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抒情传统” 的几个问题

洪亚男

【摘要】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不断。在比较学界关于“抒情传统”争论的基础上，本文从三个切入点去重新认识这一传统内涵：即立足中西比较研究视域，抒情传统是一种方案；立足情主体，抒情传统是对古典文学的精化处理；立足应用范围，抒情传统实际上是一种话语力量。

【关键词】抒情传统；中西比较；情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7-004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7.015

20世纪70年代，旅美华裔陈世骧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以来，其提出抒情传统这一宏观论述在海外汉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后随北美等地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此论断的不断关注，引发了关于中国抒情传统问题的研究热潮。继陈世骧后，以高友工、吕正惠、蔡英俊等为代表的诸多学者们，接续了“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建构，扩大了抒情传统的范围研究。而王德威、陳国球等众多学者甚至将这一传统应用于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

关于中国抒情传统的呼声水涨船高，新声音随之而来：中国是否存在抒情传统？这种传统到底是由来有自，还是一种创造性言说？①为此龚鹏程还专门写了《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②来解构陈世骧提出的抒情传统。他从三个层次来谈及中国不存在的抒情传统。一，从方法论上来说中国并没有等价于西方抒情诗的概念，并且他认为陈世骧仅以诗歌形式来考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有问题的，有很多诸如“诔、碑、祝、盟”等其他文体的“抒情传统”不能一概而推之。甚至说陈世骧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文学，认为他既定了中国文学有传统。二，陈世骧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以西驭中，并且这也是陈世骧研究中国文学存在错误的根源。他运用了不属于东方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抒情传统。“lyric”这个工具本身就存在着争议。陈运用了西方浪漫主义方法论去解释中国诗歌的抒情性，明显陷入了西方工具主义论，陈世骧本身研究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视界就是错的，他的研究必定会陷入迷雾。三，在思想文化层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龚认为陈的认知是错误的。传统诗学讲“气化感应”，讲“缘情”并不是其所谓的“抒情”。陈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存在极大的误解。龚鹏程的这篇文章无疑是对陈世骧抒情理论犀利的发问，直击陈世骧抒情理论建构的根基。但是也明显能够看出，虽然龚的语辞激烈，但并未全盘否认陈世骧的全部理论，而是就陈理论矛盾的阙误之处进行局部修正。其论述明确“中国抒情传统”的几个问题，值得大家进一步去思量。

能否仅为了解释便利就凭空造出某种工具？要知道承认“抒情”并不等同于承认“抒情传统”，何况此“抒情”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抒情”。中国文学悠悠千载，是否真存在某种传统我们难以一言以概之，即使是立足于中西比较的语境中，大家仍需谨而慎之。仔细评估陈世骧的论断，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看来，抒情包括了太多可以实操的议题，陈之论断主要不在于说对了多少事实，而是为学界提供了一种工具。通过使用这个工具，我们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古典文学庞大的体系；或许可以触及对文学本质的探寻。

一、立足中西之际

陈世骧所提“抒情传统”须结合其目的来谈。他以一种中西文学比较的视野来建构中国文学，其目的是寻找共相，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任务，并不止于文学相等因式的找寻；它还要建立文学新的解释和新的评价” ③。这种新解则需求诸于中国文学之内，求诸于中西比较之间。于是他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流行文体的考察，得出结论“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荣光在别处，在抒情传统里” ④。这样看来，陈世骧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带着一种急迫性的，他想要找寻一种共相，企图建立中国文学新的阐释路径，他期望用“抒情传统”这样的概念来言说东西方文学长久以来存在的差异。陈世骧作为一名旅美华人，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带着对中国文学本身的热爱，他想要打破中国文学在强势西方话语下“无法言说”的困境。海外学者的身份让他不同于普通的汉学家，他不是“他者之上的他者” ⑤，而是一种中西之间的“文化摆渡者” ⑥。“抒情传统”自陈世骧所提伊始便携带西方血统，只不过因其内在“中”的基因过于强大，遮蔽了其部分“西”的气质，这一论断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由此，龚鹏程所述陈世骧“以西律中、以西驭中”直指的乃是其海外汉学研究者身份与纯汉学家研究中西文化方法和立场的差异。

