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理论视角下苏童小说《堂兄弟》英译探究

龙佳芬

【摘要】苏童是我国优秀当代作家，其作品描绘了少年创伤、女性悲剧、人性暴力等内容，并多以女性、小人物、少年等形象叙事。其中《大鸿米店》《茉莉花开》等都被改编为电影，受到了人们广泛喜爱。更有不少作品如《妻妾成群》等被译为外文传播至国外。苏童的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文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状态，更是在诸多细节中描述了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和风土人情。鉴于此，本文从叙事理论视角探索其小说《堂兄弟》的英译本，以期为其作品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关键词】苏童；叙事理论；《堂兄弟》，英译本；中国故事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4-010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4.033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苏童，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是中国当代知名作家，在国内外享有很极高声誉，其诸多作品也被译为多种语言传播至海外。他和余华等一起被称为先锋作家。由于童年经历和健康原因，他的写作集中在童年创伤、女性悲剧和人类暴力等视角。在其写作生涯中，他已获得第三届曼氏亚洲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等。他的代表作品有《米》《我的帝王生涯》等。其作品还被翻译成其英语、法语、日语、德国等。

本文选取自《当代中国名家双语阅读文库——苏童卷》，该系列丛书由翻译家杨昊成主编。杨昊成教授目前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他也是全英文期刊《中华人文》的主编。本译文由Josh Stenberg翻译。Josh Stenberg曾在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任教，现在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他的小说和诗歌曾出现在《亚洲文学评论》《皇后季刊》等刊物上。Josh Stenberg还翻译了两卷苏童的《桥上的疯女人》和《三篇小说》。笔者选择Josh Stenberg翻译的《堂兄弟》的原因是，Josh Stenberg是英语母语者，也是一位深谙中国文化、擅长翻译中国小说的语言研究者。即Josh Stenberg熟知中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此，他所翻译的《堂兄弟》会更地道。

《堂兄弟》是苏童的短篇小说之一。在小说中，德臣和道林是堂兄弟，两家祖上建房比邻，所以关系较为亲近。然而，两家的摩擦出在德臣家新盖的房子上。道林媳妇眼红德臣家的新房子，撺掇道林也建房。两家人就在建房子的事情上开始互相较劲了起来。由于两家都是借钱才得以起的房子，为了偿还债务，他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很节约。然而，他们新房子的窗户是相对的，每当其中一家做了好吃的东西，香味就会从窗户里飘出来，另一家的孩子闻到就会哭着要吃同样的东西，这种情况对于想早日偿还债务的两家大人来说是不利的，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约定——每天做饭时，一方要提前告知另一家今天的食物，以便另一家能及时做出相应对策。有一天，意外发生了。德臣家来了客人，德臣妻子炖了猪肉，却没及时告知道林家。猪肉的香气勾得道林的儿子阿勇直流口水，哭着闹着要杀猪吃肉。但道林说，他宁愿杀阿勇也不杀猪，因为猪更值钱。阿勇还是不依不饶要吃猪肉，一番纠缠后，道林失了智，掀掉饭菜躺在餐桌上，大喊着：“来吧，你们都来吧，那就把我吃了吧！” 故事的最后，德臣妻子端来一碗肉敲门，道林妻子却说她来晚了，他们家已经吃过了。他们吃了什么？他们负债累累，经济拮据，而桌子上的菜已经散落一地。他们吃了道林吗？作者留了悬念。

（二）文献综述

2006年，著名翻译家莫纳-贝克（Mona Baker）在其《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述》（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翻译叙事理论。莫纳通过戈夫曼（Goffman）的框架理论将社会学中的叙事理论与翻译相结合，认为翻译是一种框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利用叙事理论来改变作者在文本中的立场，所以翻译就是对文本的重新叙述。鉴于此，她提出了四种重新叙述的策略：时空建构，对文本材料的选择性采用建构，标签建构以及参与者重新定位。2011年，莫纳的学生赵文静将该书翻译成了中文。至此，中国学者开始将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并对国内外不同类型的作品进行了分析（申丹，2015）。大部分学者利用翻译叙事理论研究了国内外不同小说文本的译文。比如，用翻译叙事理论分析了林纾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蒋雨衡，2015）、胡适翻译的《百愁门》（张晓杰，2018）、英译本《浮躁》（宋改荣、李芝蓉，2020）。也有学者利用翻译叙事理论探究了中医对外传播有效路径（钱敏娟、张宗明，2016）。少部分学者探究了民族故事民族文化（于江霞、冯颖，2020）。

