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三影：故宫博物院藏钱选款《山居图》卷考辨

熊言安（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图1 钱选款《山居图》本幅，纸本，设色，全卷纵26.5厘米，横111.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一、问题的提出

《山居图》卷尾吴云跋曰：“亲家艮庵老兄过云楼藏有《山居图》卷，实为艺林希有之宝……设色古雅，用笔工细绝伦。间施金碧，其法乳直追王摩诘、李思训，而于画院刻画一派迥别。”[1]31当代书画鉴定界对此卷评价也很高，如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说：“画极工细而用笔带拙，此是钱氏常见画体。”[2]徐先生是书画鉴定界权威，他的看法直接影响人们对此画的认识。又据劳继雄先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载，1984 年11 月17 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对《山居图》卷进行了鉴定，结论是“真迹”。[3]1168之后潘深亮先生在《钱选书画辨伪》一文中说：“此图（《山居图》）用笔工细，画风秀逸、古雅……应是钱氏的真迹无疑，不愧为宝中之宝。”[4]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元画全集》则指出：“此图是钱选师古开新的代表作。”[1]268

孤立地看，《山居图》卷中的绘画、钱选款题、印章的水平较高，的确像是钱选真迹，但随着《元画全集》的问世，我们有幸看到较多的钱选绘画，能够系统地分析钱选绘画风格、款题书风、署名习惯、印章特点和用印组合方式等，进而对钱选绘画形成新的认识。通过此卷与《浮玉山居图》等钱选真迹对比，笔者发现，《山居图》卷中钱选款题书风与钱选真迹差距较大，而几枚钱选印章似是而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卷之外，还存在另一卷《山居图》，尽管二图后纸题跋人完全不同，然而二图中钱选款题却有一段文字雷同。这更加引发了笔者对《山居图》真伪的怀疑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二、卷中钱选款题与真迹书风不合

今传钱选书法皆以绘画款题的形式存在，较为可信的钱选款题真迹主要有钱选《浮玉山居图》卷（上海博物馆藏）、《花鸟图》卷（天津博物馆藏）、《白莲图》卷（山东博物馆藏）中的自题以及北宋易元吉《聚猿图》卷（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和赵令穰《鹅群图》卷（藤田美术馆藏）中的钱选题跋等。通过与这些“样板”比对，笔者发现《山居图》卷中的钱选款题应非真迹。

一是技法不熟，用笔不精。与真迹相比，伪作笔力较为孱弱，笔画粗糙，无轻重粗细节奏变化，感觉是模仿式书写，而非创作。二是字态不够美，结构显得较为板滞，正襟危坐，神采不足，如“惟”“爱”“寡”“鹏”“蒙”等字。三是章法较为松散。字字孤立无援，行行互不关联，气息不够贯通。而真迹行笔流畅，结字古雅，自然率真，书卷气跃然纸上。尤其是署款“吴兴钱选舜举”几个字，《浮玉山居图》卷、《花鸟图》卷中的钱选自题以及易元吉《聚猿图》卷中的钱选题跋中的“吴兴钱选舜举”都写得比较灵动自如，笔断意连，而《山居图》卷中这几个字却写得比较拘谨，上下字缺少内在照应（图2—图5）。

图2 《山居图》卷中钱选款题跋（伪）

图3 易元吉《聚猿图》卷中钱选题跋（真）

图5 钱选《花鸟图》卷自题（真）

三、卷中钱选印章应系仿刻

《山居图》不真还体现在款题后面几枚钱选印章中。钱选常用印章主要有“舜举印章”“舜举”“钱选之印”“希世有”“翰墨游戏”等，从钱选《浮玉山居图》卷、《花鸟图》卷、《白莲图》卷以及易元吉《聚猿图》卷和赵令穰《鹅群图》卷中的钱选印章看，钱选用印是比较固定的，其钤印顺序也是有规律的。款题后常钤三枚姓名印，依次为“舜举印章”“舜举”“钱选之印”。至于“希世有”“翰墨游戏”，则钤于本幅右下角，带有自藏性质。

