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了吗

李季鹏 王宝娟

【摘要】以2010 ～ 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可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并且媒体关注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竞争能力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 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经济后果检验表明：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重赋能效益。异质性分析表明： 企业层面来看， 非国有企业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行业层面来看， 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赋能社会责任的作用更加显著。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度；企业竞争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8-0044-8

一、 引言

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 数字经济已成为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 以网络为主要载体， 通过应用各种新兴技术促使社会生产、 生活等方面发生深刻变革， 正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国家政策助推我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 数字化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 企业面临的风险增加，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传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已有学者基于技术视角研究发现， 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Lee等，2015；Andriole，2017；Li等，2018）。也有学者基于组织变革视角， 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将新型数字技术应用于组织流程、 产品以及服务创新， 推动组织变革的过程（Lee和Edmondson，2017；Ilvonen 等，2018；胡青，2020）。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路径（Vail，2021）、 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Nambisan，2017）等。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理论层面主要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 发展路径与未来趋势等， 实证研究主要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 企业金融化程度、 动态能力、 融资方式等微观因素以及政府创新补贴、 税收优惠、 金融科技等宏观因素均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关于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研究， 大量文献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 财务绩效、 融资约束、 股票流动性、 生产效率等经济效益的研究， 而对企业社会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少。在数字经济以及“双碳”目标背景下， 企业的经济绩效已经不再是衡量企业价值的唯一标准， 企业社会绩效日益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那么，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呢？鉴于此， 本文以2010 ～ 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进一步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绩效的赋能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从社会绩效的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效果的相关研究， 有助于企业重新审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多元影响， 促使企業高质量发展； 第二， 从外部资本市场的视角检验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作用机制， 揭示了媒体关注度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中的部分中介效应， 使两者关系的逻辑更加完整； 第三， 引入企业竞争能力作为调节变量， 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机制； 第四， 从企业层面与行业层面分析了异质性情境因素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果差异， 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赋能效应， 为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

Oliver（1942）最早提出企业社会责任（CSR）概念， 即管理者对公司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 包括伦理道德因素。Carroll（1991）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 包括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 道德责任和慈善。Aguilera等（2007）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表现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承担对环境及社会应负的责任。Aguinis和Glavas （2012）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承担环境、 社会、 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责任。20世纪80年代，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首次引入我国， 在2006年1月修订的《公司法》中， 企业社会责任首次作为专门的法律术语在我国立法中得到确立。2006年9月25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提出， 企业应承担对员工、 社区、 环境及股东等方面的义务。2009年前采取企业自愿披露CSR信息的政策， 只有极少数企业进行自愿披露。自从2009年实施强制披露CSR信息后，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CSR并发布CSR报告， 进一步推动了CSR在我国的发展。目前普遍定义为： CSR是企业对股东、 环境、 顾客及供应商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的义务， 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行为。

数字经济时代， 在一些学者从平台化履责（肖红军，2017）、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阳镇，2018）、 数字化时代企业社会责任（Wruk等，2019）等理论层面开展研究后， 有学者开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路径。肖红军等（2021）发现， 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弱化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赵宸宇（2022）发现，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服务转型升级来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且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加显著。申明浩等（2022）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通过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改进生产方式、 改善外部关系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并且在高技术行业、 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中更为显著。尚洪涛和吴桐（2022）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可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进而提升企业价值。以上学者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不同的内在作用路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外部治理水平促使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 企业在生产、 经营等过程中实现数字化， 便于将企业各环节的数据整合并存储， 能够有效避免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情况， 进而弱化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提高企业内部信息传递质量（信春华等，2022）。借助数字技术能够搜集到图片、 音频等承载的多元信息， 同时可将内外部海量的非标准化、 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标准化、 结构化编码输出， 提升了信息利用程度（吴非等，2021）。而且， 企业可以低成本、 高效率地使用有价值的信息（曾德麟等，2021）， 使企业有能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面临外部环境动荡时提升自身综合实力的一种战略选择， 周期长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优势及未来发展的良好态势， 增强投资者信心， 以此维持较低的融资成本， 企业有动机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祁怀锦等，2020）。信息透明度越高的公司， 其内部控制质量越好、 公司治理水平越高， 公司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肖作平和杨娇，2011）。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为推进信息孤岛互联互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降低了彼此沟通与协调的成本，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戚聿东和肖旭，2020）， 内部治理环境得到改善， 从而减少了股东的监督成本。可见， 内部治理水平越高的公司越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此外， 大数据技术提供的全面而丰富的信息使得外部分析师、 审计师和媒体等的预测更加真实准确， 提高了其监督能力。加之， 数据资源的可获得性增强了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关注与监督。外部监督的加强会迫使管理层约束自己的自利行为， 从而采取更加规范的行为。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更多的平台与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而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负有责任， 应该满足其相应的需求（Adams等，2006）， 所以企业会追求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企业受到潜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越多， 越希望得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那么， 企业在面临激烈的竞争时越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以获得良好的声誉， 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 而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增加会进一步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二）数字化转型、 媒体关注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媒体关注是指媒体对企业的运营管理行为、 企业绩效、 重大舆论事件等进行正面或负面的报道（肖红军等，2022）。随着时代的发展， 媒体的形式日渐多样化， 除了传统的报纸、 电视、 广播等形式， 逐渐涌现出网络平台、 微博、 公众号等新兴媒体。即使人们越来越青睐新兴媒体， 但由于传统媒体发布的信息更真实可靠， 因此其不会被淘汰。而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媒体关注度。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共享程度， 更容易吸引媒体。企业信息透明度越高， 说明管理层受到外部监督的压力越大， 外部监督会使管理者减少自利行为， 从而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 赢得良好声誉。媒体倾向于关注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 因为这样既能减少报道成本， 又能提高报道准确度。同时， 信息透明度越高， 说明信息可获得性越强， 媒体更容易获得企业相关信息， 从而提高对企业的关注度。另一方面， 企业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被认为是企业具有竞争力并且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这也会提高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

