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

2023-07-13 04:47陈方刘周依琳
兵团党校学报 2023年3期
关键词:传统文化研究

陈方刘 周依琳

[摘要]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五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拓展深化专题研究,如“不忘初心”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双创”方针与“批判继承”方针的关系,等等;二是全面推进整体研究,如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重要实践意义、理论来源,等等;三是把握政治性与学术性,学会“用学术讲政治”,分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四是更加关注传统文化学者的研究;五是借鉴和批判国外学者的研究。

[关键词]习近平;传统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3—0013—08

[作者简介]陈方刘,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哲学博士,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周依琳,女,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传统文化观是以传统文化为对象,包括认识、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两个大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聚焦为什么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些时代精华,怎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观点,形成了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推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五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拓展深化专题研究

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可以把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中某个重要的命题、论断、观点等为对象进行研究,称之为专题研究;一类是以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科学内涵、理论来源、主要内容、重要意义以及形成的时代背景等为对象进行研究,称之为整体研究。其中,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随着习近平在不同时期重点阐释的问题不同而不断变化的突出特点。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支撑和表征,这就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习近平在2012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讲话时首次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形象地比喻为“中国梦”。景俊海指出,中国梦是由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和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决定和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是铸造民族魂魄的精神命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宝库。1为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梦的支撑作用,陈晋指出,要把中国夢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链条衔接起来,把中国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内涵打通呈现。2李晓华还从实现祖国统一的意义上指出,中国梦是所有中华儿女的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激励全球华人勠力同心为之奋斗的精神源泉。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共同的血缘、历史、文化是任何势力也割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精神财富。3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镜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习近平十分重视镜鉴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他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4关于镜鉴传统治国理政经验的时代背景,陈先达认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本身就是传统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通过革命斗争打出的天下,不可能在治国理政、调整内部矛盾时照样沿用革命的方法,照用武装斗争的方法。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不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却是取得政权后当权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大力倡导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马上”夺权到“马下”治国的精彩转身。5关于镜鉴传统治国理政经验的具体内容,田学斌指出,可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6王蒙概括了对今天国家治理有意义的八个理念,即“世界大同”“以德治国”“中庸之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无为而治”“韬光养晦”“治大国如烹小鲜”。7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针对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文明冲突论”,习近平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及其包容性说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不会与西方文明之间形成“文明的冲突”,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极富中华文化底蕴的重大战略思想。张立文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爱好和平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万国咸宁、天下和合,是中华民族往圣前贤以其对天下观的智慧卓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的古代中国方案。如此全面、系统、合理、正义、公平的设计智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体现,是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根和本的所在,在当时独领世界之鳌头,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8叶自成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以民为本等思想有助于破解“修昔底德陷阱”。9孙吉胜认为,理解中国文化是理解中国话语的基础,加大中国文化理念和思想的宣传,充分挖掘中国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影响力的基础工程。10

四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方针。习近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法方针的基础上,提出对传统文化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两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双创”);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两相”)。陈来认为,“两有”是讲继承的区别原则,“两相”是讲继承的实践要求,“双创”是讲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基础,创新是重点;结合时代条件赋予新的含义就是转化,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的生面就是创新。1林国标认为习近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方法论体系,这些方法有:历史思维法、辩证思维法、创新思维法、战略思维法,这些方法的运用为弘扬传统文化指明了实践方向。2关于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钱逊指出,要从其时代性的具体形态中,剥离出具有普遍性的成分,从而抛弃其形式,析出其内容。对传统中普遍性内容的继承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还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需要,对它作出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使它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3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专题研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1)“不忘初心”的传统文化根源。“不忘初心”植根于中华文化的理念,儒家、道家、佛教里面都可以找到深厚的根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性善论也联系密切。如同王阳明晚年把自己学说的千言万语都化为“致良知”这句话一样,“不忘初心”简洁明了,直指人心,对新时代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在这方面还缺乏深入研究。(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关系。习近平经常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但是5000多年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怎样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在坚定文化自信中起到什么作用等问题还需要深化研究。(3)“双创”方针与“批判继承”方针的关系。陈来从诠释学的角度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批判地继承”不能再作为文化传承的主导方针4。对此,黄力之认为“不妥当”,对“批判地继承”口号应予以历史的尊重,“批判地继承”之精神实质并没有过时。5石仲泉也认为习近平仍然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6杨凤城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发展史的角度认为“批判地继承”“作为一种原则或精神并没有错,但实践效果并不佳,往往令人瞻前顾后、裹足不前。”而“双创”方针“极富时代感也更具理性精神”。7陆剑杰认为杨凤城对“批判地继承”的历史和方针肯定都不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也为“创造性转化”“有过积极的探索,留下宝贵的成果。”8