不管是龚鹏程还是王德威这些海外学者们都意识到陈世骧提出的“中国抒情传统”都是在世界文学的时代，要去和西方文学对话进行呼应的。他想去发现或者发掘某种属于中国文学本身且能够与强势西方进行对话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似乎可以和西方的“叙事传统”“史诗传统”或者更广义说的模仿传统相抗衡。由此，陈世骧确实没有凭空想象出某种传统而是在中西比较之中发现了源自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抒情特质，并将其应用于中西文学的比较之中。这也是龚鹏程虽批评陈世骧之论断之不足，却没有完全否定陈世骧的提法的原因。

二、立足情主体

何为情？情可知所起？长久以来，中国古典诗学将诗歌视作个人内在心性与志向的外在表现，诗歌自然而然成了个人情感的外在延续。情的主体是谁？有一个经典的问题：情究竟是一种主体向外的投射和抒发（主动），还是个体受到外界的激荡（被动）而产生了反应。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困难的，而这个问题的争议的结果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抒情传统”的确证。浙江大学的张节末教授就曾指出《诗经》所抒发之情乃是公共性的集体情感，《诗经》的创作和集结所指向的都是非个人化目的的。他以之来解构陈世骧的所提“内心自白”的抒情诗的“抒情传统”之论断。⑦张节末关注到了抒情诗的内在抒情本体的问题。这不免让人追问难道集体的情感不是“情”吗？可见追问“情”应是研究“抒情传统”的关键一步。

情的抒发一定离不开人，无论是承认“情”源自主观个人感受的疏泄还是认为“情”是被物引起的激荡，人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以被割裂的。《诗经》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创作，自然凝聚的是那个时期所有人的全部情感的自然流露，即使带有一定公共目的，如何算不得人之情的内心那自白。集体的情感由何而得到共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很清楚地表明了情的言说对诗的决定性意义。无论其发言之具体内容为何者，其所发皆人之内在心性之表现。《诗大序》所言“志”虽系社会公众之志，但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升华来的个人情志的凝结。即使是集体公共性情感，都需要个体感性的再次体验超越。这种个人空间向公共领域的转向也表明“情”的主体是来源于人的，个人性的情志经无意识的集汇后升华为更高层次的情感。钟嵘所提“气之动物，物之感人”强调了外在物对人心的涤荡作用。人面对外在情境，接触到的物要想引起情，需要人心的连接。物感说强调的是一种内心表现，要求主体在抓住“物”的基础上，将内心所萌发的某种情志表达出来。即使是触物生情仍是人自己的情感、内在的情感，但这种情需要某种触发机制罢了。物感说要达到的是一种人和物互通的境界，要想实现这种境界，则需要基于主体的心性体验之上去完成主与客之对话。

中国古代确实不谈“抒情”而谈“缘情”。“缘情”的内涵更广，是中国古典诗学常用之述语。朱自清指出“抒情”这个词组是我们固有的，但现在的含义确是外来的⑧。而陈世骧所谈之“抒情”乃是为对接西方的文体分类（史诗、抒情诗、戏剧），其“抒情”更偏向西方浪漫主义的抒情诗理论，他所谈的“抒情”一词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陌生感。确实不能就“缘情”来谈抒情，“缘情”是缘情感物带来的结果。而西方所提抒情诗却无此气类感应的效果。这么看来陈世骧所提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实际是一种简化处理的言说方案罢了。

龚鹏程看到了其存在的中西确认的问题。中国文学所谈“发愤以抒情”实与西方浪漫主义所论之情迥异。中国诗论之“情”所论及之主体内涵丰富，不仅仅是“内心自白”那么简单的。诗歌缘情论所指向的更多是诗之创作和欣赏的过程，是重要的诗学观念，当较之“抒情”更复杂。“抒”更侧重于情的抒发宣泄，正是有某种情志拥堵在心中、郁结成病不得不一吐为快时，才强调抒情。抒情系抒发内在之情志，纵观古代一些经典作品多为抒忧发愤之作。但无论是“抒情”还是“缘情”，其重点是“情”如何承担得起整个中国文学的传统之重任。这样看来“抒情传统”论断也是中华文化研究者们立足与文化归属与意义的一种重新关照。以此角度切入中国古典文学乃至现代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其阐释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三、立足于应用范围

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对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引发北美等地学者的回应。随着陈世骧关于抒情传统观点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研究中国文学的著述认同他的观点，甚至有不少的著作不辨自明的以其为自说的前提。王德威等人甚至将这一论题扩展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方面这正显示出“抒情传统”具有的强大解释能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更深入的思考：“抒情传统”何以获得如此包容的解释力。

