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 盔

周拥军

一

刘正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好一阵子，他才判断出声音来自哪部电话。刘正的桌上有三部电话，三部电话三种颜色：一部黄色、一部红色、一部蓝色。黄色的接112，红色的接指挥中心和县局领导办公室，蓝色的哪里都接。电话响前，刘正在做梦。他很少做梦，每回趴在桌上就睡，根本就没机会做梦。但这回他的的确确是做梦了，梦到了老娘。梦到老娘时，他才想到，自从调到事故处理中心，就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了，也没有星期五了，天天都是星期一。事故可不看日历，它想什么时候发生就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管白天黑夜。事故处理中心的同事只能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人一闲下来就犯困。工作太忙，刘正好长一段时间没回乡下看老娘了。在梦里，老娘在喊他吃饭。他小时候野，野到常常忘了吃饭，要老娘满世界喊。老娘喊他吃饭的声音一直印在脑海里，每次梦到老娘，老娘都在喊他吃饭。醒来时，电话还在响，不过的确是有人喊，喊他的人不是老娘，而是隔壁的同事小张。小张的声音又尖又细，扎得人耳朵生痛，和老娘温和、亲切的声音完全不同。小张说电话响好一阵了。响的那部电话不是连接112的，也不是连接指挥中心的，是蓝色哪都连接的那部。电话接通时，里面说，我是袁新法。听到这个声音，刘正的头就大了。在交警大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忙，就怕袁新法。

袁新法不是农民，不是工人，不是个体户，更不是干部，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没正经读过几年书，也没有正经工作，却天天比大湖县县长都忙。他每天不是打电话就是接电话。他有一张特殊的关系网，这张网连结的群体复杂：医院、保险公司、法院、交警、的士车运营公司……各个系统都有涉及。全县范围里一有交通事故，就有人给他打电话。一接到电话他就马上往现场赶，反应速度比112、120都快。他口口声声为老百姓做主、为老百姓发声，只是他一掺和，老百姓就发不出声了，全是他在发声。他一掺和，简单的事情就复杂了，复杂的事情则更复杂，原来几个工作日能处理好的事，他一掺和，几个工作日肯定处理不好，不拖上几个月，他不会放手。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公文皮包，那种包在十多年前流行过，县城里几乎每一个科以上领导干部都配了一个，但现在已看不到有人用这种包了，还在用的不是退下来好些年了的老同志就是袁新法。袁新法没有包不行。他的包里装着几样重要宝贝：一副眼镜、几本法律书。他有两副眼镜，一副近视，一副远视。两副眼镜总有一副戴在眼睛上。法律书也总有一本在他手上。他读书不多，但法律书经常读。他读法律不全读，只读管用的。他读得最用心的是法律上提到数字的条款，数字条款里，他又只关心那些不确定的词，如多少万到多少万中间的“到”字，或多少万以上的“以上”两字。有了“到”，就可多可少；有了“以上”，就可以拼死力争。他掺和老百姓的事，总要得到点什么。他开始不作声，处理结果出来了，大家都没意见了，他站出来提意见了。他说还可以争一下。争得有合法身份，他就和人家签委托代理书。争得的部分，给受害者家属一部分，自己一部分。这些事，他掺和前都有约定。家属一般不会有意见，也不会举报。如果处理结果完全满足了“到”，满足了“以上”，实在没法争时，他就鼓动家属拖。拖的同时，不断安排“家属”代表上访。上访的当然不会全是家属，上访的人是精心策划的，没一个男的，全是女的。也没一个年轻的，全是老的少的。上访的时间也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大早，先去肇事者家，下午快下班时去交警大队，晚上再去保险公司。上访时千篇一律，见人就哭，哭得全世界的人都头皮发麻。这一套办法有奇效，往往坚持一个星期，不是肇事者顶不住了，就是保险公司顶不住了。反正有人让步，有人让步了就好说了。遇到脾气倔的，你哭你的，反正不理，他就来绝的：找一个年纪大身体不好的“家属”，躺在担架上抬到肇事者或保险公司负责人家，连人带担架搁在人家家门口，不哭不闹，只喘，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样喘上一天，就没人能顶住了，只能坐下来谈。

刘正不愿跟袁新法打交道。但法律没有限制袁新法找刘正，也没规定袁新法不能当受害者家属委托代理人。袁新法每次来找刘正从来不问刘正有没有空，也从不看刘正的脸色。刘正拿袁新法没有办法，他的电话不能不接，还不能敷衍，他语气稍有点不耐烦，袁新法就会搬一本法律书来办公室找茬。找得最厉害的一次是袁新法把刘正接电话的录音发给主管副局长了，副局长的声音马上从红色电话机里传了过来，把刘正狠狠训了一顿。从那以后，刘正听到袁新法的声音，就像喉咙里卡了一根鱼刺一样，那种吐不出、吞不下的滋味特别难受。

袁新法找刘正不是问案子，而是报案。他说他看到一个骑摩托的，没戴头盔，发了疯似的在街上跑，得管管，不管会出大事。涉及头盔的事得管，也正归刘正管。刘正难得听到袁新法正气凛然的声音，这声音和他平常的声音完全不同，尽管他的语气没有一点尊重的味道，但刘正听得下去。他一边说：“好的！好的！”一边想，这袁新法也不一定无药可治。刘正不敢耽误，跑到隔壁的指挥中心，找人打开监控，找到袁新法提到的那条街。那是一条老街，老街是相对新街而言的，老街以前有名字，但没几个人叫。全县城就只一条街，乡下人进城不叫进城，叫上街。街是老街的专称。后来新街一条接一条修，老街却几十年没动过，老街就成了它的专用名字。老街气派不如新街，但人气不低。刘正一眼就看到袁新法说的那辆摩托车了。那人的确没戴头盔，头发湿漉漉的，上衣有年头了，看不出颜色，摩托不算太老，看不出什么品牌。看到他时，他的速度慢下来了，他在一家银行门口停了下来，支好摩托后，拎着一个同样看不出颜色的包走进了银行大门。那家银行是老街上唯一的一家银行。前身是农村信用社老街分社，现在换了招牌，改称农村银行老街分行。刘正联系指挥中心，让他们告诉附近的交警，拦截这辆摩托车。

