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与国际传播的新境界

【内容提要】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正式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議。这是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第三个全球性倡议。本文回溯欧洲占取新世界、垄断全球性网络的历史，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梳理了旧时代国际传播秩序形成的基本原理，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在话语体系和历史境遇的对比中，理解全球文明倡议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历史意义，阐述了中国崛起给世界发展和国际传播秩序革新带来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传播

一

如何看待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是国际传播的基础问题，决定着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

在以“现代”命名的几个世纪之中，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性观念是按照文明等级序列的方式，将某一地域或族群的生活方式塑造为“至上光荣”的普遍模式，并以终结历史的期待去推动单一价值体系和垄断性传播网络的建立。

但正因为这种普遍性文明观念对单边规则的强调和对历史特殊性的排斥，它也不断制造出自身的反题：首先，那些将理性规制等同于权力控制的思想走向了后现代方案。他们在抵抗霸权性的普遍立法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却贬低了所有集体性革命与集体性建设的另类道路。在西方世界内部，他们是批判“主人意识”的先锋，而面对非西方世界时，他们反成为帝国体系最前卫、最隐蔽的拱卫者；其次，与后现代方案师出同门的后殖民方案，秉持“反现代性”的深沉忧思，以及对任何形式、任何理由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深切反感。他们的文化批判和带有甘地主义色彩的发展观念就像这些思想家的生活处境一样，始终游离于第三世界的发展现实之外；第三，保守主义的回潮，是对西方垄断性传播体系的思想救赎。它深刻洞察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尤其忌惮后现代思维对欧洲中心的批判和解构。面对西方世界内部的“反叛逆子”和外部的移民潮、恐怖主义和逐渐失去优势的发展竞赛，他们急迫发问：“我们是谁？”①，并以退守到西方文明阵营内部的姿态扛起了“文明冲突”的旗帜②。

面对这些逐渐过时、相互矛盾而又无法提出建设性方案的“旧思想”“旧势力”，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迫切需要找到新境界和新路径。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他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7月1日，全球文明倡议被写入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成为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一项基本准则。“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也被正式写入这一法律。

只有在话语体系的对比中，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才能认识到以上这些凝结着抽象价值观念的词句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历史意义。几百年来，文明观上的“优越论”与国际传播体系上的不平等和垄断性是何种关系？由此带来了怎样的隔阂与冲突？中国的崛起在客观上给当代世界的国际传播带来哪些变革机遇？我们又应如何在主观上找到推动变革的思想路径和规则方案？本文尝试在全球文明倡议的启示下，初步而简要地回应上述问题。

二

在欧洲基督教的历史上，“绝罚”（excommunication）是教宗惩戒异端的重要手段，意味着把某人排斥于信友共融群体之外。作为“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反词，“绝罚”意味着人类社会沟通传播的前提是内外之别和清晰划界。如果仅仅对“传播”这个词项的内涵进行抽象，我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互联互通和跨界融合，然而在国际传播的具体历史上，传播的问题却几乎总是以敌我划界、圈地占有、垄断控制为前提。在这里，抽象的传播概念不仅是脱离历史的空想，也成为遮蔽国际传播中排斥性与等级性的意识形态教化。在西方主导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中，只有确立了某种文明形态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划定“国际社会”的资格与标准，构造一套由野蛮到文明的进步阶梯，才能够展现“传播”一词内涵中的积极沟通与美好共融。

仿照卡尔·施密特对欧洲国际法的论述，我们可以对国际传播进行这样的概括：“五百多年来，从16世纪到21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结构都被一个基本的进程所左右，这就是对新世界的占取。”③正是在占取新世界的过程中，欧洲的思想家需要处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需要创造占取的合法性论述。在回答“为什么向野蛮人开战是正当的”这一问题时，16世纪著名的宗教知识分子、多明我会教士维托里亚（Francisco de Vitoria）将“传播”作为理由。他认为印第安人拒绝自由传教、自由旅行和自由交通贸易是欧洲人对其进行武力征服的合法性所在④。然而，在并无可能开展“对等交流”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自由传教、自由通商的辩护，实际上等同于将单一传播体系确立为人类沟通融合的前提，也等同于否认印第安人在宗教、文化和经济上具有外在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自主性。维托里亚的巧妙立论很快成为欧洲官方对征服行为所采取的最流行的辩护⑤，也开启了近代“干涉主义”的漫长历史。

