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傻”不是笑话

朱莉·博根 高琦/编译

关于“孕傻”，你可能在电视上、工作场所或家长送孩子上学的场景中见到过；也许你亲身经历过，或即将经历，又或者遇到过有类似经历的人。这既是一种神经生物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弊病——我是指对于“孕傻”的偏见和误解。

当女性提到“孕傻”时，她们通常是在描述由于怀孕或生孩子而导致的走神、心烦意乱、健忘或手忙脚乱的经历。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示歉意，比如“很抱歉我把钥匙落在前门了！我在忙着买东西和带孩子！一孕傻三年！”等。显然，为人父母通常伴随着睡眠不足，尤其是在照看新生儿阶段，记错时间和任务是司空见惯的事。有证据表明，孕妇大脑中的灰质体积会永久性地减少，尽管许多专家认为这些变化更像是一种适应性的“调整”，而不是让人变得迟钝。

研究还表明，虽然父亲和非亲生父母的大脑也会随着育儿经历的不同而改变，但人们从未听说过爸爸“孕傻”——一定有某种神奇的“爸爸激素”使他们免遭这种痛苦。可能许多神经生物学变化是有益的，但“孕傻”从来就不是积极的。流行文化中充斥著这样的刻板印象：妈妈们就像《小鬼当家》里的凯特·麦卡利斯特一样，忙乱而健忘。她准备带孩子们外出度假，却在临出发的混乱中忘记了自己最小的孩子。现实生活中，当妈妈们在待办事项上犯了错，她们习惯用“孕傻”来解释或道歉。而在很多时候，真实的情况是，妈妈们的大脑在不堪重负时“短路”了。

《公平竞争》这本劳动分工指南的作者伊芙·罗德斯基说：“事实上，大部分‘孕傻是由压力造成的……因为我们背负了太多的包袱，承担了太多的认知劳动。”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女性每天做的家务也要比男性多出两个小时。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男女组合的家庭中，妈妈们在规划及管理孩子的日程方面，比爸爸们做得更多。疫情让情况变得更糟。数据显示，在病毒肆虐的最初几个月里，以前就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的母亲不知怎的又担起了更多的家务。一项研究显示，近一半的父母都反映压力变大了。发表在《家庭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更多的家务时间与更高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有关。一个人做的家务越多，皮质醇消失得越慢。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南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达尔比·萨克斯比说：“不管人们多期望把女性与家务挂钩，这种额外的压力负担都是不合理的。”

我自己的经历大概是这样的：疫情初期，我的女儿出生了，于是我的压力陡增。自那以后的两年间，我丈夫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做内科住院医生，而我则做了一份在家办公的全职工作，并且一个人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有一次，我漏掉了一个清单上的待办事项（庆幸没有酿成大祸），于是，我那一周将其他忧心的事情都盘点了一遍：我的全职工作、丈夫去工作时我得一连几天独自照看孩子、打电话到诊所咨询关于二胎孩子的问题、追踪那个两次送错地址的包裹、去杂货店、找人修理烘干机的通风口、检修扫地机器人……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令人精疲力尽，难怪当事情变得繁杂的时候，我就开始出错了。当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感到坐立不安、无端恐惧和肠胃功能紊乱。当我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必须阻止自己说这是“孕傻”现象。毫无疑问，我应该要求帮助，但我丈夫在医院的日程安排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唠叨的泼妇，我担心请钟点工会让我的家庭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这一切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教授杰西卡·卡拉尔科认为，所谓的“孕傻”是强加给女性不平等负担的产物，女性既要照顾孩子的生活，又要为整个家庭做好后勤保障，劳心又劳力。这是一种特别沉重的心理负担，它本质上是无形的，你无法为此制定日程，但它每时每刻都萦绕在你的脑海里，比如注意哪些生活用品快用完了，知道孩子们要吃什么食物，或者计划家庭度假活动并确保每个人都按时起床赶飞机。罗德斯基说：“管理一个家庭的认知劳动不比经营一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更轻松。”她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罗德斯基团队2016年至2018年间的访谈数据显示，受访的200名母亲在工作挣薪水的同时还要负责2/3以上的家务“统筹和规划”，她们每个人都有压力应激反应，比如因自身免疫失调而突发疾病或遭受失眠困扰。

过大的压力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身体状况。长期压力会引发严重的精神疾病，增加心血管负担并导致不良的分娩结果。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精神病学家克里斯汀·德雷克说：“我们不得不担心长期承受压力的女性的健康。”尽管生活在贫困和缺乏安全保障这种极端环境中的女性，与那些面对重要工作和有限育儿时间的女性所面临的压力截然不同，但压力对这些群体造成的影响可能有类似之处。对于那些被家庭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还经历着贫困等其他巨大压力的人来说，情况可能会更糟。当我们的文化将“孕傻”视为一句妙语时，它无视了女性正在承担的超负荷工作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事实上，大部分“孕傻”是由压力造成的，妈妈们的大脑在不堪重负时“短路”了。

《妊娠晚期》一书的作者、母亲权利团体“母亲协会”的联合创始人劳伦·布洛迪认为，虽然偶尔开个小玩笑并不会导致如今复杂的问题，但“孕傻”这个词巧妙地让妈妈们认为自己或彼此有问题。她说：“事实上，我们没有问题。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母亲的支持太少了。”

母亲原本不需要这样生活。例如，带薪休假被广泛证明不仅有利于新生儿母亲从身体创伤中恢复、适应新的责任，还可以让未经历生育痛苦的爸爸们在未来更多地参与育儿。如果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都休带薪假，这段时间就可以让家庭提前实践合理的劳动分工。许多与我交谈过的专家都提到，扩大产后医保的覆盖面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俄亥俄州谢克·海茨一家非营利组织的医疗主任金柏莉·贝尔解释说：“任何让女性觉得自己仍然是自身主人的事情都会提升她们的自我效能感。”社区可以建立母亲小组，让妈妈们能够在小组内得到支持和理解。伴侣可以通过进一步分担家务来帮助妈妈们。萨克斯比说，把养育孩子视为个人义务而非公共责任，是在“把母亲们推向失败的深渊”。

“孕傻”并不是什么无法弥补、无法逆转的母性症状，而是一个不支持母亲的病态社会的症状，即使她们无偿贡献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劳动。洛杉矶生殖精神病学家辛米·巴姆鲍斯说：“我们把各种期望都放在女性身上，这让她们受到了伤害。”“孕傻”不应该被默认为一种合理存在。“妈妈们总是在取悦每一个人，照顾每一个人的需求。” 巴姆鲍斯说，“我认为她们快支撑不住了。”

[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