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中“差序共竞”格局生成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曹胡丹，陈连朋

（1. 广西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2.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背景下，推进中华传统体育的追本溯源与谱系化梳理，既是学者们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要求，也是提升“中国特色民族传统体育学”知识底蕴的学术自觉。杨桦等（2020）认为，“‘十四五’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的持续推进……应着眼于构建具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致力于解决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不完善、学术体系不系统、话语体系不鲜明的问题”。为此，体系化、本土化与谱系化地梳理民族传统体育的渊源流变是构建“中国特色民族传统体育学”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1.1 经验问题的发现

中华竞渡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源流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多元化的舟船形态共同构筑起了中华竞渡文化结构谱系。概念学上的竞渡一般是指赛船或划船比赛，龙舟竞渡则是指用刻绘或前置有龙首的舟船进行的比赛。从原点上讲，竞渡、龙舟与龙舟竞渡是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3 个概念，不可混淆。本研究着眼于竞渡文化谱系中不同舟船的结构形态谱系展开，从考古文物、历史文献与田野图景的三重证据考察方法来看，我国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曾挖掘出土了大量带有“鸟舟竞渡”纹饰的铜鼓等文物；历史文献也有“又谴探马渡江至暮归，说金主焚龙凤舟”（宋，员兴宗，《九华集》）、“亮得书大怒遂焚其龙虎舟”（明，冯琦，《经济类编》）等记载；现今还有福建省福州市的犀牛舟，湖北省荆州市的麒麟舟以及四川省广元市的凤舟等诸多舟船形态。可见，中华竞渡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存在状态毋庸置疑，而从历史与当下的社会影响力来讲，在整个中华竞渡结构形态谱系中尤以龙舟为甚，又可谓家喻户晓，且以龙首龙尾并刻绘龙形纹饰也成了大众对龙舟的普遍性认知。

然而透过历史与田野图景却发现，不少地域所称呼的“龙舟”与常见的龙舟形象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湖南省怀化市的燕尾舟（图1A）、广东省潮汕市的上厝龙舟（图1Β）、台湾地区宜兰县的舢板舟（图1C）及一些无造型的竞渡舟（图1D），在无前置龙首的情况下却依然被当地人称为“龙舟”。后续在进一步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中国龙舟协会所制定的竞赛规程定义中，更是将凤舟、虎头舟、象牙舟等诸多非前置龙首的竞渡舟船统称为龙舟。这种“无龙的形象特征却被称为龙舟”（以下简称“特殊型龙舟”）的经验事实，与大众的常识性认知以及《辞海》（做成龙形的船）、《汉语大词典》（饰龙形的大船）等权威工具书所定义的龙舟产生了较大出入，甚至可能出现“史料提及竞渡就以为是龙舟的认识误区”（陈连朋等，2021）。而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的要求。

图1 中华竞渡文化多元结构形态的部分图景Figure 1. Scene Pictures of Diverse Structural Forms of China’s Boat Racing Culture

1.2 理论问题的引申

关于特殊型龙舟事实的背后，实际上存在一种“话语权”的隐形比较，即龙舟影响力大而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影响力普遍偏弱。进一步查阅文献探究此影响格局的形成原因发现，在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中出现龙舟话语掩盖过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中心”与“外缘”的差序演进状态下逐步生成的（陈连朋 等，2021）。也就是本研究提出的中华竞渡以龙舟为主和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为辅的一种“差序共竞”格局。“差序”源自费孝通（2013）对中国人际关系的描述，“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传统家国同构论强调，“家为而国为”（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可见国乃家之放大，家乃国之缩小。因此，“差序”便可理解为在一定家国范畴中优先享有的差别对待的社会关系。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中的差序主要表现为龙舟在家国场域中获取了优势资源，推动其走向中华竞渡谱系的中心而其他竞渡舟则走向外缘，形成当代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中的“差序共竞”格局。但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而不同”，拥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加之我国始终秉持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多元一体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原则，让那些走向外缘的凤舟、虎头舟、马头舟等其他兽首舟以及无造型舟得到保护，形成了与龙舟“共竞”的局面。回溯整个中华竞渡史，从差序共竞形成的历时性而言，其经历了百舸争流的“多元竞渡”（图2）、龙舟主导的“一元竞渡”和龙舟牵引的“千帆共竞”（图3）3 个阶段。

图2 中华竞渡形态结构谱系Figure 2. Lineage Diagram of China’s Racing Boats

图3 中华竞渡形态谱系“差序共竞”格局Figure 3. “Differential Status” in the China’s Racing Boats Lineage

