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劳动视阈下偶像身份的构建、消解与呼唤

□王雪菲 岳琳

情感劳动是指劳动者以个人化的情感为资源进行劳动，在此过程中出于工作角色的需要，劳动者通过自我情感调控强迫自己产生本没有的感觉或压抑自己不该有的感觉，并且需要用自己的情感状态去激发他人的情感状态。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通过对空乘人员微笑服务的研究提出的，主要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个人情感的控制和剥削。随着今天的社会逐渐变得信息化、流通化，所有形式的劳动都倾向于情感劳动的模式，这一现象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992 年亨利·詹金斯围绕电视粉丝对媒体文本的自主性符号阐释，提出“参与文化”①的概念，被誉为粉丝文化研究的里程碑。2000 年泰拉诺瓦提出“数字劳工”②的概念，预言了新媒体时代资本家对包括情感劳动在内的非物质劳动的无偿占有。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数据等于交换价值的商业逻辑促使着“数字劳工”的壮大，学界对于粉丝文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部分研究也涉及到偶像的情感劳动，如闫方洁提出“偶像不仅仅是‘粉丝’欲望投射的对象，更意味着理想的实现”，道出偶像被粉丝赋予的光环和期盼。董清源从情感劳动视野出发审视偶像所从事的工作过程，提出“偶像通过情感整饰、塑造人设、巩固粉丝等一系列表面表演与深度出演维护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侧重点都在于阐释偶像进行情感劳动的心理机制，尚未从偶像个体的心理层面探讨偶像身份如何被自身认同，并在资本控制之下形成一套商业机制，也尚未将偶像失格行为放在情感劳动异化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实际上，由于偶像原始光环的存在，劳动者想要获得并胜任该身份需要情感劳动培训机制的运行，因此在娱乐圈整顿的大背景下，从情感劳动的视角寻求偶像身份回归的可能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数字时代偶像行业的变化

“偶像”是一种理想的形象，最初是指“用木头和泥土等制成的人形”，用来象征人类崇拜的某种神秘力量，是人类对美好、崇高、神圣等抽象精神的寄托和想象。不同时代的偶像体现出人类精神的不同寄托体系，从物质匮乏时期的血脉崇拜到今天对物的崇拜，偶像也从开天辟地的先祖逐渐转为贩卖梦想的“消费偶像”。消费偶像作为经纪公司推出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大众情感需求和精神寄托为宗旨，通过舞台演出、综艺、专辑、影视剧、商业代言等方式愉悦粉丝并为公司创造价值。

媒介的变迁：偶像模式的转变。偶像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媒介的变迁，20 世纪40 年代的消费偶像是洛文塔尔对报刊媒介时代偶像传播方式的洞察，即以报刊中传记的形式向大众展现偶像的私生活，现场表演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演绎方式。偶像行业是围绕着偶像本身以经纪公司为主导进行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大众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与偶像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

广播电视的兴起拓宽了大众和偶像的接触渠道，推动了娱乐行业的蓬勃发展，偶像在电视节目、广播电台中展现自己、宣传作品，同时，录像带、CD 等存储设备的普及让传播更加稳定，范围更加广泛。日本杰尼斯公司的偶像模式、随之跟风的韩国练习生制度和中国选秀模式便是主要形式，但经纪公司仍然是偶像行业的总舵主，决定着偶像的发展，同时电视的卷入性使粉丝群体从普通观众的范畴中凸显出来，逐渐壮大。

互联网的普及消除了时空藩篱，偶像的自主权得到提升，偶像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互动、微博段子等多种宣传方式直接向大众推销自己，同时普通人也可以利用网络吸引粉丝实现网红到偶像的身份转变。基于此，经纪公司培养偶像的模式也多了新的参考指标，利用大数据对市场进行分析，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用户的需求和喜好，根据市场流行趋势生产偶像；同时各类网络选秀节目大行其道，以投票的方式将偶像的出道权让渡给粉丝，粉丝群体的影响力也因此不断扩大。

媒介赋权粉丝：新型情感关系。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和交互性打破了传统受众仅能被动接受信息的处境，让其加入到文化产品的生产链中，成为主动的信息传播者和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另外，互联网打破了时空桎梏，使大众跳出了地方和血缘联结的关系网络，凭相似的兴趣组成社群。在社群中个体的创造力和影响力被汇聚、放大，形成巨大的“文化声音”并与媒体和社会达成对话，在此过程中个体与群体的话语权也得到了极大的确证。

