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 、 传播与认同 ： 《我和我的家乡》的审美特质透视

【摘要】在电影艺术中，故事的生发与铺展离不开特定的地域空间，地域是传播影片精神内核的物质载体，承载着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记忆符号。《我和我的家乡》以东西南北五个不同地域的世俗生活为叙事起点，采用单元集锦式的五个独立小故事，在统一主题的框限内和富有仪式感的传播影像中，从不同侧面诠释了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家乡的集体记忆，彰显出一种“怀旧”与“迎新”的情感张力，由此表达出对“乡土中国”日新月异发展的深刻认同感。

【关键词】地域情结；家国认同；审美特质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7-008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7.028

2020年10月1日，在全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的成功“收尾”阶段，《我和我的家乡》隆重上映，很显然，这是一部应和主旋律的政治献礼片。从主题思想看，《我和我的家乡》以“家国同构”为精神内核，以歌颂新时代新生活为旨趣，延续了“姊妹片”《我和我的祖国》的艺术思想资源。所不同的是，《我和我家乡》打破了以时间为线索的叙事窠臼，采用空间并置和情景喜剧的艺术手法，将故事发生与演绎的场域安排到东起浙江千岛湖，西抵陕北毛乌素沙漠等五个不同的地理空间，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并辐射全国东西南北的影像版图。而且，发生在每个影像版图上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地域色彩分明，主题统摄于“热爱家乡，守望故土，建设祖国”，情节集中，感染力强。

无疑，《我和我的家乡》具有电影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特征与叙事特质。“这種由地理空间并置所带来的影像表达与叙事策略似乎也在传递着一种新的献礼艺术模式”[1]，即由地域空间所链接的乡土情感与集体记忆提升影片的看点和卖座率，以底层人物身上的人性光芒实现故事的共情效果，以平民化立场激发观众的家国情怀，由此凝聚“家是小小国，国是千万家”的价值认同，让影片达到刺激票房收入与弘扬主旋律的最大化“双赢”效果。

一、地域情结与集体记忆：《我和我的家乡》的

故事底色

人生于地域空间之中，对熟悉地域的精神体验和独特感知往往会内化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形成人与地域之间的情感纽带，由此逐渐升华为一种“地域情结”。这种情结实际上是人与地理之间的一种相容与共生关系。它本质上属于“恋地情感”，即“指由我们与自然界和情感充溢的地方之间的感情联系所激起的诗意幻想”[2]。尤其是乡土空间，对于许多人而言，它不仅是一个人童年记忆中世俗意义的地理位置，更是他们历经岁月磨砺之后挥之不去的精神家园。

因为，乡土作为一个地方存在和社会空间，它是个体生命的摇篮，代表了人身上的文化基因，“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3]。而人类社会是各种不同群体在一定地域之内的组合形态，这些生活在共同地域内的特定群体会无意识地选择与建构一种排他的“地缘共性”，从而形成本群体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通常建立在共同的语言、经历、地缘或血缘等基础之上，它是一种基于身份归属感的文化认同心理机制，“是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4]。可见，建构在地域情结之上的集体记忆可以一定程度弥合群体之间的认同差异和情感空白，“维持着日常生活中认同意识的连续性并使其始终保持鲜活”[5]。

因此，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国家通常会选择纪念日、节庆日等时间节点举办相关活动，或建构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址等供人民参观，试图时刻唤醒群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由此渗透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从而激发共同体自我发展的使命感。

《我和我的家乡》就以地域情结和集体记忆为故事的底色，通过“河北新农医保”“黔南苗寨旅游”“浙东乡村教育”“陕北沙漠治理”“东北农村脱贫”等五个人物形象生动的情景剧，以诙谐的小场景和极富幽默感的情节反转，真实地表现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变化。影片在呈现处于不同地域空间的农村新貌时，实际上采用了“今昔对比”的叙述视角，一方面浓墨重彩地构建“现时性”的空间新貌并大肆渲染；另一方面以“平行蒙太奇”的艺术手法将“历时性”的乡土旧颜悄然还原，形成“先进”与“落后”的影像镜面反差，从而巧妙地展现时代变迁之下乡土空间的巨大变化，由此勾起观众忆苦思甜的集体回忆，激发他们怀念故土与投身家乡建设的壮阔情怀。