虽然，学界鲜有直接对特殊型龙舟及差序共竞的历史生成进行专门讨论，但却不乏从“国家-地方”的视角下，对龙舟背后的多重话语权展开分析。例如，黄丽云（2018）从“重大国家行事”的角度论证了龙舟文化等同于政权符号，进而获取走向竞渡中心的力量支持。王若光等（2013）认为，国家官方的引领是民间采用龙舟竞渡的主观能动性原因。但在皇权不下县的古代中国，唯官方的讨论似乎还缺乏推动龙舟走向差序中心的过渡性要素。为此，陶坤（2017）将注意力转移到村寨族长，认为“在族长的组织下……湘西地域黄溪口、大江口和浦市三地大部分村民会自愿参与划龙舟”，这对理解中华竞渡文化形成差序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无论是侧重官方力量，还是聚焦族长动员的前述研究，多是针对龙舟发展进行探讨，忽视了龙舟以外的其他竞渡形态，导致此类研究过于关注“差序”而相对疏漏了中华竞渡文化的多元性。鉴于此，蔡堂根（2015，2016）不仅从唯物辩证的角度分析了“各地的竞渡舟形状各异，但多会在舟船上添加一些龙的因素，使之变成龙舟”的原因（即特殊型龙舟），也从文化地理学角度阐释了竞渡舟多样性的生成，推动学界有关差序共竞讨论的深入。陈华文（2016）从“凤是女性的显性象征，与龙的男性形象配对”的角度揭示出共竞的部分内容，使学界逐渐将视角从差序转向共竞，即“中华大地并非只有龙舟竞渡，还有鸟舟竞渡等在内的其他多种形态”（陈连朋 等，2022）。整体而言，既往不同主题的讨论，隐约从国家话语和地方宗族所影射的“权力”当中，触及了龙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显性存在与影响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也的确奠定了龙舟在“差序”状态下的中心地位。但中华竞渡谱系中的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在没有外在权力持续性保障的情况下是如何伴随龙舟形成差序格局的？不同竞渡形态的文化持有者或社会阶层通过怎样的权利调适与争取实现了共竞谱系？

2 中华竞渡“差序共竞”生成的解释性框架

回应上述问题，既需要批判性地汲取前人研究自上而下的“权力”思路，也需要在其未尽之处拓展解释的边界，并以不同竞渡形态的文化持有者或社会阶层的权利争取为切入点，逐渐形成另外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利”构想。由此，本文对这种初级性质的“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框架进行了文献回顾，发现该框架是用来解释宏观与微观关系的一种政治学视角，如“政府管制与服务的张力”（刘素英，2010）、“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梁茂信，2020）等显示出权力与权利的对立状态。然而，这种二元分裂的框架显然不完全适用于本研究，因为中华竞渡文化即便有权力渗透造成的差序，但也最终在现代社会形成共竞图景，一定程度上说明不同群体的权力与权利达成某种平衡，并不是简单对立的二元论可以解释的。另外，中华竞渡文化的群体较为复杂，我国的竞渡群体不是西方的“国家-个体”结构，而存在如地方乡绅等中观层面的要素。因此，本文在应用“权力-权利”框架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即从中华竞渡差序共竞的历史与社会事实出发，调和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结构对立，形成以“权力建构”和“权力调适”互为补充、积极互动的框架，并立足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将原本分析框架的宏微向度扩展为宏观、中观与微观3 个向度，以此调和理论框架与经验事实的潜在张力。在这个框架中，“权力”指谁的权力、对谁建构权力及权力如何建构，主体迁移至客体的过程就是赋予权力的过程，并结合前人研究及历史资料，归纳出“彰显官方文化、演绎地方习俗、隐喻民间伦理”的龙舟赋权。“权利”则是指文化持有者的权利，他（她）们通常采取契合权力持有者的方式进行调适，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文化权利（图4）。当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时，权利调适也会维系固有的文化传统，保障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因一朝一代的权力更迭而颠覆。

