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土音新字本《伊娑菩个比方》及其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方音

刘坤泽　盛益民

摘 要 文章介绍了美国传教士郏爱比（Asa Bruce Cabaniss）以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等传教士创制的上海土音新字翻译编写的上海话本《伊娑菩个比方》（即《伊索寓言》），将其内容与罗伯聃（Robert Thom）所翻译的文言本的《意拾喻言》进行了比较，并整理分析了该书所反映的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音系特点。

关键词 上海土音新字 郏爱比（Asa Bruce Cabaniss） 《伊娑菩个比方》 《意拾喻言》 上海方言

一、 上海土音新字与《伊娑菩个比方》的简介

（一） 上海土音新字简介

上海土音新字（以下简称“土音字”）是部分在沪传教士于1854—1861年间使用的一种记录上海话的音节文字，由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高第丕（汉名又作高乐福，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21—1902）所创，经美监理会传教士秦右（Benjamin Jenkins，1815—1871）等人改订而成。这种文字采用汉字的笔画进行书写，区分声韵母为不同部分，声母的基本笔画为丨（豎），韵母的基本笔画为一（横）。这一文字的基本构形受汉字“門”的启发而来。（Crawford 1888）103除去零声母字和辅音自成音节字直接居中书写，每个土音字的左侧表示汉字的声母，右侧表示韵母，标调接近四角标调法，上声在左上画圈标注，去声在右上画圈标注，平入声不标。［1］

当时在上海的传教士们使用土音字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方言教材和传教用书籍，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游汝杰先生复印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上海土白功课》），相关介绍见游汝杰（2021）342-345和钱乃荣（2014）2-3，其他著作如《善恶经》《赞神诗》《圣经摘录》等，在此不赘，具体请参见郭红（2013）和内田庆市（Uchida，2017）75-76。

（二） 《伊娑菩个比方》与其译者郏爱比

《伊娑菩个比方》（即《伊索寓言》）成书于1856年，是土音字文献中一部篇幅较长、内容较为丰富的非宗教性质的著作，保留了很多上海开埠初期（19世纪中叶）上海话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按照扉页上的英文记载，此书英文标题是Selections from ?sops and Other Fables，实际意为“伊索寓言及其他寓言选编”，副标题是Translated into the Shanghai Dialect，意为“用上海话翻译而成”，译者是美南浸信会的郏爱比（Asa Bruce Cabaniss，1821—1907），并标注了With a Moral to each Fable，by the Translator，指译者在每篇寓言之后都有讲解寓言真意的环节。扉页的末端标注了出版地点和年份，即SHANGHAI：1856。

随后是土音字的扉页，从右往左，依次可释读为：此书成书于“耶稣一千八百五十六年”，题目为《伊娑菩个比方》，而并不涉及英文标题提到的其他寓言，由“郏爱比翻译”，人名旁有画线标注，为“养正堂藏版”［2］。详见图1、图2：

此书的译者郏爱比与高第丕一样是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他出生于1821年3月12日，出生地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Nottaway。郏爱比于1851年与Martha Elvira Adkisson（1830—1903，一说生年为1823年）结婚。在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67）219-220的记载中，郏爱比夫妇于1853年来到上海，在大约1859年的时候返回美国。在沪期间，郏爱比夫妇共留下了五部著作，郏爱比先生以上海土音新字撰写了《伊娑菩个比方》（1856）、《路加传福音书》（1859）和《赞神诗》（1859）三部上海话著作，又以汉字重新撰写了《赞神诗》（1860）；郏爱比夫人则以土音字撰写了《善恶经》（1856）。

（三） 《伊娑菩个比方》的版本

本文介绍的这一版本的《伊娑菩个比方》现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3］原藏书者，如上图英文扉页所示，应是英国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与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此版本封面有不明身份者用汉字书写的标题《伊娑菩喻言》，并附拉丁字母注音I-so pu yu yen和英文标题?sops Fables。本文凡提及此书名称，均以土音字标题《伊娑菩个比方》为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于1961年购入了722本伦敦会士的著作和藏书，其中不乏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理雅各（James Legge）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知名学者的作品和藏书，其中便包括此书。关于这些著作和藏书的具体情况，详参Sun和Wong（2001）的整理。