履行社会责任是我国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和金融体系以及制度尚不发达（Allen等，2005）， 仅仅依靠法律制度不能够很好地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Dyck（2004）研究了法律外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 为如何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新思路。一些法律外制度成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品（Pistor 等，2005）， 而媒体的外部治理与监督作用得到广泛认可。Dyck等（2008）认为媒体作为外部监督力量， 具有公司治理作用。Qi等（2014）研究发现， 中国新兴市场中媒体作为有效的外部监督能够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田高良等（2016）认为， 媒体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 可以有效缓解各种代理问题。而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具有密切联系， 两者具有共同的理论源头（高汉祥和郑济孝，2010）。已有研究表明， 有效的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肖作平和杨娇，2011；荆龙姣，2020）。因此， 媒体关注通过发挥外部治理及监督作用来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基于信息中介视角， 媒体能够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 有利于利益相关者全面了解公司， 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当公司被各利益相关者广泛监督时， 管理层实施自利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将变大， 因此管理者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基于压力视角， Weaver等（1999）认为企业面临外部压力会更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关注度高的公司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一方面， 社会公众通过媒体向企业施加间接压力， 管理层为了满足社会公众需求获得额外资源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 媒体关注度较高， 往往会吸引行政机构的介入（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 管理层为了避免违规后的行政处罚及法律诉讼也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基于声誉视角， 媒体引导着舆论， 企业为获得良好声誉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本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综上分析， 媒体关注促进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媒体关注度来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三）数字化转型、 企业竞争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构成企业竞争能力， 能够增强其市场竞争地位（Lenart，2014）。目前学术界关于三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其竞争能力的影响。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 其竞争力越大（张旭等，2010；寇小萱等，2014）。王核成等（2021）研究认为， 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提升竞争能力的过程即为数字化转型。张爽和何佳讯（2020）研究发现， 传统行业利用互联网思维建立数字化交互平台能够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但鲜有文献将企业竞争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来进行研究， 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企业竞争能力如何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竞争能力强的企业拥有更加稳定的外部投资， 抗风险能力较强， 能够承担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因此其数字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同时竞争能力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为了维持良好的企业形象也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而竞争能力弱的企业往往资源受限， 由于数字化建设以及社会责任投资需要资金支持， 企业为了维持主营业务而不得不削减这两种投资， 从而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积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 ～ 2020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为使结果更可信， 剔除了以下样本： 财务状况异常且亏损的样本； 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 被ST、 ?ST的样本。最终得到21739个观测值。CSR数据从和讯网获得， 媒体关注度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內部控制指数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 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库。为避免极端值影响， 本文进行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 并用软件Stata 17.0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二）变量定义

1.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CG）。以“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数字技术运用”五类特征词汇在财务报告中出现的次数衡量该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最终以五类特征词汇出现次数总和加1后的自然对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

2. 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CSR）。参照肖红军等（2021）的研究， 采用和讯网发布的社会责任综合评分来衡量， 该指标分别从股东、 员工、 供应商、 客户和消费者权益、 环境和社会责任五个方面综合考察， 覆盖面广， 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