简言之，翻译叙事理论近年来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至今仍值得关注。苏童作为知名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也大受欢迎。然而，对于苏童及其作品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集中在他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的主题上（张旭东，2021；吳洋洋，2021；林红霞，2022）。鲜有学者通过翻译的叙事理论来分析这些英译本。在“引进来”和“走出去”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优秀作品的传播不仅体现在经典作品上，也体现在小说、戏剧等方面。有鉴于此，本文拟用叙事理论来分析乔Josh Stenberg翻译的《堂兄弟》英文版，拟为研究苏童及其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中国小说“走出去”提供翻译策略参考，以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二、从翻译叙事理论探究《堂兄弟》的英译本

莫纳-贝克的翻译框架叙事理论包括四种翻译策略：时空建构、对文本材料选择性建构、标签建构以及参与者重新定位。译者根据他们选择的文本、他们想要传递给目标受众的内容以及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来选择这些策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某个文本必须囊括所有翻译叙事理论策略。标签建构是指译者为了让目标受众容易理解而改变原文中的专有名词或一些特殊词汇，这种翻译策略在翻译书籍或电影的名称时经常使用。本文所选译文并未涉及标签建构，故在下面的章节中不再提及标签建构。

（一）时空建构

时空建构指将原文放入新的时间和空间。虽然原文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被重构，但其叙述更加公开化，从而拉进了原文叙述与目标受众之间的距离。从小说中描写的诸多细节和苏童的出生年份，我们可以推断出德臣和道林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在故事的开头，苏童描述了德臣和道林生活的空间和时间，当时的中国经历了很多大事件，而在Josh的翻译中，他重塑了时间和空间，而不是将这些时间和空间剔除掉，这就引导了目标受众主动去寻找更多关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信息，从而往深处了解中国。

例1：从枫杨树乡通往马桥镇的公路下来，穿过一片棉花地，可以看见池塘那边的桥村。

E.g：（1） Getting off the highway from the Maple-Polar Village to Horsebridge Town you pass through a cotton field， and from there you can see， on the other pond， the Qiao Village.

例2：绕过池塘向村里走，看得见白墙黑瓦的乔祠堂。祠堂一度改为乔村小学的宿舍，更早的时候是卫生所，现在小学浅了，卫生所关闭了，除了墙上一些孩子们的涂鸦，还有当年用红漆写在横梁上的计划生育的标语。祠堂总体上恢复了祠堂的尊严，阴森也恢复了，这些年乌鸦又飞了回来。

E.g：（2）If you skirt the pond and head into the village， youll catch sight of the Qiao Ancestral Hall， all white walls and black tiled roofs. For a time the hall served as the primary school. Before that， it was the clinic， but now the primary school was moved， and the clinic has closed. Besides some graffiti the children have left behind， as well as some family planning slogans painted in red on the beams years ago， the ancestral hall has all but recovered its solemnity， also its gloominess， an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crows， have returned.

在（1）中，Josh用V-ing短语“getting off”和动词短语“pass through”穿越，用“highway”“the Maple-Polar Village”“Horsebridge Town”“cotton field”和“the Qiao Village”等意象建构了一个新的空间，从而引导目标受众进入德臣和道林的居住空间，使得故事得以继续娓娓道来。而在（2）中，Josh主要描述了乔氏祠堂的面貌和历史，还提到了墙上“计划生育标语”，暗示了德臣和道林生活的时代。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祠堂在某些地区是中国特有的传统，Josh保留了这一点。如果目标受众希望更多地了解祠堂，他们也会更多地了解古

（二）文本材料选择性建构

文本材料选择性建构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放大和省略来描述或强调或禁止或隐藏原文的某些细节。从广义来看，这种策略意味着译者会选择文化、语言、作者及其作品进行重构。而从详狭义来看，这种策略涉及所选文本中单词的选择性挪用。在本文中，笔者重点关注狭义的文本材料选择性建构。在Josh的重构中，由于目标受众和苏童的空间之间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Josh选择性地挪用了原文的一些细节。否则目标受众可能无法理解文中所涉及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相关细节。

例3：偏偏房子不通人性，不肯体贴主人的家境，风雨一多，稍微受了点苦，就抗不住了，撂挑子不干了。

E.g：（3）But their house，like some inhumane creatures， felt no compassion towards their inhabitants， for if there was a bit of a gale or a downpour， and the roof got buffeted a bit， it didnt offer much resistance， it just gave up the ghost.

