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话像

2023-09-18 22:16陈纸
湖南文学 2023年9期
关键词:伯母兰兰婶婶

陈纸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拧开灯的一霎那,冰冷的光线勾勒出屋子里分明的棱角。一种寂静从四面八方流淌开来,冲刷着窗帘,瑟瑟发抖。很多细节被无限放大,正如此刻的手机铃响,尖锐得让我手发烫。

是堂姐夫的声音,像在一个硕大的、空洞的木桶里发出的声响。堂姐夫说:“你伯走了,就是刚刚……”我的头脑一个激灵,我快速地将“刚刚”两个字放在一千四百六十公里的道路上量了量,傍晚蔓延着的、空旷的远程尽是凄凉。

我没法回去。我听出了堂姐夫重重尾音里浸泡的失望。我放下手机,异乡的寂寞像大海,幽暗,浩渺,一眼望不到尽头。海岸线上从此多了一个女子。女子七十有八,脸色苍白,身子佝偻。她所有的话语都将会被以前的那个男人反弹回来,改变词汇,改变口气,改变腔调,自己向自己诉说。

海岸线上的伯母,她生下并且带大,还亲手将她们一一送嫁出去的五个女儿,似乎一伸出手就能拉得住,但一伸出手,却又不是随时都能握住手。伯母在马路边的那幢低矮得随时要趴下的房子,早就没有了儿女们齐整的笑声。伯父去世前,房子压得两位老人的声音越来越低平,两位老人的对话越来越少。

以前对骂多,最近几年,不知是双方都没力气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只有动作。动作是干农活的动作,却不是干同一种农活。有时,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家里;有时,一个在池塘里,一个在菜园里;有时,一个拣韭菜,一个绑大蒜。连睡觉都不是一起的,一个十点半上床,另一个十一点上床……一个比一個晚,像拗气似的。

现在,伯父走了。这年清明的傍晚起,未来两天,村里的上空会响起一串串唢呐声。下一年的清明,伯父的坟头是否会响起一串鞭炮声?那要看他的五个女儿的心意安排了。

从此,那幢小屋里只有伯母一人,当然,还有少不了的鸡、鸭、鹅。一人活着,总是要说话的,除非是哑巴。其实哑巴也是会“说话”的,只是自己说给自己听,别人听不见,或听不清,或听不明白。何况,伯母不是哑巴,她嘴唇厚实,嗓门尖细,语速飞快。从此,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村里邻居或外村过路人就看见伯母将门打开了。最先从屋里走出来的不是伯母,而是鸡、鸭、鹅。它们几乎是冲出来的,它们的身子左右摇摆,双翅展开,一副要飞翔的样子。它们一边冲出来,一边直嚷嚷着,脖子伸得长长,好像要集体离家出走。

只有伯母的脚步不慌不忙。她走出屋外,在离房子不到四五米的地方站稳脚跟。那些鸡、鸭、鹅围了上来,啄着伯母的布鞋。伯母也不避让,也不踢脚,她的目光在它们头顶扫来扫去,嘴里念念有词。她将一组组数字在嘴里像阅兵一样走过后,再将怀里的竹匾放低到大腿位置,微微侧翻,一把一把地抓出米糠来,放在脚下的石钵里。鸡、鸭、鹅们一瞬间将石钵围得水泄不通,它们你踩着我、我踩着你,有的还飞到另一个的背上……伯母张开一只手臂“嘘——嘘”着,它们丝毫不理会,我行我素。伯母四处张望,颤颤巍巍小跑到墙根抽出柴火中的一根枝条,冲鸡、鸭、鹅们走去。然而,她的枝条却没落下,只在它们的头顶挥舞。她仍“嘘——嘘”着……路人看了,笑得咯咯叫:“刘春秀,养那么多鸡鸭鹅做什么哦,不嫌乱不嫌吵吗?”我的伯母刘春秀扭过头,脸上的皮肤一耸一耸:“逢年过节,女儿女婿外甥外甥女来,总得杀点东西吃吧。何况,家里没点东西吵,反倒睡不着……”

我伯母刘春秀任由那些米糠在石钵里飞溅,她不再制止鸡鸭鹅们争抢吵闹,她轻笑着。有位邻居来,说一句:“借你锄头用用。”说完,他将锄头放在肩上,侧了一下头,扫了那群鸡鸭鹅一眼,再将目光放在伯母身上,咧嘴一笑,说:“以前没吃的时候,子女们也是这般抢呢。”伯母将笑掺浓了一些,走进了屋。