《伊娑菩个比方》另有一版，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馆藏编号为Sinica 1284。［4］该版本的序头、目录及正文与本文所介绍的版本均一致，但缺英文扉页，也不明藏书者身份，在土音字扉页的标题处，标有拉丁字母注音heu zó bú kuh pí fong。该注音是对土音字的逐字注音，但是并不完全符合土音字或Keith的罗马字注音体系，只能反映标音者对于土音字的音值理解。

二、 《伊娑菩个比方》的内容与体例

（一） 寓言的内容与翻译特色

此书共收寓言47篇，其中42篇又见于1853年年末上海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刻印的上海施医院藏本《伊娑菩喻言》及19世纪90年代在香港重编重印的英国人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与其师“蒙昧书生”于1840年所译的《意拾喻言》的再版，［5］仅《狮子咾驴子咾狐狸打猎》《告状个人吃亏》《豺狼望得着救》《狮子假生病》《老娘家望死》5篇是不属于上述73篇本的作品。其中，《豺狼望得着救》是对73篇本中《忘恩负义个豺狼》的续写，《告状个人吃亏》出处不明待考，《老娘家望死》可在1840年版中找到对应，而其余2篇则都有其他传世的《伊索寓言》故事相对应。［6］

在谈论郏爱比的翻译思路时，可先参考其序言（原书称为“序头”），现将序言的内容转写如下：

我翻译第本书，用伊娑菩个名头，因为拣着渠个比方，是多点。用别人个比方，搭之自家发出来个意思，是少点。第个伊娑菩么，是二千五百年前头，希腊个里顶聪明个人。话勿拘啥皇帝咾、官府咾、百姓个差处么，勿用直径个话头，秃用之第个比方。盖咾?读着之飞禽走兽，伽家白话咾啥么，要晓得秃拉讲人个事体，不过借之众生个名头。也要晓得第个比方，秃有意思拉化。故所以拉每个比方下底，我加之点真意，等?读之咾容易懂。打古时间到难，勿拘啥聪明个人，教训咾劝化别人么，时常用个比方，登别人心浪，勿动气咾，也是勿忘记。盖咾后来个人，秃看重伊娑菩咾，担渠写拉个比方，翻译到合天底下大哩只那。［翻译如下：我翻译这本书，用的是伊索的名字，因为在这本书中，我选用伊索创作的比方（寓言）是比较多的；而用其他人的比方（寓言），配上自己的解释的，是比较少的。这个伊索，是两千五百年以前希腊的智者。他点明皇帝、官府和百姓的差错，不用直接的话语，而都是通过打这种比方。所以你们读到的飞禽走兽一起在说话什么的，要知道这些都讲的是人的事情，不过写的是动物的名字。你们也要知道，这比方里面都有深意在那里。所以在每个比方下面，我加了点真意作为解释，让你们读了就容易懂。从古至今，不管什么聪明的人，教训、劝化别人的时候，经常打比方，说到别人心坎上，让他们不生气，也不会忘记。所以后来的人，都看重伊索，把他写下的比方，翻译到全世界去了。］

所谓“拉每个比方下底，我加之点真意”，即扉页所言With a Moral to each Fable，by the Translator，具体来说，是在每篇寓言之后，增加“真意”的部分，用以向读者讲评解说寓言，阐发文意。在先前的罗伯聃与其师“蒙昧书生”在1840年翻译的文言本《意拾喻言》中，并没有明确区分寓言故事和“真意”的界限；土音字本则将两者明确划分，在每篇正文之后，另起一列，标注“真意”二字，而后解说，使得讲解更加清晰。

在翻译方面，郏爱比基本沿用了罗伯聃的翻译策略，即内田庆市（2005）73-74总结的接近汉译圣经的“浅文理”风格：郏爱比使用极其接近“白话”而具有“文言”色彩的上海话进行翻译，同时在故事内容和道德说教层面进行“中国化”，表现出了对马礼逊“文化的翻译”观念的继承。改官话为上海话的做法，能够适应教学的实际需要：传教士可以通过土音字书籍学习上海话，而习得土音字的上海本地人可以通过土音字书籍学习各种知识，这也正是上海土音新字的创制目的之一。翻译策略的具体手段包括改写部分寓言的内容，融入上海话的俗语以及历史典故，从而使得译文的行文更加自然通顺、生动灵巧，贴近上海话的口语。其中的俗语以及历史典故，部分是与官话本大体相同的，试举几例（篇目及序号从土音字本）：

