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生意人：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研究(1907—1937)

王长欢

满铁附属地是指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接收的中东铁路南满段及其附属铁路用地，并逐步发展为包括长春至大连段、南关岭至旅顺段、大房身至柳树屯段、大石桥至营口段、奉天(今沈阳)至安东(今丹东)段，宽度20米到400多米不等的铁路沿线用地及大小不等的市街。早期满铁附属地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经营下，因交通便捷、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不承认中国政府课税权等优势，吸引了不少商人迁入，其中不乏中国商人(以下简称“华商”)。

国内学界关于近代东北地区商人的研究主要涉及商人营业特征、商人组织、商人的社会治理活动等(1)有关近代东北商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程美秀：《清代山东商人在东北经商述略》，《北方论坛》1995年第6期；王景泽：《17 世纪至19 世纪中叶东北地区的商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张晓红：《近代东北地区棉纺织品商人的活动及其性质——以奉天“丝房”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王晓影、佟银霞：《试论清末民初东北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董瑞军：《近代东北商会研究(1903—1931)》，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大任：《嵌入性治理——近代东北商人群体与乡村基层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王大任：《来自商人的“人情贷”——近代东北乡村商业资本对乡村基层社会网络的嵌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等。，而对东北地区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虽有安生一篇介绍满铁经营附属地引诱华商前去营业的文章，但亦主要围绕日本资本的扩张展开，未见有关华商群体经营的专题性研究。(2)安生：《满铁“附属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现代日本经济》1990年第2期。日本学界对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研究首推大野太幹。大野认为，满铁附属地华商商务会作为附属地内华商群体的代表性组织，从成立、发展到被吞并，始终是日本控制下的华人商会。(3)大野太幹「満鉄附属地華商商務会の活動──開原と長春を例と して──」、『アジア経済』第45巻第10号、2004年10月；「満鉄附属地華商と沿線都市中国商人——開原·長春·奉天における状況」、『アジア経済』第47巻第6号、2006年6月；「満鉄附属地華商商務会——日本行政支配下の商会」、『現代中国研究』23号、2008年10月。事实上，华商群体在满铁附属地从自主发展到被日方控制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长春、开原、奉天、四平街、公主岭等贸易较为活跃的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为考察对象，探讨其1907—1937年间的发展变化及特性，力图还原这一特殊地域内华商群体的真实样貌。

一、满铁对附属地营商环境的打造

日俄战争后，满铁作为日本“经营满洲”而设立的执行机关，在接手铁路附属地之初发现，除背靠奉天、营口等商业较为发达城市的附属地有所发展外，其他沿线众多的铁路用地全是一片荒芜或是基础设施欠缺的农村，如瓦房店不过是10余户农家的小村落，完全没有商业活动，开原站附近也是茫茫荒野，公主岭、头道沟亦是偏僻乡村。因此，为尽快将附属地发展成为周边的商业中心地，招徕商人投资贸易，以实现经济掠夺的目的，满铁开始打造附属地的营商环境。

首先，在满铁附属地设立专门的粮栈区。近代东北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特产物如大豆、豆饼、豆粕等农产品贸易，因此，多数商人从事特产物及其相关产品的交易。满铁以吸引商人流入为导向，划分附属地功能区为住宅区、商业区、粮栈区、工业区。其中商业区(以火车站为中心的主要交通干道及道路两侧商铺聚集、交易往来频繁的区域)和粮栈区(保管和交易东北特产物的区域)完全服务于贸易，两区占附属地内街区总面积的64%。(4)「新京管内」、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下巻、龍渓書舎、1977年、379頁。

其次，满铁附属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附属地以车站为中心，初期的道路规划以周边辐射区域为重点，路宽以能通过荷马车(东北地区农村运输特产物的主要交通工具)为宜。(5)「満鉄附属地行政」、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巻、龍渓書舎、1977年、205—206頁。交通建设加速了附属地内外商客的往来和货物流通。

