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与形而上学：埃德加·温德的实用主义艺术史方法论

史 杰（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埃德加·温德及其《实验与形而上学》

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 1900—1971）（图1）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与艺术的权威学者，因受纳粹的政治迫害，于1933 年逃离德国。在之后的20 多年间，温德先是出任伦敦瓦尔堡研究院的副院长，然后是美国多所高校的艺术史与哲学教授。1955 年，温德被任命为牛津大学首位艺术史教授，由此他才长期定居英国直至1971年去世。[1]温德的两本专著《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神秘》(Pagan Mysteries in the Renaissance)和《艺术与无序》(Art and Anarchy)至今仍被广大读者反复阅读，从而奠定了温德在艺术史学界的重要地位。

图1 埃德加·温德

通常来说，学者们往往关注温德的艺术史学者身份，而忽视其也是一位哲学家。因此，我们在《实验与形而上学》(Experiment and Metaphysics)一书中遇到的是温德鲜为人知的一面，即他对康德宇宙学二律背反问题、物理学实验的形而上学地位以及非欧几里得式几何学和爱因斯坦时空观的学术关注与为人熟知的文艺复兴艺术研究相去甚远，当那些认为温德对哲学的兴趣仅仅局限于美学问题的学者得知他同时深入涉猎康德基本认识论问题和当代物理学与数学中的技术问题时，他们一定感到非常震惊。

温德在《实验与形而上学》的序言中表明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立场，这与彼时德国主流哲学家，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等人存在巨大差异。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不难发现温德试图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特别是“具身化”(-embodiment)概念，应用于对康德宇宙学二律背反的研究以及艺术史图像学实践，这种方法非常新颖。本文试图重构当时的历史语境，以解读温德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来源——《实验与形而上学》。

二、埃德加·温德的知识环境与思想形成

温德曾先后师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段丰富的求学经历使得多种哲学思想在温德身上发生强烈的碰撞与交融。有趣的是，温德的两位老师——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在1929 年针对康德哲学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达沃斯之辩。或许从这场辩论的语境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两种哲学思想的碰撞对温德研究《实验与形而上学》及其相关问题的影响。

1.谁之康德：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之辩

在1929 年的瑞士达沃斯，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主要从三大层面针对“自由与有限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辩，即“绝对命令是有限性的一个例证还是一种超越”“自由以及无限性如何可能”“有限存在者能否获得永恒真理”。[2]总体而论，达沃斯之辩聚焦于诠释康德哲学的本质与目标。从基本的哲学立场以及研究方法来看，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主要体现在卡西尔从认识论出发，以康德哲学的原初问题为立场，运用人类精神的符号创造力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形式力量来捍卫和扩展这一原初问题。而海德格尔基于存在论的立场，认为康德哲学的基本任务是“人类生存批判”，而非“纯粹理性批判”，并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和背后的新康德主义发起猛烈进攻。虽然达沃斯之辩彰显了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关于阐释康德哲学问题的不可调和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延伸了康德哲学本身的意义。[3]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达沃斯之辩标志着欧洲大陆新康德主义哲学的没落和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强势崛起。

《实验与形而上学》的主题是当代物理学的发展对康德的一般先验哲学，尤其是对理性二律背反的影响。[4]温德在其中发展出一种实验理论，以批评康德的立场，即形而上学问题永远无法得到回答。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超越表象进入实质，而温德反对我们只关注现象学问题。为什么这一问题此时与温德紧密相关？它如何融入当代哲学辩论？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自己更倾向于解释温德哲学的含义和价值。温德在《实验与形而上学》中展现出强烈的反康德倾向，这表明他试图融入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智性氛围之中。[5]39除此之外，他还在此书的序言中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目标，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哲学及其对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

正如上文所述，温德想与德国主流哲学保持距离。他说道：“在我看来，这部论著的不合时宜性便是最好的体现。”[6]63温德认为提供“明确的论点”和“确凿的论据”是论著写作的重中之重，因此他十分厌恶其理论反对者论证与分析中的蒙昧性质。[6]64这种对于思路清晰所提出的要求，显然是新康德主义者很难做到的。[7]215-236对此，温德建议他们这样做：

你们可以出于战争的需要而选择合适的武器，但你们似乎更倾向于站在制高点上观察自己即将干预的事态发展，向敌人卑躬屈膝，拜倒于他们的智慧之下，并幻想与之和平相处。[6]64