进了屋,伯母就是彻彻底底她一个活物了。她的嘴又活了起来,她嘀咕着:“勺子在哪里啦?水缸里没水啦……”她坐在灶前,一手抓着一把柴火,一手在灶边的窟窿里摸:“打火机呢?打火机呢?明明昨天晚上还用了呢,打火机呢?”她一边嘀咕着,喉咙里向鼻腔推着“吭吭”声。柴火燃着了,她的“吭吭”声仍不止,只是间歇久一些。在间歇时,她不停地说着话:“有点湿呢,没晒燥;(个)埋人(个)落雨天;哎哟锅都没有洗呢……”伯母在厨房忙忙碌碌,她的嘴巴似乎总没停过。

伯父去世后,我的五个堂姐堂妹,加上五个堂姐夫、堂妹夫,他们会在我意料之中的时间(比如逢年过节的时间)排队似的打我手机。这个时候是他们唯一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聚在伯母低矮狭小的屋子里,携子带女的,将屋子中央一张圆桌挤得满满当当。不同的堂姐、堂妹,不同的堂姐夫、堂妹夫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妈现在没人跟她说话了,她总是一个人嘀嘀咕咕,我们都听不懂她在说啥。”我说:“麻烦你把手机给你妈,我跟她说几句话。”对方大多说,她在厨房里忙着呢,哪有时间跟你说话,我们叫她上桌,她总是说,你们先吃,我再添几个菜……我说,你妈说的话怎么听不懂呢?你们不是都听懂了吗?

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要不要将伯母送到敬老院去。他们说,本着孝敬老人的好心好意,一致劝说她去敬老院生活。他们认为:那里集中了全乡几十上百同龄的共同语言者,只有在那里,伯母才不会寂寞。大家这么说时,不晓得伯母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厨房,她悄悄地靠在剥蚀的木板屏风背后,偷偷地抹着眼泪。女儿女婿们你一言我一语劝慰她,放心吧,妈,我们会去看你的。我们会时不时地去跟你说话。他们的母亲刘春秀展开瘦小的手掌,在整张脸上抹了一把,小声地说:“我宁肯对着屋前的那条马路说话。”说完,她站起身子,走出屋外,蹲在马路旁,一片一片地翻拣着晒在路边的菜叶,她一边翻拣一边说:“我跟这些菜叶说话比跟你们说话有意思呢,它们晓得我给它们喂了多少肥。我有这么多菜叶,等晒干了,我拿到街上去卖,卖不掉,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送什么给谁呢?你在跟谁说话呢?”村里的陈雪华挑着两筐蚕豆,走到我伯母刘春秀面前停住了。刘春秀直起身,拍了一下衣服,说:“给你听呢,也只有你会注意我说话。”陈雪华说:“不要这么说,是你听我说呢。我们在一起,是你说得多还是我说得多?肯定是我说得多,我说十句你才说一句。”伯母说:“也只有你会来我家听我说话,老头在的时候也是你来得多。”陈雪华说:“谁让你天天晚上烧着火,暖暖和和的,不去你家说话,去哪家说话呢。”伯母说:“今晚还来啊,我烧着火等你。”陈雪华说:“你家坐着一圆桌客人呢。”伯母说:“他们家也各有各的事,吃到四五点钟丢掉碗筷就都回去啦。”陈雪华说:“那六点钟到你家给你洗碗吧。”伯母说:“来喝几口酒。”陈雪华说:“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只聊天,你见过我什么时候喝过酒?”伯母说:“晚上提蚕豆来我家吧,我帮你剥……”

平时我跟伯母联系,大多通过陈雪华。如果我主动与伯母通电话,那只能算是“偶尔”——一两个月一次的“偶尔”。而其间伯母主动打我电话,都是陈雪华拨打的。陈雪华每次用伯母手机拨通我手机后都是一句话:“没人跟你伯母讲话,她每天只能在家对着她自己的膝盖讲话。”接着,陈雪华又说:“我晓得,你伯母想你。”说完,将手机递给伯母,逼着伯母跟我说话。而每每这时,我们彼此都没什么话讲。本来有几句话要跟她讲的,我晓得陈雪华在伯母家,便觉得没什么话可讲。伯母也不讲,我们沉默了三四秒钟,伯母才说:“鸡鸭鹅都养大了……”陈雪华抢过手机,冲我喊:“你伯母问你今年清明回不回来?”接着,陈雪华又喊了一句:“你是她的半个儿子,回不回来你自己看着办……”