陈国球指出在“中国文学”成为学术概念后，类似问题提出所涉文学的类型都属于现代概念，只有所谓现代概念之下中国才有文学传统。他采取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来谈抒情传统。在《导论“抒情”的传统》中陈国球考证与“抒情”有关的概念，梗概出中国“抒情”观念由来有自。他也承认只有在所谓“现代”概念下，中国才有“抒情传统”。看一下此段论述：

打从“中国文学”成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以后，类似的问题就不断被提出。当然，中国的诗词歌赋或者骄体散行诸种篇什，以至志怪演义、杂剧传奇等作品。本就纷呈于历史轨道之上……亦只有在这个“现代”的视野下，与“西方”并置相对的此一“中国”之意义才能生成。于是“中国”的“文学传统”就在“西方文学传统”的映照下得到体认，或者说得以“建构”。⑨

在陈国球这段论述中，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中国文学”概念的追问；另一是对“中国抒情传统”应用于现代合理性的追问。关于“中国文学”的认识需要将之立足于世界文学大背景，那么如何找寻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现代概念下的中国文学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样的，在这些多样性内涵中是否有使得中国区别于西方、区别于世界的本质特征存在？如果有的话，那么如何去找寻；如何去表述其具体内涵？这又将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中国古典文学之传统是否可以应用于当下，是否可以作用于当下文学之重构？

但上述问题对于王德威、陈国球等人来说，研究这种传统的现代作用的出发点原就不是囿于对本质的探求，他们想要的是建立某种对话联系，以期达成某种言说效果，“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方案。王德威曾在一次访谈中明确指出“我做这个抒情主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和抒情主义的另一个面向来作对话，也就是史诗” ⑩。在他看来抒情和史诗并非一般文类的标签，而是一种话语工具。由此来看无论是“中国抒情传统”还是“中国文学”还是它们在现当代领域的擴展，都体现了对言说方案的找寻。这些概念本身的存在正是作为某种解释话语权存在的。在这些学者们的探讨下，很多旧的观念获得了新的阐释机会，在另一个维度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现代文学版图的拓展。此外，“抒情传统”由古典时期进入现代时期，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性转向。以王德威为代表的学者们也意识到这个时间性的脉络的建构的关键性作用。作为“抒情现代性”这一观点的立法者，王德威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即以一种非时间性的泛化方式来扩大“抒情”概念的内质。在他看来“抒情的定义可以从一个文类开始”继而推而广之，“成为一种言谈论述的方式”“一种审美愿景的呈现”“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实践”抑或“一种政治想象或政治对话的可能” ?。由此“抒情”得到了各个环节的辐射，得以融通于现代版图的各种概念之中，逐渐成为一种话语力量。有了这种话语力量，就有了新的解释现当代作品的切入点。

纵观王德威所提之现代性，其内涵似有泛化，其外延实为扩大，但他所认定的那个“抒情”早已不是陈世骧所提之“抒情”，而抒情之现代性更是成为一种言说方案的典型。正如王德威所说的抒情之现代性代表的是“革命”“启蒙”之外对现代性的另一面的阐述?。在现代观念下的“抒情”绝不是纯粹的“抒情”，按照王德威的理解应是一种复合过后的“抒情。”这个复合概念中必然包含着两种体系，一是源自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二是西方现代性影响下的抒情话语力量。这带来的思考是：王德威等人是否对陈世骧等人所研究的问题做了工具化处理？

注释：

①王德威：《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页。

②龚鹏程：《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美育学刊》2013年第3期。

③④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页。

⑤黄卓越：《汉学视域中的“文论”——为〈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所撰序》，《汉风》2019年第0期，第106-118页。

⑥李凤亮说他们是“自我”与“他者”、“看”与“被看”兼而有之的色彩。海外汉学者他们都力图在沟通中西的工作中采取一种“之间”的方法，而不是采用一种像汉学家那样拉开“间距”的方法，来阐释和融通中西文学理论。

⑦赵琼琼、张节末：《论〈诗经〉抒情的公共性》，《学术月刊》2013年10月第45卷。

⑧朱自清：《詩言志辨》，见《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卷，第172页。

⑨陈国球：《导论“抒情”的传统》，《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页。

⑩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读书》2011年第4期。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2页，第3页。

参考文献：

[1]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2]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陈国球.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4]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5]朱自清.朱自清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6]龚鹏程.不存在的传统：论陈世骧的抒情传统[J].美育学刊，2013，（3）.

[7]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教授访谈录[J].读书，2011，（4）.

[8]赵琼琼，张节末.论《诗经》抒情的公共性[J].学术月刊，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