具体而言，《北京好人》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虽在北京某个医院，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衡水农村医保问题。衡水外甥因病找到在北京打拼的表舅，希望表舅借钱帮助自己治病。由于童年情深，表舅无法推脱，却以“歪招”上演骗取医保，不料闹剧被揭穿，最终发现外甥已早就办理了农村医保。故事欲扬先抑，以悲衬喜，结尾几分钟场景转换到衡水农村，一派祥和的农村风光隐喻了故事主人公皆大欢喜的结局，实现了情节和情感的逆转。

还有《天上掉下个UFO》中的阿福村，《最后一课》中的望溪村，《回乡之路》中的毛乌素沙漠高原，《神笔马亮》中的沈阳郊外乡村，代表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的乡土面貌，但它们早已不是贫穷落后的旧面孔，而是在中国迈入新时代的背景之下焕发勃勃生机的农村新貌。影片采取这种艺术对照手法表现农村景观，无一不证明了乡土中国纳入脱贫攻坚这种现代性发展的“政治正确性”。实际上，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和我的家乡》选择的五个地域空间象征了中国农村治理的“蓝本”，它们成为供观众瞻仰的精神“庙堂”，可以激活观众深埋于内心深处地对故乡的关切之情。

此外，影片在展现地域原生态美景的同时，还穿插进入极富特色的方言俚语，比如衡水方言、贵州土语、陕北话，等等，整个影片从头至尾弥漫着浓浓的乡音、乡味和乡土气息。这是每个人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地域原色和精神乡土。可以说，《我和我的家乡》各个故事插入的地域元素符号，包括土特产、地方美食等，很容易触动观众达到审美共情之后的自我反思——反思自己对家乡所做的贡献有多少，让人在无形之中深受浸染与感动。无疑，这是该影片叙事的最高旨归。

二、新主流叙事与家国认同：《我和我的家乡》的

隐性视角

电影既是一种影像艺术，也是一门语言艺术，在建构审美娱乐内容的同时，也会置入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通常而言，具有鲜明的宣教色彩和现实主义特征，以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的影片被称之为主旋律电影。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以弘扬爱国情感、塑造伟人形象、歌颂革命英雄为主题，如《开国大典》《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系列，以及《大转折》《大决战》《大进军》系列，等等，突出价值观功能而淡化了商业娱乐性，导致人物形象单一，剧情也难免严肃刻板。

不同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近年出现的“新主流电影”在不回避主流价值观的同时，特别注重审美娱乐性和商业性包装的融合，它不以刻画高大上的权威人物为情节核心，而以社会平民为叙事视角，表现普通人身上的真善美，充满真实的人间烟火气，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而且，与传统主旋律电影将国家意志、伟人形象、官方话语等置于影像“前台”不同，新主流电影淡化宣教色彩，疏离神性英雄，隐蔽权威声音，侧重凡人不平凡事迹的挖掘，擅于捕捉底层人物潜隐的美好品质，将理想、拼搏、友善、责任、诚信、家国之爱等主流价值观隐性表达，题材上贴近生活原貌，故事以小见大，整体上更为柔性更为自然地激发观众对正能量精神的认同。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和我的家乡》完全符合新主流电影的叙事特征，它完全打破了主旋律影片惯用的宏大叙事手法，不再以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为故事前景，而采用全新的分段式叙事结构，“将祖国这一宏大的概念落地，细化为五湖四海、风格各异的家乡”[6]，以空间的历时变化推进叙事与塑造人物，在喜剧性的情境冲突中，分别讲述五个不同地域无名之辈的感人故事。

从叙事手法上看，《我和我的家乡》呈现出与传统主旋律电影完全不同的新形式。该影片在进行不同地域的场景转换时，另辟蹊径，采用竖幅横排的叠放头像微视频，播放不同地理坐标上身份各异的普通人对家乡的寄语，形成五个故事集锦的独立性与衔接性，使叙事结构具有“形散神不散”的独特韵味。与此同时，影片将“爱家+爱国”的主流价值观始终置于故事的背后，置于画面前台的是各地的山川风物、乡土文化景观和浓浓的恋乡之情，制造出令人身临其境的视觉奇效。

