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麦瑞

顾艳

1

十多年前，我们住在爷爷家里。爷爷家在旧金山湾区羅斯奥托斯小城。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从哈佛毕业，来到斯坦福大学任教。那时的罗斯奥托斯，一栋两千英尺的别墅才五万多美元，如今已涨到两百五十多万美元了。爷爷家有三室两厅，我带着孩子住在爷爷卧室隔壁的房间。那是整栋房子的主卧，里面有卫生间、衣帽间，内侧的边门直通后花园。

我们第一天搬来时，爷爷和他的同事一起去纽约开会了。迎接我们的是爷爷的邻居麦瑞。麦瑞大眼睛，白皮肤，一头金黄卷发，非常漂亮。她热情地招呼我说：“这间屋子，从前是教授和他夫人的卧室。”麦瑞称爷爷为“教授”。

我把行李安顿好后，麦瑞就带着我参观爷爷家的每一个房间，告诉我洗衣房在厨房后边，垃圾桶在后花园，然后热情地邀我去她家里坐坐。她家的客厅很大，除了整套组合沙发，还摆着一架三角钢琴。墙上挂着她和三个孩子的照片，却没有孩子爸爸的影子。

我有些纳闷，她却爽快地说：“我离婚了，这栋房子过户到我名下后，前夫每月还给点养育费，但有时拿不到。”都说美国男人离婚离不起，像麦瑞前夫这样净身出户的，不在少数。

通往客厅的走廊里，有一匹色泽黯淡的小木马。麦瑞说那是她前夫家族留下来的古董，代代相传，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我惊讶于他们的保管能力，在我们家，别说两百多年，五十年外的家具也找不出一件。

我们是那么的喜新厌旧。

爷爷是格雷特的爷爷，也就是我丈夫彼得的父亲。我丈夫彼得远在哈佛大学读书，对他父亲的照顾鞭长莫及。奶奶去世后，爷爷找过两任房客（帮助爷爷做饭而免费住宿的人）。

听爷爷说，两任房客都与麦瑞闹得不欢而散。爷爷不会告诉我具体内容，只告诉我两任房客都是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那天麦瑞告诉我她的婚姻状况，还告诉我她是理疗师和酒吧钢琴演奏员。为了让我相信，她打开三角钢琴，演奏了一首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音乐在我耳畔回荡，我仿佛看见了曲子里的妇女们快乐生活的场景。这一定是麦瑞向往的美好生活。一曲终了，麦瑞不无伤感地说：“美好的生活存在于音乐里，现实是残酷的。”

我们离开时，麦瑞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让格雷特叫她大妈妈。格雷特是那种嘴巴很甜的小男孩，一连叫了好几个大妈妈，叫得麦瑞抱起他亲了又亲。

跨进爷爷家的大门，偌大的别墅只有我们母子俩，到底人生地不熟，内心空荡荡的，孤寂感油然而生。因此，一到黄昏，我生怕有不速之客，把每一扇门都关得紧紧的，还反锁上了。这时，我丈夫彼得打来电话：“你别出去。有人敲门，别开。”我丈夫彼得后来又补充说，“这小区原来是非常安全的，但前阵子出了一桩人命案子，还是谨慎些为好。”我丈夫彼得的补充，无疑增加了我的恐惧感。

初冬，傍晚五点多天就全黑了。打开爷爷家的冰箱，里面装满了面包、鸡蛋、生菜，还有美国肉饼。我煮了一锅饭，炒了鸡蛋和生菜。在爷爷家的第一顿饭，我们就这么对付过去了。

吃过晚饭，我早早地哄孩子入睡，自己钻进了爷爷的书房。本以为可以安静地看一会儿书，没想到门铃“吱啦啦”地响起来，吓得我的心怦怦直跳，大气不敢喘一下。最要命的是门铃把格雷特吵醒了，哭声在整座房子里回荡。

我对格雷特说：“别哭了，坏人在敲门呢！”两岁的孩子哪管那么多，被吵醒后，使劲儿地哭。哭声和门铃声此起彼伏地交错在一起。我在慌乱中只记住一点，管他是谁，绝对不能开门。

