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实体问题及康德的解决

2023-07-21 04:34冯一丹
今古文创 2023年27期
关键词:笛卡尔康德实体

冯一丹

【摘要】“我思故我在”并不是笛卡尔哲学理论的出发点,而是他站在为近代科学奠基这一目标的起点上,为划分真理与一般事实的界限,而得到的方法论。笛卡尔虽然想要打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仍然受到其中的部分影响,他在建立自身思想的同时保留了部分希腊哲学的思想,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思想。因此,“我思故我在”成了搭建在亚里士多德本体论思想和康德本体论思想之间的桥梁。康德通过“我思故我在”间接地指出了亚里士多德实体思想的问题,这是较为具有哲学史上的开拓意义的思想,为建立和发展现代西方哲学做出贡献。

【关键词】勒内·笛卡尔;伊曼努尔·康德;实体;主体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7-006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7.020

笛卡尔希望建立一个绝对的毫无疑问的哲学起点,因此,笛卡尔展开了思考。在此之前的哲学基点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思想——笛卡尔想要告别传统的形而上学,建立起新的哲学研究。而这种新的形而上学需要建立在一个绝对可靠的根据之上,“我思故我在”就是在这一目的的驱动下做出的思考和逻辑论证。

一、“我思故我在”从何而来

笛卡尔是黑格尔口中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因为他以思维为原则进行哲学思考。在此之前形成的实体思想是由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创立,并在语词学的角度上进行论证和说明的。任何哲学家都不可能离开他的文化传统,时代背景而独立创建一系列学说,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得以建立不单单是他自身的努力,他所处的时代也为其建立产生着影响。因此,从笛卡尔所处的时代背景开始对其思想进行分析。

(一)笛卡尔生活的时代背景

希腊哲学从思想上影响并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在希腊哲学之后,意大利分裂、罗马帝国成立,整个欧洲地区在政治上走入了极权统治,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思想上官方地位也被神学的思想霸占。笛卡尔生活在经院哲学占学术界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仍然是封建的,但是自然科学正在悄悄地一步步地逐渐试图从宗教的桎梏中逃脱。就是这样,在这一时期中,原有的天主教神学思想与新兴的自然科学并存。基督教提倡信仰至上,而理性附属于信仰。

笛卡尔很顺应他所处时代的欧洲——他既顺应奥古斯汀的经院哲学依旧占据着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始终不渝地以一个天主教徒自居,又对正在发展的天文学、医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学科持续关注。他的推论中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的影子,最终思想的走向也没有超脱于神学的束缚。

(二)笛卡尔哲学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首先要解决无知的问题,但是在笛卡尔看来,无知不单单指的是知识上的无知。笛卡尔反对经院哲学的观点,为此他要通过理性思考和推导找出经院哲学是错误的支撑。因此他试图抛弃原有被经院哲学玷污的所有思想,包括原有的经院哲学认识。

“我的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沙子和浮土挖掉,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1]区别于西方古典哲学,笛卡尔的近代哲学将认识论问题放在首位。

(三)笛卡爾之前的哲学发展

在此之前的哲学中,本体论通常被哲学家们作为首要问题进行思考,“存在论”的问题长久地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各自为政,缺少统一的意见,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思想出现。

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里,对实体有着明确的定义:“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2]这是第一实体的概念,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实体只能处于主词地位上,它在句子的语词逻辑上只能做主语,不能做其他成分;第二,实体是第一性的,不存在任何别的东西在其中,这好比数学的计量单位,实体就是最细的计量刻度,不可再往下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是一个特定之物。除此之外,为了统一概念,亚里士多德还建立了一种独立实体概念:“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indigeat)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3]

笛卡尔在之后自身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实体思想的影响,他致力于从中脱离并发展自身的“实体”思想,因此他做出了一些改变。

二、“我思故我在”的提出及论证过程

笛卡尔认为哲学需要将形而上学与他的科学研究一同进行。从经验和理解而言,正确划分真理,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社会现实,总结和判断真理是否能达成一套统一的依据。真理不能被允许存在一点可疑之处,只要存在可疑是绝对的虚假,应该将所有的可疑都抛掉,留下来的一点怀疑之处都没有的就是真理。

因此,笛卡尔对万事万物进入了一种普遍怀疑的态度,他假定凡是他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除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外,也许再也没有别的了”[4]。在这种普遍怀疑中,笛卡尔试图寻找一个能够不被丝毫怀疑的如同阿基米德支点一般的东西。“难道我就是那么非依靠身体和感官不可,没有它们就不行吗?”[4]感官是最直接获得信息的途径,但是感官有时会给认识“提供幻觉”,例如一根筷子插入水中会因为折射而看起来跟筷子在水里折断了一般,而事情的本质并非其在感官中的表现,因此笛卡尔选择抛弃通过感官寻找真理。