社交媒体普及之前，粉丝通过购买海报和唱片、参加演唱会等方式表达对偶像的崇拜，时空距离虽然限制了偶像信息的传播，但有效维持了偶像在粉丝心中的光环。电子媒介的发展加速了信息的传播，也改变了大众对信息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社交媒体搭建了一个即时、平等的平台，偶像信息的传播不再受限，信息的实时互动激起了粉丝群体的积极性与参与度。由于偶像的商业价值由粉丝群体在平台互动、购买代言产品等一系列数据决定，这种直接参与偶像事业的深度卷入模式，赋予粉丝群体介入偶像事务的合法性。另外，做数据投入的情感劳动和消费者身份加深了粉丝对偶像的情感认同，也促使偶像对粉丝深度依赖。为了获取更多的关注，偶像便主动向大众呈现私下的自己，满足并助长着粉丝的窥探欲和好奇心，媒介赋予粉丝的参与权和偶像对粉丝的深度依赖共同深化两者的情感关系。

数字时代：平台主导的商业逻辑。社交媒介作为偶像产品的展销平台，经纪公司从发掘偶像到偶像培养的每个环节都依赖于平台的数据分析和舆论推广，巨大的用户量帮助经纪公司通过大数据分析掌握市场最新需求，话题讨论、搜索排行和自动推荐扩大了偶像的曝光度和影响力，评论和投诉机制也让经纪公司能够快速把控与偶像相关的舆论。

以数据为导向意味着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要让渡给舆论炒作带来的商业价值，广告商看中偶像流量背后强大的粉丝购买力，影视公司更倾向于自带热度的偶像和IP③作品。数据便捷、直观的优势显而易见，但可随意修改的特点也让其真实性难以保证，数据造假、播放量注水等问题不断困扰着广告商和影视公司。即便如此，平台形成的巨大舆论场仍然是各方资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广告商需要利用平台及平台上极具影响力的用户进行推广，消除自身品牌的负面信息，而影视公司看中了平台的宣传作用和大数据呈现出的市场风向。各种资本均想要在信息爆炸的媒体平台中占据优势，于是纷纷与媒体资本合谋，那么平台便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流量数据成为偶像成功的标志，业务水平出众不再是偶像培养的目标，话题度、网络热度才是重点。偶像行业如何保持自身的光环，恢复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就需要追溯到情感劳动的运行机制中，去探寻偶像身份最初构建的心理机制。

偶像身份的构建：情感劳动机制的运行

偶像主要是为了满足大众的情感需要，进行的是一种情感劳动，该劳动以唤起大众的喜爱、迷恋、同情等心理状态为目的，通过舞台、综艺、影视表演和“后台”的呈现，与大众建立一种情感关系。身份作为一个符号，需要由主体“自己的生命体验构造”。偶像身份，是练习生在提升自我能力的训练中不断塑造的，从素人④开始，就必须艰苦训练以达到市场隐形的感受规则。我国的偶像产业发展较晚，培养机制借鉴韩国和日本的模式，相关制度还不够成熟。为了更好地阐释偶像身份的构建机制，下文将以“生产偶像”的鼻祖——日本杰尼斯公司为例，探讨偶像培养机制中情感劳动在偶像身份自我建构中的作用。

表层扮演：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品。表层扮演，即劳动者在情感表达中只涉及到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的呈现，但自身并未产生该种情感。对于偶像来说，表层扮演是调动自己的身体、神态满足粉丝附加给他的情感符号，但由于并非出自内心的真实表达，表层扮演具有不真实感，虚假人设也极易被拆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针对表层扮演的局限坦言：“这种类型的表演……它的形式比它的内容更为有趣。它更多是作用于你的听觉和视觉而非你的灵魂起作用……它不能感动你。”

优质的外表、身体神态和应变能力是每个练习生都必须具备的，区分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的关键在于表演是否流露出真实情感。对于个人来说，由于内心与表演的分离，表演成为机械的操作而非发挥主体性的自我确证，没有主体的能动参与也就没有情感激发带来的信念感，偶像的身份便不会自我确立。而对于粉丝来说，优质的外表和美好的人设能吸引他们一时，虚假的商业情感必然导致倦怠，前后台的差异也让偶像的人设极易露出破绽。

仅靠表层扮演的偶像终将遭到市场淘汰，杰尼斯公司也深谙此道，于是在20 世纪90 年代推出“SMAP”组合，成员木村拓哉红遍亚洲，从此杰尼斯公司开启了它的垄断之路。它也成功让各国经纪公司争相摹仿。他们成功的秘诀都是通过残酷的训练机制对素人进行筛选，每个偶像出道前平均训练时长达4-6 年之久，他们都是在短暂的镜头中抓住大众眼球的胜者。只有调动自身的主体性进行深层扮演，个体才能对偶像的身份产生信念感，实现身份构建。