这句话又指向了达沃斯之辩，而在这场辩论中，面对气势逼人的海德格尔，卡西尔似乎无力与之进行激烈辩驳，他被温德形容为“总是无可挑剔的奥林匹亚人”。[7]219-220温德在为《实验与形而上学》作序时，希特勒等人已经掌权，他们迅速地推进所谓的“一体化”来管制德国大学。从1933 年4 月起，德国的犹太学者陆续被剥夺教职，这意味着作为汉堡大学一部分的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不得不关闭。同年12 月，瓦尔堡图书馆的图书、设备以及研究人员迁移至伦敦。温德将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共同作为这一时期德国哲学发展动态的参照。

海德格尔在早期对希特勒政权持认同态度，他在大学“一体化”后成为弗莱堡大学校长，他的就职演说还以鲜明的民族主义论调显示出强烈的政治企图心。毫无疑问，这位哲学家的公众口碑在他出任校长那年一落千丈。事实上，作为当时德国权威哲学家的海德格尔曾公开与新政权结盟，并试图将自己的哲学理论服务于政治。温德意识到了这些变化，并引用海德格尔的演说词以将之彰显：“作为上层建筑的民族精神世界并非是建立于文化层面之上，而是建立在实用的知识和武器之上。它们是保存尘世与血腥的最为深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如同内心的激动之情，具有最强烈的震撼。”

这表明，那时的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与民族社会主义所鼓吹的革命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8]1953 年，海德格尔将其1935 年的“形而上学概论”(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讲稿公开出版，其中他将疏远现代人与真实存在的技术的作用等同于内在真理和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他再次强调自己担任校长只是出于更好地应对大学在新政权领导下面临的新问题。无论海德格尔是何目的，他在校长演讲中为德国学术界所设想的民族主义目标都遭到了温德的强烈反对，而这种反对态度可见于1934 年版《关于古代遗存的参考书目》(Das Nachleben der Antike)中有关古代来世的序言。

2.何为“自由”

在《关于古代遗存的参考书目》的序言中，温德全面阐释了瓦尔堡的“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方法论原则，并将之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有关“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对比。温德在后面介绍了与这些研究方法相关的“象征”理论及参考书目的主题，他评论了参考书目中所呈现出的人文主义研究与当代社会现状的紧密性，提到了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法国有一群人仅在民族主义言论的背景下使用“人文主义”一词，这表明民粹主义强烈冲击了人文主义。[5]251温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这种人文主义理想的衰落与我们称之为“相对主义者”(relativist)的真理批判联系起来。

透过序言相关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文主义将温德对科学哲学的兴趣与其对所处时代的政治关注，以及瓦尔堡的文化史方法联系起来。卡西尔认为，温德在其任职资格论文《实验与形而上学》中试图发展一种实验理论，其中科学知识在心理层面上不完全是由象征形式来决定，它也没有因为海德格尔著作中真理的主观和特殊而遭到排斥。[5]11-62因此，拥有一种知识和真理的概念对于温德的哲学至关重要。由此可见，温德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利用物理学的发展来延伸人文主义的价值。霍斯特·布雷德坎普(Horst Bredekamp)认为，温德在接受达沃斯之辩所带来的思想影响时，将人文主义视为卡西尔保守的哲学与海德格尔激进的哲学相碰撞的产物。[7]221而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所研究的课题可以被形容为这种人文主义向更广阔文化领域的延伸，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人文主义的视角来考察温德的艺术史论著。

笔者认为，这篇序言可被解读为温德对海德格尔政治主张的强烈反对。当我们注意到其中有关彼时人文主义地位的评论时，不免会发现有趣之处，即温德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法兰西运动”的言论中含有反法西斯意味，这让瓦尔堡研究院的其他学者们对温德的勇敢赞叹不已。温德在《实验与形而上学》中指出，“自由”概念是卡西尔与海德格尔达沃斯之辩的核心问题。[6]64-65

从广义上来看达沃斯之辩，卡西尔着眼于新康德主义哲学思想，提出认识论是中心问题，而海德格尔使康德成为其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另类”哲学的代表人物。针对海德格尔有关康德的阐释，卡西尔承认“自由”也许是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这暗示了本场辩论的潜在主题：“如果有人将康德的全部著作纳入考量范畴，就会发现很多重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自由问题，而这一直是康德哲学的主要问题，即自由如何可能？”[9]对此，海德格尔反驳道，自由是否可能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不可知的。后来，卡西尔将自己和海德格尔的论战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关于自由意志(free will)主题的辩论相提并论。[10]