再次，满铁攫取中国政府在附属地的课税主权，造成附属地内外课税有轻重之分，这亦是引发华商流入满铁附属地的重要原因。华商进入附属地居住和经商，按满铁的规定需要缴纳公费。(6)依照《附属地居住者规约》，附属地在住居民缴纳的公费分为课金和手续费。课金分为按户征收和按种类征收两种，早期是按户征收，即根据居住者的资力等级征收，一等一年一户4元50钱，二等一户一年3元50钱，后满铁统一了税率，并于1914年将所有附属地划分甲乙丙三级，按级缴费，最终课金缴纳方式更改为附属地内所有居民均分；按种类征收主要指对各种物品和行为征税，行为的客体有艺伎、酒妇、中介、戏剧、游乐场、屠宰场等等，分为收益税、消费税、交通税等等。手续费指使用附属地内公共设施的费用，如火葬场使用费、幼儿园保育费、图书馆使用费等。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满铁附属地华商多为行商或只身一人，即在附属地内有店铺但不居住于此或在附属地内居住但不构成一户，因此，其不需要缴纳课金，仅支付手续费(7)「満鉄附属地行政」、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巻、112頁。，并且附属地手续费的六七成以行政费名义由满铁会社承担。(8)「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の設立」、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巻、147頁。与此相对应，华商在附属地外营业需要缴纳的税目繁多，加征税费更是常事，并且同一税种附属地内外税率亦有差异。如1921年长春税捐征收局所征酒税，城内税重，头道沟满铁附属地税轻，“同一开设烧锅、同一自由卖酒，税额轻重悬殊”，于是“长春城里烧商避重就轻，相率迁入，以图省税”。(9)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再看奉天省的情况，1928年外地输入物品进入省城市场，要纳5%的输入税和2.5%的销场税。为了避税，许多华商在满铁附属地内开设分店。(10)《奉天省及吉林省ノ税制》，国家图书馆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9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250页。

华商在满铁附属地之外承担了名目繁多的税捐，增加了经营成本。相比之下，满铁附属地因相对规范的商业环境、便利的交通、低廉的税费，引得商人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华商。到1936年，在满铁附属地内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总人数为123394人，其中华商占比达65%、日商为29.7%、朝鲜商为4.8%、外商(除日商、朝鲜商以外的西方商人)为0.5%。(11)「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の設立」、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巻、153頁。

二、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早期发展

附属地之外的华商在满铁附属地营商环境的吸引下，基于趋利本能，纷纷向附属地内派遣代表或开设分店。因此，早期满铁附属地的华商从附属地之外迁移而来，其经营的店铺作为附属地之外商店的分店而存在，与附属地外的华商资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公主岭华商商务会初代协理李魁元，于1908年作为粮栈泰和顺分店的经理进入附属地；四平街华商商务会长冯魁章，于1909年作为奉天城内天益长分店店长进入附属地；1917年当选为头道沟华商商务会总理的李焕章，于1910年作为营口东永茂长春分店的经理前往满铁附属地头道沟。(12)「1.支那商務総会ニ関シ取調方ノ件 大正六年十月/分割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0074345400、各国商業会議所関係雑件/支那之部/支那商務総会ニ関スル取調(3-3-5-5_4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满铁附属地之内的华商群体是在附属地之外华商资本的支持下开展经营活动的。

首先，满铁附属地内的华商为保护行业利益、规范商业秩序，成立了商人组织，即华商公议会或华商商务会(13)华商公议会和华商商务会只是名称上的差别，如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开原附属地，1933年仍使用华商公议会的名称。。早期满铁附属地内华商组织以特产物贸易商为中心，具有同业公会性质。如长春头道沟满铁附属地1909年以27家粮栈商人为成员，成立了头道沟公议会(14)「満州国に於ける商工団体の法制的地位：在満邦人商工会議所及び満人商会に就て」、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産業部編『産業調査資料第12編』、1937年、44頁。；开原附属地于1910年2月设立了开原华商公议会，成员都是从事粮栈、油房等与特产物贸易密切相关的商人。瓦房店华商公议会于1912年设立，成员主要是从事大豆、豆油、豆粕的特产物贸易商。(15)「満鉄附属地行政」、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巻、90頁。公主岭华商商务会于1914年创设，会员同为特产物贸易商。(16)《満州二於ケル商業団体》，国家图书馆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9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359页。