3. 中介变量： 媒体关注度（Media）。参考陈云桥等（2022）的研究， 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新闻舆情”特色库。由于传统的报刊财经新闻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而网络新闻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因此采用内容中包含该公司的网络和报刊新闻总数加1取对数来衡量媒体关注度。

4. 调节变量： 企业竞争能力（PCM）。参考贾军和魏雅青（2019）的研究， 选取企业勒纳指数作为企业竞争能力的替代变量， 计算公式为： PCM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收入。PCM 越大， 代表企业竞争能力越强， 反之则越弱。

5. 控制变量。参考肖红军等（2021）、 申明浩（2022）等的研究， 主要选取资产负债率（LEV）、 现金流水平（Cash）、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企业年龄（Age）、 企业规模（SIZE）、 股权集中度（TOP10）、 产权性质（SOE）、 机构投资者持股（Ins）、 两职合一（Dual）、 高管持股比例（Mhold）、 董事会规模（Board）和独董比例（Indep）等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行业（Ind）及年份（Year）固定效应。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三）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检验H1 ～ H3：

CSRit=a0+cDCGit+Controlit+Year+ Ind+

ε it            （1）

DCGit=b0+aMediait+Controlit+Year+Ind+

εit                  （2）

CSRit=c0+c'DCGit+bMediait+Controlit+

Year+∑ Ind+εit        （3）

CSRit=f0+f1DCGit+f2PCMit+f3DCGit×PCMit+

Controlit+ Year+Ind+εit （4）

其中， Control为控制变量， 加入年份和行业来控制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ε为随机扰动项。模型（1）用于检验H1， 模型（1）、 （2）和（3）用于检验H2， 模型（4）用于检验H3。

四、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 CSR最小值为-3.580， 最大值为74.520， 标准差为15.857， 均值为23.980， 接近中位数21.630， 说明样本公司CSR履行情况存在很大差异。DCG最小值为0， 最大值为4.970， 均值为1.242， 标准差为 1.360， 说明各样本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不同， 有的还未进行数字化转型。Media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5.304和5.236， 最小值为1.386， 最大值为10.948， 标准差为1.039， 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被媒体关注但不同公司之间存在差异。PCM最小值与最大值相差较大， 说明各公司竞争能力存在差异。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无异常情况。

（二）回归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回归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 列（1）和（2）DCG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H1得到验证， 即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由列（3）可知， DCG回归系数为0.0819， 显著性水平为1%， 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媒体关注度。结合列（2）、 （3）和（4）并根据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温忠麟等，2004）， 可以判定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来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H2得到验证， 且中介效应占比为25.96%。通过Sobel检验， Z值为6.024， 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此外，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做法， 进行了Bootstrap检验， 中介效应依然显著。列（5）中交互项系数为4.9718， 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企业竞争能力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促进作用， H3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变量。关于被解释变量， 参考肖红军等（2021）的研究， 用润灵环球CSR作为社会责任的替代变量（CSR2）； 关于中介变量， 采用标题中包含该公司的网络及报刊新闻总数加1取对数作为媒体关注度的替代指标（Media2）。替换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

2. 年份子区间。2018年9月30日， 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强化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和信息披露要求， 有助于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之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 为排除特殊事件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剔除2019 ～ 2020年的数据， 以2010 ～ 2018年为样本子区间重新进行回归。

稳健性检验得出的结论与前文均一致， 说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由于篇幅所限， 稳健性结果并未列出。

（四）内生性检验

1. Heckman两阶段。考虑到积极履行CSR的企业可能会更加主动地进行数字化转型， 因此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样本选择可能不是随机的。为了解决样本自选择偏差问题， 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检验。第一阶段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关于数字化转型虚拟变量（DCG_dummy）的构造， 参考姜英兵等（2022）的方法将其按高于或低于年度中位数来表示， 高于中位数记为1， 反之用0表示， 并将该虚拟变量作为第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 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第一阶段的模型中继续回归。结果如表4第3列所示， DCG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在控制了样本自选择偏差后， 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2. PSM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还可能存在由于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此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处理遗漏变量的问题。参考张永珅等（2021）的研究， 以是否大于数字化转型中位数划分控制组和实验组， 选取资產负债率、 高管持股比例、 两职合一、 产权性质、 企业年龄、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股权集中度、 独董持股比例、 营业收入增长率、 现金流水平、 企业价值和董事会规模作为匹配的协变量进行Logit回归， 并采取1∶1最近邻匹配的方法进行有放回的匹配， 匹配结果满足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假设”， 即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配对后回归结果如表4列第4列所示， 与主效应结果一致。