深层扮演：体验中塑造身份。深层扮演是指劳动者调动真实情感，将自身投入扮演之中。深层扮演有两种方式，直接催生情感或利用想象力催生情感，这两种方式都需要个体调动真实情感，遵循角色背后的行为逻辑和感受规则。福山在《身份证治》中提到身份是由“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塑造出的”，必须基于人对自身存在的感受。偶像行业的感受规则由国家、市场和经纪公司共同决定，练习生在感受规则之下锻炼自身并不断得到相应回报，在良好的反馈中获得对身份的认同。

训练机制通过对重复性行为的遵守强化偶像行业的感受规则，从而实现偶像身份的构建。正如杰尼斯公司对偶像的培养，公司会在JR⑤们漫长的训练中挖掘他们的独特才能，让他们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身份以前是个体的事情，现在成了群体的所有物”，身份让人们建立联系，而建立情感依赖正是杰尼斯公司培养偶像的手段之一，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和集体情感劳动方式，将个人的成就感、公司的利益和身份的责任感融为一体。另外，集体情感劳动也是群体形成内聚力的重要方式。优秀的JR 会通过选拔结成团体，以团体的方式争取出道。相同的出道目标、立场和信念让成员之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给成员带来强烈的心理暗示和使命感。

严格的监管机制是维护偶像身份的关键，良好的偶像光环以及粉丝的成功管理，都需要监管机制对两者进行把握。偶像个人严禁使用社交软件账号，严禁开展副业，更严禁私下与粉丝接触；对粉丝，经纪公司采取会员制管理模式，一旦出现违规行为，该粉丝将会被列入黑名单、失去参加演唱会等一系列应援资格。这种双重措施，既防止粉丝对偶像做出伤害性行为，也能够让偶像不受干扰专注事业。长期的训练辅以“甜枣加巴掌”原则，使偶像个体的私人情感能够依照感受规则自然调动，而感受规则的习惯化是偶像个体对身份自我认同的体现。

身份消解与呼唤:情感劳动机制的崩坏与反思

偶像身份的消解，是指偶像的行为不符合规范，未能带给大众正面的影响。近几年来，娱乐圈天价片酬、流量为王、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等诸多问题不断曝光，导致本应由情感劳动严格制定的感受规则失去了作用，偶像的出格行为频频发生，偶像身份的光环逐渐消解。同时，媒介的发展打破了“观众隔离”，偶像的失格行为越加难以掩盖，娱乐圈整治行动在大众的呼吁中成为常态。国家的整治行动既有利于娱乐产业规范化发展，也有助于偶像最初精神的回归。

新媒体的市场化逻辑：“观众隔离”的破坏。 对于表演者来说，前台是对观众进行表演的区域，后台是为表演做准备的区域。区域的划分以人的可感知边界界定，为了保证表演的说服力和真实性，两个区域必须泾渭分明，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公开化，大众也能直接感知表演者的状况，因而网络成为表演者的前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又使这一公共领域成为大众摆脱其社会身份的后台和局外场域。媒体平台对偶像来说既是呈现表演的前台，又是摆脱这一身份的后台，这就造成了观众隔离的隐患。

平台的目标是逐利，用户的数量和黏性是达成目标的关键，也是广告商看重的资源，因此平台大量的使用功能和运行机制都会顺应着受众的心理。以微博为例，在大数据技术下，推送的信息与用户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内容以断章取义、二元对立、标题党、反转等方式刺激着用户额感官和情绪，信息的价值性成为平台的首要考虑因素。于是，偶像凭借一定的粉丝基础、优质的外形及话题度成为吸引用户的天然利器，偶像的正常扮演也难以满足平台内容对非常态的追求。因此，恶意揣测、网络骂战、水军控评等一系列破坏公共秩序却能带来利益的行为越发凸显。平台的人工举报功能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针对账号而非个人进行的不痛不痒的处罚，效果甚微。实际上，举报功能只是平台为了免责作出的表面功夫，2020 年6 月1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微博干扰网络传播秩序，做出暂停热搜榜一周的处罚，但对平台的影响并不大。平台操控舆论的行径早已屡见不鲜，环境的混乱助长了外界对偶像后台的窥探欲，也滋生出偷拍、爆料等一系列产业链，粉丝、偶像和资本都处于畸形生态圈中难以摆脱。