乍看起来，《山居图》中几枚钱选印章与易元吉《聚猿图》卷、《浮玉山居图》卷、《花鸟图》卷中的钱选真印十分相似，且钤印顺序也是相同的，容易让人感觉是钱选真印。然若仔细比对，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先说“舜举印章”，伪印篆文左边的空白大于右边的空白，空间不对称，而真印左右空白大体相等，富有对称美。次说“舜举”，“舜”字的“夕”部两撇，伪印平行，真印下斜。“举”字上半部与边框的距离，伪印远，真印近。伪印上小下大，结构失衡，真印上下等宽，比例恰当。再说“钱选之印”，伪印布白缺少章法，如“选”和“印”靠得太近，给人以拥堵之感，而真印结构疏密有致，整饬而有变化。结字上，“钱”的“金”字旁，伪印上窄下宽，而真印方整斩截，与右边斜线形成呼应。“钱”的右半部，伪印下面两个“×”底脚平齐，而真印参差错落。“选”的走之旁顶上一横与“金”字旁底下一横，伪印平行，断开，而真印不平行，粘连。伪印走之旁结构较方正，而真印呈倾斜之势。至于“希世有”，伪印是铁线篆，线条匀称，而真印带有大篆笔意，线条浑厚，细中有粗。且此印钤于右上角，位置不对，真印钤于右下角。总之，《山居图》中的几枚钱选印章不仅与真印细节不同，而且篆刻水平与真印不可相提并论，应该是仿刻的（图6—图20）。

图6 《山居图》卷中“舜举印章”（伪）

图7 易元吉《聚猿图》卷中“舜举印章”（真）

图8 钱选《浮玉山居图》卷中“舜举印章”（真）

图9 钱选《花鸟图》卷中“舜举印章”（真）

图10 《山居图》卷中“舜举”（伪）

图12 钱选《浮玉山居图》卷中“舜举”半印（真）

图13 钱选《花鸟图》卷中“舜举”（真）

图14 《山居图》卷“钱选之印”（伪）

图15 易元吉《聚猿图》卷“钱选之印”（真）

图16 钱选《浮玉山居图》卷“钱选之印”（真）

图17 钱选《花鸟图》卷“钱选之印”（真）

图18 《山居图》卷中“希世有”印（伪）

图19 钱选《浮玉山居图》卷中“希世有”印（真）

图20 钱选《花鸟图》卷中“希世有”印（真）

四、此卷之外存在另一种《山居图》卷

今传本《山居图》之外存在另一种《山居图》，虽然这种《山居图》今已失传，但卷中题跋已被明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5]367-368和清吴昇《大观录》[6]459等古籍记录下来，题为《霅溪翁山居图卷》。

从文献著录看，此卷有可能是钱选真迹。主要理由有三：第一，《续书画题跋记》《大观录》皆著录了《霅溪翁山居图卷》，除了《大观录》多出开头一段评介，其余题跋内容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例如，卷中钱选第一段题跋，两书皆是“山居惟爱静，白日掩柴门。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鷃鹏俱有意，兰艾不同根。安得蒙庄叟，相逢与细论。此余少年时诗，近留湖滨写《山居图》，追忆旧吟，书于卷末。扬子云悔少作，隐居乃余素志，何悔之有？吴兴钱选舜举”。[5]367第二，《大观录》记录了此卷的材质、尺寸和画面内容：“牙色，纸本，高八寸，长四尺。用阔笔勾，绿染，略烘頳色，轻点苔。山顶晕霞气。树杂红叶，秋景也。下坡村落萧疏，剔小草丛花。碛石沙水萦拂，气象空旷。霅溪虽自得董源法，然仍伯驹家数。诸元人题在画后贉纸。”[6]459《大观录》是吴昇“萃其生平所见书画而成，类多煊赫有名之迹”，[7]说明此卷曾真实存在过。第三，除了以上两书著录，钱选第一段题跋还收录于清顾嗣立辑《元诗选》二集卷二，[8]陆景龙题跋收录于清张豫章等奉敕编《御选四朝诗·元诗卷》卷三十三，[9]杨彝题跋收录于清朱彝尊《明诗综》卷十三，[10]内容与《续书画题跋记》《大观录》所记一致，说明这些题跋是可信的。相反，故宫博物院藏《山居图》卷中诸家题跋除了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著录，此前未见它书著录。

基于RFID的物联网技术系统大致可分为“感知”、“网络”、“应用”3部分。其中，“感知”部分主要是由各类传感器及相关的传感器网关构成，如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摄像头、RFID标签与读写器等终端。在物联网系统中，“感知”部分就像人的眼睛、耳朵、鼻子、皮肤等，发挥识别物体与采集信息来源的作用；“网络”部分则是由各种有线或无线通信网路、互联网、私有网络、云平台等组成，该部分如同人的大脑与神经中枢，传递与处理由感知系统收集的信息；“应用”部分指的是物联网与用户的应用接口，通过与行业需求结合起来，实现物联网的智能化应用[2]。