在县城里，摩托车像五十三岁的公务员一样退二线了。县城里的公务员满五十三就“另有任用”，就是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不论当局长还是副局长还是股长，不论称不称职，不论愿不愿意。没办法，后面一大群年轻人在等着，年轻人的晋升空间太窄，得想办法让他们上来。下来的局长副局长股长离退休还有好几年，不能全退，还得安排干点事，但不负责了，大家都称退二线。摩托车退二线不是因为年龄，也不是因为职位，是因为小车多了。几年前，满大街都是摩托，双轮、三轮嘶吼着到处跑。最近几年，小车多了，买小车的大多是暴发户，后来不光暴发户买，寻常百姓、普通干部也买。暴发户买进口豪车，寻常百姓、普通干部就买国产便宜车。习惯了坐车，车就成了县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前大家去趟超市、电影院或是看个老朋友，总是选择步行去、骑自行车去，大方点的就叫个摩的，一脚油门就到了。现在，不步行了，不骑自行车了，更不打摩的了，直接开车去。不开车总觉得对不起车，也对不起马路。摩托就退二线了。骑摩托车的不是进城打工的就是城里年纪大的，城里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愿骑摩托了。进城打工的、城里年纪大的人骑摩托都不愿意戴头盔。头盔沉，戴在头上像压着一块砖，那玩意儿还没地方放，下车时，拿在手上不方便，挂在车上，转身就被人拿走了，费钱也受气。就是因为不习惯戴头盔，城区交通事故死人案一直居高不下。小车是铁包皮，摩托车是皮包铁。小车挨撞有铁皮车身挡着，人不太容易伤着。摩托车挨撞就倒，头部着地的概率高。头不比鐵，着地就麻烦了。不是颅外伤，就是颅内伤。不论是颅内还是颅外，运气好的躺几个月会好，运气不好的，躺几个月就没了。最不好的是好也不好，没也不没，就这样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把所有的人都要急死。发生一起这样的事故，事故处理中心就会忙得焦头烂额。不仅要对付医院、家属、保险公司，还要对付袁新法。事故处理中心搞烦了，交警大队长搞烦了，公安局长也搞烦了。局长亲自提议，搞一次“头盔行动”。对不戴头盔的摩托车司机，见一个抓一个。抓了两个月，交警大队停车坪停满了摩托，实在停不下了，行动才收手。“头盔行动”效果好，事故重症率直线下降。媒体一报道，上面很重视，县里很高兴，大会小会表扬公安局这个事搞得好。局里的头也很高兴，除了表扬交警大队，还重用了一批一线交警。刘正就是因为“头盔行动”露了一手，进了局里领导的视野，才从“压马路”调整到事故处理中心来的。

指挥中心的指令及时下达了，但接到指令的交警小陈没有及时赶到，小陈前段抓摩托抓得心力交瘁——抓一台摩托，除了摩托车司机跟过来，还会跟过来一个个电话。一个电话一个面子，人家的面子贴过来，你总得应付下，应付不好会得罪一大片。“头盔行动”时小陈没法应付好，正在风头上，谁应付谁挨骂，一次“头盔行动”，小陈在街上多了一片冷面孔。“头盔行动”结束后，小陈抓摩托的动力没有了，偶尔看到，只提醒提醒就放行了。来自指挥中心的指令他不敢敷衍，他答应得很干脆，但行动时，慢了几拍。等他赶到老街农村银行时，摩托车不见了。电话打到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的监控里也看不到那辆摩托了。

开摩托的不是别人，是袁新法的“老朋友”。袁新法看到他在老街上跑时，一眼就认出了他。袁新法对他的印象太深了，深得恨不得深深地咬他一口。他叫屈小平，无论怎么算，他都算不上大人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如果不是一件案子，袁新法永远不可能结识屈小平。他和屈小平结识是因为世纪城。世纪城是县城的一个大项目，县里明确了一个大领导任指挥长。大项目里面有公寓，有大商城，有大酒店，和生活休闲有关的项目要什么有什么。大项目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屈小平算不上大人物，也和世纪城没有一丁点关系，但他是全城包工头都认可的农民工。他不仅有力气，还舍得下力气；不仅舍得下力气，性格还特别好；不仅性格好，还带得动人，别人叫不动的人，屈小平一个电话，说什么时候到人家就什么时候到。没他在，工程不见得做不好；但有他在，保管又快又好还省心。这样的农民工，没有人不喜欢。世纪城的包工头找到屈小平时，屈小平正穿着一件破夹克在另一处工地上忙。包工头看了半天，就等屈小平扫他一眼，他好接住他的目光开口，但屈小平就是没扫包工头，他沉浸在属于他的工作中。包工头等不得也不想等了，一把拉了他就走。包工头开出的工资不低，屈小平没有理由拒绝。他带着他的农民工兄弟在世纪城干了一年半，工程扫尾时，出事了。工地上的脚手架倒了，他带的一个兄弟也倒了，倒的位置不好，恰好倒在脚手架下面，脚手架上的一根钢筋直接穿透了他的胸膛，没等救护车来，人就没气了。负责事故善后的是工程项目部，委托代理方开始是包工头，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变成了袁新法。事故处理得非常成功，包工头说，死者家属可获得七十万的赔偿。这笔钱在农村算是一笔巨款了，家属也没什么意见。整个处理过程，袁新法和屈小平都没什么交集，他们像两根平行线，一个在工地上忙，一个在和项目部打交道。交集的那个点非常特殊，就在项目部。屈小平去工程项目部是去结算工钱，包工头说要他去签个字。字签完了，本来他可以走了，但袁新法进来了。袁新法进来就说：“老弟，我的办法不错吧，不是我，事故处理能赔九十万？”袁新法不认识屈小平，他自然不是冲屈小平说的，包工头一听，脸马上黑了，他知道出大事了。袁新法也反应过来了，他看见了屈小平，看到屈小平后面的话就没说了。不过，当时啥事都没出，屈小平装作没听明白。第二天，他找到了项目总指挥。总指挥是个明白人，他一听就明白了。总指挥交代，赔偿款直接转到死者家属账户，不允许任何中间人代办。死者家属最终获得的赔偿金比包工头说的整整多了二十万。从那一天起，袁新法就死死地记住了屈小平。

屈小平从来没有星期几的概念。他今天上街是为了取款。他身上揣着五六个存折，全是工地上工友的工资。工程搞完了，工资打到了各自的存折里，这一次合作就算结束了。存折上只是一个个数字，和现金还差一道手续，那道手续要去银行完成。银行里规矩多：要戴口罩，要扫二维码，要排队。工友们愿意挑两百斤的担子上二楼，但没一个人愿意去银行规规矩矩排队取钱。他们都将存折交给了屈小平，托屈小平去银行取点现金来应急。要过年了，家里没现金，年就不好过了。

屈小平动身时没想今天星期几，工友们等着他的钱买年货，他只想快点取了钱给工友们送去。工友们是他叫来的，他没有理由不帮人家这个忙。他性子急，一急就忘事，摩托车跑了好一阵，下雨了才发现没戴头盔，那时，他犹豫了一阵。他知道县里前一阵抓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的，但他也知道现在放松了。好几个工友跟他说过，哪天哪天没戴头盔啥事没有。雨越下越大，他也没心思想头盔的事了，没办法，他只能加速，把一台钱江150骑出了越野吉普的效果。银行的工作人员没在意他湿漉漉的头发，也没在意他十天半月不洗的工装，更没人说他没有戴头盔。他们很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掏出一堆存折，再跟工作人员说时，人家的态度变了，变化的速度比钱江150还快。人家说，这么多人的存折，为什么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呢？人家还有些话没说出来，从屈小平的衣着看，怎么都像順手从别人家里掏摸东西的人。屈小平不服气，找到行长，行长倒是没说怀疑他，只说今天周六，银行网络升级，办不了业务，必须周一来。还得存款人本人来。这下，屈小平没脾气了。他不是技术员，搞不清银行是不是在升级网络。正在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他长期合作的包工头打来的，电话那头很急，说有急事找他，让他快回家。屈小平对这个包工头的印象不错，这个人的事得认真对待。憋着一肚子气，他跨上摩托冒雨跑了。