其次，满铁附属地华商制定附属地内特产物交易规则，引领附属地的贸易发展。如头道沟华商商务会下设粮行，并制定“交易时间、交易资格、豆货品质以及度量标准”等,其粮豆交易在“新市街”即头道沟附属地，资本融通在“旧市街”即附属地外的长春城内。此外，华商商务会还垄断了满铁附属地内的特产物交易，不许会员以外的粮谷商在粮行进行交易，若外商有购买豆货之意，“必须由在会粮谷商经手”。(17)「1.(題名な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0105100、取引所関係雑件/長春取引所(3-3-7-39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华商在特产物交易上的主导地位，甚至迫使满铁会社不得不按照华商商务会的规章行事。(18)「公主嶺管内」、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下巻、242頁。经过初期的发展，满铁附属地内华商特产物贸易不断扩大，如头道沟1916年一天的交易“钱行一百二三十万元，粮行六七千石”。日方认为，华商的特产物交易体系经过初期发展不断完善，满铁附属地内外华商在相互扶持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一方势力”。(19)「2.長春取引所 長春信託株式会社/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0105200、取引所関係雑件/長春取引所(3-3-7-39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早期满铁附属地华商与具有实力的日商关系以合作为主。日本取得南满铁路经营权之后，为了将其势力进一步渗透至东北腹地，开始怂恿日商沿铁路线渗透。具有实力的日商以三井物产会社为代表。三井物产于1907年开始派员进入东北内地收购豆货，“尤为重视与交易伙伴东永茂和西义顺的关系”(20)吴起：《从晚清时期的东北豆货业看日商与华商的关系——以三井物产会社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4期。，而满铁沿线的开原附属地、头道沟附属地都有营口东永茂设立的分店。中小日商(主要从事零售业)多听从日本政府“开拓满洲”的号召，从大连等港口城市北上或从日本本土而来，其实力远不及华商。如1909年，头道沟附属地在住日本人有26人，其中从事商业者仅1人。(21)外務省通商局『在支那本邦人進勢概覧』、1915年、24頁。同时期在瓦房店满铁附属地“日商仅数人，限于零售业，销售额一年几万元”，华商则在出口商和农民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最高年贸易额在60万元左右”。(22)「瓦房店管内」、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中巻、龍渓書舎、1977年、87頁。

在社会事务方面，满铁附属地内华商积极参与排日运动，维护附属地内华人的权利。如1913年3月，长春满铁附属地因日警滥用司法权，短期内出现数起虐待华民事件，尤以德发合粮栈与三井洋行纠纷最为严重，导致华民缢死。面对日警任意逮捕、杀害中国公民的暴行，满铁附属地内的华商跟随联合城内总商会，参与排日运动，其目的是抵制三井洋行为首的日商。这场运动影响广泛，奉天总商会、营口总商会、安东总商会均参与其中，并且波及北满铁路沿线地区。对此事件，驻长春日本领事在致日本外务大臣及关东都督的报告中对满铁附属地华商“即享受了利益，反日情绪又不断滋生”表示不满。(23)「目次」、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0247500、支那人日本品「ボイコット」一件(日支交渉前後)/対長春三井洋行事件(3-3-8-3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由上可见，早期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在附属地外华商资本的支持下，在附属地内站稳了脚跟，并在经济上控制了特产物贸易，在社会事务上也保持其独立自主性。