（1） 第2篇《狮子搭之熊夺羊》，官话本《狮熊争食》总结段提示人们“俗云‘鹘蚌相缠，渔人得利是也”；土音字本“真意”部分作“盖咾俗语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只那”。

（2） 第9篇《小狗骗打豺狼》，官话本《狼受犬骗》以“狼悔曰：‘十赊不如一现，即此之谓也。”作为结尾；而土音字本“真意”部分结尾作“盖咾俗语话‘十钱赊，勿如一钱现只那”。

（3） 第12篇《乌龟搭之兔子》，官话本《龟兔》开篇作“禹疏九河之时，……”，土音字本开篇作“拉夏禹皇帝开河个时候，……”

（4） 第14篇《黑咾白个老母狗》，官话本《黑白狗乸》总结段提示人们“俗云‘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是也”；土音字本“真意”部分作“第个就是俗语话，‘刘备借荆州，只有借咾无得还”。

（5） 第15篇《狐狸骂葡萄》，官话本《狐指骂蒲提》总结段作“俗云‘皆因自己无能，反说他人无用”；土音字本“真意”部分作“就是俗语话，‘勿怪自家无能为，倒话别人无用”。

部分改动较大，例如：

（6） 第17篇《老蛤巴搭之水牛》，官话本《蛤乸水牛》总结作“俗云‘妄自尊大，取死之道也，又云‘自满自悮，其不然乎？螳螂双斧，分量奚知。是也”；土音字本“真意”部分作“俗语话‘一厢情愿算自家大，就是寻死路，又话，‘自家骄傲，自骗自。就像第只老蛤巴个话头”。土音字本改写得较为通俗易懂。

（7） 第25篇《老蟹训子》，“真意”部分引用了孔子的言论：“孔夫子话：‘渠自家个身体勿端正么，虽是吩咐别人，别人也勿肯听个。”实即《论语·子路》所载“子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官话本作“俗云‘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未提及真正的作者。土音字本补充了这句名言的作者。

（8） 第30篇《狐狸搭之鹤做朋友》，官话本只劝诫读者“恶人自有恶人磨”，土音字本则在“真意”部分補充引用了孟子的言论：“盖咾孟夫子话：‘我待别人好么，别人也常桩待我好；我敬重别人么，别人也常桩敬重我。”并与耶稣的“要别人哪能待?么，?也要实概能待别人”句对举。前者即《孟子·离娄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后者即《路加福音》6∶31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土音字本在官话本基础之上，引用东西方经典的语录，教化劝善的意味更重。

（二） 印刷及写作体例

此书的印刷以左右两面为一叶，从右往左，竖排书写，每一面一般最大可印刷7列14行的土音字，在每叶中线的右侧印有土音字写成的页码。书分为序头（2叶）、目录（4叶）、正文各篇目（72叶）三部分。

每一篇寓言的写作格式如下：标题单独成列，在列首要空两格。然后另起一列开始正文，列首不空格。正文结束后另起一行，写出“真意”对应的两个土音字，同样在列首要空两格。再阐发文意，列首不空格。如图3所示：

文章的标点均写在土音字的右下侧，分为三种，分别是：

（1） 停顿符号，形如汉字笔画“提”（?），可用在一个小句之内的所有译者觉得能够停顿的地方，在下文转写中用“/”区分；

（2） 逗号，形如现代汉语的句号（。），主要用在译者判断的小句之间，转写多用逗号，必要时也需用冒号、顿号等其他标点符号；

（3） 句号，形如空心三角形（△），用在译者判断的一句结束的地方，常用在角色的说话语段结束的地方，转写多用句号，必要时也需用问号和感叹号。

试举一例，以讲解以上书写规则：

转写如下：

看羊个/说谎

有一个财主人，养 / 一群羊，用之 / 看羊囡咾，日多 / 放出去 / 吃草。间［7］起始，叮嘱个囡咾话：“倘然 / 有啥 / 豺狼来么，连忙 / 叫应我啊。”第个囡，常桩 / 嘴里产=忙=［8］咾 / 喊咾话：“豺狼来哉，豺狼来哉”，主人 / 听得之，连忙 / 趵出去看么，倒无啥豺狼，……