在很多人看来，达沃斯之辩中传统的唯心主义自由概念不再适用。[6]64对此，温德想要重新审视“自由”概念曾经建立起的宇宙学基础，这些基础可能早已破败不堪，但他的研究目标却变得十分清晰。先验唯心主义的前提之一是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这是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无法被经验所触及。这意味着人类在两种意义上是自律的，即人类无法接触到这种外部现实。在此层面上，人类与自由相分离，但人类可以在这种独立状态下自由地做出决定。自由意志不会简单地受控于宇宙，这个宇宙除了遵循其基本法则之外别无他法：“正是因为经验永远无法对此提供答案，所以人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6]65原则上，这说明这些所谓无法回答的问题中如果只有一个被证明可以回答，那么人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会受限，同时人类思想中的某些部分也不再独立于物理外部性。这恰恰发生于1917 年，当时的爱因斯坦思考了他的相对论对宇宙学的影响，并表明宇宙是否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这个问题，即康德的第一组二律背反可以作为一个物理学问题来回答。[6]65

温德就自己的实验理论与卡西尔所谓“自由思想”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些看法，而卡西尔对此深表反对。[5]32-34这种理论反对基于康德对物理因果领域和道德自由领域的严格划分，更重要的是，温德认为象征符号是理想化的，而卡西尔认为它在某种层面上是现实的。温德从实验世界和自由思想世界的分离中看到了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分裂的源头，由此人类自由这一重要问题也与学术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本节勾勒了温德的知识环境及其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在温德看来，传统的“自由”概念因其形而上学基础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展，而受到巨大冲击。除此之外，新康德主义者不愿或无力捍卫这种“自由”概念，加之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强势崛起，进一步冲击自由概念。海德格尔所发展的哲学理论处于民族社会主义兴起的背景之下，这严重威胁了温德所谓的人文主义学术研究愿景，而这种愿景与他关于科学实验以及经验、形而上学的观点相关。

三、埃德加·温德的实用主义艺术史方法论

如上文所述，温德的《实验与形而上学》是一部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与新康德主义传统决裂的科学哲学论著。温德在卡西尔有关物理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一套关于实验的整体理论，同时赋予经验事实以建构主义解释。这本书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关于实验概念的一般理论，而第二部分论述有关康德纯粹理性二律背反的实验概念的结果。康德认为二律背反有力证明了认识的局限性，他并未证明时空同时为无限或有限。对此，温德利用相对论中的时空概念来化解康德所认为无法解决的矛盾。

温德亮明自己有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相似之处的论点并非建基于新康德主义，而是立足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特别是皮尔斯的理论。[6]6在温德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实用主义倾向十分突出。他曾公开批评卡西尔的哲学，而卡西尔认为温德“可悲地陷入经验主义”。[11]

温德在1924 年到达纽约后不久，就结识了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胡克彼时在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门下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这无疑与温德的《实验与形而上学》相似。温德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来源是莫里斯·拉斐尔·科恩(Morris Raphael Cohen)所编辑出版的皮尔斯论文集《机会、爱情和逻辑》(Chance, Love, and Logic,1923)。温德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引用了它，并将之收藏于私人图书馆中。由此可见，温德通过科恩和胡克了解到实用主义哲学。这一时期的温德在学术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具体体现于教职论文《实验与形而上学》中，其中温德大胆借鉴了皮尔斯的理论。温德认为“清晰的”方法论在哲学上是必要的，因此他拒绝将新康德主义的科学知识概念转化为“无限任务”。[12]

温德通过诉诸其所谓的“判决性实验”(experimentum crucis)①判决性实验(experimentum crucis)是指在关于同一论题的相互对立的假说之间，能对这两种对立的假说起到“肯定” 一个并“否定”另外一个的判决作用的实验。来验证科学事实。[6]18他认为，判决性实验所检验的不仅是具体的科学事实，还是实验本身的系统基础。因此，温德建议这些系统要在实验过程中得到检验，要么被接受，要么被舍弃。在他看来，这一过程属于方法论循环，意指科学实验过程的循环是富有成效的。[13]

在1926 年的《实验与形而上学》中，温德首先承认了马尔堡式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然后声称“在诉诸事实时，我们都会倾向于对事实的形成负责任的系统”。在他看来，事实已然超越了其所在的系统。而温德的新康德主义老师潘诺夫斯基认为，事实只有位于一个本身是连贯的认知系统中时，才是可靠的。温德坚持认为，物理对象是对赋予它们意义的系统的测试。首先，温德展示了自己的图像学方法与潘诺夫斯基的有何不同。他认为，潘氏的方法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综合素养要求，而自己的方法更为基础。其次，温德在论述物理对象对于理解系统有何意义时，揭示了自己所说的“象征符号的具身化”。由此看出，温德在提喻和经验化的意义上使用了术语“具身化”。物理学家的仪器或历史学家的文献具身于它所参与的表现系统，因为在涉及该文献或仪器的任何探究中，它们代表了整个表现系统的物理实例的一部分。温德认为，部分与整体的这种经验化关系是无法避免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所有的探究都必须预设一个参考系统，以便使观察具有意义。二是一个系统的意义必然与该系统的经验可译性挂钩，与具身于具体实例中的可能性挂钩。