《续书画题跋记》等文献著录的《霅溪翁山居图卷》题跋，为我们鉴别故宫博物院藏《山居图》卷真伪打开了一扇窗户。详见下表：

画题 钱选题跋 拖尾题跋者 备注山居图山居惟爱静，日午掩柴门。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鷃鹏俱有志，兰艾不同根。安得蒙庄叟，相逢与细论。吴兴钱选舜举画并题。俞贞木、刘敏、周傅、嘉言、傅伯生、徐范、陈弓、兰亭后人、会稽山人、止安生、朱新、周立、质生、陆宗美、翠屏叟、沈潜、萧规、周岐凤、谢缙、钱绅、张收、朱逢吉、松石道人、董其昌、顾文彬、吴云前卷“日午”，后卷为“白日”；前卷“志”，后卷为“意”。霅溪翁山居图山居惟爱静，白日掩柴门。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鷃鹏俱有意，兰艾不同根。安得蒙庄叟，相逢与细论。此余少年时诗，近留湖滨写《山居图》，追忆旧吟，书于卷末。扬子云悔少作，隐居乃余素志，何悔之有？吴兴钱选舜举。赵孟籲、古涪翁、牟巘、史诠、杨彝、陆景龙、张弼董元事江南李主，为北苑副使。米元章称其画在诸家之上。此卷今留王井西处，乃赵兰坡故物。余取其一二，摹以自玩，今复再见，如隔世然。骎骎老境，惟有浩叹耳。霅溪翁钱选重题。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二卷不仅拖尾题跋不同，而且钱选款题也不同。钱选款题，《山居图》卷中只有一段，而《霅溪翁山居图卷》中却有二段。《山居图》卷中款题与《霅溪翁山居图卷》中第一段款题的前半部分内容相同，都是“山居惟爱静”这首诗，只是略有几字不同。前卷“日午”，后卷为“白日”；前卷“志”，后卷为“意”。从诗歌艺术看，“白日掩柴门”从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二“白日掩荆扉”中化来，有陶诗遗韵，“日午”词意太质实，不及“白日”自然妥帖。

二卷画面内容也不相同。上引《大观录》提及《霅溪翁山居图卷》中“下坡村落萧疏，剔小草丛花”，而《山居图》中未见此景。又《霅溪翁山居图卷》中，多则题跋有关于“凫雁”的描述，如牟巘题跋中“疏林断岸，鸧凫辈杳霭灭没其间”，史诠题跋中“凫雁集平沙”，陆景龙题跋中“雁阵凫群落无数”，而《山居图》中没画“凫雁”。又《霅溪翁山居图卷》绘有高出树梢的“草楼”，如陆景龙题跋“何人卜居云半间，草楼高出苍树杪”，杨彝题跋“云里草楼方著书”，[6]459而《山居图》所绘则是几间茅屋掩映于林间。

题跋不同，画面内容也不一样，说明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山居图》。又《霅溪翁山居图卷》题跋中提到“此余少年时诗”，那么，《山居图》会不会是钱选“少作”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山居图》中“舜举印章”“舜举”“钱选之印”都有仿刻痕迹，“希世有”印章的位置也与钱选钤印习惯不符。倘若是“少作”，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藏《山居图》应非钱选真迹，卷中钱选款题当是抄来的，但究竟是抄自《霅溪翁山居图卷》，还是抄自钱选诗文集，抑或他处，目前尚难遽定。

五、《山居图》与《幽居图》在构图上呈逆向关联

从题跋角度看，与《山居图》卷关联最大的是《霅溪翁山居图卷》，而从构图角度看，与《山居图》卷关系最密切的则数钱选款《幽居图》卷。《幽居图》卷，纸本，设色，纵27 厘米，横115.9 厘米。徐邦达《古代书画过眼录·元明清绘画》载：“大青绿设色，略染金泥。岚树渔矶，村居、舟楫，云气以白粉勾绕山间。自题‘幽居图’三字，无名款，钤‘希世有’一印。”[11]画后有纪仪、纪堂、高士奇等题记，卷中有“吴廷书画之印”“孙北海氏珍藏书画印”“竹窗”“仪周鉴赏”“张伯驹珍藏印”等鉴藏印，著录于《庚子销夏记》《江村销夏录》《大观录》等，今藏故宫博物院（图21）。从收藏印和著录情况看，《幽居图》的出现应不晚于明末。从绘画风格、技法水平和“希世有”印看，此卷亦非钱选真迹。谢稚柳先生说：“疑不是钱选画，是旧的，当时人作，画中钤‘希世有’印与天津钱选花卉上所钤不同。”[3]1001其基本观点正确，然未必是“当时人作”。