二、要全面推进整体研究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专题研究是整体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离开整体研究,专题研究容易偏颇,也很难拓展深化。因此,在深化拓展专题研究的同时,还应全面推进整体研究。自2014年起,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这一问题,与此有关的硕士或者博士论文选题也日渐增多,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容。多数学者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但对三个部分的认识又有所不同。余卫国认为,从传统文化观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逻辑结构来看,由“传统文化的本质观”“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观”等三个部分构成。1董根洪认为是由深刻揭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系统论述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科学阐明弘扬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这三个部分构成。2肖唤元等学者认为三个部分是:正视传统文化的客观态度、挖掘与阐释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传承传统文化的多维向度。3王永贵等学者也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思想精髓是三个方面,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价值定位,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关键环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核心要求。4

二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重要意义。很多学者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石仲泉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内容本身概括了对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贡献:一是站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且高的平台上,与时俱进地阐明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二是高度評价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进步作用;三是充分运用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经纶安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5李翔海分析了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所具有的四个方面的时代意义:一是改变了过去主要是从时代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式;二是实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通古今之变”,畅通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生命;三是突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传统间“传承发展”的关系;四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和“命脉”的当代价值。6陈志刚认为,习近平对中华5000年文明独特性和优越性的新思想新定位,改变了长期以来对中华文明整体上负面评价的观点,树立了中华文明的良好形象,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7

三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鲜明特点。学术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对传统文化论述最多,也最具有创新性的领导人。陈方刘认为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立足于新时代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点任务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二是几乎涵盖传统文化中的各个学派,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把传统文化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具有鲜明的全面性。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传统文化观,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大趋势,又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具有鲜明的创新性。8陈邵辉也认为具有三个特点,即高度的文化自信、鲜明的人民立场、强烈的创新意识。9高长武指出习近平所主要列举和重点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具有三个共同点:第一,都是“积极向上向善”、具有正能量的思想精华和智慧启示;第二,都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特点;第三,都可以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事业发挥积极作用,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1

四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认识、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目的和视角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把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并进而揭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意义,不仅将深化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研究,也必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杨金海认为,习近平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认识进入一个新境界。2许全兴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进入新阶段。3陈方刘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通性,又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互补性;二是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形式上的结合,又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在内容上的结合;三是既要重视革命文化传统,又要重视治理文化传统;四是既要重视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又要重视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5。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结合起来,再次详细阐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王公龙指出,其重要目的在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其中所蕴藏的治国理政智慧和宝贵精神资源充分挖掘出来、激活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6刘建军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相结合,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世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等所决定的,是由双方视域、内容和方法上的契合性所决定的。7

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整体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但也需要全面推进。第一,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两个大局”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但对这一时代背景研究不够,党的二十大之后,尤其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行研究。第二,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重要实践意义。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不仅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軟实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华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当前主要集中于理论意义的研究,而对实践意义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三,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理论来源。很多学者注意到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对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张新指出,习近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评价和历史定位的思想,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最主要是指出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根本路径是创造性转化。1郑德荣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文化思想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重要理论来源。2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要把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置于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包括与毛泽东传统文化观、邓小平传统文化观进行比较研究。

三、要把握政治性与学术性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是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也是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如果理解不准,会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例如,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内涵,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3《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2014年版、2016年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等权威著作都是这样来界定的,但有的学者在没有系统研究甚至没有提到上述重要资料的情况下,自认为:“所谓‘创造性就是在前人没有的条件下从无到有的新的创造,所谓‘创新性就是在前人已有基础上进行新的发现、发明、创造。”4显然是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科学内涵的误读。

当然,仅仅把握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政治性是不够的,要深化研究,还必须提升学术性,而学术性不足是当前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突出表现为研究简单、重复、口号化,尤其是习惯于用“习近平讲话”解读“习近平讲话”,也可以说是“用政治讲政治”。这种“用政治讲政治”的“研究”好像在政治上没有错误,但由于缺乏学术研究,并不能掌握其精神实质而只能断章取义式地把习近平针对不同问题提出的观点到处套用或者简单罗列,又由于这种研究的视野常常比较狭隘,角度也比较单一,所以,很难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观点,虽然希望紧密结合“习近平讲话”精神,但实际上又容易偏离“习近平讲话”精神,其实是“不讲政治”。

把握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的政治性,提升研究的学术性,要学会“用学术讲政治”,防止“用政治讲政治”,注意分清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中的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这也是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并发动“评法批儒”运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而不是学者个人的传统文化观,学者当然可以阐发个人的学习认识,也可以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包括指出需要深化研究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但前提是不能曲解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述。