二

星期天的上午，万凌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作为一个痕迹鉴定专家，他的日程表里也没有双休日，没有白天黑夜。最近他参与了一桩杀人案的侦破。大案发生的时间几乎全在晚上，他是案件发生后第二天赶到现场的，赶到现场时，现场的痕迹已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案件负责人很抱歉地对他说：“现场保护做得不好，线索都断了，只能看你们专家的了。”

万凌云从没把自己当专家，他也从来不迷信专家。读过福尔摩斯的故事的人，都崇拜福尔摩斯的分析推理能力，万凌云也崇拜，但他从不去分析和推理，他学的是痕迹学，他的任务是把现场所有的痕迹都找出来，一一标记后交给专案组。他不管推理，也从心底里排斥推理。鉴定前，他从来不听推理专家的案情分析，他认为，这些分析只会对鉴定产生误导。一进入现场，他的眼中就没有案情了，只有现场和现场冷冰冰的痕迹。工作时，他靠的是眼力，但他也不完全相信眼力，他有他的一套工具，那套工具很昂贵，也很齐全，有了这一套工具，人为的、自然的痕迹就一一在他眼前露出原形了。他在案发现场连续工作了二十一个小时，终于发现墙壁上有一处颜色比其他地方深一些，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在这里擦了一下。那个位置刚好在门后，不细看，很难发现。墙上的擦痕很常见，家有小孩的，这样的擦痕更常见，这处擦痕没有引起专案组的注意，但引起了万凌云的注意。仪器下，擦痕的成分显示出来了，是人造革。万凌云忙完就睡了。他只管痕迹鉴定，从痕迹上推理是专案组的事。

电话就是专案组负责人打来的。他说：“你真神，我们从离案发现场几百米处的一处监控记录中发现了三个与人造革有关的人。两个提着人造革的包，一个穿着人造革的夹克。经过突审，穿人造革夹克的那个是主犯，提人造革包的两个是从犯，是典型的流窜盗窃杀人。”

对万凌云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二十一个小时的劳动没有白费。他刚想再睡会儿，电话又来了。这个电话他没法拒绝——打电话的是刘正，是他的发小。

万凌云睡眼惺忪地赶到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时，停车棚下停放着两辆车：一辆钱江150摩托车，一辆皇冠小车。刘正介绍案情时说得很简单：“活不难，就是证明皇冠小车撞没撞钱江摩托，别指望行车记录仪，我们查了，坏的；事很急，越快越好；经费不多，莫指望赚个盆满钵满。”说完刘正就走了。他不能不走，办公室还挤着一堆人。

办公室那堆人领头的是袁新法。他们昨天在办公室闹了一天，一大早又来了。袁新法没出现前，发生在星期六上午的是一起情节极其简单的交通事故。钱江150车速过快，滑倒了，人倒在地上，巨大的惯性下，倒在地上的车子滑行了十来米。现场有两个目击证人，目睹了事故全过程。一个证人是环卫工，他说摩托开得像火车一样快。另一个证人是附近指挥货车拉土的包工头，包工头说摩托滑了一下，扭起了秧歌，没扭几下就倒了。这时，一辆皇冠恰好经过，皇冠在离摩托三十来米的地方停下来，一个中年人下了车。中年人赶紧给120打电话。雨还在下，他又跑到运土的货车上找了床旧毛毯和一件雨衣，盖在摩托车司机身上。不到十分钟，急救车到了，摩托车司机被送走了。不到二十分钟，112的警车也到了，摩托车也被拖走了。

皇冠车、两个目击证人被带回了交警大队。问过话，正准备放人放车时，袁新法出现了。袁新法是来问摩托车的情况的，他还不知道他死盯的钱江150出事了，他是来问钱江150的摩托车司机抓没抓到。他的作风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有结果。袁新法一出现，情况就复杂了。刘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袁新法从一个角色无缝转为另一个角色。袁新法一进交警大队就看到了那辆钱江150，但他没看到屈小平。了解情况后，袁新法一刻都没耽误就往医院跑。屈小平被送进了手术室，正在抢救。医生说，很严重，要做好醒不过来的思想准备。手术室外围着一堆亲属，女的围在一堆哭，男的在走廊走来走去。袁新法没问屈小平的伤情，只说，这就是一起责任事故，肇事的就是皇冠车司机。他见没人理他，他的火上来了，他看着一堆人吼：“皇冠没撞摩托，摩托为什么滑那么远？他为什么主动打120？”两个问题还没问完，医院走廊里的那帮亲属就跟他跑到了事故处理中心。事故处理中心成了闹市，不是吵闹声就是哭声，没一句听得清，但又不得不听。刘正实在没办法了，他不能放任事态发展。他只能拿出他的杀手锏，向上级申请做痕迹鉴定。

万凌云的鉴定结果星期天晚上十一点才出来。案子本身不复杂，痕迹鉴定也不复杂，撞击的痕迹和摔倒摩擦的痕迹极易分辨，摩托车车况不错，保养得好，车上新旧印痕清清楚楚。皇冠车车况也不错，保管更不错，车身除了几处旧的刮擦印迹，几乎看不到新痕。他并没有相信眼睛，一处处提取擦痕样本，经过长达十个小时的对比，他认可了自己的判断。收拾好样本后，就可以出文件了。他所在的是一家民营机构，是政府文件中说的第三方，他的鉴定结果不需要讨论，不需要研究，更不允许掺杂第一方、第二方的意见。他有一个习惯，参与鉴定前和鉴定后，都不问案情。他的职业操守不容许他有一丁点私人情感夹杂在鉴定结果中，他的职责就是把事实还原。凭这种坚持，他在业内创下了赫赫声誉。鉴定结果签名用印后，他就疲惫地离开县交警大队，他没指望刘正陪他宵夜，那家伙自见了一面后就看不到人了。他理解。

三

大志最盼望双休日，但他从没有过过这样糟糕的双休日。

星期一到星期五不属于大志，它们属于日程安排表。星期一到星期五要做的事都在日程安排表里，日程安排表里的事不是大志定的，定这张表是一项不大不小的工程，要协调的人可坐满一张吃团年饭的大圆桌。表里的事有的和大志有关，有的无关，但无关的事不见得不找他，很多无关的事拐过弯就变成了他的事。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根本没有心思关注日程表以外的事。一到星期六，大志公文袋里的日程表就空了，除了极特殊的情况，日程表一般不会管到星期六。

大志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年龄不小，职务不高，水平不好说，有的说他能干，说他能干的人有理有据，最有力的证据是：“他经手的事，从没一件出过差错。”也有人说他水平一般，说他一般的人也有理有据，最有力的证据是：“这么多年，没见他干出过一件亮眼的大事。”大志倒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在处级岗位搁了十来年后，到油腻大叔这个阶层了，他的上进心就淡了。上进心淡了，工作反倒没有压力了。不再患得患失了，也不再在乎别人的评价了，他感觉到全身都轻松了。