格雷特重新入睡后，门铃还在响。这吓人的“吱啦啦”响的门铃，大有不开门绝不罢休的味道。我悄悄地走到门边，想从门缝里看看外边的情况。然而黑压压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是男是女。我屏住呼吸，踮着脚尖回到书房。

爷爷的书真多啊，那些英文版的、法文版的、中文版的书籍，吸引着我。爷爷是研究中国古代甲骨文的，书橱里竟然有中文版的乔治·桑的小说。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想当作家，那就必须读读乔治·桑的书。

我不是作家，我是历史学博士生，但乔治·桑的书对我同样适用。我非常欣赏乔治·桑和肖邦的爱情，他们简直就是互相成就。音乐和文学本来就是一根藤上结的果。我这么想时，耳畔响起了肖邦的《夜曲》。一曲终了，我才发现家门口的门铃不响了。

那个按门铃的人走了，我轻轻地喘了口气。

夜深人静，我躺在从前爷爷和奶奶睡过的大床上，格雷特就睡在我身边。我们刚搬来，还来不及买儿童床。我想起我和彼得结婚时，奶奶已经去世了。那时候，我和彼得都在波士顿上学。我只见过爷爷一面，是爷爷来波士顿开会，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印象中的爷爷风趣幽默。但我和格雷特搬来陪伴爷爷，倒是我丈夫彼得好说歹说把我哄来的。

2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家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唤醒。我赤着脚，三步两步地去客厅接电话。原来是隔壁麦瑞打来的，她在电话那头指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开门？”还没等我解释，她又说，“半夜三更孩子哭闹，吵得我一夜没有睡好。”我表示抱歉，她却懊恼地挂断了电话。我第一次领教了麦瑞的脾气，感觉她不是省油的灯。

爷爷不在家，格雷特午睡后，我像个偷窥者那样到爷爷的书房里东瞧瞧西看看，忽然发现书房的角落有一架立式钢琴，钢琴上面堆满了书、画册，还有三四本影集。出于好奇，我首先打开影集。那里面全是色泽陈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标有年月日。

仔细一看，照片上写着一七八九年、一八○二年等。也就是说，这些照片来自遥远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我是学历史的，必然想到研究，便如获至宝。只是我有点做贼心虚，慌慌张张地拿相机将这些照片全部拍下来，保存到电脑里。

格雷特午睡醒来后，我让他坐上儿童车，推着他去附近超市买牛奶、糕点、婴儿奶粉、尿不湿和卫生巾等。初冬的季节，地上满是枯黄的落叶，风一吹，婆娑起舞。我们刚进超市，远远地看见麦瑞在拿免费食品。为了不让她难堪，我推着儿童车绕道而行，先去买尿不湿和卫生巾。

也许这家超市太会经营了，长条桌上摆着免费赠送的卫生巾，两个一包。我忽然发现麦瑞不知什么时候晃了过来，一下子全拿光了。我心里有点暗暗吃惊，趁她没发现，很快转到了糕饼部。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饼干，还有专门给婴儿用的磨牙棒。我丈夫彼得说过，爷爷喜欢吃椰子饼干，我就想着买些回去。正在寻找椰子饼干时，格雷特眼尖，看见了邻居麦瑞，兴奋地大声喊：“大妈妈，大妈妈！”

原来，麦瑞又晃到糕饼部来拿免费食品了。那里的小方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盆子，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可免费品尝的饼干。麦瑞将玻璃盆子里的饼干全部倒入了自己的手提包里。我别过头去当作没看见，假装在货栏里寻找食品。

“嗨，你们来超市了？”麦瑞兴奋地说。

“是啊，买些日用品。”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别客气。不过我有事需要你帮忙。你等下回去，到我家来帮我抬一下钢琴，我想挪个地方。”

“好吧！”

麦瑞满意地点点头，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给格雷特，道：“叫我大妈妈。”没等格雷特开口，我就推着儿童车与麦瑞道别了。心里想，麦瑞一个住豪华别墅的美国女人，怎么就像个穷要饭的？

我在付款处，结识了一个上海来的外婆。她带着她两岁的外孙女，看见我是中国人就与我搭讪，还给我她的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她的住址离爷爷家不远，可以说是一条街上的邻居。我也给了她我的手机号和爷爷家的地址。我们好像都单纯得没有一点防范，大概这就是异国他乡遇同胞的缘故吧！

