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下的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2023-08-06 06:05朱玉情晏黎赵钰晗王书贤崔晓玲郑晗
中国集体经济 2023年23期
关键词:雇工安全卫生农场主

朱玉情 晏黎 赵钰晗 王书贤 崔晓玲 郑晗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与家庭农场的飞速发展,关于农民幸福的话题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文章以家庭农场农业雇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利用SPSS24.0进行Spearman相关性检验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劳动权益保障各项目中,劳动报酬权、安全卫生权、社会福利是影响雇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文章提出通过建立农场主诚信征用机制、完善相关安全卫生标准等途径提升家庭农场农业雇工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家庭农场;劳动权益;主观幸福感;多元Logistic回归

“十四五”规划指出,加快培育家庭农场是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截至2022年2月,全国的家庭农场已经超过380万家,平均经营规模达到了百亩,已经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着重提出——“十四五”时期关注民生提升人民幸福感。随著家庭农场的稳步发展,农村雇工主观幸福感已然成为亟须关注的议题。

国内学者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家庭农场整体发展状况,具体体现在土地经营流转、土地制度演进层面探究家庭农场的可行性、相关经济、政策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而针对雇工的研究甚少。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少年、老年人、城市居民群体,对于农民关注度甚少。本文以家庭农场农业雇工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丰富家庭农场领域的研究,为未来家庭农场在雇工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当前,国内学者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罗竖元(2014)等学者对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规律进行研究。组织层面,主要聚焦于“收入——幸福悖论”在中国是否存在以及作用机制的探究。丁述磊(2017)通过研究非正规就业从侧面证实了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社会层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政府行为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此外,农民对未来的经济地位的期待以及社会支持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民主观幸福感。

综上,幸福感不仅代表着个体对当前生活的感知,更受到个体对于未来预期的影响。个体感知到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不确定性越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劳动权益保障作为调节收入不均衡与劳动者应对未来工作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手段之一,具有减轻劳动者对未来不确定感预期,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劳动权益保障对家庭农场农业雇工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雅安市3区(县)12村100余家家庭农场进行线下问卷发放。共发放问卷125份,其中有效回收问卷为109份,有效回收率为87.2%,受访者基本特征如表1。

(二)变量选取

借鉴国内多数学者做法,设置“考虑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你觉得自己幸福吗?”这一题项,从“非常幸福”到“非常不幸福”分出五个等级,测量雇工主观幸福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结合农民实际情况,选取就业权(X1)、劳动报酬权(X2)、休息权(X3)、安全卫生权(X4)、社会保险权(X5)、社会福利(X6)、职业技能培训权(X7)探究家庭农场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情况。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由于研究涉及的7个变量并非都会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为了简化后续操作,预先利用SPSS24.0对数据进行Spearman相关性检验,剔除不显著变量之后,再利用SPSS24.0对相关性检验显著变量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X2、X3、X4、X6的Spearman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433、0.400、0.436、0.388均大于0.3,P值均小于0.01,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本研究初步认为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安全卫生权、社会福利这四个变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二)多元Logistic回归

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程的基本形式为:

Logit(P)=ln■=β0+β1X1+β2X2+……βmXm      (1)

即:P=■(2)

通过前文相关性检验结果,将影响雇工主观幸福感的非显著性因素剔除后,将X2、X3、X4、X6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似然比进行检验结果X3的显著性水平为0.103>0.05,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又剔除X3,对X2、X4、X6与主观幸福感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输出模型拟合信息显著性为0.00<0.01,且三个变量均通过似然比检验,故模型的整体具有意义。

如表3所示,以Y=5作为参照项进行对比分析,将回归分析结果代入公式(1),最终将得到4个方程式。由于在被调研的109份有效数据中,选择Y=1的被试仅有2人,占被调研对象的1.8%,样本量太小,各解释变量系数均不显著,故最终得到3个方程式,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Logit=ln■=-0.437+2.812X2-2.569X4+2.294X6     (3)

Logit=ln■=-0.118+2.502X2-2.304X4+2.195X6    (4)

Logit=ln■=1.512-1.669X4+1.680X6    (5)

由于公式(3)中Y=2與参照项Y=5在主观幸福感程度上差距最大,最容易反应各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故本文对公式(3)作出解释,从而得出结论。