图4 “权力-权利”解释框架Figure 4. “Power-Rights”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当然，理解差序共竞格局的形成过程，既离不开中华文化语境的本土素材，也离不开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强调史料严谨与推崇理论诉求兼顾的历史社会学将社会学理论与历史学证据融会起来，一方面深入中华竞渡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模式，提炼差序共竞的概念及凝练权力-权利的分析框架，并以饱满的竞渡资料扩展其理论解释的边界。而深入中华竞渡文化语境，除搜集与竞渡有关的历史文献外，还应采集当代鲜活的田野信息，以弥补竞渡史料的不全。另一方面，减少传统龙舟史因与新史学理念、主张与方法疏离而造成的同质化。因此，借助历史社会学范式可突破龙舟案例研究“只有特殊性挖掘，少有普遍性意义”的局限，形成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多元与一体的解释模型，并发挥“时间-序列叙事与结构-机制叙事”相结合的范式优势（赵鼎新，2019），以竞渡文化演变串连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综上，本文沿着“权力主体-权力建构-权利调适”的逻辑链条，对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中“特殊性龙舟”现象和“差序共竞”格局的形成逻辑予以阐释。

3 宏观、中观与微观三重叙事下的龙舟赋权

3.1 龙舟彰显官方文化的宏观叙事

龙舟素有彰显官方文化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昔者秦缪公乘龙舟而理天下”（西汉，刘向，《晏子春秋》）。三国时期，“八月为水军，亲御龙舟”（西晋，陈寿，《三国志》）。南北朝时期，“平乘舫……不得拟像龙舟”（南朝，沈约，《宋书》）表明龙舟地位已超越平乘舫。隋唐时期，炀帝“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唐，魏徵等，《隋书》），并专门乘龙舟下江南，足见官方对龙舟的倚重。据“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谓之飞凫，亦曰水马”（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可知，隋唐之前的竞渡舟有水车、飞凫、水马等类型。

而隋唐之后的竞渡舟则以龙舟为主，根据“知识图谱”网站（https：//cnkgraph.com/）的不完全统计，“龙舟”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中出现了135 次，《资治通鉴》中出现了22 次，《通鉴纪事本末》中出现了17 次，《文献通考》中出现了17 次，而“飞凫”则在《永乐大典》《新五代史》《清史稿》等古籍中都只有少量出现。唐代诗人元稹、宋代词人徐似道、元代画家王振鹏、明代政治家郭正域与清代君王乾隆都有文艺作品记录历史上的龙舟活动。说明获得官方青睐的北方龙文化更具向南传播的优势，秦朝的统一延续了人民对龙图腾的信仰，使“龙舟同龙一样，逐渐成为皇权的象征”（张伦笃，2002）。而彰显官方使其具有排他性，让崇龙文化在南传中影响了表征南方图腾的鸟舟、虎舟及凤舟等。

3.2 龙舟演绎地方习俗的中观叙事

士绅是古代官方在乡土社会的代理人，通过各地不同的龙舟形式可分析地方士绅借助龙舟连结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过程。而连接国家竞渡传统与地方竞渡传统，一定程度上需要倚仗古代官员、宗族长老、村寨族长等地方乡绅的力量。例如，苗族龙舟的“鼓头”角色一般由寨老担任，并在龙舟上发号施令，是村寨举办龙舟赛的灵魂人物，既负责世俗意义的后勤招待，又扮演着维系村寨龙舟信仰的纽带角色。温州龙舟的族长会规定族民参与龙舟活动的任务，目的是加强宗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华南龙舟依附于乡土宗族存在，由长老宣读祷文仪式，施以孔孟教化，维系“尊尊亲亲”的社会秩序。湘西龙舟是少数民族村寨中的大事，族长通过长老会议的组织动员为龙舟赋予权力，使村寨重视龙舟活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综上，地方士绅通过尊崇、庇护、圣化与动员等方式促进龙舟走向竞渡谱系的中心，同时让龙舟肩负起承载官方文化与表达人民心声的双重使命。

乡土社会中的龙舟表面是依靠乡绅、宗法及血缘维系的传统民俗，实际上却是国家法令、儒家义理、宗法思想等国家意志借助权力文化网络深入基层的表现。作为古代官方的代理人，士绅是推动国家竞渡传统下沉的积极行动者，将象征国家的龙舟传播到乡土社会；作为地方知识的发声者，士绅有责任维护地方传统文化的活力。在易于接受龙舟文化的地方，他们采取“国家竞渡传统”与“地方竞渡传统”调和的方式，将龙头与凤尾、龙头与牛角或者龙头与虎头组合；而在地方竞渡传统浓郁的地方，他们则以“龙舟”之名来表达地方上丰富多彩的竞渡活动。因此，古代社会的龙舟虽然内含彰显官方文化的国家化意义，但由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地方士绅的二重性及地方知识的相对延续性，为提倡百花齐放、百舸争流夯实根基，助力了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中共竞格局的形成。