三、 《伊娑菩个比方》中所见的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语音特点

（一） 书中所见语音情况的性质

研究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语音最为重要的文献，是艾约瑟（Edkins 1853/1868）的著作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此外，与艾约瑟同属伦敦会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汉名又作麦嘉湖、麦嘉温等，John Macgowan，1835—1922）撰写的A Collection of Phrase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62）也值得关注。艾约瑟记录的是上海县城音（钱乃荣 2014）37，其人主要活动在麦家圈的墨海书馆（今山东中路），麦高温与其同属一会，活动区域大体相同。二人的著作均可认为记录的是上海县城音。

高第丕（美南浸信会）和秦右（美监理会）等土音字的创制者和使用者的主要活动范围也是上海县城附近，分别在晏马太（Matthew Tyson Yates，1819—1888）所建第一浸会堂（老北门外护城河边，今人民路）和郑家木桥（今延安东路与福建中路、福建南路交会处），活动范围大体相近，所记音系均可认为是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县城音，可相互佐证。

土音字传世著作中的记音存在内部的版本差异，但是，诸版本所反映的上海县城话音系，总体上依然与艾约瑟（1853/1868）著作中所反映的较为一致。其中较为关键的著作包括秦右（1861）所记录的一份混杂文白读音的同音字表，标题为A List of Syllables for Romanizing Works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Sounds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以下简称《同音字表》。

基于这些传教士在活动时间和地域范围上的相近关系，笔者认为可以将土音字著作和艾约瑟、麦高温的著作进行比较，并对土音字所反映的特点做出解释。［9］

（二） 书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声母

《伊娑菩个比方》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話的声母如表1所示：

声母能分尖团、能分dz和z两个声母等，均与艾约瑟（1853/1868）的记录相吻合，本文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

（1） 书中中古见组洪音字的开合口在符号上分为两组不同的声母，而艾约瑟（1853/1868）和麦高温（1862）虽有用w表示/w/介音，但并没有明确区分开合口为两类声母。这些声母在表1中标注括号，实际的音位处理上可以与见组洪音开口合并。

（2） 书中记录了搭配阴声调的鼻边音声母（中古次浊声母），虽然例子较少，且大多数是虚词，但仍然为其单列了符号，并且存在对立，如“眼”在副词“一眼（眼）一点点，表程度小”“逐眼逐渐”中读作阴平调，在单用作名词“眼”或在名词“眼睛”之中，则读阳去调（书中阳上阳去已开始相混）。艾约瑟（1853/1868）对此并没有区别，副词“一眼”和名词“眼睛”“字眼”中的“眼”，均作阳上调。麦高温（1862）书中不标调，也不区分这两类声母。

需要补充的是，秦右（1861）在《同音字表》中另记录了/?n/、/?? /的音位，从而形成了一组完整的搭配阴声调的鼻边音声母，但二者收字都极少，前者收字“你挪奶”，后者收字“拟娜仰”，除“挪”字疑是白读，其余并不确定文白读的情况。

（3） 书中在符号上区分以下几类声母及其归字：

i-类声母字：即零声母而具有/i/介音的字（不包括主元音为/i/的字），声母符号分为阴调类和阳调类两种，声韵母组合书写。在书中的声母符号使用 、  两种，前者为阴调，后者为阳调。

u-类声母字：即零声母而具有/u/介音的字（不包括主元音为/u/的字），声母符号分为阴调类和阳调类两种，声韵母组合书写。在书中的声母符号使用 、  两种，前者为阴调，后者为阳调。

y-类声母字：即零声母而主元音为/y/的字，不用声母符号，只用韵母符号，相当于只有阴调，居中书写。［10］在书中的韵母包括 、  两种，前者为/y/，后者为/yn/。

无介音的零声母字：以上类别的字之外的零声母字，不用声母符号，只用韵母符号，相当于只有阴调，居中书写。

实际上，以上四种中，所有的阴调类除少数例外字，都来自中古影母；阳调i-类来自中古以母；阳调u-类来自中古匣、云母（阳调开口对应/?/音位）。在音位处理中，可以将四者合并为包含阴调类和阳调类的零声母。

艾约瑟（1853/1868）对于i-类和u-类声母字采取了类似的区分方法，阴调类用正体y、w书写，阳调类标记为斜体y、w。如“约”yáh ≠“藥”yáh，“弯”wan≠“还”wan，而y-类也区分阴阳调，如“韵”yün≠“雲”yün（此组比字不计声调）。