我从超市回到爷爷家，立即带着格雷特去麦瑞家帮助搬钢琴。然而，钢琴是个庞然大物，压在地毯上，轮子根本不会转动。我们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它依旧岿然不动。我忽然想起来，有一次我和彼得在波士顿搬家，那个书柜不能拆卸又非常笨重，彼得在书柜的四脚底下，塞进去塑料薄片，书柜就可以在地毯上移动了。我把这方法告诉麦瑞，但她说她家没这玩意儿，让我回爷爷家去找。我恭敬不如从命，回到爷爷家东翻西找，从车库的工具箱里，找出来四片塑料薄片。

“拿来了，你试试吧！”我说。

麦瑞拿着薄片往钢琴脚下塞，可是根本塞不进去。她骂了一句粗话，双手一摊，说：“没办法，你来试试吧！”我也不知哪来的灵感，忽然就塞进去一片，接着第二片、第三片、第四片都被我塞进去了。钢琴脚下有了滑片，我们稍微用点力，就把它推起来了。

麦瑞哈哈大笑：“这办法真好，这四个薄片就留在我这里吧。回头我和教授说一声。”我有些惊讶，心想麦瑞怎么这样。

3

我和格雷特已经在爷爷家住了三天。这孩子每到半夜三更，就哭闹不止。隔壁麦瑞意见很大，说我白天让孩子睡多了。如果格雷特再这样哭下去，不仅是麦瑞，爷爷回来一定也会头痛的。我丈夫彼得曾说：“我爸总是子夜才睡，早上六点即起床。”也就是说，后半夜对爷爷的睡眠至关重要。

从前，格雷特晚上一觉睡到大天亮，根本不哭夜。这初来乍到的，莫非爷爷家有什么让他不适应？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就做大扫除。将家具重新摆放，把大床挪到墙边。这样格雷特不会滚到地上，还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谁都不愿意家里有个“夜哭郎”，一连三天，我都被他哭烦了。想起母亲从前告诉我，家里三个孩子，我就是真正的“夜哭郎”。母亲气得把我扔到厨房，由我哭闹去。如今，我儿子格雷特也成了“夜哭郎”，我却无处可扔。我正在犯愁，接到了上海外婆的电话。她问我，此刻正带着外孙女路过爷爷家门口，是否可以进来坐坐聊聊天。

这样的要求，换作在我自己家根本没有问题。但我初来乍到，爷爷还没有回家，我自作主张邀请还不熟悉的朋友进来，好像不太妥当。我撒谎说：“不好意思，我不在家里呢！”

上海外婆在电话那头说：“没事没事，那就下次吧。反正是一条街上的邻居，下次我再来看你。”

“好的，我们后会有期。”

我就这样婉拒了上海外婆，本以为可以马上挂断电话，谁知她在电话那头东拉西扯地聊开了，仿佛憋闷了多年无处倾诉的委屈像竹筒倒豆子那样“哗啦啦”地倒了出来，完全不顾我爱听不爱听。我不好意思挂断她的电话，只能奉陪。原来上海外婆的女儿是养女，女婿是白人。女婿在硅谷一家电脑公司做工程师，女儿是小学教师。

婚后不到十年，上海外婆的丈夫因肝癌去世。她说是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的。前些年女儿怀孕，她过来帮忙，这一来就再没回上海。宛如带她女儿那样，外孙女也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只是许多时候吃力不讨好，总是遭到女儿女婿的数落。

上海外婆对她这个洋女婿有诸多的不满和怨恨。我想上海外婆一定是太孤独、太寂寞了，与我还不熟悉，就把家底都倒了出来。我有种莫名的感动，但不知该怎么来安慰她。也许，我的倾听就是对她最好的安慰吧！

搁下电话，我发现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我带着格雷特在爷爷的书房里看书。爷爷的书橱里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儿童绘本，也许是爷爷小时候读过的书，虽然颜色枯黄，但色泽依然绚丽。我用英文朗读给格雷特听，读了一本又一本，最后读到一本中文版的《夜哭郎》。这本书封面是个男孩子，脸上挂着两滴滚圆的眼泪，很像格雷特。