在维托里亚自由传教论的背后，潜藏着欧洲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世界观念。《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巴别塔故事，它设想了原本具有共同语言的人类，因为修建通天高塔而遭到耶和华的惩罚，最终成为语言系统四分五裂、无法相互沟通的分散部落。这则故事的重要意义在于想象了一个人类原初形态中的单一传播体系。它意味着基督教版本的“大同”设想不是从差异性群体的交流互鉴出发，而是立志于同化流散各地的上帝子民，复原天下一统的沟通网络。用圣经故事来解析西方中心的传播观念未必恰当，正如在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21世纪的侵略战争之间建立实证性关联并不可能。但如果我们仅仅是加以类比，至少可以发现理解人类传播的一个反向思维：在中国传统的《易经》中，“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交通成和，万物化生”指向一种交互变化和差异互鉴方能生成宇宙万物的世界观念。只有在各自为主，相互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交通”（传播），才能带来和谐共融，并由此推动世间的繁荣。我们应该相信，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历史中，类似的理念遗产俯仰皆是，且都能够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益启示。全球文明倡议所倡导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正是在阅尽了近世以来世界的“等级、冲突、隔绝、同化”后，在传统政治智慧和现代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积极变革方案。

三

欧洲中心的“普世主义”，有其现世的垄断野心和坚实的物质追求作为基础。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欧洲思想的历程中是一场颠覆性的“空间革命”⑥。在传播的意义上，这一空间革命的核心就是重新发现“海洋”这种新媒介，并且发掘了它连接全球的特性。相比陆地，海洋是地理与人文的真空地带，一个天然的垄断通道，具有陆上传播不可比拟的效率优势、成本优势和安全优势。当欧洲人发现海洋联通全球这一地理事实之后，他们“第一次像把一个球体攥在手里一样了解了这个地球的实景和全貌”⑦，全球传播体系也由此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那时开始，欧洲人不再只用点对点连接的方式来看待跨地域传播，而是获得了一种普遍联通的网络思维和一幅全球性的战略地图。就像当下美国版本的国家安全观，不只是国土概念下的军事界限，也不只是“门罗主义”的周边辐射，而是加入了一个覆盖全球的网格控制，即一种不受距离影响的垄断性方案。

在这个意义上，“空间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媒介革命”。从此以后，海洋不再被认为是各种文明分享与互鉴的中间地带，不再是一个交通线路上彼此搭界、不断接力的无限空间，而成为一个有限的、闭合的，可以在理念上瓜分和控制的战略区域。在欧洲历史上，与“地理大发现”几乎同时出现的，是施密特所说的“全球性划界思维”（globales Liniendenken）。这是一种将地球整体作为自我财产来瓜分和占有的思维⑧。从教皇子午线和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年代开始，寻求对全球通商与通信网络的独占或瓜分就成为西方殖民力量的首要目标。对海洋航线的垄断启发了帝国主义者，教会他们如何对待此后的每一种全球性媒介——电缆通信、无线通信、新闻通信、卫星通信、因特网通信。与现代媒介技术演进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寻求用单一力量或者寡头协商的方式来控制国际传播体系的野心和偏执。

要想在历史生发原理上解释这种野心和偏执的来源并不容易。宗教与文化的因素或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却很容易出现循环论证的理论困境。另外，就像“中华文明历来不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这样的说法一样，单纯从主观方面进行说明，或者用过往事实来推断未来状态都不具有论证的完备性。

一些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被我们引证为欧洲扩张的内部政治经济动因，从而补足对国际传播垄断性的解释。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最早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国家就在不间断的战争中形成了军事强制力与资本创新力之间的紧密关系⑨，伊丽莎白女王与海盗群体之间的合作，伊比利亚国家与热那亚航海家之间的合作都是典型。到中世纪晚期，绝对主义国家逐渐崛起，战争和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军事能力开始集中于王权，金融資本开始介入战争生意，国家财政与军事科技研发、生产密切结合，逐渐形成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原型。由于超级金融体系和庞大军事工业的兴起，垄断资本的能力逐渐膨胀并不断在全球各地寻找新的创新和独占的空间。由此，宗教传播的热情、帝国扩张的野望、资本扩张的冲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国际传播体系加以垄断控制的强大动力。对于21世纪崛起的新兴大国来说，如果并不具备上述总结的特殊历史进程和特殊社会结构，不具备上述宗教、国家、资本之间的特定关系，就不能被有罪推断为具有“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倾向。那些局限在西方历史进程内部看世界的媒体和知识分子只懂得偏狭而武断地转嫁殖民原罪，不仅不能以开放的脑筋理解全球文明，甚至只能充当阻挡积极历史转向的舆论工具。