与此同时，日本商业势力经过几年的扩张，到1914年，东北地区的日商达4万人之多，相比1907年增加了近3倍。增加的日商多从事小型零售业。(24)外務省通商局『在支那本邦人進勢概覧』、1915年、6頁。这些从事小型零售业的日商亦希望从东北的特产物贸易中分得一杯羹，但未获得参与其中的机会，其原因是华商在选择交易伙伴时，“拒绝资金薄弱的中小型日商”。(25)「開原管内」、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下巻、85頁。根据学界的研究，三井物产从港口城市进入东北内地收购大豆时，在尝试从农民手中直接收购的同时，“并没有断绝与粮栈的关系”。实际上“三井物产派到东北内地的职员大多通过粮栈收购大豆”，换言之，像三井物产这样的大型日商此时亦无法脱离华商直接收购豆货。整体来看，日商在满铁沿线地区的发展因附属地内外华商联合控制了特产物交易而困难重重，此种情形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野心存在差距，加之忌惮于附属地内华商的反日势头，日方开始对附属地内华商群体施行压制和拉拢的双重政策。

首先，日方以满铁附属地为切入点，以“整合附属地日支商人”为借口，着手建立日方主导的特产物交易体系。根据关东都督府令，大连特产物贸易所于1913年2月设立，9月开始营业，这是日本特产物交易所之嚆矢。1916年，长春、开原满铁附属地特产物交易所设立，1919年，四平街、公主岭、铁岭、奉天、辽阳满铁附属地亦先后设立特产物交易所。(26)「満州に於ける日本取引所」、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庶務部調査課『満鉄調査資料第八十六編』、1928年、3—7頁。这些日本“官营”的特产物交易所，粮豆交易价格以日本的金本位制为标准，交易方式分为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两种，期货交货日期限定在3个月或4个月以内，超过期限需向所长(由日本人担任)请示。同时，信托株式会社为交易提供担保和清算事务。

中方对日方争夺特产物贸易主导权颇为不满，华商群体奋起抗争。如头道沟的华商希望“满铁能够体谅粮行、钱行都是商务会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同意将粮行、钱行转变为“关东州和满铁共同保护下的公共机关”，但要求“中日双方对半申购”信托株式会社的股份。(27)「2.長春取引所 長春信託株式会社/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0105200、取引所関係雑件/長春取引所(3-3-7-39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开原附属地的华商就贸易方式批驳满铁，主张采用惯常的“旧交易方法”。此外，中国政府也努力发展紧邻附属地的市镇，以吸引华商回流，如紧邻开原附属地的小孙家台、紧邻铁岭附属地的义和屯，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700余户的大村落”和“拥有300户的小镇”，并且“附属地内的商业也显示出向这些村落转移的趋势”。(28)「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0111800、取引所関係雑件/開原取引所 鉄嶺取引所 附 関東州内重要物産取引市場ニ関スル勅令改正ノ件 第二巻(3-3-7-39_3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其次，日方从资本层面拉拢华商。面对因特产物交易主导权受到挑战而失意的附属地华商，满铁同意华商商务会的请求，由满铁、日商、华商三方合资，为附属地内特产物贸易商提供金融支持。如头道沟信托株式会社中“附属地华人占5000株、满铁1000株、日商4000株”。(29)「2.長春取引所 長春信託株式会社/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1090105200、取引所関係雑件/長春取引所(3-3-7-39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开原附属地的王执中(华商公议会会长)、马秀升(华商公议会副会长)、孔英臣(华商公议会议事员)等有实力的华商还与川岛定兵卫等日商集资100万日元，设立开原银行。(30)日清興信所『満洲会社興信録』、1923年、423頁。此外，20世纪20年代前后，满铁附属地华商随着自身实力和人脉的积累，与附属地外总店的关系日渐疏离，对附属地外商业资本的依赖程度亦有所降低，这种情形给满铁和日商以可乘之机。如孔英臣于1918年宣布脱离开原城内的同兴栈独立，并与日商横山述太郎合资开办了开原中和株式会社，主营特产物和煤炭贸易。(31)日清興信所『満洲会社興信録』、436頁。事实证明，日方拉拢华商的真实意图是借助附属地华商资本以扶植日商势力。