到了大志这个年龄，星期六就很单纯了，大志年轻时就没有追星、追剧的习惯，现在，更没有找点刺激的心思了。大志的星期六就是一件事：去乡下看年迈的父母。

车窗外，雨小了，车也不太多，一路畅通无阻，这种状况很难得。他居住的城市见不得雨，有雨必堵车。大雨大堵，中雨中堵，小雨小堵，雨天几乎没有畅通的时候。在小雨中不堵的路上行驶，他的感觉很好，想听支歌，车载歌库里都是他喜欢的歌，随手点开，是一首《望乡》。旋律响起，他很快就沉浸在久远的回忆中。车载歌库里，他最喜欢这首《望乡》，乡愁是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无论你身在他乡与远方，无论你失意与得意，在你闲下来时，它就牵着你扯着你，始终和你不离不弃。年龄愈大，牵扯的力量也越大，你没有任何办法抗拒，这是大志一闲下来就往乡下跑的原因。《望乡》听了一遍，不过瘾，大志又倒回去，再听。第二遍还没有播放完，前面出事了。出事的是一辆摩托车。那辆车他有印象，很深的印象。就在后面不遠处，它超过了他的皇冠，它是以一种很不专业的形式超的车，几乎擦着皇冠超了过去，吓得他赶紧猛踩刹车。摩托车手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他的急速超车超出了险情，忙乱中，摩托车先是向左飘，旋即又向右飘，向左飘时，幅度似乎超过了他的技术范围，他差点就控不住了，摩托车径自闯向迎面开来的一辆小车，但在最后关头，摩托车手成功地扭过了车头，擦着对面那辆车的车门向右飘了过去，对面那辆车的驾驶员也吓了一跳，一个急刹，在路面留下了一条冒着烟的车辙印。如果年轻十岁，大志肯定会加速追上那辆摩托车，逼停那家伙，点着他的鼻子用乡下最有杀伤力的话骂他一顿。乡下人骂人不像苏学士和佛印对骂，云遮雾罩，要回去翻书才搞得明白，乡下人骂人直接，明白，易懂，用乡里话痛快淋漓骂人一顿，什么火都灭了。现在，他没有这种冲动了。四十五岁应该是一个分水岭，一过四十五，男人就真正地成熟了，也稳重了。很多四十五岁以前想都不想就干了的事就有点瞻前顾后了。

大志再见到摩托时，它还是很快，到一个转弯的地方时，摩托车开始左扭，再右扭，再倒下，人躺在地上，车滑出去……离摩托车手不远处，一个环卫工在不慌不忙地干他手头的工作。他没有管摩托车，也没有管摩托车手，看都没有看一眼。他见过太多的事，一马路的事都在他的肚子里，也都在他的眼里，一个环卫工要做的事太多，不是他的事，他管不了。再远处，是一个工地，工地上，一个头戴安全帽的人在指挥一辆运土车，他不时向这边看一下，他应该早就看到摩托车了，也看到摩托车司机了，但他没有过来，他有他的事，他知道，马路上的事太大，他管不了。大志离摩托三十来米时，他停下了。除了环卫工，现在，他是离摩托车手最近的人了。他下了车，走近摩托车手，车手一动不动地侧躺在地上，他的脸色苍白，白得让人难受，他没有呻吟，也没有动，一丁点的动作都没有。天上还在下雨，一个重伤的人再长时间躺在冰冷的雨中，他就真悬了。

大志想管，但有犹豫，他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他听到过太多和交通事故有关的典型事例。最典型的事就发生在去年七月。大志的一个朋友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倒在地上，朋友是一个热心人，他赶紧下车，将老太太送到医院检查，为老太太垫付医药费、办好住院手续、打电话叫来老太太的儿子后才离开医院。离开时，老太太的儿子千恩万谢，两人互留了电话号码。当天，朋友沉醉在助人为乐的愉悦心情中，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起床时，他还在想，老太太出院后，他儿子只怕会来单位送锦旗，如果送，得想办法推掉。做人低调点总不错。还没等上班，锦旗没来，麻烦来了。老太太的儿子报了案，市交警大队要朋友去做笔录。朋友的车上没装行车记录仪，附近没有摄像头。老太太说：“什么都不记得了。”老太太的儿子说：“不是他撞的他为什么主动送医院，还垫付了住院费用？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吗？就算不是他撞的，也可能是被他鸣喇叭吓倒的。”交警说，确实没有证据证明朋友撞了，但也没证据证明朋友没有撞，撞没撞有办法鉴定，但是不是因朋友鸣喇叭受惊倒地的，就无法鉴定了。朋友百口莫辩，最后，在交警的协调下，承担了部分责任，垫付的医药费算是贡献出去了，还承担了一笔营养费。经此一次事，以往性格开朗的朋友变得沉默寡言了。朋友不在乎那点钱，但他太在乎那次剧情戏剧性反转的经历了，这事说不清，还没地方去说，一口气就憋在那里，吞不下，出不来。朋友总结这事说，无论如何，得装个行车记录仪。这个世界上，能说得清楚的就是行车记录仪。

大志犹豫了，他的车上装过行车记录仪，但坏了一阵了，还没来得及去修，就遇上事了。没有行车记录仪，没人说得清，这事得想清楚。但他没想多久，还是给120打了电话，同时也给112打了电话。他没法不打电话，他受到的教育不容许他见危不救。他没敢动摩托车手，但他跑到远处的工地上，找运土车司机要了一床车上备用的毛毯和雨衣，他小心翼翼地为摩托车手盖好毛毯、雨衣，把他湿漉漉的裤子往下扯了扯，剩下的事就只有等待了。他想跟环卫工聊几句，听听他的意见，但环卫工没有任何意见，他年纪大了，雨中作业本来就很烦，他不想去操比雨中作业更烦的心。他也想找头戴安全帽的人商量商量，他知道他是包工头，包工头走南闯北，见多識广，肯定有好的意见和建议，但包工头说他很忙，也很烦。要过年了，遇上了坏天气，工期肯定会受影响，工期受影响，工程款结算就会受影响，这个影响对他的影响太大，他烦得很。运土的货车司机倒是很热心，他特地停下来，小声跟大志说：“兄弟，好人不好当啊。”大志当时就蒙了，但也没辙了，他只能默默地等。等待的过程很漫长，躺在地上的人不能说话，旁人不愿跟他说话，他总要想点什么，想得最多的是那个救人的朋友，他激动的神情一次次在大志脑海里浮现，浮现一次，他的心情就沉重一分，他不知道，接下来的剧情怎么走。但他知道的是，现在，他已置身事中了，走不得，也不能走了。这个过程极像高考，无论你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无论你多么信心十足，但总是忐忑不安。

120的车终于来了，他们没说什么，接走摩托车司机他们就离开了，他们没有提到医药费，也没有询问事故的经过，他们施救的过程很专业，也很细心，大志很感动。后面来的是112的车，112来了两辆车，一辆小车，一辆货车。货车是来拉那辆摩托的，把摩托拉上车就走了。小车没有走，车上下来两个人，对现场的人一个个询问，询问完后，他们要求大志去做下笔录。大志说他只是路过，出于人道主义才给他们打电话，不想去。他们说：“不行。我们了解到，这里没有摄像头，你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也坏了，现场就只有你一台车，报警电话也是你打的，摩托车司机现在生死未卜，到时，摩托车司机家属找你的麻烦，你说得清吗？我们这是为你好。我们按流程来，你把你看到的情况理清楚，我们也把别人看到的情况理清楚，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才能下结论。我们这是为你好，请你理解、配合。”人家话说到这个分上，大志知道只能配合，就跟着他们走了……