我堂弟李亚南也这么问我:“你今年清明回不回去?”李亚南问我时,他在福建泉州。我反问他:“你回不回去?你母亲希望不希望你回去?”电话那头的李亚南不说话。我拨通了堂弟李亚南的母亲、也就是我婶婶权水英的手机。电话那头的权水英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我把该问的话忘记问了,我问的是:“怎么回事?”婶婶急切地说:“兰兰不见了!兰兰不见了!我找遍了整个村子,都不见兰兰。我刚从学校回来,老师说学校放学快一个钟头了,她能不回去吗?学校总共才三个学生,我一个一个地数着他们走出校门能有错吗?”

婶婶的诉说浸着哭泣。我忙劝她:“不要急,想想看,她是不是跟去同学家玩了?想想另外两个学生是哪个村的?”婶婶马上说:“难道去了张家村?我见她几次跟那个女仔一起放学回来……”我忙说:“一定是,不要慌。你的腿曾经摔过,不利索,慢慢走去隔壁张家村找找……”婶婶说:“你先莫跟亚南说,他如果知道他女儿兰兰找不到一定会骂死我。”我说我不会告诉亚南的,你慢慢找。婶婶说:“就怕她去池塘边玩水……我挂电话了啊,我去张家村找找……”

放下电话,我才想起要问婶婶的话。我一定要问,我在等待时间再问。我等到了天黑,等到了晚上八点钟。我实在忍不住,又打了婶婶的手机。但我第一句话问的是:“兰兰找到了吗?”婶婶的声音清脆了不少,是紧张之后的松弛:“我叫了亚娇帮我找,张家村没有。她是跟她江家村的同学走了呢。你说气不气人?她说村里没有第二个同学,她非要跟她同学在家一起做作业……江家村那么远,如果不是叫她姑姑亚娇开电单车去找,天亮都找不到。找不到,我也不想活,活不了……”我松了一口气,也想让婶婶多歇一会儿,便不问她话。婶婶完全放松了口气,说:“亚娇家里也正在下種谷,忙得要死。她自己的小孩都顾不上,先来帮我找……”我说:“这是她应该做的。”我又顿了两秒钟,接着问:“亚南跟你说了他今年清明回不回家吗?”婶婶在电话那头说:“亚南?清明回不回来?他回不回来呢?他回不回来我不晓得……我要跟兰兰做饭了,她刚进门还没有放下书包……这死女仔,就晓得野跑,看她爸回来我不告诉他给她一顿好打……哦,你不要告诉亚南,我要做饭了……”

我给李亚南打电话说:“你妈也不知道你清明回不回家。”我接着问:“你没有跟你妈说你清明回不回家?”李亚南叹了一口气,说:“我不好主动开口。我妈与我女儿两人在家,守着这么一幢大房子。虽说现在生活好了,但还是很辛勤。我回去又能怎么样呢?”李亚南又说:“我爸去世五六年了,她还舍不得丢掉村里分的田。又要送小孩上学,接小孩放学。我听兰兰跟我说,她奶奶经常在喂猪的时候,动不动就用勺子敲打猪的脑壳,每敲一下,竟然都叫着邻居“李秋根”的名字。后来,我再三盘问我妈原因,原来,住在我家后门的李秋根经常半夜翻墙进我家庭院偷柴火,我妈每次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我听了,说:“你在泉州开鞋厂,也算是个小老板,有钱在村里花五六十万盖一幢三层的小洋房,就没钱花几千块钱在围墙上装铁丝网?”李亚南又叹一口气,说:“那样很扎眼,不好看。”我说:“那你建了一幢全村最贵、最漂亮的小洋房就不扎眼?”李亚南叹了口气说:“现在房子好了,到我家来玩的人却少了,连伯母都很少去了……”我说:“不过,话要说回来,你即使一年半载不回去,你妈好歹还有你女儿兰兰做伴,可以跟她说说话呢。”李亚南说:“我女儿兰兰倒是想跟她奶奶多说几句话呢,但她奶奶很少跟她说话。除了问她洗脸了没有?吃饱了没有?冷不冷?热不热?其他话很少说呢。”我说:“你妈跟伯母、跟我妈一样,都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村妇女,你还奢求你母亲辅导你女儿做作业、读课文呀。”李亚南说:“所以,我女儿成绩班上倒数第一,现在读小学三年级了,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她整天听她奶奶嘴里说个不停,都是土得掉渣的村里人说的土话。我女儿兰兰说,奶奶在晒衣服时,跟衣服说话,每晾一件衣服说一通;烧火做菜时,冲着灶台说话,每捅进一根柴火说一通;坐在沙发上,不开电视,只盯着自己的两条腿,一边捶打一边说着话……有时,在被窝里把兰兰紧紧搂在怀里,不停地说着话。我女儿刚开始时,以为奶奶是在说梦话,当她看见她奶奶是睁着眼说话呢,兰兰就有点怕了……”李亚南想了想,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跟我妈说,清明我要回去,一定要回去。我要跟我妈商量,把兰兰接到泉州来,接她到泉州来生活学习,不然,让她把我女儿带成了……”