此外，日方还攫取中国政府对附属地的税收主权。华商为避税迁往满铁附属地，这毫无疑问影响到东北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因此，中国政府派遣税捐征收员多直接进入附属地对华商征税。如开原附属地内出现“清国孙家台税捐分局员避开附属地的日本警察，进入附属地向清商征收各种营业税”的情形。(32)「6.鉄開原商業事情 明治四十五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6080781000、鉄嶺領事館報告書(6-1-6-7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满铁附属地属于中国领土，东北地方政府在附属地内征税合理合法。但日方曲解相关条款，认为中方征税是“不当课税”，多次向中方交涉并严加防范，并向附属地边界增派警力，严防中国税捐征收员进入。同时，满铁于1913年颁布的《附属地华商商务会通则》(以下简称《通则》)，更是从“法理”上将附属地华商纳入满铁管辖范围，其意图不言而喻。面对日方的逼迫，东北地方政府改变征税方式，与附属地华商商务会谈判，要求其代征税费。如在长春附属地，1914年11月，时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的饶昌龄针对“华商躲藏在租界，依靠外国庇护拒绝纳税”的情况，下令“通过该处商会(头道沟华商会)对华商现行贸易征收销场税和牙税，商会中的李子骞(会长)代为征收，每月将税金送往长春税捐局”。(33)《吉林省长公署为令财政厅加提长春头道沟商会代征税款事的训令》(1917年12月25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101-6-851。

综上所述，以满铁为代表的日方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并扶植日商势力，从特产物贸易和资本两方面削弱附属地内华商对附属地外华商资本的依赖，从而达到分化华商群体的目的。同时日方还阻挠东北地方政府对附属地华商征税，以此削弱中国政府对满铁附属地的掌控力。

三、20世纪20年代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双重性

20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主导的特产物交易体系不断冲击着华商既有的交易体系，如开原满铁附属地日本特产物交易所“年交易量多达60万吨”，几乎垄断了该地区的特产物交易。脱离了附属地外华商资本的附属地内华商，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日本，逐渐蜕变为日本统治下的商人群体，首当其冲便是附属地华商组织的成立和运行必须获得满铁的许可和监督。

根据《附属地华商商务会通则》规定，华商会主要在四个方面受满铁的控制：一是总理、协理必须经满铁会社总裁认可，评议员也须经满铁会社地方事务所主任认可；二是章程的变更、重要业务的开展须经满铁会社同意；三是允许日商加入华商会，并允许满铁会社派驻代表；四是每年接受满铁会社的会费资助。如长春头道沟华商会在首任会长李子骞(1909—1917年任会长)任职末期，将华商会“章程”变更为“本会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长春附属地中华人商工业者的组织”，同时也“接受长春附属地在住日本人的加入申请”。1917年，华商会默认由在满铁任职的上田贤象出任帮办(34)「1.支那商務総会ニ関シ取調方ノ件 大正六年十月/分割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0074345400、各国商業会議所関係雑件/支那之部/支那商務総会ニ関スル取調(3-3-5-5_4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并从1921年起，每年接受满铁会社补助金3000元。(35)「新京管内」、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下卷、539頁。

此时，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与东北地方政府在缴纳税费方面亦存在矛盾。20世纪20年代，满铁附属地日趋繁荣，华商也日益活跃，但是附属地华商会的包税额多年没有增加，与其经济实力相比，应收税费甚少。1920年，吉林省财政厅齐文轩和奉天省财政厅厅长王永江在函件往来时谈到附属地华商税费负担少的问题。(36)《吉林省财政厅长齐文轩致奉天财政厅公函 函请查覆铁道附属地征税办法》(1920年2月17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109-9-111。王提议，在长春附属地与城市的交界处实施“堵征”。此举在奉天省亦取得良好效果。(37)《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致吉林财政厅公函》(1920年3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109-9-111。从东北地方政府对附属地内商人的征税方式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对满铁附属地的实际控制力在弱化。