无论《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还是《最后一课》《回乡之路》，抑或《神笔马亮》，发生在五个独立空间的小故事都以人物身上的温情和善良打动观众。《北京好人》通过“医保事件”的情节反转表现了亲人故乡的变化，从北京“他者”的视角阐释了“他乡”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发展。《天上掉下个UFO》则以无厘头的“UFO事件”书写有志青年坚守乡土，谋划乡村旅游的幽默创举。《最后一课》《回乡之路》和《神笔马亮》实际上都属于“归乡”题材，所不同的是，《最后一课》和《回乡之路》的主人公都有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返乡”，而《神笔马亮》的主人公则以亲历他乡建设的方式实现了自我的“精神返乡”。

古语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7]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是孕育个体生命的起点，对于一介游子而言，故乡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影片中这几个人物都深藏着对乡土难以割舍的爱，这种爱实际上是同心连根的地域情结与家国认同感。可以说，《我和我的家乡》“将‘我之个体与‘国之集体用情感纽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唤起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8]。

三、仪式感与传播美学：《我和我的家乡》的

情感张力

所谓仪式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9]，它具有较强的文化象征内涵，往往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下举行。重要的仪式活动通常依据一定的程序进行规范化操作，极富表演性、观赏性，同时也充满神圣感、庄严性或神秘色彩。《我和我的家乡》首映日锁定“2020年国庆节”，在举国欢度佳节的黄金周时段，以连续滚动排片的方式播放，与节日的相关庆祝活动无缝对接，无不彰显一种传播美学意义上的仪式感。由于国庆节属于特殊的纪念日，当人们沉浸式体验节日欢庆氛围的同时，怀着对“家乡”的期待与关切，走进影院细细鉴赏这部影片时，本身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观影“仪式”，即受众个体不是独享影像信息，而是与全国观众一起集体进行同步共享影片内容。在这种特殊的观影时空场域中，观众更容易形成对影片故事的情感认同，也容易产生地域身份和文化心理的归属感。

《我和我的家乡》正是选择了这种富有仪式感的传播节点，才更容易将影片内容上的情感张力最大化呈现出来。在五个单元的故事里，共同的背景是中国乡村面貌，所不同的是东西南北各地域自然地理差异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有如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原生态景观、西北黄土高原风貌、沈北新区盗梦空间景象、东部千岛湖望溪村风光等等，都显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影片设置的五个主人公虽活动的地域空间不同，但他们的身份标签都相同，即“小人物”。无论张北京、黄大宝，还是范老师、乔树林或者马亮，他们均为普通人。虽为平凡人，但他们都做出了令人感动的不平凡事迹，闪耀出非凡的人性光芒。影片在故事上着重渲染“小人物—大能量”的内涵特效，制造出一种温情脉脉但不失情感张力的审美反差。而且，从张北京策划的“偷梁换柱骗医保”，到黄大宝鼓捣出的“UFO”和乔树林的“大话连篇”，再到望溪村乡亲“还原最后一课”，包括马亮“瞒妻当第一书记”，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行动元是“骗局”，但故事最后却共同升华出“善意谎言”与“真诚大爱”的剧情反差，由此带给受众不一样的情感共鸣。可以说，正是这些平凡却充满爱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才让每个人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这正是影片传播的主题与深意。

实际上，《我和我的家乡》在五个单元的故事里有效地演绎了“小我”与“大我”、“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让受众在公共性的影院空间中，见证建设家乡的“小人物”，感悟个体的大能量和融入集体的自豪感。整个影片交织浓浓的亲情、真挚的爱情、难忘的师生情和朴素的乡土情，充满“含泪”的笑点，令人观赏后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潘国辉，陈旭光.我和我的家乡：文化地理景观视域下献礼命题的艺术表达[J].电影评介，2021，（11）：106.

[2]（美）Ｒ·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M].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37.

[3]（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1．

[4]（俄）亚历山大·L·尼基福罗夫.历史记忆：意识的建构[J].冯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12）：95.

[5]吴玉军，郭妍丽.国家认同建构中历史记忆的书写——基于民族身份视角的考察[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

[6]刘烨.《我和我的家乡》：从“祖国”到“家乡”的新主流创作哲思[J].西部广播电视，2021，（1）：113.

[7]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6：4.

[8]胡智鋒，徐梁.“锦”秀山河：国庆片《我和我的家乡》的类型突破与创新[J].中国文艺评论，2020，（11）：26.

[9]（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43.

作者简介：

章琼，女，汉族，湖北荆门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