有一年,李亚南在清明回了一趟家。他向我讲述说,那年回去,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他一进庭院,见庭院堆放着一堆泥土,不,准确地说,是一堆拌着水泥、石灰的沙浆。在阳光照射下,泛着灰白的光泽。紧接着,他走进厨房,母亲正在砌着什么,一只猫从地上跳到饭桌上,母亲骂了一句什么,手一挥,猫跳到了地上。母亲手中的东西也掉到了地上,李亚南捡起来,是一把刀,一把菜刀,一把涂满沙浆的菜刀。李亚南将刀还给母亲,母亲的双手沾满了沙浆。母亲接过菜刀,嘀咕了一句。李亚南突然不认识母亲,他本能地问了一句:“你在做什么?”李亚南的母亲没回话,往一块淡红的砖上抹沙浆,她手中的菜刀笨拙地游走在那块砖的棱角上,她的脚下还堆放着一堆砖,每块砖都面目模糊,蓬头垢面。李亚南大声叫道:“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李亚南的母亲把一块涂满沙浆的砖头往地上砌,嘴里嘀咕:“前两天刚砌好,不合适,推倒重来……”李亚南跳过那堆砖头,又问了一句:“兰兰去哪里了?”李亚南的母亲目光仍未离开砖头:“去玩了吧?”李亚南夺过母亲手中的菜刀:“妈,你这到底是干什么呀?”他母亲说:“妈烧不惯液化气炉,火太冲、太大,吓死人。还是用惯了土砖灶,还是烧柴火好……”李亚南踢了一块砖,说:“那也不该今天砌呀,你早跟我说呀。”

李亚南的母亲不接话,放下菜刀,出了门。随着两三声脚步的,是两三声呼喊:“兰兰!兰兰!”站在李亚南身后的,是他爱人赵小英。赵小英将包放了下来,她的包刚放在桌上,话却提到了嗓子上:“你说,妈這样,怎么跟她提?”李亚南说:“我也不晓得怎么提。”

第二天,李亚南拎了几包礼品去他舅家。李亚南的舅在菜园里锄菜,他的下巴支在锄头把上,眼睛望着远处,怔了两秒钟,说:“小孩是应该去城里接受好的教育,要放在父母身边带。”李亚南说:“请您去我家喝酒,顺便跟我妈说说。”

李亚南的舅一张嘴,他脚边的两三只鸡就“嘭嘭嘭”地跳开了。李亚南的舅说:“把一个小孩吊在身边,你也太累了。亚南体谅你年纪大,双腿行动又不方便,想把兰兰接到他们身边去,让小孩去城市里读书、学讲普通话,将来考清华、北大……”

李亚南的舅还要讲,被李亚南止住了,他撇嘴向舅示意:母亲没在听,她走了,出门去了。李亚南与他舅追出门,见他妈蹲在庭院晒衣架下“呜呜”哭。

李亚南的舅也蹲下来,对我婶说:“要哭,我应该哭得比你还伤心呢。我两个儿子,每个儿子都生了两个小孩,都让他们的父母带到两个地方了,一个地方在上海,一个地方在徐州,两年都没回来。一个女儿嫁出去,最近生了癌症……要哭我们一起哭,你去你老公坟前哭,我去我老太婆坟前哭。反正快到清明了,你喊得满山响都没人会觉得奇怪。”李亚南的舅这么一说,我婶反倒不哭了。李亚南忙去厨房灶边搬了两张短的矮凳来,一把放在他母亲腿边,一把放在舅舅腿边。李亚南的妻子赵小英走过来,说:“妈,如果你舍不得兰兰,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泉州,你跟兰兰待在一起。你可以跟她睡在一起,接送她上学、放学。平时还可以跟我们做做饭、看看店……”