“堵征”能够产生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满铁附属地的地理位置和华商的贸易特点。满铁附属地分散在南满铁路沿线，面积狭小，通过铁路与港口(如大连港)联结，并依靠马车与周围地区保持密切联系。身处附属地的华商深入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收购粮谷，再转售给大型特产物集货商，同时从港口城市的外商、华商处购进一些日用杂货，批发给满铁附属地辐射区域的基层华商或直接售卖给农民。换言之，满铁附属地华商的本质是商人，其完全依赖于周边腹地的吸纳汇聚和扩散辐射的贸易渠道，而地方政府在贸易通道上的“堵征”，如同斩断其生存命脉。如四平街附属地内的货物在运往周边地区的途中，若被设置于边界处的东北地方政府税捐员发现没有纳税，会被当作走私品，缴纳规定税率两倍以上的罚款才可放行，如不缴纳税款则没收货物。附属地华商为避免损失，不得不主动纳税。(38)満鉄地方部地方課『附属地居住者中国税込負担調 大正十二年七月現在』、1923年、42—49頁。如每年新谷收获之时，开原附属地内的华商从附属地辐射区域收购粮食，并在附属地内粮栈自行申报缴纳粮食出产税。因此，20世纪20年代，满铁附属地华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主动向东北地方政府纳税。

此外，华商商务会代表附属地内全体华人，在附属地内外开展各种公共事务。如开原附属地的华商会开办了学校、公共墓地和医院等，并且业务不局限于附属地内，还拓展到紧邻附属地的小孙家台村，开原附属地的华商由此获得“地方名士”的称号。

头道沟附属地华商商务会经营的长春商业学堂在当地甚为有名，培养了众多商业人才。王荆山(1921年任头道沟商务会会长)在城内开设自强学校，获得长春县知事张书翰的赞扬：“至今日十余年间，学校全部由王琳(字荆山)出资运营，我县子民受益无数”。(39)《张书翰呈为私利自强学校购买校址可否免收契税仰祈1928年8月28日致吉林财政厅长荣厚》，吉林省档案馆藏，J109-17-143。此外，由于北伐战争，关内政局混乱，华北民众纷纷避逃东北，为此，华商商务会开设了难民营，救济疲敝的难民。(40)《长春官商合办之难民救济所的正式设立》，《满洲报》1927年4月10日；《四平街难民就机会成立》，《盛京时报》1927年5月6日。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满铁附属地华商商务会在组织运行中，接受日本的监督和公费支持，经济上也与日商建立了商贸关系。同时，满铁附属地华商在“堵征”政策下主动向东北地方政府纳税，并在附属地内外的公益事业上用力颇深，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基本的互动关系。这既有不愿牺牲自己商业利益的考量，亦有不想获得骂名的缘故。这是满铁附属地华商“知时易变”的选择，符合其特有的“双重性”特征。所谓“双重性”，指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即是“华人”亦是“在日人实际统制下的满铁附属地营生的商人”。此特征决定了这一时期满铁附属地内的华商群体不得不对日本和中国地方政府双重依附及左右逢源，以获得生存空间，即“夹缝”中求生存。