3. 工具变量法。为了缓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由于双向因果关系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参考祁怀锦等（2020）的研究， 使用年度行业内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第6列所示， DCG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与主回归结论一致， 表明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 进一步分析

（一）经济后果检验

近年来，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被广泛关注， 大部分企业将社会责任的履行纳入自身的战略规划之中， 但是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 利润最大化依然是其追求的目标之一。企业进行数字化变革能够降低成本、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及创新能力， 进而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何帆和刘红霞，2019）。因此， 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参考何帆和刘红霞（2019）将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具有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重赋能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即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双重赋能效应。

（二）异质性检验

1. 企业层面异质性分析。

（1）从产权性质来看， 国有企业由于自身性质， 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自身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也更容易得到政府补助， 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小， 承受的业绩压力也较小， 所以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较弱。同时国有企业的各项经营决策可能会受政府影响， 数字化转型的效果难以充分发挥。而非国有企业面临着更大的业绩压力， 外部环境的激烈竞争迫使非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资源。相比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 发挥其社会赋能效应， 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由表6第2和3列结果可知： 在非国企，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 在国企，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

（2）从内部治理机制来看， 内部治理环境越好， 公司的资源越能得到有效配置， 进而有利于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越强， 此时企业会考虑进行数字化转型， 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相比于内部控制质量低的企业， 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IC）的代理变量。将IC中位数作为分类标准， IC指标大于等于中位数的定义为内部控制质量高组， 反之则定义为内部控制质量低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6第4和5列， 主效应的促进作用只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组中显著， 显著性水平为10%。

2. 行业层面异质性分析。

（1） 从行业竞争程度来看， 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 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企业之间会争夺市场上有限的资源， 并且面临着较大的融资约束和经营风险。此时， 企业会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 提高企业声誉从而获得更多投资者的信任， 进而获取竞争优势。而当行业竞争程度较低时， 企业比较容易获得市场上的资源， 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小， 此时，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会削弱。数字经济时代， 行业竞争越激烈， 企业越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来获得竞争优势。本文参考李顺彬（2020）的研究， 选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作为行业竞争程度的替代变量，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Xi为单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 X为该公司所属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N为行业内的企业数量。HHI越小， 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 反之亦然。将HHI中位数作为分类标准， HHI指标小于等于中位数定义为行业竞争程度高组， 反之定义为行业竞争程度低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7第2和3列， 主效应只在行业竞争程度高的组别中显著， 显著性水平为5%。

（2）从行业性质来看， 本文参考申明浩等（2022）的研究， 依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行业大类， 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频繁出现产品质量低劣、 环境污染等社会责任问题。相比于非制造业企业， 制造业企业对于履行社会责任而带来的声誉效应更加敏感。信息化时代， 制造业企业更需要积极参与数字化建设，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将企业竞争力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 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 相比于非制造业，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赋能效应更加显著。分组回归结果见表7第4和5列， 在制造业企业中，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在5%的水平上显著， 在非制造业企业中并不显著。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2010 ～ 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得出如下结论： 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媒体关注度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竞争能力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 结论依然成立。经济后果检验表明：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重赋能效益。异质性分析表明： 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 非国有企业、 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赋能社会责任的作用更加显著。

（二）建议

1. 企业要努力将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等各方面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赋能效应。数字化转型政策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企业应根据自身特征与实际发展状况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并且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也要注重数字化人才培养、 内部管理流程优化以及组织结构调整等， 使数字技术应用完美匹配企业转型需求， 降低企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 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的持续释放。企业要重视数字化转型在外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充分发挥媒体的外部治理作用促使企业提高社会绩效。企业应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实施，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需要企业高管与员工共同努力。企业应着力降低代理成本， 并为员工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而实现社会绩效的提升。同时， 企业也要着力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使数字化转型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2. 政府应着力打造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 助力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 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制定并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加大对数字人才引进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 为企业数字化建设提供支持与保障。其次， 政府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点， 更好地引导并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建设。尤其是对于处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 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以及非制造业企业， 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等， 以鼓励这些企业积极响应数字化转型政策号召进而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最后， 当前数字资源已成为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 政府应优化相应的数字化安全体系建设， 解决数据安全问题， 促进数据资源共享， 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 媒体应当积极发挥舆论监督职能。媒体应客观公正地报道企业的真实情况， 正面宣传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对于社会责任缺失的企业、 违规操作企业给予负面报道， 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 进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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