“瞧，这是你！”我对格雷特说。

格雷特哈哈笑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绘本上的图画。我就是在这个绘本里，得知一个传说：有一种“夜哭郎”是受了惊吓，只要在一张黄纸上写下“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把这黄纸贴到有行人路过的地方，小孩就不哭夜了。

这事看起来很神，但哪会真有这样的效果？不过试一下也无妨，如果格雷特每天没完没了地哭夜，岂不是要把我逼疯？

我在爺爷的书桌上找到一摞黄纸，还找出来一支黑色记号笔。我把这段话抄到黄纸上，又在爷爷的书桌上找出胶带。爷爷的书桌像个杂货铺，应有尽有。我对格雷特说：“咱们去贴天惶惶地惶惶吧！”

我在爷爷家门口的这条街上，只要看见电线木杆就贴一张。当然大部分路人根本看不懂我写的中文字。有些人出于好奇，专门走过来看我贴的黄纸。他们冲我摇摇头，意思是看不懂。我用英文告诉他们，这是“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他们听后笑起来，摸摸格雷特的头说：“今天晚上不会哭夜了吧？”

格雷特才两岁多，不知道自己半夜三更哭闹。不过出来贴黄纸，就好比是玩耍。我把他抱起来，用他的小手摸摸电线木杆上的黄纸。他高兴得雀跃，摸了又摸。

这时，麦瑞朝我们走过来，老远喊：“不能乱贴纸张，赶快撕下来！”我没吭声，心里想别人也贴了标语，怎么不见撕掉？当然，我不会和她唱反调，借口回家做饭，推起儿童车就走。这时格雷特朝麦瑞嚷着：“大妈妈，大妈妈。”

格雷特這一嚷，就把麦瑞嚷来了家里。麦瑞撕掉我贴在电线木杆上的黄纸，揉成团扔到了爷爷家的垃圾桶里，然后跟我说：“今天，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回家吃饭，我就到你这来蹭饭啦！”我说：“晚上我们吃水饺。”她说：“我最喜欢吃中国水饺了。”

我“唉”一声，心里想遇上这样的邻居算我倒霉了。不过，我礼节性地招待了她，给她盛了一大碗水饺，又给她摆好饺子调料和饮料。麦瑞坐在紫红色的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着。吃完了，她说：“嗯，这饺子太好吃了，再给我来几个？”

麦瑞吃饱喝足，碗和叉子一放就走了。她说她要回家等孩子们回来。老大老二是女孩子，读十年级和八年级，老三是男孩子，读七年级。她说她最不放心的就是老三，正在叛逆期，最怕他跟着学校里的坏孩子学着吸毒。

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想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三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也很不容易。这会儿，格雷特在地毯上玩积木搭房子，我抓紧时间洗碗、收拾厨房。爷爷家的厨房已经相当老旧了，橱门油漆斑驳，拉手也掉了。

4

丈夫彼得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哄格雷特睡觉。他说他老爸明天下午从纽约飞旧金山，大约傍晚五点到家，让我准备好晚餐。他还说他老爸喜欢吃中国的酸辣汤、梅干菜扣肉。我丈夫彼得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让我去超市买食材，回来做给他父亲吃。好比中国的女婿去丈母娘家，总要带点礼品，我这儿媳妇见了公公，岂有不孝敬的？

格雷特用中文叫“爸爸”，说成“发发”，这让我丈夫彼得一直责怪我没教好格雷特发音。他自己中文说得不好，希望儿子比他强。他说，他们家每一代起码有一个中国通，到他这一代断档了。

我搁下丈夫彼得的电话，格雷特已经睡熟了。因为这孩子哭闹了好几夜，一到晚上，我就惶惶不安，有种莫名的恐惧感。为了晚上孩子哭闹时，我有足够的力气抱他、哄他，我也早早地躺下了，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忽然滋生出许多担心。我担心侍候不好公公，也担心与麦瑞处理不好邻居关系，更担心她老来讨我便宜——纵然我能忍一时，但肯定忍不了长久。到时候不欢而散，在爷爷眼里倒像是我的不好也莫可知了。为啥前两任房客都搬走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啊！

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倒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揉揉眼睛，发现身边的格雷特依然熟睡着，居然一夜没哭。难道这是中国民谣土办法的神奇效果？我内心升腾起一股对古人的敬意。