麦高温（1862）全书不记声调，对i-类和u-类声母字也不加声调上的区分，后文提及声调时，将直接略过对其的叙述。

（三） 书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韵母

《伊娑菩个比方》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韵母及辅音自成音节如表2所示：［11］

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

（1） 《伊娑菩个比方》书中除了/y?～iu?/和/yn/一组之外，并不区分前后鼻音韵母，均作后鼻音韵母。例如：

由此可见，《比方》所记录的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话，除了/y?～iu?/和/yn/一组之外，不存在前后鼻音韵尾的对立。但是，这与秦右（1861）的《同音字表》是矛盾的，在《同音字表》中，仍然明确将/??/与/?n/、/i??/与/i?n/（“同音字表”更倾向于把/i?n/记作/in/，二者可视作互补）、/u??/与/u?n/都分别列作独立的韵，如《同音字表》的拉丁转写所示：

争 tsung ［ts??］ ≠ 真 tsun ［ts?n］

城 zung ［z??］ ≠ 神 zun ［z?n］

京 kyung ［t?i??］≠ 今 kyin ［t?in］

应 yung ［i??］ ≠ 因 yin ［in］

由于土音字并非完全出自一人，而是集体的创造产物，所记录的发音人之间有差异，传教士之间对于记音存有分歧，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出于较为保守的观点，本文认为此时上海方言中的前后鼻音还没有完全相混，但已有相混的趋势。

艾约瑟（1853/1868）55对于前后鼻音韵尾存在对立与否，判断为以下情况：“以IN/in/结尾的词的N变为NG，但以UN/?n/结尾的词可以不加区分地以N或NG结尾”，换言之，艾约瑟认为对于韵母/??/来说，［?n］和［??］是两种音位变体，这一观点也可推及与/??/平行的/i??/（对应变体［i?n］和［i??］）和/u??/（对应变体［u?n］和［u??］）。这与秦右（1861）所记录的前后鼻音不同韵的情况也是冲突的。但是，无论各家记录的思路如何，当时的上海方言中，/i?/韵母字中，中古来源是臻深摄三等并且当时不拼T?-類声母的字，如“民亲心寻”等，均不像现普通话一样作前鼻音韵母。

在音系处理中，由于/u?/和/u??/韵母都可拼K-组声母，而/y?～iu?/和/yn/韵母都只拼T?-组和零声母，故可认为二者存在对立，应各自分为两个韵母；与其平行的/i?/和/i??/韵母，虽然前者不拼T?-组，而后者只拼T?-组构成互补，但考虑到土音字韵母符号的差异和音系的系统性，也将其分为两个韵母。

此外，在《伊娑菩个比方》、艾约瑟和麦高温三者的记录中，/yn/类韵母（或拟作/iyn/）和/y?/类韵母（或拟作/iu?/、/io?/）都从不相混，例如（以下比字只看韵母）：

［e］与［e?］，［ue］与［ue?］的相混情况如表3所示：

相比之下，艾约瑟（1853/1868）的记音相对保守，中古咸、山两摄字入［e］韵的只有“耽堪”两字，中古阴声韵字不入［e?］韵。至于麦高温（1862）的记音，徐奕（2015）对其书中的中古咸、山两摄字读音有过整理，入［e］韵的有“半盘满南贪蚕转砖传战占毡詹缠颛船然”，入［ie］韵的有“帘便”，入［ue］韵的有“馆棺管官冠宽欢观完桓换碗”（实际上已无［ue?］韵母），鼻音脱落的字较多，而中古阴声韵字不入［e?］韵。三者的记录中，其他鼻化元音韵均未见如此程度的与阴声韵的混淆。

由《伊娑菩个比方》中的情况，可以推测上海话中［e］与［e?］的合并（即［e?］的鼻化色彩脱落）可能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并且早于其他鼻化元音韵母和对应的非鼻化元音韵母的合并，并且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即麦高温的记录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需要补充的是，与［e?］、［ue?］平行的［ie?］则基本不记作［ie］，因为白读层基本没有［ie］韵母。《伊娑菩个比方》中无［ie］韵母；《同音字表》只有少数字，如“骇埃骸谐暇懈”入［ie］韵母，而且均在口语不常用，可认为是文读专用；艾约瑟（1853/1868）也只有“且”等极少数字的文读入［ie］韵母；麦高温（1862）的记录中，［ie］韵母则只来自阳声韵字，如上文“帘便”，可能反映的是［e?］的鼻化色彩脱落的进一步发展。