四

痕迹鉴定的目击证人证词都摆在桌上时，屈小平的亲属都不作声了。只有一个人不依不饶，那就是袁新法。他是一个见招拆招的人，不会轻言放弃。

袁新法小时候学过拳术，师从的是当地最有名的师傅。师傅教得很认真，站桩、压腿、俯卧撑、打沙包、套路全教。袁新法悟性还行，就是耐心不足，站桩、压腿、俯卧撑、打沙包这些笨功夫全不得要领，学套路倒是很上心。套路一学，他就吹起牛皮来了。去学校的路上演示几套，下课时演示几套，放学就更不用说了，逮谁拿谁套路一下，没几天，他的大名就传遍了校园。那天该他倒霉，他没事拿校长的儿子试刚学的套路，一招野马分鬃，把校长的儿子吓了一跳，接下来一招鹞子翻身，校长的儿子立马倒了，倒了就倒了，爬起来也就没事了，他不该跟了一招饿虎扑食，把对方压在身下，压断了人家的手臂。校长发了怒，校长发怒本来也没什么，一校之长，多少得有点风度，不太好追究，赔点钱、赔个礼、挨个处分就算了。袁新法的父母来来回回跑了十多趟，终于搞定了校长。但袁新法时运太背，没几天，他的套路瘾又犯了，这回是村民兵营长的儿子遭殃。一招双龙出海，把人家一双又大又漂亮的眼睛戳得视网膜出血，差点瞎了。村民兵营长是个火性子，他没有校长的风度，直接派民兵把袁新法扭送派出所。派出所当年的少管任务正差一个指标没完成，袁新法顺理成章地进了少管所。在少管所关了半年出来后，学籍没了，师傅也不肯教他一招一式了。

这么多年了，袁新法的套路瘾还在，出招比以前更娴熟。首先他找屈小平的老婆，屈小平的老婆没理他，他又找屈小平的弟弟。他说：“莫理这个什么鉴定，这个报警的人有来头、关系硬，什么鉴定搞不到？你信他们的就上当了。人家会搞鉴定，我们也想办法。你们不能放弃，你们不愿意出面，我可以帮你们。但你们得搞个委托书给我，有了委托书，你们就不要管了，只认拿钱！”袁新法把那个“钱”字说得特别响亮，说动了屈小平的弟弟。他想有人出面总不会是坏事。屈小平的弟弟知道正面说不动嫂子，他想了一个办法，把委托书夹在医院手术单里送给嫂子签字，嫂子哭了一天，一双眼肿得像两只馒头，这天要她签字的东西太多，不是医生来就是屈小平的弟弟来，这些东西她大多没看就签了。这次也是一样，她没细看就签了字。

有了委托书，袁新法就拉开了架势。他先找刘正，说这个案子得重来，他摆出了他的证据。包工头的、环卫工的陈述一件件拍到了刘正的桌上。包工头的证词变了，由亲眼目睹摩托车滑倒变成了滑倒后好一阵才看到。环卫工的证词也变了，由看见摩托车像火车一样开过去变成了记不太清楚。刘正不是校长，也不是民兵营长，他是执法人员。执法人员不能讲风度，也不能发火。他讲的是证据。人家拿来了证据，他就得按程序来处理。还没来得及处理，红色电话响了，电话那头的人很关心屈小平的案子，他说：“屈小平是县里有名的农民工，县里的大项目几乎都有他的贡献，这样的人出了事，我们一定要办好案，弄清楚情况，不能只听一家民营公司的鉴定结果，要多方调查。”刘正明白了，袁新法搞来的证词没那么简单。刘正有刘正的工作方法，他不会轻易听谁的。常年在交警一线工作，几乎遇到过所有的复杂情况，袁新法搞的这些证词不算复杂，重新核实一下就是。

包工头又被请来了，他很不耐烦，说：“你们到底要问什么，上次我在你这里说得清清楚楚了，前两天一个你们的什么人又拿一张写好了的说法要我签字，还送烟送酒，我都被你们搞糊涂了，从前只看到你们给我送罚单，一年罚十几次，这回不知为什么这么客气。”刘正就很重视了，叫了同事一起来问，又拿出袁新法的照片要包工头辨认，包工头一眼就认出了送烟送酒的袁新法。后面就不用再问了，包工头把情况说清楚了，又签了一次字，骂骂咧咧走了。环卫工也被请来了，他很为难，开始啥都不愿讲，当刘正说作伪证要追责时，他下决心了，说，有一个叫袁新法的找了他，他和他儿子打过交道，一起吃吃喝喝过几回，儿子来求情，他有点为难。他说，一个老环卫工，眼睛一扫，地上的事全在眼里了。事情其实明摆在那里，那天摩托像火车一样跑，倒在地上好久，小汽车才开过来，关小汽车什么事呢？小汽车鸣个喇叭就能吓倒摩托，马路上还能开摩托吗？一个活了五十三岁的环卫工没见过这事。这事在这里最后一次讲，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环卫工很忙，比你们还忙。马上就文明创建验收了，你们可以坐在办公室抽烟喝茶，问这个问那个，写写画画，环卫工不能，只能顶风冒雨去扫马路，你们再不能一次次叫环卫工来做证了，再叫也不来了。环卫工也气冲冲地走了。

袁新法这一招不管用，他的下一招就是闹。

大志是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接到袁新法的电话的。大志开车时从不接电话，这是经过无数次电子抓拍后养成的习惯。但电话响个不停，不接不罢休，大志不得不接。电话是袁新法打来的，袁新法的电话跟袁新法一样个性鲜明，从来没有顾忌。袁新法说他很讲规矩，先电话沟通，不会动不动来大志的单位上找。他说要跟大志谈一谈。他见大志没接他的话，赶紧说，他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屈小平。

大志不管他代表谁，直接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大志想，该去看看屈小平了。事情发生后，大志一直没有去过医院，不是他不愿意去，而是刘正提醒他先不要去。痕迹鉴定结果没出来前，谁去谁倒霉。但屈小平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的心里，他躺在地上的样子太可怜了，这是一个很硬气很有力量的男人，他不仅靠一己之力撐持着一个家，还撑持着一大帮朋友。但冰冷的雨中，他生命的活力在一点点地消散。那种脆弱和无助，作为一个同样撑持着一个家的男人，大志有切肤之痛。一次次梦中醒来，他就不自觉地想到屈小平。他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他自己没多大的能量，但他的朋友有。他的朋友里，有一帮做公益的，他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介绍屈小平的情况，朋友们都说可以帮他想办法。他反复叮嘱他们，不要和屈小平的家属提自己，本来自己坦然无愧，如果朋友们一提，反而会引起别人的误会。