四、20世纪30年代初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联合及其走向

20世纪30年代，世界银价暴跌及奉天票的滥发，触动了以银为本位的东北金融体系，满铁附属地内外的华商均受波及。在华商与日商交易时，根据交易所的规定，需要以黄金结算，而银票则大打折扣，业务陷入停滞状态。如“开原粮栈的大豆一斗换金一元四十几钱跌为一斗值金一元二十五六钱”。(41)「分割2」、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8060894400、中国ニ於ケル貨幣関係雑件/奉天票関係 第二巻(E-1-4-0-2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1931年3月，附属地内华商“破产者达126家，其中包含30家资本金在5万元以上的实力商铺”，华商公议会为了减轻华商负担，请求满铁“减免租地、公课、电灯等费用”。(42)《日站华商公议会请日侧减轻诸费》，《盛京时报》1931年3月22日。长春附属地的万合公、三盛栈等实力较雄厚的华商宣告破产。三盛栈系华商商务会会长王明远开办，其“欠债鲜银、满银、边业，三盛栈及栈内物件被抵押”。(43)「分割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8060560200、銀相場暴落及対策一件(銀問題) 第二巻(E-1-1-0-17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资金周转不灵的头道沟华商则要求商务会请求满铁会社“官费改银”。(44)《日站华商萧条 要求官费改银》，《盛京时报》1931年4月5日。长春特产物交易界的重镇协和栈因银贱风波，欠债80万元，最终“交由满铁(协和栈背后股东)整理”。(45)《长春特产界之重镇 协和栈只待整理》，《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与其他地区相比，奉天附属地的状况更呈恐慌之相，据奉天南满站华商商务会调查，1930年9月，“商务会会员破产者就达47家”。(46)《日站华商经营困难 秋节前后有半数倒闭者》，《盛京时报》1930年9月1日。

针对省内商业的不景气，辽宁省政府于1931年初下发了2000万元“辽宁全省农商贷款”，贷款的使用权必须以房屋、店铺、货物作抵押为前提，而附属地华商的财产处于满铁会社管控之下，不允许抵押。附属地华商虽可以向中国银行借款，但必须提交“本区域商会开具的保证书”，然而中国政府不承认南满站华商会的保证书效力。(47)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総務部調査課『満蒙事情』、1931年、45—52頁。

针对上述情形，为团结铁路沿线全体华商，在奉天南满站华商会会长王继周，副会长李玉枢、史旨清的倡议下，拟成立获得国民政府实业部和满铁会社双重认可的铁路沿线华商联合会。对此，满铁、关东厅和日本政府竭力反对。从日方的角度看，满铁附属地的华商始终是“外人”。关东厅警务局长认为，“华人团体和排日分子合流后会造成不稳定局面”。(48)「2.中国」、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8061561000、外国商業会議所並経済団体関係雑件 第三巻(E-2-6-0-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在日方的反对下，这场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联合运动以失败告终。

随着联合运动的失败，满铁附属地华商深陷孤立无援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在于身份的“双重性”。表面来看，银价暴跌之下应能获得中日双方的援助，但是东北地方政府金融呈现乱象，仅扶持附属地外的华商就已力不从心，更何谈脱离自身实权范围的满铁附属地之华商。日本在所谓的“大陆政策”指导下，早已不满足满铁附属地与关东州一隅，而是对整个东北虎视眈眈，妄图将东北全域变成其殖民地，对华人更是严加防范。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下，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被炸毁，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后，社会治安不稳、市面恐慌，这对本就饱受银贱风波摧残的华商无疑是雪上加霜，奉天附属地经营生活必需品的华商店铺一度停业，到9月底才开始阶段性营业，每天营业额多则十余元、少则几元；贩卖水果鲜货的华商，货物积压仓库；特产物贸易及向铁路沿线农村市场销售棉纱布、烟草、面粉等消费品的交易亦因交通不便而被迫中断。(49)「貿易に及ぼした影響」、奉天商工会議所編『奉天商工月報』313号、1931年、37—58頁。到10月中下旬，金融、交通恢复，华商店铺又景气起来。如奉天附属地的同义合丝房、益丰商店因“天气变冷棉布类商品走俏，恢复事变前向大阪派遣店员的惯例，进口棉布”。(50)「商状の推移 支那側に商民の状態」、奉天商工会議所編『奉天商工月報』315号、1931年、34—44頁。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日商在中国东北的地位不断上升，满铁附属地华商与日商形成紧密的“一体”关系。1931年12月，开原附属地从事特产物贸易的华商与日商联合成立开原日满特产商联合会，其目的是“通达相互意志、矫正营业上的弊害、协同一致以图共同发达”。(51)「開原管内」、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下巻、92頁。