温德声称，一个特定系统的意义必然依赖于它能在世界上表现出来并对我们产生影响，这是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关键。正如伯纳德·布申多夫(Bernard Buschendorf)所指出，温德的“象征符号的具身化”改编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14]温德在《实验与形而上学》中标识了该格言的出处，并指出自己的方法与皮尔斯所倡导的方法密切相关。[6]6皮尔斯在《如何使我们的想法清晰》(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中敦促读者：“考虑我们所面临的对象具有怎样的效果，这些效果可能具备实际意义。那么，我们对这些效果所形成的概念就是我们对对象的整体概念。”[15]与这一命题相呼应，温德指出，一般层面上的意义必须以思想的物理表现为基础，因为只有那些个体的物理表现才能赋予思想以效果，从而使其具有意义。温德进一步总结道，象征符号只有在它们可以具身于一个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实验结果时，才是真实的。这一主张恰好与卡西尔的“符号不属于我们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们从属于完全不同的论域，自然事物和象征符号不能被归为一类。[16]很明显，温德否决了试图在底层结构中建立知识和意义基础的新康德主义方法论，提出抽象的思想只有进入个人经验之中，才能拥有意义。[6]41

温德本人看到了科学实验和艺术史探究之间的相似性。他认为，测试一种特定的科学解释或象征表现的想法同样适用于艺术史领域。正如他在《艺术与无序》中指出，对于一种科学解释的艺术相关性，有且仅有一种测试，它必须增强我们对艺术品的感知，进而增加我们的审美乐趣。事实上，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神秘》的结语“方法观察”(An Observation On Method)中为自己对特殊历史现象而非普遍历史现象的关注辩护。他最终得出结论，即共性可以被理解为对个性的简化，但不可能通过放大共性来理解个性。这一实用主义方法论体现于温德对提香《维纳斯蒙住丘比特的眼睛》(Venus Blindfolding Cupid)（图2）的图像学解读中，而温德的解读似乎被理解为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学解读的评价更合适。因此，本文有必要先呈现潘诺夫斯基的解读，然后通过对比提炼出温德的解读。

图2 提香·韦切利奥，《维纳斯蒙住丘比特的眼睛》，约1565年，布面油画，118×185cm，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

在《图像学研究》中，潘诺夫斯基通过将各个人物放入文艺复兴时期图像学和提香画作中已知的相似人物类型系列内来解读这幅神秘的寓言画。[17]165-169他着重指出了画中蒙着眼睛的丘比特和未蒙双眼的丘比特之间的对比，并表明这一对比是低级的、盲目的爱与其神圣的、哲学的爱之间常见二分法的一个具体实例。[17]95-106潘氏将厄洛斯(Eros)和安忒洛斯(Anterōs)的对比视为二元关系的表现，因此他能够将这幅画作解读为婚姻画。在此画中，中间戴着王冠的新娘，正被趴在她肩膀上的未蒙双眼的丘比特警告盲目的、单恋的危险。据潘氏所说，右边的两名女侍者象征着婚姻中的爱情与贞洁，显然盲目的丘比特用弓箭恶作剧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17]166他认为，提香的画作反映了新柏拉图主义理论的文艺复兴代言人如何像中世纪诗性爱情的捍卫者一样，坚决驳斥了爱情是盲目的这一信念，并使用了盲目的丘比特形象作为一个对比来衬托出崇高概念。[17]125

潘氏的这种解读从一开始就明确地阐述马西里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和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等人所提出的新柏拉图主义爱情理论背后的复杂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潘诺夫斯基在利用新康德主义认识论结构对这幅画作进行阐述的过程中，不断强调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系统性。潘氏对客观解释的主张依赖于这种系统性，如果新柏拉图主义的爱情理论不是一个合理的系统，那么他对这幅画作的解读就站不住脚。

作为潘诺夫斯基高足的温德，在其1958 年首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神秘》中明确地批评了潘氏的解读。温德通过一处重要细节，发现此画作与潘氏图像学二元结构的解读不符。他说道：“潘氏试图依靠以下理论来解释提香的《维纳斯蒙住丘比特的眼睛》，即被蒙住双眼的丘比特代表了一种轻浮和低级的爱情形式，主角有意地从中脱离，从而导致了潘氏不可靠的解读——‘画面中央的女人已经终止蒙住丘比特的眼睛了’，而根据她手指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出她依然在发力系紧眼罩。”[18]80潘诺夫斯基被迫将画面中央的女性打结动作解读为已完结的次要动作，以便将她肩上的丘比特视为这幅寓言画的主角。画面中，维纳斯的手明显地在对眼罩的尾端发力。由此，温德认为潘氏的这种解读不可靠。着眼于潘氏的图像学体系，这一解读意味着潘氏错误地确定了这幅画作的第一性或自然主题，并匆忙地将其置于类型史中，这似乎为他所声称的传统意义提供了一种固定的解释。