屈小平的妻子刘嫂见过大志一面，在交警大队见的。见了那次后，她就没管那边的事了。屈小平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五天，重症监护室不让任何人进，病人的妻子也不行。刘嫂原来很胖，仅仅五天时间，她瘦了一圈。小时候，老师告诉她，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要用光年计。这五天，她突然发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需用光年计，它很近，就在一墙之隔。墙外是妻子，墙内是丈夫，想见见不到。这样的折磨几乎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幸运的是，第六天，屈小平被转到了特护室。医生说，他的命保住了，但能不能恢复意识，没法靠药物、靠医生，只能靠他自己，看他有没有强烈的求生愿望。刘嫂听不懂这么专业的语言，但她听进去了医生说的一句话：“多跟他聊天，对他的恢复有好处。”

大志费了很多周折，才进了特护病室。刘嫂看到大志时，很惊奇地望了望他，她点了点头，没有起身，只是指了指病床前的小板凳，示意大志坐。她还在跟屈小平说话，跟屈小平说话是她心中最大的事。她说：“药费的事莫操心，你只管治病。”刘嫂望着他跟屈小平说话时，大志分明看到屈小平的一根手指动了下，像第一次看到屈小平时，他的脚轻微地动了一下一样，他的心也跟着动了一下，再看时，那根手指又不动了。不动了，大志就不好提醒刘嫂了。大志不好高声说话，只悄声对刘嫂说：“我叫大志，专程来看看老屈。”刘嫂点了点头，她知道大志，有一阵她最恨的人就是大志，那阵，她恨不得拿块砖头砸他几下，但有人告诉她交警大队的鉴定结果后，她知道大志不是肇事者，而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但她不缺主见。跟着屈小平，日子过得平淡，但无风无雨，她很满足。屈小平跟过不知多少老板，那些老板有的一夜暴富，在小县城里呼风唤雨，但没几年就垮了，不是生意垮了就是家庭垮了，不是家庭垮了就是身体垮了，有的是生意、家庭和身体同时垮了。也有没垮的，但一到过年，屈小平感到最难受的就是这些人前满身光环的老板。平时他们很风光，吃的、喝的、用的、开的车、住的房都必须是“高标”，但一到过年，他们就难受了。平时他们欠别人的，别人欠他们的都可以拖可以欠，但到过年就没有理由拖没有理由欠了。年是一个坎。年近时，不是他们找别人要钱，就是别人找他们要钱。收支能够平衡，就能安静地过个年，如果有一小笔盈余，年还能过得有滋有味。如平衡不了，不是自己过不了坎就是别人过不了坎，过不了坎的年味比大病一场还难品。这样的生活她不羡慕。屈小平性格有点倔，但坦诚，还有正义感，也能扛事，这样的男人让她觉得踏实。他们没有任何背景，从他们这一辈往上数十三代都没有一个当过村官的，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有一个能踏踏实实地干活的好身体。现在，丈夫成了一个没有意识的人，有一阵，她感到她的世界发生了一场特大雪崩，而她就像处于雪崩中心的一片雪花，时而在天空飞，时而又沉入地狱。她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不知道累，不知道饿，只知道整个世界都飘起来了，没有着力点。这个状况没有延续多久，她清醒了，她知道，除了她，没有人能帮屈小平过这道坎。后面的几天，她找到着力点了，就专心专意地按照医生的嘱咐，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屈小平聊天。她把这么多年来，说过的、想说还没说的、说着说着就忘了的话全拿过来说了一遍，她说得很投入，就像本来就要说这些。她没注意到，那位年长的护士长带着几个年轻的护士在后面安静地听她说。听完后，护士长告诉那些年轻人说：“听到了吗？这样聊，铁人都会聊出感情来。”

刘嫂拒绝了大志装着现金的信封，这场事故，让大志也跟着受尽了煎熬，她再也不好让他破费了，尽管她现在最缺的就是钱。

她每天不仅要面对屈小平的病情，还要面对一天一张的药费单——头一天交上去的钱，第二天就没了。家里的几本存折都取空了，屈小平的身上还有几本存折，但不是他自己的，都是别人的。屈小平出事后，工友们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赶来了，他们是来要存折的，他们要到存折后，什么都没有说，一下子就消失了。刘嫂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又回来了。这回，他们手中的存折不见了，变成了一沓沓现金，他们将那一沓沓现金毫无保留地塞在刘嫂的手上。他们没说一句多余的话，但那一沓沓现金让刘嫂几天几夜睡不着，当这些现金又变成药费单时，刘嫂也茫然了。她不知未来怎样，她最难熬的是现在。屈小平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特护室时，一个中年人跟她打過一个电话。开始她没接，不熟悉的电话她都不接，这是她的习惯。她的生活太单纯，单纯得电话记录本里就只有几个家人的名字，但那电话像很熟悉她似的一直响，她不得不接，电话里的声音很礼貌，也很亲切，没说别的，只说想问一问她家里的基本情况，听到那声音，刘嫂就知道和那种搞传销的、卖六合彩的不同，这声音很诚恳，不遮不掩，由不得她不信任，她一口气说完家里的情况后，就泣不成声了。这么多天没哭出声来，但在一个陌生的声音面前，压抑的泪水再也挡不住了。电话里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告诉她说，他们正在想办法，不一定能让她一家如愿，但总会有所帮助。声音消失了，大志就来了。

五

大志从医院出来时，碰到了袁新法，准确地说是撞到了袁新法。袁新法正在医院的走廊上左瞄右瞄，没注意，和径直走来的大志撞了个满怀。大志在交警大队见过袁新法。当时，他的声音最大，气势汹汹，给人的感觉特别不舒服。看清楚是袁新法后，大志很冷漠，他从来没有像厌恶袁新法一样厌恶过一个人。袁新法看清楚是大志时，他一点都不厌恶，像发现了金元宝一样兴奋起来，他说：“正好！让我少跑一趟路。”袁新法交给大志一叠材料，袁新法的那张脸大志看不下去，但他看得下材料。痕迹鉴定的结果没有变，目击证人的证词变不了，袁新法还是有文章做。

他做的文章就是汽车鸣笛声，汽车鸣笛声完全可以是摩托车受惊滑倒的原因。他知道大志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坏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大志的车没有鸣笛。这是他和大志交涉的底气，他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底子亮了出来，剩下的就是谈判。袁新法没说要多少钱，他的经验是自己提出来不如让对方主动提，对方在谈钱了，事情就差不多可以定盘了。他开始时从不谈钱，他得让对方完全走到他的思路上来后，才肯一步步地引导对方谈。

袁新法说，你先有个数：“我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人，不藏着掖着，现在我跟你说也是因为你是一个明白人，如果上法庭，我就不和你说了。”说完袁新法就走了。

