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模式选择

摘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政党治理的模式选择。这一模式以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目标，以自我净化为路径，以革命精神为品格，形成了特有的理论内涵。在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始终保持以革命精神清除党内腐败，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了坚持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面向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需要继续以自我革命精神强化政党治理，提升政党适应性、组织内聚性、政党自主性和社会扎根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政党治理；长期执政

基金项目：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重大课题“现代化视域下的党的建设研究”（SFQZD2101）；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重要论述与深圳实践研究”（SZ2022A003）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9-0031-07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自己锻造成一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法宝。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自身建设，形成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的特定模式。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新时代党的建设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1）。在2023年1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2）可以说，自我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传承和延续，同时也超出了纪律建设、权力监督、作风整治等传统意涵，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政党治理的特定模式选择。这一模式强调以更大的力度强化自身建设，持续保持党的旺盛生机与活力，确保党始终成为引领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本文将从政党治理视角解析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回溯我们党以自我革命开展政党治理的历史进程，并就继续以自我革命精神强化政党治理进行前瞻性思考。

一、自我革命：政党治理视角的理论解构

现代政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即面临管理组织成员、加强政党认同和权力监督的困扰，也就是政党治理问题。政党治理一般是指一个政党通过对政党精英、政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管理提升政治活力和政治能力，进而有效开展各项政治活动的过程。政党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内部治理提升政党能力进而获取或巩固执政权力，同时又有效回应外部挑战，以规避政治风险和危机。（3）因此，政党治理既涉及政党自身的治理，也涉及政党与政权、政党与社会等多重关系。不同类型的政党会选择不同的政党治理模式，形成政党治理的特定内涵与外延。比如，欧洲国家的政党治理作为政党政府建构中的政策环境，既包括政党内向型功能建构，也包括政党行为方式、职能定位及影响评估的内容。（4）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政党基于先锋性政党和革命家集团的定位，尤为注重政党的思想坚定性、组织纯洁性和干部先进性，强调通过政党治理建设一个能够引领社会治理的先锋队政党。列宁曾就执政党建设问题强调，“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加入后就有可能掌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行和保持严格的纪律，防止各种有害的渣滓钻进和混入执政党里来”（5）。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自我革命的重要性，并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从政党治理的理论视角来看，自我革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治理的模式选择，并形成其特定的理论内涵。

（一）自我革命的目标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执政权力是政党的生命，也是政党治理的目标。一个长期无法获取政权或影响政策的政党，会逐渐失去党员和群众的支持，进而淡出政治舞台甚至丧失政治生命。比较研究显示，自我革命有赖于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敏锐感知以及自身建设的努力程度。苏东共产党的垮台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如果不注重治理政党的权力腐败，不关注政党与人民的关系疏离，不防范意识形态的堤坝崩塌，就很容易因外部势力的干预或者人民群众的抛弃而垮台。因此，一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执政党往往自身意识不到潜在的危险，缺乏自我修复和自我提高的能力，无法有效地应对突如其来的挑战，进而可能在危机中丢失执政权力甚至解体。

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最核心的目标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防止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居安忘忧、腐化变质。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温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延安“窯洞对”，提出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他指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6）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极端艰险的革命斗争环境，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如果党不能确保军事策略的正确性，不能确保政治坚定性和组织统一性，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就很容易在敌强我弱的革命形势下失去政治生命，因而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较少遇到来自外部的明显挑战，党内一些干部难免滋生惰性思维、守成心态、自大意识，忘记初心使命，也容易与人民群众日渐疏离。因此，坚持自我革命，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我们党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前提。

（二）自我革命的路径是开展内向治理

作为政党强化自身监督的制度安排，政党治理具有多种方式。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治理多来自外部监督，具体包括：一是依赖于国法监督。党纪监督仅限于党内，只处置本党党员违反党纪、损害本党形象的行为，并不涉及对于其违法行为的审查和处置。但是，党纪在国法之内，党纪受国法监督。（7）政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必然要被纳入国家法律的监督范畴。二是依赖于反对党监督。如果政党执政后不能有效兑现竞选承诺，满足选民的利益诉求，或者出现严重的权力腐败及政策失误，那就要接受选民的选票惩罚，在下次选举中被赶下台。三是依赖于社会监督。如果政党精英出现腐败丑闻被媒体追踪报道，则很容易造成该政党精英辞职下台，甚至牵涉到政党的执政地位。在一党长期执政体制下，政党监督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内部监督。在外部制衡效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执政党没有建构起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就很容易导致政党腐朽衰落，被人民所抛弃。例如，马来西亚的巫统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步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党内经济腐败、集团腐败、领袖腐败和制度腐败交错纠缠，政党形象一落千丈，直接造成执政集团内部分裂和执政基础崩溃，并最终失去执政地位。（8）