3.3 龙舟隐喻民间伦理的微观叙事

“家”是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也是儒家表达价值观念，宗教仪式传递民间信仰的有效场域。古代社会的女性难以进入竞渡场域，既受到儒家“相夫教子”的传统伦理影响，也受原始宗教理念认为女性不洁以及宋明理学束缚女性的负面干预，使其进入竞渡场域变得愈加艰难。即便有傣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不排斥女性参与竞渡的情形（张伦笃，1989），亦只说明未经汉化的少数民族暂时保留了原生态的民俗习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女性价值的表达，强调女性在家庭、社会与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特殊价值，从而推动女性逐渐进入竞渡场域，展现出女性划龙舟的靓丽风景。

中国古代文化的包容性在涉及女性问题上显得闭锁，女性往往受到传统伦理的束缚，无法参与竞渡活动。“蛮乡最重重午，不论生熟界出观竞渡……饮食男女不敢共处，吊屈原正楚俗也”（宋，朱辅，《溪蛮丛笑》）、“妇女登舟者重惩”（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妇女走……祀神以龙舟竞渡”（清，嵇曾筠，《浙江通志》）、“辟不祥士女乘舫观竞渡”（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等说明古代社会凭借律法惩戒、图腾禁忌与送灾逐疫等民间伦理排斥女性竞渡。微观层面的“家”不仅指涉上述民间伦理，还指向家族信仰、地方习俗与图腾崇拜等“地方性知识”。这些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以文化禁忌、宗族信仰、地方习俗、图腾崇拜及男女有别为基础的中华竞渡伦理。

综上，通过三重叙事，基本明确了宏观叙事彰显官方文化，中观叙事演绎地方习俗，微观叙事隐喻民间伦理在差序共竞格局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并描绘了中华龙舟从国至家的权力景观。

4 中华龙舟从官方到民间下探式的权力建构

4.1 宏观权力建构推动北方崇龙文化的南传

北方崇龙文化的南传与北方政权的南扩相伴而行，通过官方宏观权力的加持，北方崇龙文化渐次传播，形成“北龙南传”的现象。我国北方地区的崇龙文化历史悠久，有北方西水坡距今6 000 余年的贝壳龙图案，有“宓羲龙师名官”（东汉，班固，《汉书》）、“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等史料记载，还有国人常自称“龙的传人”，乃源自北方炎黄部落崇龙习俗的影响。可见，我国古代北方文化中包含有崇龙文化。而古代君主作为官方文化的集中表达者，对龙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如秦始皇自称祖龙，汉高祖蛟龙感孕，武则天乌龙感孕等。所以北方崇龙文化的南传获得了顺应官方的正当性支持。就文化传播学视域而言，北方崇龙文化是在官方主导的人口迁移与商贾贸易等活动中实现南传的。如福建出土的漳浦眉力58MΒ：1 号文物（曾凡，1959）就与北方二里头遗址的玉璋相似，“而时代多晚于二里头遗址及成都平原，说明岭南地区历史时期的玉璋应来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石荣传，2016），反映了北方文化的南传，其中也包括了官方推动的龙文化。

北龙南传以前，南方竞渡为多元状态。结合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的考察，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汉墓出土的M1：10 号鼓，其胸部船纹（图5A）呈现出羽人乘鸟舟的场景；有“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鹢”（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龙舟鹢首，浮吹以娱”（西汉，刘安，《淮南子》）、“龙舟浮鹢首，羽旗垂藻葩”（魏晋，陆机，《櫂歌行》）等古籍记载，说明南方早期竞渡主要为鸟舟和鹢首舟。陈连朋等（2022）通过战国船纹青铜缶、羽人竞渡纹铜钺、战国初至东汉时期的竞渡纹铜鼓等考古材料，得到“从这些文物图纹呈现的竞渡形象来看，其显然并未表现出龙舟竞渡的主要特征，反而是鸟舟竞渡的典型性更为凸显”的结论，也印证了考古学家冯汉骥（1974）有关“以鸟首饰船，特别是鹢鸟首，是汉至六朝间的最通行的船身纹饰”的论断。