图21 钱选款《幽居图》本幅，纸本，设色，全卷纵27厘米，横115.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幽”字有些残损，前人多误称《山居图》，并将此卷与滕用亨题名的《山居图》卷混为一谈，如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一《钱玉潭山居图卷》曰：“引首有滕用亨‘山居’二篆，后有思翁跋语。孙退谷《销夏记》载《山居图》称‘苍松老屋，树红云白，二人静对扁舟，想见高人胸次’者，即此卷也。”[12]按，孙承泽（号退谷）《庚子销夏记》卷二《钱舜举山居图》曰：“舜举与赵子昂同里，并在‘吴兴八俊’中。……予见其画颇多，独《山居图》为最，苍松老屋，云白树红，二人静对扁舟，想见高人胸次，觉子昂诸作终多翩翩富贵气象耳。”[13]其实，滕用亨题名的《山居图》与《庚子销夏记》所载《山居图》（徐邦达改称《幽居图》）并非同一件作品。虽然《山居图》所绘小舟中亦有二人，然而二人相向而坐，一人垂钓，一人扶桨，而不是《幽居图》所绘的“静对扁舟”之状。

与《山居图》对照，可以发现二图在构图上有一定的关联。谈晟广先生说：“此图（《幽居图》）与故宫博物院藏钱选《山居图》和《秋江待渡图》在构图、设色和主题上没有很大差别：一河两岸、青绿设色、渔舟渡人，只是勾勒山石的线条要比其他两幅硬斫。”[1]274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这两幅图在构图上思路近乎相反。

首先，二图中湖屿与岸边阜石、松树的呼应关系正好相反。《山居图》画面从中间向左岸延伸，而《幽居图》从中间向右岸延伸。岸边阜石上都有几棵松树，松树的画法也有几分形似。《山居图》通过长堤和小桥把湖屿和左岸连接起来，《幽居图》则通过小舟连通湖屿与右岸。其次，《山居图》左边长堤上的毛驴与右边湖面上小舟形成呼应关系，《幽居图》左边的有篷小舟与右边的无篷小舟形成对应关系。再次，二图中间部分，相同点是几叠青山矗立湖中，杂树葱郁，烟波浩渺，山脚下都有建筑物。所不同者，《幽居图》树林间画的是几栋楼阁，带有南宋院体绘画风味，而《山居图》树林间画的是几间茅屋，更符合文人隐居主题。最后，《山居图》中的山林画得比较简洁，水域面积占的比较大，意境比较空阔，文人画气息较浓，《幽居图》中山林画得比较繁复，水域面积占的比较小，画面较为质实，与宋画风格更为接近。这些关联既是隐约的，也是可见的。又，二图右上角都有“希世有”一印，线条和结构皆高度相似，进一步印证二图拥有内在联系（图22—图23）。

图22 《幽居图》中“希世有”印

图23 《山居图》中“希世有”印

从绘画水平看，《幽居图》远不及《山居图》，采取与《山居图》相反的构图方式，说明二者可能存在某种抄袭关系，但由于资料缺失，具体情况目前尚无法实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现象背后看到后世对钱选绘画的接受情况以及钱选伪作的流行程度。如果再联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钱选款《孤山图》与《王羲之观鹅图》的图式关系，以及《石渠宝笈》《石渠宝笈续编》等书画文献著录的多种钱选款《观梅图》情况，则反映出的问题更加明显。

六、《山居图》的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明初

虽然《山居图》不真，但是后纸第一跋俞贞木《山居记》应系真迹，考察此跋书法特征、印章特点、文图关联度以及作者生平，有助于弄清《山居图》卷出现的时间下限。

俞贞木《山居记》作于洪武三十年（1397）春上巳。从书法风格看，此跋娟秀流美，受王羲之、智永书风影响较大，与其作于洪武己巳（1389）春二月的《深翠轩记》卷书风一脉相承，如两卷中相同的字“能”“遂”“洪”“春”“独”“俞”“木”等，用笔和结构特点基本一致，只不过《山居记》比《深翠轩记》写得更加成熟。两卷中的印章“立庵”“包山真逸”也相符，故而此跋应系俞氏真迹（图24—图25）。