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重要背景是，党自身的组织规模、政治势能、政治影响决定了其他政治力量的监督作用无法与党的自身监督相提并论。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成为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构建起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将党的领导全面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同时，党不断推动党的组织向基层社会延伸，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党的影响覆盖到最基层的社会细胞。在这一背景下，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效力相对有限。作为内向治理形态，自我革命是一种刀刃向内的政党治理过程，是党依赖于自身力量自上而下开展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其中，自我净化是通过清除杂质、切除病灶、祛除病毒的方式来确保党政治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先进性、组织上的纯洁性；自我完善是通过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自我革新是指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实现自我超越，破除僵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自我提高是指跟进环境变化和形势要求，不断提升能力和本领，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三）自我革命的品格是以革命的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在党的政策话语体系当中，自我革命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从狭义上看，自我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与党内监督、权力约束、惩治腐败、纪律执行、作风整治等含义相近，指通过消除组织内部的腐败顽疾，提升自我净化和自我监督能力。新时代以来，自我革命的内涵得到丰富和扩展，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外延。自我革命可以被看成是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同义词，内含党的建设的多个维度，涉及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9）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锻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

自我革命本身蕴含了以革命精神强化自身建设的内容。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获得执政地位。进入执政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强调保持革命的精神，以刀刃向内的方式强化党的自身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10）之所以强调继续以革命精神强化自身建设，原因就在于：在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先于外部监督，重于外部监督。权力监督的一般理论认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官员个体，也适用于一个政党。在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外部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政党往往很难下定决心解决自身的权力滥用和政治贪腐问题，也容易丧失理想信念，脱离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自我封闭，最终丢失政权甚至退出历史舞台。相比于外部监督，执政党往往需要下更大的力气开展自我监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使用“响鼓重锤”“重典治乱”“排毒杀菌”“猛药祛疴”“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自剜腐肉”等等来突出强调以自我革命精神开展全面从严治党所需要的勇气和决心。（11）

二、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历史审视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自我革命为鲜明特色的政党治理传统。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始终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保持“赶考”心态；在思想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坚定理想信念；在组织上始终强调以革命精神清除机体腐败，全面从严管党治吏；在作风上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守党的人民性这一根本属性。

（一）保持政治上的清醒，防范各类风险隐患

政黨治理的目标在于通过强化政党建设来获取或巩固执政权力。然而，对于一些即将执政或者已经执政的政党而言，它们很容易出现权力傲慢，忽略潜在的危机与风险。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防范各类风险隐患，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初衷。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带领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革命危机意识。面临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保持谦卑的“赶考”心态，强调“决不当李自成”。（12）毛泽东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还要战胜自己的骄傲自满心态。

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也具有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持续关注潜在的风险与挑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14），因此必须借鉴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增强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更为系统地阐释了执政风险的分布与类型，包括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四种危险”。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重申，“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种执政忧患意识，时刻警醒着中国共产党人不能骄傲自满，不能裹足不前，更不能居安忘危，要始终以“赶考”心态迎接执政过程中的风险挑战。

（二）保持思想上的坚定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

政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通过思想建设来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信念和政党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思想建设是确保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初心使命的重要路径，也是党开展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15）。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强调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指导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旗帜，用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6）建党初期，党员成分的多元性和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对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构成了挑战。古田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用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团结队伍。

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展思想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为了防范长期执政环境下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缺失、宗旨意识的淡化、政治信仰的迷茫，党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改革开放之后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先后开展了五次集中学习教育，包括：1990年至1991年，在党员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98年11月至2000年底，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即“三讲”教育；2000年11月，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2004年11月至2006年6月，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9月至2010年2月底，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又先后开展了六次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包括：2013年6月到2014年9月，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面向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面向全体党员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9年5月底到2020年1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21年2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2023年4月，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通过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持续强化党员干部的宗旨和使命意识，提升党性修养，筑牢思想之基，成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集中体现。