图5 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代铜鼓纹饰变化图Figure 5. Changes of Ancient Bronze Drum Pattern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北龙南传之后，龙舟引领着中华竞渡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南方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逐渐向龙舟靠拢，形成“差序”雏形。即使是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南方地区距离官方文化的辐射较远，某种程度上减缓了鸟舟转向龙舟的速度，但在“书同文，车同轨”等规章下，官方文化的长期浸润使南方竞渡舟有了明显改变。例如，北宋向民间开放金明池展示各种龙舟活动，南宋凭借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向南方民众传播龙舟文化。清道光年间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境内的铜鼓纹逐步转化为龙纹（图5Β、C）；“孙权，吴之主也，时号舸为赤龙”（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反映三国时期的东吴存在像龙一样的船；而如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已没有古代鸟舟，综合上述史料和田野调查结果有理由确信“鸟舟转化为龙舟”（万建中，1995）的论断。此外，湖南省怀化市的燕尾舟被称为燕尾龙舟，岳阳市的虎舟被称为虎头龙舟，某种程度表明龙舟在传播过程中凭借官方文化对南方其他的竞渡舟进行权力建构，让符合龙舟标准（或与其名称相同，或与其形状相似）的竞渡舟走向中心，让其他形态的竞渡舟走向外缘，逐渐生成差序格局。

4.2 中观权力建构敦促国家竞渡传统的下沉

置身于“皇权不下县”的乡土社会，失去官方力量庇佑的龙舟便需要中观权力的再度建构，呈现为“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秦晖，2019）的状态。从宏观权力自上而下的建构逻辑来看，中观权力及其主体具有较好的承接性，为龙舟在乡土社会中的传播及传承提供了有力的内部支持。其中相较于官方文化下沉国家意志的强制性，生长于斯的地方士绅在推行国家竞渡传统时更显柔和。一般而言，士绅以乡土情缘为基础，传统伦理为纽带，言传身教为渠道，进行中观权力建构，对国家竞渡传统与地方竞渡传统进行贯通，从而敦促龙舟下沉至乡土社会。

古代官员恪守崇尚君父的儒家伦理，在地方治理中推广官方偏爱的龙舟。向军（2020）从麻阳知县黄志璋的龙舟诗文中看到了“代表王朝国家的官员在后三年里就已入乡随俗，达到官民同俗同乐的境界”，让地方龙舟成为国家竞渡传统的一种形式。宗族领袖与村寨长老有义务庇护当地的民风民俗，包括在我国民间社会普遍流行的“龙神信仰”（乔英斐，2022），而龟、蛇、马等凡兽的民间信仰较少，加上龙舟得到众多文化精英的支持，形成“壮哉龙竞渡，一竞身独尊，舍此皆蚁斗，竞舟何足论”（唐，元稹，《竞渡》）。由此，当国家竞渡传统下沉至乡土社会时，就会与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产生碰撞，进而“在舟船上添加一些龙的因素，装上龙头、龙尾，饰以龙纹”（蔡堂根，2015），人为制造出龙头凤尾等新型龙舟，形成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涵化”现象，让特殊型龙舟变为可能。

士绅精英凭借地方官员的权威、宗族领袖的影响、文人墨客的宣传保障地方龙舟定期举办的传统，说明以汉族为主体的儒家文化通过宗法观念、道德教化与文化熏习对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濡化，借助中华龙舟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心理认同，让文明说话，让文化有形，促进古代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综上，地方士绅对龙舟进行权力建构，在敦促国家竞渡传统下沉的同时，推进中华龙舟从皇家宫廷进入乡土社会，并逐步走向中华竞渡文化谱系的中心位置。此外，也让与龙舟不符的其他兽首舟和无造型舟走向外缘，使中华竞渡文化谱系的差序程度进一步加深。

4.3 微观权力建构强化中华竞渡伦理的规训

以文化禁忌、宗族信仰、地方习俗、图腾崇拜及男女有别为基础的中华竞渡伦理所建构的微观权力，对男性划龙舟有积极意义，对女性划凤舟有消极作用。通过三重证据考察的方法来看，鸟舟或凤舟的器物纹饰集中在秦汉时期，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物侧重为龙舟。龙舟频繁出现在《资治通鉴》《通志》《隋书》等古籍中，而凤舟只是极少地出现在《越史略》《随辇集》中。如今龙舟已成为全国官宣赛事，凤舟仅在湖北省洪湖市、四川省广元市、浙江省杭州市及广东省揭阳市等少数地域开展。

凤舟走向外缘，一定程度上推动龙舟走向中华竞渡文化谱系的中心。宋代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一书中认为龙舟有送瘟禳灾的含义，该观点得到民俗学者江绍原（1998）的支持。古人认为女性参与竞渡祭祀或有可能冲撞神灵，或有可能因祭祀阴气太重而伤害身体，便要求女性回避竞渡。而闽粤一带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恪守男女分工的规矩，福建省龙舟竞渡以男性为主的部分原因是“早期出海经商都是男性，力气大划船比较有利，女性一般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张继生 等，2021）。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可知，凤舟零星散落于上述地区，其中真正象征女性精神的只有四川省广元市的凤舟，说明在中华竞渡伦理的影响下，象征女性精神的凤舟日渐退向中华竞渡谱系的外缘。