笛卡尔怀疑一切,他仔细考察感官所获得的一切事物,例如天、地,诸如此类,以及自己的身体,所有的这些事物,他曾经认为这些是真实的。但他现在怀疑它们的可靠性,笛卡尔在思维深处尽最大能力抛弃人的主观局限性去寻找真理。笛卡尔从他思维的深处提炼出了一个懵懵懂懂的“我”或者说是“我存在”的意识,只有这个在逻辑上是切实存在的。“当我想时,那个在想的我就是一个应当存在的东西。”[5]笛卡尔可以设想自己没有形体,也可以设想他不存在于世界上,但是他无法设想并证明自身在想或者说在怀疑时是不存在的。“想”作为一个独立且带有第一性特征的项目出现在笛卡尔的视线之内。“我思故我在”这一思想形成了。

在确定“我”是存在的之后,笛卡尔以此作为支点,力图把所有之前他保有的可能会冲击到这一点的思想全部排除。笛卡尔一方面将身体甚至是尸体看作是一整套机器来看待,另一方面将所有的“我”在日常生活中做的具体行为例如吃饭、走路、感觉、思维等行为都归于灵魂。将“整套机器”和“灵魂”分别与“我”讨论,企图找到真正的“我”。

“我”“是我的一个属性,是不能跟我分开的”,这意味着笛卡尔认为“我思维了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6]从这个层面上,笛卡尔在假定一切外物不存在的前提下还是能够确定且肯定“我是一个东西”。无论“我”的外在形态怎么改变,穿着不同的衣服,三岁或三十岁,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思维上的“我”始终是具有第一性和统一性的。“我们只是通过在我们心里的理智功能,而不是通过想象,也不是通过感官来领会物体。”[7]笛卡尔试图放弃自身所拥有的经验和感性直观,完全用自身的逻辑去寻找这种第一性。

而“我思”的本质是纯粹逻辑上的理智,它直观地脱离了现实,得出的结论相当绝对,由此来试图摆脱避免出现可被怀疑的部分。“我思故我在”就是出自“理智直观”,试图直接把握“我思维”与“我存在”之间的关系完全画上等号,没有任何推理的过程,也无法为它提供相關证明和说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一种纯粹的直观逻辑推理。这种观点在康德的补充完善下为后来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的主体思想发展提供了基石。

三、康德对“我思故我在”思想的批判和补足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思想,从理性出发,运用逻辑推理里面的同一式对“我”是存在的这一基点进行建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是没有完全继承;同样,之后的哲学家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思想的影响,通过或批判或肯定的方式阐述自身的思想,其中就包括康德。

(一)康德对“我思故我在”思想的批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简单明了地指出“我思故我在”中存在实体不明的问题,康德认为,“其表象是我们的判断的绝对主体,因而不能被用作另一个事物的规定的东西,就是实体。我,作为一个能思维的存在者,是我的一切可能的判断的绝对主体,而且关于我自己的这个表象不能被用作任何一个别的事物的谓词。所以,我作为能思维的存在者(灵魂),就是实体。”[8]实体被设定为只能做主语不能做宾语的词,康德的主体意识区别于笛卡尔的主体意识于对“我”认识的不同。康德认为“我”作为判断任何事物的主体(意为主语,康德原文称之为主体),不是任何事物的宾语。这样一来“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无论变成什么样子,最终都有着唯一的实体就是“我”,而不是笛卡尔所说的不受肉体所限制的“思”。康德说“将知识理性的来源建立在直观经验”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下使得所有的命题使用了一个新的实体“我思”,思可以换为“我认为”。这样句子中的主词就会由最一般的个体变成“我”,而“思”则变成了不变的谓语动词。主词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就变成了“我”。而且在这一命题下,所有的实体都会变成“我”,由此实现了从“实体”向“主体”的转变。这一问题不单单是笛卡尔所犯下的,指明了亚里士多德在“实体”思想建立中的逻辑漏洞。康德对理性运作的能力范围进行划界,他认为毫无边界致敬的逻辑划分是理性的滥用,因此,康德找出并通过直观和理性二者结合的方式指出了原有实体概念中的漏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发展。