（三）保持组织肌体的纯洁，清除党内腐败

腐败问题是任何政党都会面临的问题，加强政党精英的纪律监督是政党治理的重要难题。政治学的一个普遍公理警醒世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是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也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反对权力腐败作为政党治理的核心问题，强调以自我革命精神清除腐败现象。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党员派到其他地区工作或到党外进行活动，必须受当地党的执行委员会最严厉的党内监督。（17）党的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明确由其行使党内监督权力。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指出：“腐败分子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8）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腐败的严重程度也相应增加，腐败的危害性进一步凸显。邓小平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9），尤其是要加强制度建设，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20）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以自我革命精神清除腐败现象，全面从严管党治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2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反腐败斗争，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清朗政治局面。从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涉及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22）党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制定修订完善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为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提供了制度支撑。截至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718部。上述反腐败的成效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自我革命也善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四）坚守党的人民性，密切党群关系

密切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巩固政治基础，提升政党能力，是政党治理的重要使命。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这也是开展自我革命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23）中国共产党不仅将人民群众作为执政基础，还时刻将脱离群众作为最大的政治危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把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革命胜利的关键。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4）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25）为了防止脱离人民群众，党专门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行为规则，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26）为了防止脱离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三反”运动、“四清”运动等，以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等脱离群众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也根据形势变化被赋予新的内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归纳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群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27）“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成为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形象表达。在具体工作当中，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成为党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新时代以来，中央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史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把密切党群关系作为贯穿其中的主线，教育党员领导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为根本使命。

三、继续以自我革命精神强化政党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28）面向新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需要把自身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此，需要继续以自我革命精神强化政党治理，提升政党适应性、组织内聚性、政党自主性和社会扎根性。

（一）增强忧患意识，提升政黨适应性

自我革命体现在对待执政权力的态度上，就是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和自省意识。政党适应性是指执政党能够敏锐感知内外部的执政危机、风险与挑战，并及时作出回应和调适。长期执政的政党容易生成执政惰性，体现为执政党丧失对外部危机的感知能力、根植社会的组织能力、公共政策的调适能力以及党内腐败的自愈能力，进而导致精英分裂、认同流失、组织解体，并最终丧失执政地位。（29）执政时间越长，执政危机意识越可能趋于淡化，执政惰性越可能增强，也越容易忽略潜在的执政风险和危机。在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风险”和“四种考验”将长期存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面临的环境也日趋复杂。

提高政党适应性，就是要关注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并及时应对。尤其需要关注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数字化浪潮带来政治环境的变化。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移动终端广泛普及，圈层化传播、碎片化阅读和流量式舆论成为趋势，形成全新的政治场景，并导致社会观念异质化和无中心集体行动的增加。因此，党要充分借助于数字信息技术的即时性和互动性优势，深化党内与党外的双向沟通，拓展普通党员和群众的参与渠道，拉近政党与社会的距离，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二是国际势力介入带来党群关系的变化。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党员干部既需要提高辨析大势的能力和敢于斗争的本领，还需要提升防范外部势力借助国内问题争夺群众的能力。面对复杂变动的国际环境，我们党既要注重防范风险，将各种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也需要不断增强执政本领，提高执政绩效，引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二）强化政党认同，提升组织内聚性

自我革命体现在对待思想建设的态度上，就是要强化政党认同。组织内聚性是一个政党通过政党纲领、指导思想及重要政策主张来实现对全体党员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凝聚，实现政党认同的目标。政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党员成分多元化、利益观念异质化、工作境遇复杂化，对党的组织内聚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比如，经济新业态迅猛发展，催生了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网红主播等新就业群体。这些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流动性强、工作时间长、生活压力大、社会保障不健全，对于他们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亟待加强。同时，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与社会分化的加剧，不同阶层党员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政治信念的差异也不断加大，如何强化不同阶层党员的政党认同成为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提升组织内聚性，要求党的思想建设覆盖到党的组织的各个层级、各个领域，提升各级各类组织和广大党员对党的思想认同和政治认同。一方面，坚持守正与创新原则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要把握和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旨，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和先进性，提升其对于党的前进方向的引领力以及对于社会民众的感召力。另一方面，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的创新理论要因时而变，及时吸纳和回应外部变化，同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拓展包容性并增强覆盖面，提升其对更多社会群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丰富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教育形式，对内可针对不同对象确定不同的学习内容、提出相应的学习要求；对外要构建更具感染力的话语体系，用中国叙事讲述中国道路的实践成就和制度优势。