放纵的感受规则：情感劳动的异化。感受规则本应由经纪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但新媒体的商业逻辑却打破了感受规则的边界。平台制定出一系列商业逻辑，将粉丝、偶像、广告商等各方都裹挟在内，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产业链。在炒作包装、流量至上、粉丝买单的闭合式生产线中，偶像的深层扮演变得可有可无，流量被偶像置换成资源，一些节目组为获取更高的播放量甚至将60%的制作成本用来请流量偶像，以此吸引广告商和观众，但虚假流量、播放量注水等现象难以解决，导致行业的生命力逐渐萎缩。

在情感劳动的研究中，霍克希尔德认为超负荷的情感劳动会给劳动者的身心带来巨大危害，若职业规定的感受规则与劳动者的真实感受长期矛盾，那劳动者就会变得情感麻木或将自我和表演完全分割，成为“玩世不恭者”。“玩世不恭者”不将自我与工作相联系，认为自己是在“维持一种幻觉”，将表演当成一种操控观众的信念、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在偶像的情感劳动中，平台的商业逻辑成为感受规则，由此经纪公司也不再执着于挖掘偶像的独特性，毕竟“人不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偶像成为保质期短但售价高昂的可替代品。当天价片酬、阴阳合同的混乱状况也成为常态，深层扮演被炒作、包装等公关手段所取代，偶像身份的光环也逐渐退散。

身份的呼唤与反思。“玩世不恭者”的存在，说到底是劳动者被异化，主体性丧失的结果。在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中，“主体性是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商业逻辑大行其道和感受规则的崩塌让劳动不再能证明主体的本质力量，而是呈现对象的异己力量。针对文娱业劳动者主体性丧失的现象，国家对文娱行业展开了一系列整治，如对网络内容和信息传播的把控、设置监控名单和相应的监管机制等一系列策略，社会中泛娱乐化、畸形的饭圈文化、宣扬过度消费等现象得到抑制，有效肃清了娱乐圈的乱象。

2021 年9 月3 日，中宣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对违法失德、唯流量论、高价片酬、从业人员等方面进行了整治。同年11 月23 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从内容导向、信息呈现、账号管理、舆情监测四个方面提出诸多措施。2022 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也提出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大环境的改善，一方面让偶像从玩世不恭的状态找回劳动者意识，重回偶像身份原初的美好含义；另一方面有序的环境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正能量偶像的带动下，勇敢成为更好的自己。

相比起社会灌输的规范，自我的构建更倾向于个体内在的感觉，因此偶像原初精神的回归，除了外界环境的规整，还需要劳动者的深层扮演。对工作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只想依靠表面扮演糊弄观众、舆论炒作操控粉丝等行为，只会让偶像的身份失去原来的积极含义。如果偶像可以尽力挖掘自己的优势，沉浸在工作里，偶像的主体性和身份的原初精神也将回归。面对虚假的包装，文化开始赋予“自然的”情感以前所未有的价值，对偶像深层扮演的呼唤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回应，是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召唤。

偶像作为连接个体与美好信念之间的中介，是一种榜样唤起大众克服困难、追逐梦想的力量，因此每个时代大众都需要偶像这种精神寄托。偶像身份的确立必须回归到情感劳动的体验中，个体要通过深层扮演调动内心情感产生信念感，在遵守感受规则的过程中获得身份的自我认同。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偶像出格行为实际上是平台商业逻辑所滋生的病症，数据至上、流量为王的商业标准成为偶像市场畸形的共识，舆论手段的重要性超过偶像自身的业务能力，那偶像身份的消解也就不足为奇。国家出台相关法规明确了平台的主体责任，各种娱乐圈整治行动是偶像行业破而后立的开端。因此，偶像只有摒弃流于表面的虚假人设，做到深层扮演才能调动自身的主体性，体现偶像身份的理想内涵，同时回应社会文化对真实情感的呼唤。

注释：

①参与文化是指以Web2.0 网络为平台， 以全体网民为主体，通过某种身份认同，积极主动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从而形成的自由、公平、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

②数字劳工实际上是指以数字化信息为主要生产内容，以超越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劳动模式，在网络平台生产数字信息；

③IP 就是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识产权，包括音乐、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

④素人是指平常人， 在本文中主要指与偶像身份相对的普通人。

⑤JR 是 指Johnnys junior，即 日 本 杰 尼 斯（Johnnys）事 务所加入公司但还没有出道的练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