这晚我睡得特别好，弥补了前几天的睡眠不足。早上起来精神很好，心情也不错。吃完早餐后，就带上格雷特去中国超市买食材了。

梅干菜扣肉是绍兴菜，我的外婆是绍兴人。小时候看外婆做梅干菜扣肉，真香，闻得我直掉口水。没想到身为白人的爷爷也爱吃梅干菜扣肉。前些年，我听彼得说过爷爷喜欢鲁迅，去过绍兴。

爷爷最喜欢鲁迅的《野草》，还说鲁迅的《野草》写在中国国民大革命前夜，是民族危机最深刻的时期。我相信爷爷说这些，绝对不是吹牛，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中文比我都好。他研究中国古代甲骨文，那些象形字我一个也看不懂，他却研究得津津有味。

我们刚从超市回来，麦瑞就来了，她好像跟在我身后似的，冲我说：“凯丽，我的汽车坏了，但我约了十点的牙医，你载我去一趟牙科诊所吧。不远，开过去二十分钟。”

其实，这点小事她完全可以叫出租车，麻烦我就是为了省钱。我只能说：“好吧，只是爷爷下午回来，我得准备晚餐。”

“现在才上午呢！去吧去吧，等下回来我帮你。”麦瑞转身对格雷特说，“要不要和大妈妈一起出去玩啊？”

“要。”格雷特一边说，一边开心地扑到麦瑞怀里。我仿佛又被麦瑞牵着走了，心里的懊恼油然而生。后来，我把麦瑞送到牙科诊所，她说：“我看完牙医给你电话，你来接我回去。”

唉，遇到这样的邻居算我倒霉了。

下午五点多，我已蒸好了梅干菜扣肉，家里飘着香气。与爷爷一起去纽约开会的同事陈刚把爷爷送回了家，还把爷爷的行李扛进了书房。听我丈夫彼得说过，陈刚是华裔学者，单身，没结过婚，陪着八十五岁的老母亲一起过日子，是不折不扣的孝子。

陈刚胖胖的身体，个头不高，到爷爷的肩膀下面，估计不到一米七。我用中文和他打招呼，他笑眯眯地邀请我去他的胡佛研究所参观。我说下次吧，他就开车走了。然而，我们不知道已没有了下次。一个月后，他孤身一人再次去纽约开会，在旧金山机场贵宾室候车时，死在了卫生间的马桶上，被发现已经是两天后了。

生命是脆弱的。

我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爷爷，没觉得他那么高，这次才发现他足足有一米九几，头都快碰到门框了。爷爷西装革履，还系着一条蓝领带，看上去很帅。由于旅途劳累，爷爷要先躺一会儿，准备七点起来吃晚饭。我把梅干菜扣肉热了又热，那香气和小时候外婆做的一样。

爷爷休息的时候，格雷特也睡着了。我一个人闲来无事，欣赏着被我翻拍到电脑里的爷爷家族的照片。那几百张照片，就像一条历史长河。我惊讶于十八世纪的时候，爷爷的祖上已经住着花园别墅了。

那些先辈，男人西装革履，年轻女人梳着高耸的头发，穿着那时代越来越宽的帕尼埃裙撑；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穿着蕾丝高领，戴着大花帽子，就像我在某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难怪到爷爷这一辈是哈佛博士，到我丈夫彼得这一辈，也依然是哈佛的博士生。这是个有薪火传承的家族啊！我久久地沉浸在这些照片里，想象的翅膀在我的脑海里飞翔。

5

听我丈夫彼得说过，爷爷晚餐后有吃水果的习惯，通常是草莓、蓝莓、菠萝等。因此，前两天我去超市买了这几种水果。这会儿，我洗了几颗草莓，又切了几片菠萝，摆在一只白色盘子里，插上几根牙签，端到爷爷的餐桌上。

爷爷餐前很有仪式感，小方巾盖在双腿上。虽然会用筷子，但刀叉不能少。吃饭时，他和我谈起在纽约会议上遇到哈佛老同学，谈起那时候跟杨联升和洪业学习中文的趣事。

正谈到兴头上，门铃响了，我打开门。麦瑞说：“我来给教授做理疗啦！”爷爷看见麦瑞随即起身，仿佛早就约好似的进了书房。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略有所思地收拾着残羹冷炙。