图24 《山居图》卷中俞贞木跋（局部）（1397年）

图25 俞贞木书《深翠轩记》卷（局部）（1389年）

从文图关联度看，《山居记》曰：“居水村而慕山林者，往往厌尘喧而乐幽僻，岂以山林为深静而喧嚣之所不到乎？此古之幽人清士每依山以结庐也。友人贾伯起居苏城之东北……近得钱舜举所画《山居图》，遂装褾成卷，来需余文以记。”[1]26题跋文字与本幅关系非常密切，说明俞氏《山居记》应非后配。

从作者生平看，俞贞木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字有立，号立庵、立庵独叟等，吴县（今苏州）人，“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其与苏州知府姚善谋议举兵勤王，南京失陷后郁愤积胸。以亲族犯法例连坐，逮至南京”，[14]建文三年（1401）病卒。《山居图》后纸第一跋出自俞贞木之手，说明《山居图》出现时间应不晚于明初。明代书画文献未著录此卷，或与俞贞木曾经谋议举兵勤王以及因连坐而被捕的经历有关，或收藏者惧祸，不敢示人，遂使此卷长期湮没无闻。

七、鉴定界对《山居图》真伪误判的原因

从钱选款题、印章特点以及题跋抄袭等角度看，《山居图》作伪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然而，不仅徐邦达先生等鉴定界前辈对《山居图》的真伪出现误判，而且当今学界也未见学者对此卷真伪提出疑问，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钱选绘画伪作出现时间早，数量较多，这给钱选绘画辨伪带来了难度。如钱选自题《白莲图》曰：“余改号霅溪翁者，盖赝本甚多，因出新意，庶使作伪之人知所愧焉。钱选舜举。”[15]可见钱选在世时就有大量伪作出现。又如赵孟跋钱选《八花图》曰：“右吴兴钱选舜举所画八花真迹，虽风格似近体，而傅色姿媚，殊不可得。尔来此公日酣于酒，手指颤掉，难复作此，而乡里后生多仿效之，有东家捧心之弊，则此卷诚可珍也。至元廿六年九月四日同郡赵孟。”[1]5至元廿六年为公元1289 年，十年后钱选才去世。赵氏题跋足以说明，钱选生前乡里后生伪造钱选画已形成风气。再如谢稚柳先生《伪作广播的钱选》说：“赵孟以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在当地的士人中颇有非议，与此同时，隐居乡间坚不出仕的钱选，作为一位与赵孟同为‘吴兴八俊’的技法全面修养极高的文人画家，在当地成了极有影响的人物。当时人们都千方百计要得钱选的画，钱选的假画由此而生。由于作法高明，蒙骗了不少人，使得伪作得以流传，被编入《石渠宝笈初编》等，并被收藏。”[16]这段话指出了钱选伪作大量出现的时代背景和技法因素，颇有见地。

其二，钱选青绿山水“样板”的缺失也影响了学界对《山居图》真伪的判断。钱选青绿山水师法南宋赵伯驹，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载：“（钱选）善画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师赵昌，青绿山水师赵千里，尤善作折枝，其得意者，自赋诗题之。”[17]不过，钱选绘画传世较少，其青绿山水更是少之又少。从《元画全集》看，留存至今的钱选款青绿山水主要有故宫博物院藏《山居图》《秋江待渡图》《幽居图》《孤山图》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王羲之观鹅图》《归去来图》等。如果将这几幅图进行比较，不难发现，除了山体皆染以青绿色，在绘画风格、款题书风、署款习惯、印章特点和用印组合方式等方面，这几幅图几乎找不到共性。这使我们无法确定究竟哪一件作品才是钱选青绿山水的本色，从而失去了通过与“样板”对照来辨别钱选绘画真伪的途径。

最后，在《元画全集》出现之前，鉴定学者们几乎没有条件将钱选绘画放在一起对看，只能凭经验判断真伪，而后纸第一跋俞贞木《山居记》不伪，印章也无问题，加之书画文献对钱选青绿山水的描绘比较模糊，可能影响了鉴定学者对《山居图》真伪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