几天后，在大志的工作单位门口，一条破破烂烂的横幅挂起来了，横幅后一群人一看就不是善类。横幅上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肇事逃逸，良心何在？！”这是袁新法的手笔，他最喜欢露一手。这回他没闹，也没吆喝。大志没出面，他把情况跟办公室说清楚了，办公室的意见是保卫科长维持秩序，信访办主任全权处理。机关保卫科科长当过兵，但他没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他带了几个人安静地盯着袁新法，见他不吵、不闹、不动手，他们没办法。信访办主任倒是不慌不忙，约袁新法谈，袁新法一口咬死是因为大志的车鸣喇叭惊了摩托，害得人家成了植物人。信访办主任是学法律的，他说：“这事你到这里闹不能解决问题，你得找交警，他们是执法部门，你说的、他说的都可能有理，也都可能没有理，到底谁有理、谁没理，法律说了算。”袁新法不干，他说大湖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干警刘正偏袒当干部的，处事不公。信访办主任说：“他处理不公你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投诉。”袁新法说：“上级主管部门偏袒下级，去也白去。”从早到晚，这几句话被袁新法翻来覆去地说，信访办主任烦了。大领导也出面过问了，一条破横幅挂在机关门口，机关的形象就垮了。领导不能坐视不管。领导出面，问题就正规化了。公安、交警、信访成立了专门班子一起调查，约袁新法的人到公安局谈，袁新法的人这回慌了，还没到公安局，就跑了一大半。袁新法不能跑，他也跑不掉，进去没几个小时，事情弄清楚了，事情弄清楚了，袁新法就蔫了。他只能写检查，他没有下次了，人家告诉他，再来搞事就是寻衅闹事，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袁新法懂，他包里的一本法律书恰好写了这么一条。

袁新法不是那么容易认怂的。新冠疫情给他启示很大。他的朋友圈里有一个是搞传销的。搞传销的平常都神神秘秘，神龙见首不见尾，说话也是吞吞吐吐，想让你知道，又总是怕大家知道。他们开始主攻线下，遇到一个有感觉的，就不分白天黑夜找机会跟你聊，聊得你分不清白天黑夜时，一个新成员差不多就搞定了。新冠病毒来了，聊天的人也找不到了，他们才不得不改变战术，打线上的主意，想办法进到一个个微信群里，在群里打广告，推销产品，有时也拉人，袁新法就被他拉进了一个大群，群里好几百人，天天分享。不是分享产品就是分享经验，这种分享的魔力太大，没几天，群里所有人都相信了：在这个世界上不用干别的了，只干这个就行。

袁新法的行动力不比搞传销的朋友差，他的文章几天后就在线上公开了。写文章是袁新法的弱项，在公安局，一篇几百字的检查足足写了两个小时，等得干警都不耐烦了。但他有会写的朋友。他有很多朋友，跟他上访的、闹事的、找麻烦的是一批，对这些人他从不客气，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客气了不行，太客气人家不听你的。还有一批他不能不客气，这批朋友一个比一个脾气大，他们骂不得打不得，只认钱。出多少钱干多少活。他忍痛出了一大笔钱，人家发来了一篇文章。上线的文章袁新法很重视，一个晚上躺下起来好几次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佩服。钱花得太值了！这篇文章有图有情节，写屈小平近况的那段，他相信谁看谁流泪。他更得意的是，文章没有写肇事者是谁，只是复述场景，写到小皇冠经过时，叙事有如神助，两百字里暗示了十多次。这种暗示能让人懂，但又不说死，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但反正不是我说的。

大志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线上的压力。一个人在线下，他有很多地方隐藏自己，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不想出风头，你规规矩矩做人，按部就班做事，没有人会特别去关注你。尤其是机关，那些埋头做事又从不喜欢出风头的人，没有几个人能注意到他。但一到线上，他就藏不住了，像一个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行走的人。皇冠的车牌一亮出来，它的主人就曝光了，主人曝光了，主人的一切就暴露在大众的视野里。网上的议论铺天盖地，最激烈的是三大派。一派认为皇冠该负责，现场只有一台车，当然嫌疑最大。一派说不关皇冠的事，皇冠没违章超车，没碰没撞，就算鸣个喇叭，能有多大的责任呢。还有一派不关心屈小平，也不关心皇冠，他们关心的是大志。大志成了他们议论的焦点，他们的议论与事故无关，却和领导干部身份有关，如多少房，多少车，多少存款……议论这些事比议论事故本身的杀伤力要大得多。大志还真有点慌了，这事不能马虎，弄不好会惹出意想不到的事来。机关大领导又出面了，他交代大志，得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大志正打腹稿，回应的文章出来了。文章的标题是《还原事故真相——屈小平究竟是摔倒还是被撞倒》，文章的作者是正人正己。这篇文章表述一般，但干净利落，逻辑严谨，一条条对袁新法的文章进行了反驳，让人一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文章怎么看都像是刘正的口气。文章末尾附的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的事故处理报告，是这篇文章最有力的佐证。这篇文章一出来，袁新法那篇文章的影响力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網上一片声的质询没有消失，但已没有人跟帖了。大志想，这事怕就这样了吧。

网上的麻烦搞定后，刘正的麻烦来了。那天早上，刘正和往常一样到得很早。红色电话机响了，刘正拿起话筒，大队长的声音从那里传出来。大队长前段因组织头盔行动，二个多月日夜带班连轴转，硬是熬出了脑出血。不过大队长幸运，属轻症。行动还没结束，就住进了医院。大队长是军转干部，性子直、嗓门大，住了个把月院，病情刚稳定，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嗓门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准了。大队长很激动，电话里的声音能震聋耳朵。大队长说：“他妈的，一大早分管我们的那个谁，把我修理了一顿，说屈小平的案子捅了娄子，是头盔行动的败笔，是失职！某些人盯一顶头盔都盯不住，搞得网上骂声一片，大家伙忙了几个月，废在这顶头盔上。”大队长又说：“修理我没啥，矛头恐怕是针对你的。有人说痕迹鉴定专家是你哥们，你们之间有问题，联手包庇肇事者。痕迹鉴定要重做，问题要彻查。他妈的，有人说要成立调查组调查，我给‘头打了电话保你，‘头表态调查组就不要搞了，交警大队自己把事情弄清楚。弄清楚前，让你先休息一下，‘头说，你也应该休休公休假了。”刘正一听，头就炸了，对着话筒就吼。大队长说：“你吼什么吼，吼能把那谁的话吼回去？不要吼，心中无冷病，大胆吃西瓜，老子这几天就出院，看哪个敢无中生有整人。”大队长的嗓门大、火力猛，一顿吼吼醒了刘正。刘正清醒了，他正好休息下，回去看看老娘。

刘正休息时，袁新法可没有休息。他在找人做痕迹鉴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故专家，在大湖县，交通事故处理的流程没有人比他更内行。但他唯独不懂痕迹鉴定。他没想到万凌云在这行的影响力这么大。万凌云下过的结论行内还真没人敢随便推翻——他们找不到推翻的理由。袁新法被搞毛了：目击证人的证词搞砸了，上访没用，线上评论降了温，重做痕迹鉴定也没人接活，他只有最后一招了。他在找人写诉状。古历小年，大志收到了一张大湖县人民法院的传票。收到传票很麻烦，要你什么时候到，你就得什么时候到。大志手头没有比这事更重要的事，事故已引起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不敢怠慢。按时到了法庭，法庭却说，开庭时间推迟了，大志问什么原因，法庭说无可奉告。大志出门后，隐隐听到里面小声发牢骚：“如不是有人施压，这个案子本来就不存在立案。”大志问刘正，刘正说，事情有点复杂，但不用担心。他说这是一个讲理的社会，行车记录仪坏了，公理还在。他还说，大志的事不算事，他在做的一件事才是事，这件事做好了，以后就不会遇到大志这样的事了。