即使狭义的微观叙事只关涉龙舟、凤舟间的比较，但并不会冲淡差序共竞格局的整体论述。据陈连朋等（2018）的考证，“凤舟是从早期的鸟舟、鹢首舟等逐渐演变而来，只不过这些不同的称谓符号在使用中被衍化”。因此，就中华竞渡文化此消彼长的辩证意义而言，消退的凤舟（以及更早的鸟舟与鷁首舟）有助于龙舟走向竞渡中心。从历史事实看，深度契合中华竞渡伦理的龙舟更易获得优势，从而走向中华竞渡文化谱系的中心，而不太符合文化禁忌、宗族信仰、地方习俗、图腾崇拜及男女有别等中华竞渡伦理的其他兽首舟等渐次走向外缘，最终在微观维度完成差序生成。

5 中华竞渡从民间到官方上升式的权利调适

5.1 宏观权利调适促进南方竞渡习俗的北移

南方竞渡习俗的北移是指南方竞渡舟汲取北方崇龙文化的同时，也在向北方传播竞渡习俗。而龙舟走向竞渡谱系的中心，不仅有官方主导的文化南传，还有地方权利调适后形成的文化北传。如果南方部族没有自觉接受北方崇龙文化，那么全然依赖官方权力建构的文化南传则较难持久。我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呈现“北富南穷”的局面，吴越（现浙江省北部与江苏省南部）、南越（现广东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与雒越（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与越南北部）在北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汉化，尤其在明清改土归流政策的促进下到达顶峰。

迫于官方文化的压力，以及保证充足的渔猎刚需（李伟卿，1982），西瓯（现云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先民对本土鸟舟进行改造。例如，腾冲鼓纹饰中的船型“即使不算龙舟，也应视为龙舟的过渡形式”（中国铜鼓研究会编，1986），“水中赛龙舟，且有饰成凤形虎形之船”（民国，徐珂，《清稗类钞》）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北龙南移”并未全部改变南方竞渡形态的外在特征，否则这些凤型、虎型的竞渡龙舟就不太可能会出现，所以这种组合龙舟从侧面反映了南方竞渡形态逐渐丰富北方龙舟外在形态的事实。而湖南省沅陵县、溆浦县、麻阳县、洪江市等地的无造型舟被称为龙舟，也有可能是南方先民主动接受北方文化并融入其中的反映。基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而言，部分竞渡舟“传入北方地区后，因北方河流较少，原有的水上文化不丰富，竞渡的形态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蔡堂根，2016）。此外，南宋时期已明确把“龙舟竞渡与端午习俗”联系在一起（田兆元，2016），为北方龙舟竞渡依附民俗节庆提供了可能。

因此，龙舟与南方端午习俗的结合，促使龙舟凭借一年一度的民俗节庆定期再现。除龙舟、凤舟拥有盛大的节庆支持以外，其他兽首舟基本没有大型节庆可以依附。即便凤舟与“端午节”“女儿节”关联，但其影响力却难与端午节龙舟竞渡相提并论。所以，在南方居民汉化与端午民俗的加持下，龙舟的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让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有了“鹢首参差，共飞龙而竞逐”（清，周绍良，《全唐文》）的文学隐喻，使人们看见竞渡就默认为是龙舟，进而巩固龙舟的中心地位，让无造型舟走向外缘，加深其差序程度。

5.2 中观权利调适加快地方竞渡传统的上浮

文化人类学认为，若小传统不能满足大传统的需求，就可能被大传统所吞食；如果小传统想要获得生存空间，就必须按照大传统加以改造（罗伯特·雷德菲尔德，2013）。从中华竞渡的历史变迁看，国家竞渡传统的下沉有助于规范地方竞渡，避免极端事件发生。而地方竞渡如欲保持传统，就必须解决国家竞渡传统无法容忍的安全隐患。因此，基层民众进行了中观层面的权利调适，促进地方竞渡传统上浮，与国家竞渡传统一道维系中华龙舟文化的世代传承。龙舟竞渡一路走来，历经多次禁令，最终实现理性蜕变，得益于基层民众的权利调适和我国政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文化政策。而传统龙舟遭遇国家竞渡传统限制的原因主要在于安全隐患和地方治安方面，据“各乡皆造龙舟竞渡……但相互争胜，致有斗伤溺水者，且沿家所扰酒设，故官府每禁之”（明，汤日昭，《温州府志》）、“苑里镇压制龙舟就在于林爽文反清复明失败后，清廷禁止台湾人民结伙”（黄丽云，2018）66等材料说明乡土社会中的龙舟存在威胁国家安全和损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糟粕元素，如果不予正视，那龙舟也将失去引领其他竞渡舟发展进而生成差序的可能。