四

全球文明倡议与近十年来一系列有关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协同发展的倡议一样，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为寻求一个平等、开放、共同繁荣的国际体系而做出的积极努力。这些召唤历史变革的主观愿景，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客观角色相呼应，正在勾画和塑造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也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打开了新局面、新境界。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各国，尤其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投资建设，也参与了众多产业的本土运营，形成了覆盖全球的港口、机场、铁路、公路、通信、矿产开采、能源运输、城市建设、水电供应等各种产业的庞大网络。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区域性与全球性的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活跃的角色，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已经由内而外，发挥着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发展经验确立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确立为人类发展进步的一条成功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将“中国式现代化”书写进人类文明演进的谱牒，意味着对单极世界和单一方案的超越，意味着几百年来被着力塑造为普遍性道路、被书写为“历史哲学”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失去了原宗教旨的霸权席位。这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自身社会形态的、具有充分自主性的发展道路来说，无疑是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

然而，那些站在西方中心立场，对普遍文明观念和单一传播体系抱有痴心的思想，以及那些西方思想内部自视甚高的“反现代性”知识分子自然会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抱有强烈戒心。在中国问题上，他们空前团结，并十分难得地找到了共同的叙事策略。如今，“中国”这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舆论过滤装置，成为西方新闻媒体中各种谣言和负面评论的攻击目标。在严重缺乏实证调查和理性分析的情况下，“殖民主义”“债务陷阱”“锐实力”“非正式帝国”等概念轮番登场，不断在舆论上渲染恐慌情绪。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争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解释权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一项核心议题，也是中国参与国际舆论场的一项重大任务。

其实，公正、客观地分析中国在世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困难，只要我们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找准中国方案的客观处境和主要特征。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以政策性银行为主要经济依托，以国有企业为主要运营主体的中国海外投资，在资本类型和属性上显著区别于欧美的金融化投资和上市跨国企业。它不仅能够避免投机风险带来的灾难后果，而且更注重长期发展带来的可持续收益，这完全符合现阶段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需求。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国际资本撤出亚非拉国家的项目，而中国资本巍然不动，不仅承受住了短期阵痛，而且能够大力填补空缺，就是一个明显例证。此外，在发展中国家那些面向大众消费的投资中，欧美跨国企业往往瞄准高额利润，牢牢地把握着高端用户群体，而留给中国企业的机会经常是中低端消费市场，这恰恰使得普惠型覆盖成为中国企业的独特贡献。在移动通信、广播电视等重要消费领域，价廉物美的中国服务已经成为很多地区广受欢迎的中流砥柱，客观上有效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基层组织、国家统合与社会福祉。更重要的是，正是资本类型和目标市场上的差异，使得中国资本无法构成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之间的同类互斥关系，也就无法在他们之间达成卡特尔式的寡头垄断协议。换句话说，中国在客观上就不具备加入西方大国协调机制的属性，反而是制衡这一联合垄断机制的新兴力量。

中国的到来，使得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再完全依赖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而更多地考虑与中国企业之间的互惠合作。这一点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议价空间和自主性发展的能力。

从历史传统、国家性质、资本类型等各个方面来看，中国这个经历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光辉历程的20世纪新兴大国，经过独特的自主性经济与社会建设，发展为一个21世纪的经济强国，勇于承担各种国际责任，并以自身的经验和实力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助力，绝无理由被荒谬地与19世纪那些瓜分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霸权相互比较，同样也不能与一个后冷战时代具有军事工业复合体性质的、试图维系单极世界的腐朽帝国相提并论。

我们更应该将目光投向未来。正是在厘清了人类发展新观念的基础之上，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了“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原則，提出了“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从“倡议”的这些表述来看，处理和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关键在于“平等”，国际传播的新境界，关键也在于“平等”。这里的“平等”不意味着不承认大国与小国的能力区别，而是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尊重别国的人民选择、独立自主，不垄断、不限制，逐渐弥补国家之间、人群之间的鸿沟，最终达成世界人民之团结互助，达成齐物之大同。这提示我们，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应该超越简单的国家形象上的自我确证，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为规范和推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王维佳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Huntington， S.P.， 2004.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and Schuster.

②Huntington， S.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airs， 72（3）：22-49.

③Schmitt， C.， 2003. The nomos of the earth. New York： Telos Press： 101.

④Scott， J.B.， 2000. The Spanish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law： 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his law of nations.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145.

⑤Tuck， R.， 1999.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Grotius to Ka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5.

⑥Schmitt， C.， 2015. 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Meditation. New York： Telos Press： 47.

⑦ibid.：55.

⑧Schmitt， C.， 2003. The Nomos of the Earth. New York： Telos Press： 87.

⑨Tilly， C.， 1993.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990-1992. WileyBlackwell. McNeill， W. H.， 1984. 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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