（3） 艾约瑟（1853/1868）记录了两个特殊的韵母?e和?n（拟音分别为［?e］和［???］，参考陈忠敏 2019），收字分别是“追最随罪虽水税岁睿”和“钻酸算干杆竿赶惯”［以1868年第二版为准，参考石汝杰（2011）］。而在土音字各版本和麦高温的记录中，均没有记录具有/?/介音的韵母，上述收字在《伊娑菩个比方》中的韵母分布情况

如下：

［?］：水［此字在艾约瑟（1853/1868）中本就有该韵的异读，参石汝杰（2011）］

［?］：追最随罪虽

［??］：钻酸算干赶

［uε?］：惯［此字在艾约瑟（1853/1868）中本就有该韵的异读，参石汝杰（2011）］

书中未见：税岁睿杆竿（其中“岁”在《同音字表》中韵母为［?］，“杆竿”韵母为［??］）

笔者认为，艾约瑟所记录的这两类韵母的可信度存疑。在石汝杰（2011）的整理中，艾约瑟并没有设置［?］韵母，而?n ［???］与?n ［??］两韵母实际上是互补的。因此，似可直接将艾约瑟所记录的?e ［?e］归入一般的［?］，?n ［???］归入一般的［??］，不必专门设立具有/?/介音的音位。陈忠敏（2019）认为艾约瑟的?e韵母可以反映出上海县城话和嘉兴话的特殊源头关系，邻近方言中只有嘉兴话这些字的韵母读音如此，可备为一说。

（4） 关于中古的覃、谈、寒、桓、山、删六韵（以平赅上去入），书中的记音做如下区分，详见表4：

如表4所示，《伊娑菩个比方》中的语音情况显示了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谈、寒、桓三韵各自的锐钝声母字主元音均不同，寒、桓锐音主元音不同，而寒韵钝音和桓韵锐音主元音相同。至于中古一等覃韵和二等的山、删韵字，则是二者内部均不分锐钝，［14］而二者的主元音与谈、寒韵锐音声母字的相同。这一记音情况符合郑伟（2011）论述的吴语寒韵字读音中苏州型吴语的典型读法，这一类型受晚起的唐末北宋官话影响，是外源的层次。

（5） 关于入声韵尾，《伊娑菩个比方》中一概作喉塞尾［?］，上海土音新字的符号并没有设置喉塞音之外的入声韵尾，而艾约瑟的记录则包括-h［?］和-k［k］两种。陈忠敏（2019）指出，从艾约瑟原书的记音和描写来看，两种韵尾出现的条件是互补的，如前面韵母主元音是后或低元音的，如a、?、o、?（按，对应本文的?），收-k尾；前面韵母主元音是前或高元音的，如?（按，对应本文的ε）、?、?、?，收-h尾，二者本质不构成对立。而按钱乃荣（2014）84-87的总结，艾约瑟（1853/1868）的记录中，主元音是a、?、o、?（?）的韵母中也有很多字有-h尾的读法，说明入声韵的合并在当时已经开始。

笔者认为，-k尾在记录中的有无，可能还是取决于传教士本人的听记情况。传教士文献对于上海话中入声韵尾的分析的总结，可参游汝杰（1998），其文认为-k并入-?的年代下限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钱乃荣（2014）84-87根据传教士文献，认为入声韵尾合并为-?是在20世纪30年代，而今上海郊区仍有发音人能区分-k和-?。

（6） 在艾约瑟（1853/1868）记载的音系中，存在一些上文韵母表中缺失对应关系的韵母，包括［iu］、［o?］、［io?］、［i??］、［u??］等。其中，［iu］、［i??］、［u??］三者在艾约瑟记录中本就收字较少，因而《伊娑菩个比方》中未涉及，秦右（1861）的《同音字表》是土音字系统收字最多的著作，在其中三者均有例字，如［iu］收“靴”字，［i??］收“旺”字，［u??］收“郭霍”等字等，可以互相佐证。

［o?］、［io?］则是一种与［u?］、［iu?］平行的条件变体。艾约瑟（1853/1868）54认为在词首的单字音倾向于使用［u?］、［iu?］，如“松［su?］江”、“中［tsu?］国人”（声调略，下同），而在非词首的单字音倾向于使用［o?］、［io?］，如“吴淞［so?］”“勿拉当中［tso?］”。本文将艾约瑟的［o?］、［u?］对应为土音字体系中一个音位/u?/的不同变体，［io?］、［iu?］则对应土音字的/iu?/。总体上来说，土音字记音的韵母和艾约瑟记音的韵母还是高度一致的。