赵小英还想说什么,见我婶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不晓得哪句话说错了,便不敢再吱声了。李亚南的舅说:“这次我要站在你们妈的这一边,为她说几句话啊。你们说要她跟你们去泉州,首先要问她自己愿不愿意去。她这么大把年纪了,人生地不熟,大字又不识一个,普通话也不会说一句,去那里你们有工夫陪她聊天?她有比在老家自在?她一个人不被闷死?”我婶转着头,盯着那根瘦得干干枯枯的晒衣架,说:“去外面闷死,还不如在家里闷死……反正都是死……”

李亚南说:“妈,您不要说气话,我们也是没办法,要理解我们呀。人家二伯母不是跟他儿子亚民去了南京吗,人家有三年没回来呢。二伯母不也跟你一样,不认得半个字,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她还不是生活得好好的?”我婶眼泪都没擦,突然抬起头,冲李亚南喊:“你二伯母在南京生活得好不好,你们年轻人,你们做子女的哪个晓得?”

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李亚南打我电话,头一句是问:“我伯母你妈在南京生活得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的思维有点混乱,我只是反复地唠叨:“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呢……”最后,我回复李亚南一句:“前两天我去看她,她好像很不高兴呢。”

李亚南问:“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呀?”实际上,母亲一年前就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又实际上,我半年前也搬出了好不容易才成的那个“家”,住在了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前妻头也没回,搬走了属于她的东西,不知所踪。这样的时刻,我做梦都没想到。再实际上,我们之前的一家四口人,现在已经分居四处。

我们三个人都为儿子让路,只有他住在了我们之前称之为“家”的地方。我与前妻从民政局走出来之前,儿子就料到了会是这种结局。他说,你们离了,我不想离开这个叫“家”的地方。我与前妻在人生与感情的问题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观点都不一致,唯独在对待儿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夫妻离婚最棘手、也是最伤人的,就是房子。而我们尽管每天吵两三次架,但一提及房子,几乎是异口同声:让给儿子。

母亲邓爱华哭着对我说:“我晓得,你们过不到一块儿,有一半原因是我。我也说了一百次一千次送我回去……”我粗暴地打断她的话头:“你回去,你回去做什么?家里是有老公还是有儿女?你舍不得那间漏雨的破房子是吗?你想在里面闭眼睛是吗?”说到这里,我见母亲抿着嘴,皱着眉,闭着眼睛,再一次流出了泪。

我再一次伤了母亲的心。我曾无数次这样向独在异乡、孤独无助的母亲连施毒箭,母亲的心早已伤透了。母亲蹒跚地跌向阳台,望着对面灯火次第的楼房说:“跟我租间小房吧……”

放弃房子,让给儿子,过户、登记……不到两个小时就走完了程序、办完了手续。我们三人彼此都没说话。儿子就站在旁边,我却对街边的一棵树说:“明天我搬到单位去。”前妻就站在儿子旁边,她却对着一辆不断移动的公交车说:“我有新的生活,谁也别管我。”儿子站在我俩中间,但他没看我们,他低着头,狠狠地踩了一下烟头,轻轻地吐出一个字:“操!”

我来不及顾及属于我的东西,忙着去单位周边为母亲寻找房子。显然,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间房子都比母亲在村里的那间土坯房要好。母亲看都没看,直接将一个装着衣物的包丢在房子墙角一张破旧的沙发上。她盯着墙上一个过气的明星画,说:“都怪我。”我曾无数次听母亲说过这三个字。我在场时,她说;我不在场时,儿子与前妻曾告诉我,她也说。就在刚才来的路上,不到三十分钟,她说了不下十次。“都怪我”——街上每一毫米水泥、街旁每一棵树、街面每一个人、路上每一辆车都听到了母亲的歉意。但它们却毫无反应,依然我行我素,视母亲、视母亲的话为空气。只有我将这位“局外人”捡了回来,放在一间出租房里,并且把她的声音关起来。从此,这间三十六平米的出租房里,每一粒尘埃都飘着这三个字:“都怪我”!