当Y=2时,家庭农场雇工劳动报酬权(X2)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8<0.05),回归系数为2.812,Exp(B)值为16.643,即劳动工资未被按时足额支付的雇工感受比较不幸福与非常幸福的比值,是劳动工资被按时足额支付这一比值的16.643倍。同理,当Y=2时,家庭农场雇工社会福利(X6)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4<0.05),回归系数为2.294,Exp(B)值为9.915,即没有获得伙食、住宿、礼品或者其他福利的雇工感受比较不幸福与非常幸福的比值,是获得伙食、住宿、礼品或者其他福利的雇工这一比值的9.915倍。

当Y=2时,家庭农场雇工安全卫生权(X4)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5<0.05),然而,其回归系数为-2.596,Exp(B)值为0.075,即存在身体健康受损或遭受过重大伤害的雇工感受比较不幸福与非常幸福的比值,是不存在身体健康受损或未遭受过重大伤害的雇工这一比值的0.075倍。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 家庭农场雇工劳动报酬权与主观幸福感。

当雇工在劳动过程中报酬权得到保障时,会产生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雇工工作的直接目的是获得报酬,雇工劳动报酬权的保障是其幸福感最直接、最具有相关性的影响因素。雇工用劳动交换报酬,与农场主达成匹配,这一系列过程是有利可图的,劳动报酬权的保障也让雇工的生活和工作有保障、有盼头、有动力,进而获得幸福感。

2. 家庭农场安全卫生权与主观幸福感

当雇工在劳动过程中安全卫生权得到保障时,会产生更强的主观幸福感。安全卫生权即适宜的劳动条件和必要的保护措施来保障其安全和健康,其赋予雇工安全感,使其感知到自己的工作是被保护与安全的。雇工能够直接感知到自己的安全是被保护的,是雇工对工作进行持续积极性评价的基础。

3. 家庭农场社会福利与主观幸福感

当雇工在劳动过程中社会福利权得到保障时,会产生更强的主观幸福感。多数农场主会出于人道主义给予雇工伙食、住宿、礼品方面的福利为雇工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成本支出,让雇工工作更方便、更愉快。雇工相当于从原定工作的金钱报酬所得额外获得福利,极大提升个人精神愉悦感,增加雇工的归属感、满足感与快乐感。

(二)建议

1. 村委会建立农场主诚信征用机制

雇工劳动报酬权是否得到保障多取决于农场主的自觉,因此需要重视培养农场主的诚信。村委会建立的农场主诚信机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匿名投诉和线下投诉信箱或信访,核实后进行农场主信用扣分,定期公示。征用则是指分数直接影响到农场主后续审核和评比,严重者进行罚款。诚信征用机制对农场主起着警示和督促作用,让雇工收到钱、收对钱,提升雇工幸福感。

2. 建立和完善相关安全卫生标准

雇工的安全卫生权是否保障直接影响到其健康和生命安全。社会应制定相关基本标准,各村镇依据当地情况进行细化划分,要求农场主切实履行。村委会也应加强安全卫生权的宣传,让雇工知晓自身权益。总的来说,保障安全卫生权,有助于共建安全和谐用工关系,提升雇工安全感、幸福感。

3. 培训并鼓励农场主增设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雇工工作的额外动力点,幸福感提升的有效途径。各村镇应加强社会福利的宣传,针对农场主培训课程除技能培训外可增设管理技巧,让农场主了解社会福利的提供对于提升雇工归属感以吸引更多优质雇工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在用工中为雇工提供合理的社会福利支持。

五、结语

本文以雅安市109份家庭农场农业雇工线下调研数据,通过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发现,就劳动权益保障而言,劳动报酬权、安全卫生权、社会福利是影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主观幸福感强度的主要因素。具体表现为,当雇工在劳动过程中报酬权以及社会福利得到保障时,会产生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其中劳动报酬权对于雇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加强烈。在工作过程出现身体健康受损或曾遭受重大伤害雇工,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下降。

参考文献:

[1]焦点访谈.我们村的新能人懂生产会经营[EB/OL].[2022-04-19].http://www.moa.gov.cn/xw/shipin/xwzx/202204/t20220420_6397055.htm.

[2]罗竖元.回顾与展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涵、测量与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理论导刊,2014(03):89-92.

[3]丁述磊.非正规就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8(04):57-67.

[4]田立法,刘艳阳.政府行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2):155-164.

[5]吴丽丽,方錄,方雪涵.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基于CSS2019数据的分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5(02):120-131.

[6]贾绪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7]桑林.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8(06):31-45.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四川省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组织支持感为中介变量”(项目编号:202110626044)。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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