受国家竞渡传统的文化引导，民众加快了地方竞渡传统的上浮，以现代改造的方式调和国家竞渡传统与地方竞渡传统的平衡。我国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强调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龙舟的现代改造提供平等、和谐、民主的外部环境，使龙舟褪去野蛮械斗的陋习，展现文明竞赛的时代新风。然而，除龙舟以外的其他竞渡形式还未及时摒弃野蛮械斗的陋习，如沅江流域的无造型舟曾数次发生冲突，迫使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进行良性干预。而龙舟则响应国家关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号召，自觉摒弃宗教礼仪，“从前广东一带的竞渡龙舟上皆张挂大幅宗族旗、旗幡、罗伞，置龙牌、神屋，而今这些饰物在比赛时皆已搬走或弃除，以利水上竞争”（张伦笃，1989）。所以“龙的神灵地位早已动摇……（已）成为中华民族特色的代表”（崔乐泉，1990）。相较而言，广东省揭阳市等地的凤舟，还保留着不被提倡的宗教仪式，使契合现代竞技文明的龙舟愈加走向中华竞渡文化谱系的中心位置，而与现代竞技文明尚存距离的其他兽首舟等却走向了官宣赛事的外缘。

步入现代竞技文明的龙舟拥有更加开阔的发展前景，加上屈原的文化赋能，更使其激发潜在的生命活力。民众对屈原及其附带符号的尊崇，使怀思屈原的龙舟有了超越其他竞渡形态的“名气”。纵观三重证据的考察，暂未发现其他兽首舟有屈原同等重量的文化赋能。概而言之，民众借助现代改造与文化赋能，积极自觉解决乡土社会中的龙舟野蛮械斗与封建迷信的陋习，加快地方竞渡传统的上浮，使龙舟接受现代竞技文明的熏陶，进一步巩固其在差序格局中的核心位置，而其他兽首舟亦在我国“美美与共”的文化包容下获得新生，为新时代形成中华竞渡文化多元一体的共竞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5.3 微观权利调适牵引多元竞渡形态的回归

从田野图景来看，凤舟竞渡的回归较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提倡男女平等和尊重地方文化的政策引领，而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则是在我国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背景下被重新激发了生命活力，渐次回归大众视野。通过民间非遗传承人、地方民众、女性群体等微观权利调适来改造传统竞渡伦理的局限，让地方竞渡舟从尘封的历史中，或少为人知的地方“角落”里返场，充分展现中华竞渡文化千帆共竞的魅力。以女性为主的广元凤舟“犹如展翅高翔的金凤凰乘风破浪，展示了新时代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苗志勇，2021）。而“四川广元和湖北洪湖都有凤舟竞渡的民俗文化传统，已经开展了‘体育＋旅游’的特色发展尝试，并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陈连朋等，2019）。借助地方文化发展体育旅游积极推动男女平等及保护传统文化的理念引起了广东省揭阳市等相关组织者的行动，纷纷修造新凤舟，鼓励女性参与，让中华竞渡文化显现出“龙凤呈①祥”的美好寓意。

上述地区均有女性参与龙舟竞赛的情况，反映出新时代女性已不满足性别平等的价值认同，追寻竞赛梦想与实现经济独立正成为她们新的诉求。恰如部分女性队员会自我激励，“我们（获得）一块金牌（能得到奖金）2 万，就（激励了我们）年年训练，参加少数民族运动会，把奖牌好拿光”（TY 2021-12-23）①按照社会学的学术惯例，对源自田野调查的信息进行了“姓名首字母”加“时间”的标识。。因此，人们逐渐认为“女子划龙舟是一种挣钱的生计，就像女子打工一样。划龙舟同样可以挣钱，这是一个经济行为”（XJ 2021-12-25）。不仅如此，凤舟重返竞渡现场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变革以及微观群体的自我努力。与此同时，那些正走向或已处于中华竞渡文化谱系外缘的其他兽首舟或无造型舟，并没有真正从中华大地上消失，只不过是在“权力-权利”的框架影响下，被日渐置于少有人关注的边缘地带。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倡导下，各级政府逐渐加大对地方文化的扶持，保护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尊重基层民众的文化权利，再加上非遗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让优秀的地方竞渡习俗重新焕发文化活力，描绘出一幅围绕龙舟“千帆共竞”的画卷。