温德较为依赖自己对绘画本身直接的视觉经验，这种方法存在着脱离历史的风险，因为它最初的判断不是基于了解那个时期的图像或观念。他通过考察绘画本身，转向可能用来解释其特定含义的时期观念。事实上，温德并非将提香画作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彻底的考察与解读，他几乎完全专注于这幅画的一处细节，即提香对打结动作的刻画。同时，他对这幅画作的讨论只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神秘》中一个章节的开头和结尾出现，该章节主要讨论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对于俄耳浦斯思想的文本表达。将提香画作的创作年代断定为16 世纪似乎更准确，温德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他的这一章主要还是论述菲奇诺和皮科等人如何表明爱是盲目的。温德对新柏拉图主义理论进行了归纳，批驳了潘诺夫斯基对提香画作的解读。因此，我们将温德的解读理解为对潘氏图像学解读的评价更合适。潘诺夫斯基信奉结构的重要性，因为它有助于理解历史意义，这促使他忽略了菲奇洛和皮科对盲目的爱所作的论述，这种论述将揭示提香画作背后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二元性如何发展成为爱情理论的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神秘》中，“赞美盲目爱情的俄耳浦斯”（Orpheus in Praise of Blind Love）这一章节是温德检验潘氏论点的实验场，即温德所说的“判决性实验”。他在此将提香的画作视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潘氏认为，这幅画作最初的意义就在于这种历史整体。至此，我们会困惑温德的“判决性实验”究竟揭示了什么，他的解读较潘诺夫斯基是否更具说服力？

《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神秘》之书名巧妙暗示了温德的研究兴趣，即探寻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和图像中异教思想的遗存。温德关注基督教化了的新柏拉图论著中所遗存的异教神秘，关于这种异教神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皮科论著中的俄耳浦斯风格，尤其是他相信爱是盲目的且凌驾于理智之上。[18]54温德认为，提香对这幅画的中心人物的刻画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指出，画面中央的女性人物蒙蔽了她膝上丘比特的双眼，这并不意味着要在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爱间构成传统基督教式的对比，而是体现出菲奇诺的信念，即理智的爱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必须在欢愉中得到实现。[18]80正如温德所解释的那样，对那些受到异教启发的新柏拉图主义信仰者来说，盲目的爱是逃离理智清晰的概念陷阱的唯一途径，也是将自己交予“激情的冲动”的唯一途径，因为灵魂通过爱所获得的神圣美德要比知识获得的更多。[18]79

由此可见，潘氏的方法是确保绘画的意义与所谓综合的时代观念体系相抗衡，而温德通过此画作的中心细节呈现出与潘氏图像学解读的对立关系。通过在新柏拉图主义文本中重构俄耳浦斯思想来关注《维纳斯蒙住丘比特的眼睛》的中心细节，温德能较为直观地检验这幅画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反映了潘诺夫斯基所声称的历史整体，这一检验过程也鲜明地体现出实用主义艺术史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正如实用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讲求效果的方法论”那样，温德将任何特定对象的图像学解读简化为其可想象到的“效果”。虽然这一方法肯定会引发不少问题，但是它也有助于学者们检验温德对提香画作简要的图像学解释。

笔者认为，尽管温德在世时名声显赫，但很难说他与潘诺夫斯基享有同等声望。当评价温德的艺术史地位时，我们有必要指出他在BBC 瑞斯讲座的最后一讲“艺术与意志”中捍卫了个人意志在信仰和知识的构建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他断言，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意志否决“2+2=4”这样的命题，但我们的意志确实在与未知的对抗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他以高斯的数学为例，指出许多科学发现只是因为研究人员根据自己所认为正确的直觉行事才得以证实。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温德《实验与形而上学》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有意反对其所处时代的主流理论，目的是检验什么可被称作既定艺术史知识的形而上学。温德借助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来打破这种传统立场，同时致力于测试形而上学系统的实际效果。回顾温德的学术成就，我们应该记住他大胆的实用主义艺术史方法论，因为它提醒我们潘诺夫斯基的新康德主义方法论存在着固有的局限，以及艺术史研究中形而上学所固有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