厚认为，马克思所言的“自然的人化”与“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在神州大地勃发新的力量，古老命题熠熠生辉，正焕发现代价值。

七、自强不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中的乾卦《象传》。其意为，天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的品格也应像天的刚毅奋进一般，奋发图强。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太史令司马迁正在专心撰写《史记》。此时，李广之孙李陵在边塞对抗匈奴，为单于所率八万余骑包围，终因粮尽矢绝，救援不继而投降。消息传来，朝堂哗然，汉武帝盛怒之下，要斩杀李陵家人。为迎合汉武帝，一众大臣不顾事情原委，上书构陷李陵，一致要求处死李陵一家。

司马迁看不惯朝中大臣的媚上嘴脸，挺身而出为李陵辩解，陈述了李陵寡不敌众的事实，认为李陵为人谦逊，在国家危难时身先士卒，应该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他在身心遭受巨大的创伤下，历经磨难，完成了巨著《史记》。司马迁自强自立、忍辱负重的生命体验，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蹈海自尽的田横五百士等，这些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都有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自强不息，在千百年的生存与发展中，沉淀为中国人的骨气和灵性。《后汉书·列女传》中有一则《羊子尝行路》的故事，说河南人乐羊子在路上捡到一块他人遗失的金子，便拿回家交给妻子。妻子责问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廉洁正直的人不接受‘嗟来之食，捡拾别人丢的东西以谋求私利，实在是玷污自己的品德！”羊子听后十分惭愧，就把金子丢弃于野外，然后远行去拜师求学了。

所谓“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就是敏于行、喻于义的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自强不息的人格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之一，并演化为国格。“两弹一星”“三线建设”……如今，神州飞天，天宫翱翔，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磨砺而愈加团结奋勇，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创新力，正是源自千百年来锤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

八、厚德载物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出自《周易》。意思是君子应效法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

《左传》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随侍，大夫梁丘据驾车赶来陪着齐景公前行。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说，梁丘据也不过与您相同而已，哪里能说是和谐呢？

齐景公问，那和谐与相同有差别吗？晏子随之抒发了以下道理。他说，和谐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国君和臣下的关系也是这样。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得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

晏子所说的，即人应有包容仁厚的品德。掌握权力的人，更应该警惕唯我独尊、闭目塞听的“权力病”。如果治理国家的人具备了厚德载物的仁心，国家定能开放包容、政通人和。

晏子一生敢于进谏，给齐景公提出了许多有用建议。一次，齐国连下了三天大雪，齐景公对晏子说：奇怪，下着雪我怎么感觉不冷呢？晏子眉头一皱，对齐景公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君，吃饱穿暖了，知道世上还有挨饿受冻之人，看来如今的君主是不知道了。齐景公听后羞愧难当，赶紧下令拿出皮衣和粮食，发给挨饿受冻的穷人。

晏子与齐景公的故事，被不少后世儒士艳羡。晏子强调节俭、薄敛、省刑，主张君臣之间“和”而不“同”，他在齐国的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变得国富兵强。而齐景公广开言路、知错能改的品行，成就了这出君臣佳话。

九、讲信修睦

“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意为诚实守信可以让人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善待人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崇尚诚信和睦，并将这种品德从私人的追求升华为家国的传统。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个人、家国的层面，留下了无数讲信修睦的故事，如曾子杀猪、立木为信……尽管政治波谲云诡，兵法上有“兵不厌诈”的说法，但信义从未在主流的历史中缺席，并成为了不少士人尊崇的道德标准。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意思是说，人为了私利可以无所不作，但上天容不得一丝作伪。简而言之，即是“人在做，天在看”。自古以来，名臣良相都将信义放到首位，时刻自省。

曾国藩的家书、日记中，有不少反省自己不诚实的语句。初到京城，曾国藩重名利，四处拜访权贵。一次餐叙，席间坐着朝廷要员，为了博得对方关注，曾国藩违心说了不少奉承话。过后他十分后悔，反省自己“语多谐谑，便涉轻佻”。

好友窦兰泉为云南罗平县人，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他，是一名满腹经纶的大儒。一次，窦兰泉拜访曾国藩，两人相见，商讨理学，结果争论起来，不欢而散。曾国藩后来反省说，没有理解窦兰泉的真正意思，便妄自发表见解，这是自己心不诚实啊。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改任陕甘总督，开始用兵西北，他写信给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让他务必保证军饷供给。曾国藩费尽周折、绞尽脑汁按时足额地为前线的左宗棠筹措粮草。二人关系本来针尖对麦芒，但在全国总督中，只有曾国藩言出必行，这种守诺精神终于让左宗棠对曾国藩产生了敬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评价曾国藩“其人正派而肯任事”。

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其言行与作为必定会受时代局限，其身后亦会受到不同的评价。但有无“信德”，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能立于世的标尺；同样，政府有无公信力，也是评判家国是否真正和谐有序的尺度。

十、亲仁善邻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出自《左传》。意思是，亲近仁义，与邻国友好相处，这是立国的法宝。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历朝各代中原政权虽然偶尔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与战争，但大部分时间，“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理念仍占主流。中国作为礼义之邦，自古追求“仁”与“和”。

宋朝建国之初，西夏占据河西，幽云十六州被辽国占领，河北和山西常被游牧民族骚扰，宋朝统治者将目光投向辽阔的东南海洋。宋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和平贸易和朝贡体系，让自身的路越走越宽，上海丝绸之路随之被开辟，之后千百年，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宋真宗时期，朝廷又在杭州、明州设置了市舶司，后来又在温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福建泉州后来成为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也成为了中国与他国文化交融的中心之一。

如今，泉州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的开元寺里，有婆罗门教的塔、印度教图案的柱、狮身人面的台基；涂门街上，坐落着充满异域风情的清净寺和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关帝庙……这一切讲述着往日各种文明互助与交融的故事，见证着面朝大海、兼容并蓄的胸怀和气度。

和平贸易、互惠互利的亲仁善邻政策不仅让中国文化传播更为广泛和深刻，也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重心。南方的工商业迅速崛起，造船和航海技术突飞猛进，为明代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有学者认为，宋代在北方同样“主和”，却屡屡受挫甚至演变为屈辱史，这是因为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适度的“包容之道”。历史的两面，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很多。

亲仁善邻是外交态度，更是大国需秉持的道义。1592年，日本的丰臣秀吉调集重兵大举侵略朝鲜。朝鲜节节败退，不得不向宗主國明朝请求增援。彼时，明朝历经了张居正改革，国力有所恢复，万历皇帝遂派出李如松、麻贵等名将率领军队开赴朝鲜，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援朝战争。

最终，丰臣秀吉病亡，日军的残兵狼狈逃回日本本土。朝鲜之役，奠定了之后三百年的东亚的和平局面。“忘战必危，好战必亡”，亲仁善邻的智慧，更需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

如今，中国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征程上，高扬和平崛起的鲜明旗帜，这是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的历史回响，必将惠及所有仁爱道义之邦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