六

旧历的新年毕竟最像年。大志对年的感情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感情，小时候他最盼望的节日是过年。小时候的目的很单纯，无非是吃点好的，穿件新的。成年后，突然发现，对过年的渴盼并非来自吃和穿，而是来自一种氛围。他念念不忘的是大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喝酒吃肉的氛围。这种氛围平常不可寻，平常太忙，不是田里有活就是家里有活，天晴有天晴的事，下雨有下雨的事，平常时分一大群人谈天说地喝酒吃肉是不可想象的。过年时就正常了，过年了，大家像接到喇叭里的通知一样放下了手头的活计，安安心心地谋划那几天，请谁、哪天请、吃什么都要考虑到。人太多，一张桌子太小，就用两张桌，一拼，上面铺几张红纸，十多只大大小小的碗摆上去，年味就来了。那是大志对年的印象最深的一幕。现在的年味就淡多了，人还是那些人，菜大多数也还是那些菜，桌子换了，家家户户都准备了大圆桌，酒也换了，五花八门的杂粮酒上不得桌了，再马虎也是瓶装酒，但奇怪的是就是吃不出那时的效果来。大家都这样感叹，但又都说不清原因。

今年还是去乡下过年，但今年的年味更淡。主要原因当然是那场事故。心里的年味淡了，人就闲了。大志最想去看一个人——屈小平。医院不让进，除了陪护，一个都不让。这不是医院说的，是医院上面的规定，医院也没办法。也不知找谁去打听。看不到屈小平，总感觉一年的事没完成。如果不是那次事故，屈小平可能永远走不进大志的生活，但偏偏他就在他的前面倒下了，摩托车开始左扭，再右扭，再倒下，人躺在地上，车滑出去……这场景就像设定好了的一样，在他的脑海里一次次回放。活了快五十年，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以往一直不敢想自己就快五十了，总觉得这一天还遥远得很，所以也不敢细细品味知天命的含义何在，现在，他懂了。

大志不知道，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屈小平康复了。

屈小平的康复在医学上是一个奇迹。他吃了没有戴头盔的亏。摩托车倒下的一瞬间，他的头部重重地砸在水泥路面。这样的重击，导致他的头骨开裂，这样重的伤，一般人就算不丢一条命也会丢半条命，最好的结果就是卧床不起，很少有奇迹发生。奇迹还是在屈小平这里发生了，屈小平昏迷了三天，第四天他就有意识了，只是不能动。第六天还是不能动，但意识完全恢复了。他是在老婆的念叨中恢复的，老婆的每一句话他都听进去了。他的印象中，老婆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么多话，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平常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没跟老婆磨磨叽叽的习惯，每天跟老婆说不上五句话。老婆也不磨叽，每天不是满屋场喊他吃饭就是打电话问回不回来吃饭。吃过饭就各忙各的。他没有打牌赌博通宵不回的恶习，但他也不愿待在家里看电视，吃过饭就串门跟人去侃，找不到侃的人就满屋场转悠。转悠几圈就回来睡觉了。村里的大老爷们基本都是这样，他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病床上，老婆的念叨开始让他很烦，他不能动也不能说，想听的不想听的都得听，由不得他，这种不能自主的事他心底十分排斥。但听到后来，他能听进去了，他听出了一种特别的味，一种只有家庭成员才能听得出来的味。他突然感受到，老婆身上竟然还有那么多他没有触摸到的东西，那些东西很珍贵，那是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珍贵的东西。体验到这些珍贵的东西，老婆的念叨就听得进了，而且越听越受用。老婆讲了医院的事，讲了医药费的事，讲了大志的事，也讲了袁新法的事，讲到袁新法，他躺不住了。他知道袁新法的搞法，他在这里躺一天，袁新法就会在外面折腾一天。第十天，他感觉能动了。他找出自己那个同样伤痕累累的手机，打了一大圈电话，接电话的人开始是“喂喂”地喊，后来是吃惊地大叫，再后来就沉默了，沉默后就变成了“嗯嗯”地回应。那些人都是他过命的兄弟，一个电话，他们就明白了怎么做。他不是让他们去借钱，而是让他们去收集资料。他知道袁新法最喜欢收集资料，法律方面的、政策方面的、人事方面的应有尽有。他没让他们去收集这些，他只叫他们收集一种：近几年发生事故的资料。本村的、邻村的，本镇的、邻镇的都收集。他特别强调，资料里最关键的是赔偿款。安排这些花了不少时间，也耗费了他不少精力，搞完这些后，他才喊老婆。老婆开始以为是幻觉，等她搞明白后就跟老公那些兄弟一样大喊，喊得一幢楼都在震荡。屈小平制止了老婆，他知道，他醒过来了的事还不能公开。但他也不能就这么躺着，他得做点什么。他叫老婆录了一段视频，他得讲清楚他躺在这里以前的事。躺在这里以后的事他讲不太清楚，但以前的事还在他的脑中留有印记。那印记太深，深得他想忘都忘不掉。他托老婆去了一趟交警大队，想办法把视频交给刘正。他想请刘正告诉所有的摩托车司机，下雨天车速不要太快，任何时候一定要戴头盔。他不知道交警大队有刘正这么个人，但他老婆说那是个明白人，现在他只听老婆的。

屈小平的兄弟们年前完成了他的重托，四十多起交通事故的资料都收齐了。这些资料没有交警大队里的资料规范，他们不是记在儿子的算术作业本上就是记在自己的烟盒上。本地产的一种烟不贵，抽完后拆开烟盒，里面的纸一面是锡箔，另一面是纯白的纸，正好记东西。记在这上面的东西和记在打印纸上的文件完全不一样，记在这样的纸上的东西没有记录那么多过程，只有结果——最后的结果，也是最真实的结果。每一张纸上都有当事人的鲜红的指印——农村人不喜欢用印章，习惯用手印。手印一按，一诺千金，说过的话任何时候都认账。屈小平叫老婆一张张纸拍了照留存后，将兄弟们收集来的资料全送给了刘正。刘正一对照，惊出了一身冷汗。仅一起交通肇事案件，袁新法就吞了人家二十一万。

刘正有一个特别的习惯：记笔记。不论多忙，不论多累，他都会在睡觉前记下当天的每一件事。他不写大段文章，也不阐述，就是把发生过的事一件件记下来。他记下屈小平送来的每一件交通肇事情况后，回单位翻了翻电话记录，他吃惊地发现，几乎每一起交通事故处理过程都有袁新法的影子，还有红色电话机的影子。交通事故处理中心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习惯：记好每一个电话记录。必须填好来电号码、来电人、来电简要事由。这是交通事故处理中心最基本的工作要求。刘正发现，每一次事故处理，总是袁新法的电话在前，红色电话机里的声音紧跟其后。刘正是一个憋不住事的人，他加班对前三年的交通事故处理过程来了个大清查，一清查，他发现，袁新法和红色机子里的那个声音，构成了一个辐射巨大的网络，这张网网住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这事太大，大得刘正没法处理。遇事就睡不着的刘正这下真睡不着了，他在床上折腾来折腾去，脑海里全是那些让人吃惊的数字，折腾到快天亮时，刘正下决心了，无论如何，这事得上报。这个决定一下，他就能睡了，睡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这一年中最踏实的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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