格雷特坐在童车里吃草莓，一首巴赫的曲子在餐厅里流淌。我想起彼得曾经说过，爷爷给麦瑞的理疗费相当高，但高到多少不知道。

洗刷完毕，我带格雷特回卧室。在卧室里，我分了三个空间：一个“书房”、一个“儿童房”、一个“卧室”。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整体的，即使我坐到书桌前，也能照顾到在“儿童房”里玩耍的孩子。

麦瑞在书房给教授做了一个多小时的理疗。理疗不就是中国的按摩和推拿吗？如果是按摩，麦瑞应该知道身体分手三阳、手三阴、足三阳、足三阴，哪些是阳经，哪些是阴经，起源于哪里，止于哪里；而推拿呢，则需要根据一些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理脏腑，治疗人体的一些疾病。这些中国的东西，我估计麦瑞也许是不懂的，或者一知半解。

麦瑞离开后，爷爷把我叫到客厅聊天。客厅里，那张米黄色的单人沙发是爷爷的专座。沙发旁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还有一幅爷爷的自画像。我忽然想起自己偷看了他书房里的影集，并且翻拍保存，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没想到他说：“这是要留给你们保管的，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你吧！”

“交给我？”我有些惊讶。

“是的。”爷爷很认真地说。

爷爷有五个孩子，彼得是他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爷爷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岂不是让我压力山大？我连连说：“不行，我不行。”

“我的选择不会错。”爷爷坚定地说。

我和爷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爷爷的手机响了，是麦瑞打来的电话，听她电话里的语气是想避税的意思，让爷爷用现金给她理疗费。这当儿，我趁机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躺下时，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本来我担心格雷特哭夜，会吵醒子夜才睡觉的爷爷，幸运的是，自从那天贴了黄纸后，格雷特不再哭夜了。倒是半夜三更的，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哭泣声。

那是谁在哭泣？

我披上衣服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客厅。客厅的灯依然亮着，只是灯光调到了昏黄色。爷爷在哭泣，爷爷怎么了？我胡思乱想着。爷爷发现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想我的老伴了。”

我有点尴尬地想退出去，爷爷却继续说：“她是我们家里最理解我、最支持我研究事业的人，也是最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想安慰他，但看见他眼中的泪，从眼角散落下来，我不忍心看着一个老男人哭泣，还是悄悄地退了出去。

重新躺下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爷爷失去了他的妻子，就像失去了一半的支撑。我带着孩子搬来陪他住，能弥补他什么呢？我没法填补他内心的空荡。然而，生活总要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我不确定我们能陪他多久。

与爷爷生活两三个月后，我知道爷爷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唯一开心的事，就是等麦瑞来给他做理疗。尽管价格不菲，但爷爷心里却是高兴的。我想爷爷对这个邻居的特别关照就是促使麦瑞与爷爷前两任房客闹得不欢而散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仿佛替代了爷爷的前两任房客，雖然没有不欢而散，但我处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被霸道的邻居麦瑞使唤来使唤去的，心里相当郁闷。前几天，麦瑞飞洛杉矶看她姐姐，让我送她去机场。我终于鼓起勇气婉拒了她，结果她和我吵起来。事后，她还向爷爷告了我的状。爷爷把这事告诉我，还说：“我给了麦瑞一百美元打车钱，免得她为这事生你的气。”

唉，这是什么逻辑？爷爷真是老了，糊涂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在为邻居麦瑞介入到我们家的生活而烦恼。我不能像先前两任房客那样一走了之，因为爷爷，我也不能与麦瑞彻底闹翻。所以面对麦瑞，我无计可施，只能尽量躲避。

就在我尽量躲避麦瑞的那些日子里，一场灾难几乎让麦瑞彻底崩溃了。那天黄昏，麦瑞的儿子因为偷窃两个高中生的钱包和电脑，被他们一枪打中了脑袋，当场死了。这意外之灾，让麦瑞吓得瑟瑟发抖，双腿一软就昏过去了。

我和爷爷都非常震惊。

我不知道麦瑞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但痛失爱子还是让我对她心生怜悯。我忽然体会到她的不容易，心里那些对她的抱怨，就在这一瞬间如烟云飘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