（四） 书中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声调

土音字的各版本文献中对于声调大多只做分类，均分为八类，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入、阳入、阴去和阳去，而缺乏对于调值的描写。《伊娑菩个比方》中，以上八种声调均有出现。不过在《伊娑菩个比方》中，可以观察到部分字在单字调上发生了阳上记作阳去的现象。例如：

“肚”，作为单音词时书中共出现3次，均作阳去；位于“肚皮”中词首 3次，也均作阳去。

“断”，作为单音词时书中共出现3次，均作阳去。

“后”，单独成词1次，作阳上调，但位于“后门”“后首后来”“后头”“后子儿子”等词词首26次，均作阳去。

“老”，成词或不成词的界限较难判断，但此字不出现在词首之外的位置，书中共出现58次，仅2次作阳上，2次作阴平（仅见于“老兄”一词），其余均作阳去。

“眼”，作實义名词1次，出现在“眼睛”一词中1次，均作阳去。

不过，大多数原属阳上调的字词仍然在书中标记为阳上调，如“犯弟第跪领马买满女善罪坐”等字，位于词首或单独成词时均作阳上，而非阳去。因此笔者认为，《伊娑菩个比方》中声调描写的现象，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阳上调已不稳定，开始并入阳去调。

相比之下，艾约瑟（1853/1868）30-31对于阳上读作阳去的情况的描述是“以l、m、ng、n、r和（半）元音起首的词保留原调，以塞音和擦音起首的词，原先作阳上的，正在变为阳去”，即中古全浊阳上正在变为阳去，次浊阳上不变。钱乃荣（2014）88-90对于艾约瑟书中两个调类实际相混情况的统计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伊娑菩个比方》中阳上变作阳去的情况中，中古全浊和次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一点与艾约瑟的记录有一定出入，可能是记音人的听感不同所致。

在阳上混入阳去的情况之外，书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调类记录情况，典型例子如（统计中不计目录，以1—8标注单字调，见上文注）：

“地方”，全书共见5次，1次标调6-1，4次标调2-1；

“古时间”，全书共见6次，1次标调3-2-1，5次标调5-2-1；

“可以”，全书共见11次，1次标调1-1，10次标调5-1；

“身体”，全书共见8次，1次标调1-3，7次标调1-5；

“要紧”，全书共见5次，2次标调1-3，3次标调5-3；

“进去”，全书共见8次，3次标调1-5，5次标调5-1；

“上去”，全书共见7次，4次标调2-5，3次标调6-1；

“下去”，全书共见6次，2次标调2-5，3次标调6-1，1次标调5-1（不合“下”的中古声母）。

笔者认为，这些记录未必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因为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一般认为是根据首字调进行扩展，而非根据末字调进行扩展。具体这些调类记录的成因，尤其是其中更为特殊的“V去”类词调类记录的成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15］

四、 结语

上海土音新字本《伊娑菩个比方》是研究上海方言的历时演变的一部重要文献，它记载了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上的诸多特点，反映了一些关键的语音现象，如当时的上海方言有搭配阴调的鼻边音声母、前后鼻音已经开始不分、鼻化元音的鼻化已经开始脱落、覃韵谈韵钝音与寒韵钝音桓韵锐音不同音等诸多情况。关于本书所体现的词汇和语法特征，篇幅所限，拟另文讨论。

本文的概述是基于较为初步的整理工作之上，还需要更深入地对于材料进行研究。而此书在翻译史、民俗学、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史、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等领域的研究价值，还有待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挖掘。

附 注

［1］ 关于上海土音新字的创制背景，请参郭红（2013）的介绍和讨论。

［2］ “养正堂”是合乎声调的记音字，不能确保其释读完全正确。

［3］ 此版本电子版可于互联网上获取，链接为：https：//catalogue.nla.gov.au/Record/750364，其中第156—157页与第158—159页重复，疑是数字化过程中的失误。

［4］ 此版本电子版可于互联网上获取，链接为：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

50435bde-ae43-4a19-828a-c5979d295f33/或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32981c97-cf58-4d47-a419-56243929a34e/，两个链接均是对同一本书的数字化版本，区别只在于图片的色调和分页方式。