1932年3月，在日本操纵下，伪满洲国成立。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为谋求发展，除认同满铁会社的管理外，还必须加强与日伪的联系。1933年，开原附属地华商公议会借改称开原商务会之机，更改了组织宗旨，即“以图与日本方面诸机关紧密联络，以助于日满两国商人的发展”。(52)「開原管内」、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総裁室地方部残務整理委員会編『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下巻、91頁。然而日本不可能止步于此，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国东北经济完全从属于日本。由此，附属地华商群体的发展日益受到日方的制约。

1933年3月，伪满颁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其中经济统制方策提出：“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之重要事业以公营或令特殊公司经营为原则”。(53)《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奉天书店1938年版，第212页。在此政策指导下，日伪当局指定伪满中央银行集中收购大豆，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在北满各地设立收购网点。(54)「事変後に於ける糧桟の変革」、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編『経済資料』第112編、1936年、30—40頁。南满铁路沿线的特产物由日本小财阀设立的100处“瓜谷酿造商店”收购。(55)冷绣锦：《大连近代华商油房业的初步考察》，《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日本对东北特产物的收购政策从根本上攫取了满铁附属地华商的权益。在此背景下，附属地内外的粮栈数量均有所减少。1933年，奉天有华商粮栈30家，而到1935年6月末，仍在营业的华商粮栈仅剩一半。(56)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430页。在课税方面，当初满铁曲解条款，不承认中国政府在附属地内的课税权，而此时则以附属地华商向伪满洲国纳税的形式延续下去，甚至课税更重。如与九一八事变前相比，奉天附属地华商缴纳的税种和税额更多。(57)満鉄地方部地方課編『昭和八年度 附属地ニ於ケル満州国課税調』、1934年。

附属地内外的华商商务会亦难逃被日伪“改造”的命运。满铁会社产业部发行的《在满洲国商工团体的法治地位——关于日本人在满商业会议所及满人商会》指出：“过去经济问题由华商商务会及商工会议所分别请愿，今后两者统一后可以有效地表达代表的意见，另外也能便于理解日满商业者彼此的性情及商业习惯，在经济调查及其他各种经济提携问题上相互收获不少的便利”。(58)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產業部編『満洲国に於ける商工団体の法制的地位——在満邦人商工会議所及び満人商会に就て』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1937年、120頁。经进一步讨论，伪满当局于1937年11月27日在“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商工公会法》，附属地华商商务会并入伪满商工公会。一些附属地内的华商对此表现出更为彻底的利益至上主义，在伪满商工公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如王荆山创办的长春裕昌源制粉公司接受日伪资助，王也担任伪新京(今长春)商工公会副会长；开原满铁附属地华商王执中、马秀升分别担任开原商工公会的副会长和理事。(59)新京商工公会『全満商工公会一覧』、1938年、1—10頁。

为保持伪满洲国表面上的独立，日本开始谋划撤废满铁附属地治外法权与行政权，此举的根本目的是将中国东北彻底殖民地化，为日本即将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服务。1937年11月，日本政府与伪满洲国签订《关于废除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及转让南满洲铁道附属地行政权条约》，规定“日本应将南满洲铁道附属地治外法权及行政权转让满洲国政府”。由此，满铁附属地华商商务会最终被伪满洲国掌控。

结 语

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复杂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满铁附属地华商虽然早期进入日本统治制下的满铁附属地，但在附属地外商业资本的支持下，引领了附属地早期经济的发展，并且在社会事务方面保持独立自主。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亦“华”亦“商”的双重性充分体现出华商的复杂性，也决定了附属地华商不得不在对中日双方的双重依附和左右逢源中获得生存空间。

满铁附属地华商群体的发展史是日本侵华的一个缩影。满铁附属地的华商从1907年进入附属地后，在满铁的压制、拉拢和分化下逐步蜕变为日人掌控下的商人群体。九一八事变后，附属内的华商群体看似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获得了某些发展，但总体来看，其前途日趋没落。