例4：村里给道林盖新房的地皮也在那里，划了红线的。

E.g：（4）The site for Daolins new building had been approved by the village too， and it was also to be located on the slope， marked out in red in the zoning map.

中文注重句意之间的逻辑性，只要逻辑足够清晰，我们就不会太关注句子的形式，而英语则更依赖于具体性，这使得英语在句子的完整形式上要严格得多。在例（3）中，原文明显没有“屋顶”，但Josh在翻译中增加了“the roof”，使其符合英语形式的规范，适用于目标受众的语言习惯。此外，他将“撂挑子”翻译成“gave up the ghost”。“gave up the ghost”是一个习语，在牛津词典中的意思是“死亡或（机器）停止工作”（die or of a machine stop working）。因此，Josh对文本做了选择性建构，将“撂挑子”翻译成“gave up the ghost”是更符合目标受众的语言文化环境的，这样做有助于减少阅读的障碍。在例（4）中，乔希并没有纠结于“地皮”这个词的翻译，而是将其建构为the site for Doolins new housing，从而使文本更容易被目标受众理解。此外，他还通过放大“in the zoning map” 来具化地衡量“红线”，从而帮助目标受众合理推断出“红线”的含义。有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英语习语，目标受众会更容易了解作品或者小说所表达的内容，Josh正是借助了英語习语选择性建构了原文本。

（三）參与者重新定位

参与者重新定位是指通过引用表达、时间、方言和修改词等参数的细微变化来重新定位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如故事中的人物、读者、作者、翻译者或出版商，以加强这些关系之间的沟通，以便更好地构建作品。参与者重新定位的目的是加强目标受众的交流。而在Josh的翻译中，也运用了参与者重新定位。

例5：德臣媳妇对儿子说，今天就敞肚子吃吧，欠下这一屁股债，怎么还？只能从牙缝里省钱，从今往后，你别想有这么大块的肉吃了。

E.g：（5）What Dechens wife spoke to her son was， “You stuff everything you can into your belly today. We are up to our asses in debt， and how are we going to pay it back？Out of our mouths， thats how！”

例6：但更大的意外来自道林媳妇那里，道林怎么也想不到媳妇那样敦厚那么死心眼的一个女人，会让德臣家的房子弄乱了方寸。

E.g：（6）But the bigger surprise was Daolins wife， for it never occurred to Daolin that such a down-to-earth and obstinate woman could have tied herself into a knot on account of Dechens house.

在例（5）中，Josh将“欠下这一股债”译为“…are up to our asses in debt”，这是一个习语，意思是负债累累（one is in heavy debt），这使德臣的妻子重新定位到英语世界，使她更接近读者。在例（6）中，Josh分别将“敦厚”和“死心眼”译为“down-to-earth”和“obstinate”。在牛津词典中，“down-to-earth”的意思是“没有幻想或自命不凡；实际；现实（with no illusions or pretensions; practical and realistic）”，而“obstinate”是指“顽固地拒绝改变自己的观点或选择的行动方针，尽管试图说服一个人这样做；（不受欢迎的现象或情况）很难改变或克服（stubbornly refusing to change ones opinion or chosen course of action， despite attempts to persuade one to do so; （of an unwelcome phenomenon or situation） very difficult to change or overcome）”。这种译法将德臣的妻子置于新的空间中，成为故事的新参与者，从而与读者（目标受众）形成了更牢固的联系。

三、结语

本文对苏童小说《堂兄弟》英译本进行了翻译分析，采用翻译叙事理论框架对《堂兄弟》英译本进行了翻译方法探究。本文所选取的译文涉及了时空建构，文本的选择性建构和参与者重新定位通过对Josh译本的分析，得出结论：（1）译文中的叙事视角是研究翻译的创造性视角，能够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外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2）译者翻译的目的和动机会直接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本文为研究苏童及其作品提供了一种新的翻译研究视角，也为翻译叙事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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