说到这里,李亚南说:“亚民啊,他们老人都爱这么说。”李亚南说:“你现在习惯一个人住吗?”我说:“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不习惯也要习惯。现在我住的地方,房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我特地买了一张很大很柔软的床。因为我是个特别爱自由的人,哪怕在睡觉的时候,也喜欢东翻西滚。现在,再也不必担心开着床头灯看一会儿书就会招来枕边人的嘀咕了。”我特地向李亚南强调:真的很好,有这样一张能包容自由与快乐的床,摆在向阳的地方,每天早上,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那种感觉,让我想表达很多很多——但我不想对别人说,我不想说出来,我写出来,写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一行又一行地写在纸上。最近,我的创作灵感很多,我的创作欲望很强,我的创作数量很多,我突然找到了与生活、与社会、与自己交流沟通的方式与渠道。总之,当我陷入寂寞,却不觉得孤独;当我面对单调,内心却开始丰富。

但奇怪的是,有时,当我独自面对一盏灯、一棵树时,会突然想说三个字,是的,也是那三個字:“都怪我。”我不知道这三个字该对谁说,谁会听。我突然在某个下班的晚上,想回原来的家里看看。我很想去看看我儿子。我多么想在敲开门的时候,不会只有他一人出现在我面前,而是会在他旁边,站着一个与他年纪相仿、身高相等的女孩。

大厅很乱,原来的电视机前的茶几上,群峰耸立,塑料袋、空饭盒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直了一下身子,在沙发上寻找遥控器。六七个背垫耷拉在我身子的两边,我拨弄,翻动……电视屏静默着,冷冷地看着我笑。我不确定儿子隐没于哪一间房。我一间房一间房地找。我先推开洗手间,我捂着鼻子,看见马桶惨白着脸;我推开母亲之前睡的房,光线依然很暗,床上薄薄的席梦思袒胸露怀;我敲主卧室的门,门应答了,自动开了。梳妆台还在,挂衣柜还在,床头那张结婚照的位置给斑驳的墙壁留下了一块纯白。我放轻脚步,在儿子以前住的房门前停住了。我不敢敲,我压低声,问:“儿子,在吗?”没有回应。我音量不大反小:“儿子,儿子,你在吗?”三四秒钟后,门那边“咔嚓”一声响,我连忙在门的这边转拧了一下门锁。门慢慢开了。

儿子打着赤脚,眼睛好像盯着他的脚丫。儿子说:“你也是来搬东西的吧?看看还有哪件东西忘记搬了,都拿走吧。”说完,他转过身,飘到窗前,望的是窗外。窗外的风景我很熟悉,一条江,江面狭小,逶迤蜿蜒。我没接话,退出房间,我将几个字吐了出来,那几个字在昏暗潮湿的走廊上怯怯地弥漫着:“我来看看,就是来看看,不行吗?”

儿子追了出来,他的话赶在他嘴前疾行:“你们把我扔在一堆遗弃的物品中,不闻不问。你们搬走了电冰箱、洗碗机,为什么不拆走燃气灶?你们把纱窗都卸了,为什么不把窗帘也扯掉?……”儿子将话语赶到阳台上,阳台空阔明亮。儿子仰望天空,长吸了一口气,说:“不过这样也好,总要学会一个人生活……”我小心地挤出一句:“你也该找个女朋友了……”说完,我走出了屋外。

李亚南说:“你别光讲你儿子了,你也不用担心他没女朋友,快去看看你妈吧。去问问她,她在城里住得习惯不习惯。我也想清明过后带我妈去泉州与我们过呢。我不晓得我妈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堂弟李亚南。我想,我要回答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妈,也就是二伯母权水英,还有我大伯母刘春秀。最重要的,是我母亲邓爱华——我需要她的答复。

有两天没来看望母亲。我来到她租住的单元,跨过门槛,阴暗的楼梯下,一个弓形的身躯,瘦小的臀部微微拱起。我走近一看:“妈,你在做什么?”母亲直起腰,拿着一小块东西,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然后,径直往屋里走。我跟了上去,问:“妈,那是什么?”我跟上了母亲的话语,母亲盯着手上,说:“糕。”然后,她继续盯着手上,说:“清明,回去……”

责任编辑:易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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