［5］ 内田庆市（2005）关于19世纪后半中译本《意拾喻言》和《伊娑菩喻言》的诸版本历史变迁的论述值得参照，其文认为上海施医院版的《伊娑菩喻言》于1853年由伦敦传教会在上海建立的墨海书馆出版，也是1840年版《意拾喻言》出版后最初的修订版，而19世纪90年代的《意拾喻言》再版，参考的主要是1853年版的《伊娑菩喻言》。

［6］ 《伊娑菩个比方》和两个版本《意拾喻言》的篇目对应关系详见附录。

［7］ “间”，此处意义即｛刚、刚刚｝。此词在《伊娑菩个比方》中，声母有送气［kh］和不送气的［k］两读，例图中为送气读音。《明清吴语词典》（石汝杰，宫田一郎 2005）所记复音词作“间间”，未标注有特殊读音。麦高温（Macgowan 1862）记作“铅铅”，似以送气读法为正确读法。《上海方言词典》（李荣 1997）作“掐掐”，已促化，又作“铅铅”，释义均为“刚刚”。民间亦有人写作“堪堪”。本文沿用《明清吴语词典》用字。

［8］ 该词本字待考，意义即｛欺骗、撒谎｝。

［9］ 书中存在一定印刷问题和记音问题，但大体上依然与土音字各版本的音系保持高度一致。另外，本文的标调以奇数为阴调，偶数为阳调，12平声、34上声、56去声、78入声，标调以原书内容为准。

［10］ 从实际收字包括“雲餘於预”来看，这类字更像是只有阳调，但其余单用韵母符号的零声母字都只有阴调，故此处暂定为阴调。

［11］ 由于部分介音在土音字符号体系中拼入了声母（如Kw-组和T?-组），部分有介音的韵母并无专用符号，表2中以下画线表示这类韵母。

［12］ 有时“五”也读常态的 ，而非阴调的 。

［13］ 书中另有满足音韵条件的“喊”，但是“喊”是例外字，韵母为［ε?］，吴语中“喊”普遍读如二等。

［14］ ［e?］与［??］在音系上可以视为主元音音位相同，而实际音值如上文土音字韵母符号所示略有差异。除去［??］和［??］，其他入声韵母均有主元音相同的舒声韵母。

［15］ “出去”一词并没有特殊变调，全书出现8次，标调均作7-5。

参考文献

1. 陈忠敏.开埠以来上海城市方言语音演变.//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四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280-313.

2. 郭红.《上海土音字写法》与高第丕的方言拼音体系.// 陶飞亚主编.宗教与历史（1）：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120-129.

3. 郏爱比（Cabaniss A B.）.伊娑菩個比方.上海养正堂藏版，1856.

4. 李荣主编，许宝华，陶寰著.上海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5. 内田庆市.谈《遐迩贯珍》中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汉译小史.// 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遐迩贯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66-89.

6. 钱乃荣.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7. 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明清吴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8. 石汝杰.艾约瑟《上海方言语法》同音字表.熊本学園大学文学·言語学論集，2011，18（1）：93-117.

9. 徐奕.麥嘉溫《上海方言習慣用語集》中所記上海話的羅馬字音系.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2015，60（2）：189-200.

10.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中国语文.1998（2）：108-112.

11.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增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

12. 郑伟.《切韵》寒韵字的演变特征与现代吴语.中国语文.2011（4）：353-363，384.

13. Crawford T P.（高第丕）. A System of Phonetic Symbols for Writing the Dialects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8，Vol. XIX（3）：101-110.

14. Edkins J.（艾约瑟）.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53/1868.

15. Jenkins B.（秦右）. A List of Syllables for Romanizing Works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Sounds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1861.

16. Macgowan J.（麦高温）. A Collection of Phrase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2.

17. Sun C，Wong W.（comps.）. Catalogu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Collection hel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2001.

18. Thom R.（羅伯聃）.Esops Fables ［意拾喻言］. Macao：The Canton Press Office，1840.

19. Thom R. ?sops Fables（Part I）［意拾喻言］. arranged by Alfred M J. Hongkong：‘China Mail Office，1891.

20. Thom R. ?sops Fables（Part II）［意拾喻言］，arranged by Alfred M J. Hongkong：MAN YU TONG（文裕堂），1898.

21. Uchida K.（内田庆市）.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Linguistic Contact：Approaching Chinese Linguistics from the Periphery. G?ttingen：Vandenh?ck & Ruprecht，2017.

22. Wylie A.（伟烈亚力）.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

（刘坤泽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盛益民 复旦大学中文系/

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