综上，中华竞渡文化谱系从宏观到微观的权力建构以及权利调适下，生成差序共竞的格局，为后续提出“中华竞渡共同体”奠定理论基础。在权利学视域下，进一步补充了权力建构学说对差序共竞格局生成的解释（图6）。整体而言，通过“从官方到民间”与“从民间到官方”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揭示出中华龙舟走向竞渡谱系中心的历史变迁，侧面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

图6 “差序共竞”格局背后的“权力-权利”变化机制Figure 6. The “Power-Rights” Change Mechanism Diagram behind the “Differential Status”

6 讨论

6.1 差序共竞的概念外推

本文讨论的“差序共竞”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进入现代国家以后，其他兽首舟虽然凭借多种因素重新发展起来，但只是被当地人视为龙舟的附庸，说明这些竞渡舟虽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却只能被世人以“龙舟”一词指代；二是指消失多年的其他兽首舟重返竞渡场域，让中华竞渡文化呈现出百舸争流的竞渡图景，使中华竞渡文化谱系由差序向共竞变迁。事实上，受权力与权利影响的并非只有竞渡，还可能包括如武术在内的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王明珂（2001）曾有一个较为贴切的比喻，夏夜荷塘里有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后来人们的注意力被一个较规律、较洪亮的蛙声吸引。这洪亮的蛙声显然就是人们所相信的典范历史，其他蛙声就是边缘历史。但真实的历史不只是典范历史，而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因此，学界需要对古代权力形成的典范历史有所警觉，让大众既看见龙舟这样的典范历史，也看见凤舟那样的边缘历史，包括如其他竞渡形态百舸争流之后形成的共竞图景。所以，外推差序共竞这个概念有助于提炼中国特色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知识话语，为中华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一个较为理性的解释框架。

6.2 三重证据的方法启示

古代治史以考据为主，然而单纯依赖文献，有可能产生以讹传讹的结论。为此，王国维提出文献与考古文物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孙闻博，2022）。然而并非全部历史都记录在案，尤其是部分没有文字记载的体育材料更多地被保留在人们的社会记忆之中，例如祖辈的口口相传，所以在文献及考古文物的基础上引入人类学的“田野图景”就显得极为重要。石岩等（2020）在研究效度上强调三角互证，与体育史的三重证据较为相似。但是，体育领域的历史材料有限，且体育出土文物的数量较为稀缺，这就决定了体育史在证据方面的薄弱。以本文的三重证据为例，通过独秀数据库、中国知网、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等电子数据库搜集文献材料；走访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博物馆、部分档案馆搜集文物材料；考察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及广东省等部分竞渡现场搜集田野材料。即便材料还有局限性，调研地域或有遗漏，但相较于单一依赖文字材料或文物材料的体育史研究而言，已相对丰盈。本文应用的三重证据方法可为体育史学者在方法学层面产生如下启发：1）应用三重证据法研究体育史问题需要秉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不断开掘新材料；2）需要走出书斋，扎根田野调研，尽力弥补文字及实物材料的缺憾；3）需要敏锐把握体育边界及适用范围，避免堆砌材料的极端做法，促使材料适度组合，科学推论与理性解读。

6.3 历史治理的经验钧鉴

我国素有“知古鉴今”的治史传统，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更是多次强调历史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为《复兴文库》作序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为此，我们不仅需要进行概念外推和方法应用，还应该钧鉴古代竞渡治理的历史经验，“在我国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式制度和现代化的科层制固然重要，但利用民俗体育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来治理国家，达到礼乐教化的效果，也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治理模式”（涂传飞，2021）。无论是古代竞渡舟的自身改造，还是古代官府的禁渡命令都没有彻底改变差序共竞的格局。回到权力建构与权利调适的结构性博弈（图6）看，古代国家采取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干预竞渡活动的开展，对中华竞渡演变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使古代社会权力建构与权利调适的对冲性逐步消解，对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传承各族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部分田野点仍存在较为单一的管理模式，因此，竞渡治理需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妥善处理权力建构与权利调适之间的关系，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转型，共同推进中华竞渡文化走向开放、多元与现代的高质量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