四、要关注传统文化学者的研究

当前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主要有两部分学者,一部分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研究的学者,一部分是从事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等)研究的学者,但是学术界对第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关注较多,而对第二部分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研究则关注不够,对一些自称是新儒家或者文化复古主义者关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认识和解读也关注不够,推进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需要在这方面开拓视野。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来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传统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的高度肯定、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理念的精准把握;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法方针的创新发展,都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学者研究成果的积极吸收。因此,准确把握习近平传统文化观,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深入地认识,而这常常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足之处,因此,吸收传统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提升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的学术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传统文化学者的研究,还不限于这些学者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直接研究,所有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有关的研究都值得关注。例如,费孝通曾提出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交往原则。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这一观点。2019年5月15日,他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文明交流的四点主张,即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多次请研究传统文化学者担任主讲,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学者研究成果的重视和吸收。

当然,在吸收传统文化学者的研究成果时,还要看到少数学者在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一,用传统文化的解释范式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进行过度学术化解读。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角度来看,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光辉典范,把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纳入传统文化的学术框架和话语体系进行解读不仅本身无可厚非,也有利于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性,但不能过度学术化解读,否则容易使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脱离大众、脱离实践,这就失去了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实践意义,也容易曲解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第二,站在狭隘的中华文化道统进行解读。有些学者从狭隘的“夷夏之辨”,特别是儒家道统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进行解读。例如,王大千高度肯定2013年11月习近平的曲阜之行,认为这是对“传统寻根问道的文化之旅”,提出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树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1有些学者甚至把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弘扬简单地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类比起来,有的认为习近平倡导传统文化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走第三条道路或者构建第三套话语。个别学者认为习近平虽然重视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应该肯定的,但却是机会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还有人提出文化上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明指或暗喻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隔断了儒家道统,而这些正是习近平批判的文化复古主义的观点。因此,关注传统文化学者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研究,也是对文化复古主义进行批判和引导的需要,这也是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一个重要目的。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从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观,解读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前,方克立、刘仓等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刘仓指出,习近平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先进文化,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服务,不是要走“第三条道路”,要搞“中共第三套话语系统”或者搞“儒家社会主义宪政”2。

五、要借鉴和批判国外学者的研究

习近平在国内外讲话中大量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讲话所体现出的深厚中华文化底蕴,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对习近平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和举措多表示认同,也提出一些值得借鉴的观点。例如,反对“西化”思想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提出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熊玠敏锐地指出,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其领导人会更多地将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运用到处理国际关系中去。这在大量西方“文化污染”的情况下,是一种自然的选择。1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也指出:中国已认识到,因循苏联模式是危险的,中华文明也越来越面临“普世价值”的威胁,最重要的还是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个能够取代“西方梦”的“中国梦”,“中国梦”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2此外,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是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写的书评中说: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国家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但寄希望于民族主义会反受其累,因为这很可能引发并非本意的危机甚至战争,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中华文明更能提振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觉。3

但由于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理解等原因,国外学者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还很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有些简单的评述也常常语焉不详,有些还带有严重的偏见,甚至带有常识性的错误,所以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既要“借”,还要“鉴”,绝不能采取拿来主义,对一些错误观点必须进行澄清和批判,这也是关注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如有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是儒家文化的信仰者,是“红色新儒家”,正悄然主导一场革新中共执政理论与法理基础的革命。4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国的皇帝甚至非汉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的王朝统治者,都去曲阜拜谒孔府、孔庙和孔林,以示对圣人的尊敬。中国领导人从未以官方或个人名义拜访过这些圣地。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借曲阜举办‘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會第五届会员大会之机到了那里。他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内容是关于继承儒学中的和平与发展理念,并将其运用到当代中国共产党实践中。”5这段话至少有四个错误。第一,不是所有的中国皇帝都去曲阜拜谒孔府、孔庙、孔林,历史上有些皇帝不仅不祭孔,甚至批孔,包括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不仅没有去,而且“焚书坑儒”。第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曾以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个人的名义去曲阜参观考察孔府等地,习近平也不是第一位在任内去曲阜参观孔府的领导人,但以总书记的身份出席孔子诞辰的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三,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而不是在曲阜举办的,习近平更不可能“借机”去曲阜,如果说“借机”,最多只能说习近平借2013年11月在山东考察之机到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座谈。6第四,不能把习近平与封建社会的皇帝相提并论。即使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并主张即使是优秀传统文化也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总之,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专题研究既需要拓展,更需要深化,而且要把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无论专题研究还是整体研究都要把握政治性与学术性,关注传统文化学者的研究,借鉴和批判国外学者的研究。

责任编辑: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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