(二)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进行补充

康德认为,实体的概念必须以直观为基础才能被使用,如果没有直观为基础,实体概念是不能被使用的。意思就是,实体的概念不能单单要理念上的主体,更要注重经验层面的应用和范畴,要有切实的可以被指明的事物。一个只能做“主词”的主语如果要成为实体的话,它缺一个图型,需要借助图型应用到经验的对象材料之上,否则就没有意义,实体不能是单纯地从逻辑上推导出一个主词,而是要拥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直观基础。在这点上,康德区别于亚里士多德,并且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思想进行了补充。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无法明确区分实体与自我,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概念只要是单一的事物就可以被称为实体,“他混淆了主词和主语,主词本来就有两重含义,加上作为主语的一层含义,一共混为三重含义,一个是逻辑学的,一个是本体论的,一个是认识论的。这三者在亚里士多德处就是混为一谈的。”[9]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纯逻辑的角度上定义实体,并没有将实体的定位与语句形式相结合,导致实体应用时出现一些逻辑误区。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在纯逻辑的角度上对实体问题进行思考,因此就触发了这一误区。在此之上,“自我主体”毫无疑问是符合实体要求的,但是这样一来,人、运动、状态等等不同层面的事物将会混为一谈,康德的“自我主体”思想目的在于将人与其他事物在概念上产生区别。

康德由此明确地区分了“实体”与“自我主体”所存在的区别。之所以康德可以跳出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逻辑提出新的“实体”观,是因为康德始终承认客观经验知识,并且很好地将主观与客观、经验与先验相分离的认识和思考,这样导致康德并不忽视经验的有效性,而笛卡尔相较于康德来说的问题就是恰恰试图割裂现实与理性,并且怀疑抛弃了所有的现实事物,妄图从理性的方面单单建立一个不需要客观有效性的普遍怀疑起点。笛卡尔建立的起点和方向与康德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三)康德对实体困境的回应

相较于笛卡尔而言,康德并没有掉入语词学和普遍怀疑的陷阱之中。康德认识事物不从形而上学和逻辑入手,他将现实的“物”与“我”都纳入了知识的考量范围。“物”是区别于“物自体”的“物”,这种物能够被人通过感性直观所认识,通过认识这种事物,人能够得到一定的知识和认识,从而为日常生活服务;“我”就是康德口中的“先验范畴”。顾名思义,“先验范畴”就是先于个人经验而存在的事物,在不同个体之间依然具有确定性。“先验”可以在一切意识活动中保持自身在不同个体中仍然保存着相同的事物,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不同的实践和环境也会赋予人不同的“自我意识”。笛卡尔的“我思”区别于康德的先验思想,虽然尽力摒弃外在事物的影响,但还是受到了经验观点的影响,而康德所认为的作为第一性的“思”应当区别于“经验的我思”是“先验的我思”。笛卡尔混淆了二者。“范畴必须通过图型(可以被认识的物)才能应用到经验上去,图型是沟通知性范畴和感性经验的中介。所有范畴都是先天的,而且都具有自发性。”[10]康德认为要是想“我思故我在”成立,必须认为自我是实体,在此基础上的自我必然有直观的基础;因为笛卡尔的自我没有时间空间,只是范畴的对象而不是直观的对象,因此实体不能用于自我上。

对于康德来说,“我思”是不能被实体化的。“实体”的规定有两类:一类是作为逻辑上的绝对主语;二类是能够长久作为一种现实存在而存在。同样,康德的“实体”必须结合具象化的直观才有意义。康德拒绝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因为“先验的我思”不能被直观看见。

四、结语

笛卡尔以为近代科学奠基为目的建立的主体性哲学有着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探索知识范畴的视角,他用怀疑作为出发点来试图界定什么是知识范畴,这种方式克服了以往经验主义哲学家仅从经验领域来寻找真理性知识的局限性,这说明:可靠的知识必须以理智做保障。

在笛卡尔建立主体性哲学之后,他的主体性哲学不但没有减轻之后哲学家心中的困扰,反而为所有哲学家们新增了一个必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所有之后哲學家都必须去设法寻求解决的问题。在此之后的康德虽然很明确地找到并论证指出了笛卡尔思想中的漏洞,确定了是因为这个漏洞导致他的思想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康德在理论哲学中并没有找到解决的方式。康德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把笛卡尔的疑问及其解答又表述了一遍:笛卡尔的“我思”作为自发性的表象是主体自由的表现,而主体自由在实践过程中可以被得到反复确证。

参考文献:

[1]笛卡尔.谈谈方法:珍藏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7.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7.

[3]笛卡尔.哲学原理[M].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4]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5.

[5]笛卡尔.谈谈方法:珍藏本[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6.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4.

[7]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6.

[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4.

[9]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11.

[10]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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