（三）加强自我监督，提升政党自主性

自我革命体现在对待党员干部的态度上，就是要实行严格的纪律约束。政党自主性体现为执政党推进自我净化的主动性和超脱性，进行自我革新的的统筹力和驾驭力。腐败是政治之癌，也是政党之祸。从严治党关乎政党的生命，一个无法保持廉洁自律的政党很难向外展示能够成功执政的形象。从制度安排上看，我们党构建起多种监督形式，包括民主党派、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的监督等，但从监督力度和深度来看，上述监督形式还难以对执政党发挥有效作用。“没有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30）中国共产党只有以无私无我的立场摆脱私利纠缠，才能真正做到刀刃向内、壮士断腕、刮骨疗毒。

提升政党自主性，首先要健全自我监督的制度规范体系。要构建以党内监督为基础，各类监督相互贯通、系统集成的监督体系；健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视监督、派驻监督等党内监督体系，推动形成纪检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相协同的监督合力。（31）其次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要把反腐败作为一场整体战，从思想教育、政治监督、干部管理、纪律执行、作风整治、制度完善等维度构筑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要加强源头治理，从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等方面入手从严管权治吏。最后是善于将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进行有机结合。勇于接受党外监督也是我们党展现自我革命精神的另一种体现。要通过完善党外监督的各种制度安排，如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社会组织监督等，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衔接互补，推动党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四）密切党群关系，提升社会扎根性

自我革命体现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就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是政党治理的核心问题。社会扎根性是衡量政党与群众关系的重要维度，是一个政党通过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关联与互动，从而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政党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密切党群关系是党长期执政的稳固基石，脱离人民群眾的风险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风险。与通过周期性的竞选来获取民意、修正纲领相比，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需要主动感知民意的变化，主动适应利益分层的复杂形势，主动研判各类政策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措施，回应群众诉求。坚持人民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最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32）

中国共产党既长期掌握国家政权，也全面引领社会发展。提升社会扎根性，一方面要通过制定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来回应基层群众的利益关切。应通过政治协商、政策咨询、民间智库、社会舆论、基层参与等形式，主动捕捉群众利益诉求的“信号”，把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作为政策调适的方向。另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党与基层群众的密切联系。党要通过密布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加强与基层社会的沟通。基层党组织要变垂直性、科层化组织指挥体系为扁平化、双向式的党群沟通机制，把融入群众、服务群众和引领群众作为最重要的使命任务。要将解决群众关心的小事、麻烦事、揪心事作为党群服务的重点，强化基层党组织扎根社会、整合社会和回应社会的能力。

注释：

（1）（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23年第1月10日。

（3） 陈家喜等：《政党治理的中国经验：理论建构与案例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7—40页。

（4） W. C. Miiller and H. M. Narud， Party Governance and Party Democracy， New York： Springer， 2013.

（5）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页。

（6）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7） 陈家喜、黄卫平：《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党纪监督的做法及其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8）（29） 陈家喜、滕俊飞：《比较视域中的马来西亚政党体制转型：执政惰性的理论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10） 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求是》2019年第19期。

（11） 尹渊：《深刻理解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6期。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7页。

（13）（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162页。

（1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

（15）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17） 《中国共产党党章史话》，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18） 青岚湖：《解放前毛泽东处理的五件腐败大案》，《文史博览》2007年第9期。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21）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8年6月15日。

（22） 孟祥夫：《党的二十大举行第二场记者招待会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8日。

（23）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2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27）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28）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22年1月19日。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91页。

（31） 肖培：《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党建研究》2022年第12期。

（32） 李从军、赵承、李柯勇：《面向未来的赶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访记》，《人民日报》2014年3月24日。

作者简介：陈家喜，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长，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深圳，518052。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